“新闻”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全面地呈现着这个世界？

文_李婕 跨文化传播者

离开从业多年的新闻一线后，我曾策划过一个展览，关于德国两位八十多岁的知名艺术家，导演、作家亚历山大·克鲁格和画家格哈德·里希特合作的两本书。两人在书里探讨了一个重要议题——什么是“真实”，有专门篇幅提到新闻：

新闻世界的基本要素是惊奇。重复受到禁止。最新发生的才是新闻。就像照耀着大都市的灯塔，新闻发生地点形成了一个光环，地球上重要的事物在其中相互交缠、共同呈现。所谓新闻价值，而非事实本身，构成了我们现实世界的日常图景。

书中还讲了其他故事，例如报纸记者在圣诞节和新年跨年之间的周五，为制造吸引眼球的标题，想方设法从警察局发言人嘴里套出一桩杀警事件的“狠话”；在沉船现场，记者如何“用文字把恐怖记录收集起来，把记录串成句子”。

这些来自其他领域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感受，直接回应着我做新闻时的困惑——我们所说的“新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全面地呈现着这个世界？

解困式报道：换个角度做新闻

最近国内新闻业界哀鸣一片：不打马赛克的新闻当事人照片和仅有标题信息含量的跟进、经过剪辑的录音信息源、杜撰的“非虚构”故事、持续的记者离职潮……一个曾让人无比尊敬和自豪的行业，混在大流量的自媒体群中显得身影模糊姿态卑微。

各国政治环境的不同，不同程度影响了业界发展态势。而新技术给媒体形态和功能带来了共同的挑战和机会，媒体内部的创新尝试一直在发生。

2018年底，一张还未发行的报纸The Correspondent在英文世界引起关注，这张英文报纸发源于荷兰语报De Correspondent，打出unbreaking news的口号，直指主流媒体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传统。在一个月内它众筹了26万美元，将于2019年9月在美国正式发行。

2016年，一个叫吉尔登斯特的丹麦记者在TED演讲里，讲述了她在美国华盛顿采访无家可归者的一次反思。当时她找到了一位愿意分享的失业者，是揭示美国失业问题的典型案例。

她按常规采访了解完受访者的悲惨生活状况，准备离开时，受访者却加了个“但是”，接着讲述了这些经历中的收获。后面的故事和记者要抨击的问题已有点远了，但却深深触动了记者。

这个故事发出后，吉尔登斯特收到的听众来信骤增。不少人感慨故事太“令人振奋”“让人意外”。她由此反思，自己作为一个善于“揭黑”的记者，是否准确地呈现了这个世界的全部。后来她投身于constructive journalism （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和实践中。

2010年，美国记者、作家大卫·伯恩斯坦和另外一个记者蒂娜·罗森伯格在《纽约时报》上开辟一个叫Fixes的专栏。伯恩斯坦想换一种角度去看周围发生的事。他曾是报纸日常新闻的记者，90年代初去孟加拉采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创办的格莱珉银行时有了新的关注——世界各地的实践者如何用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难题，这些问题是政府或市场忽视及无力解决的。

他后来写出了《如何改变世界》，2006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连着“社会企业”的概念被介绍到中国。延续书的主题，Fixes 专注于报道全球各种用创新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故事。

2013年，伯恩斯坦和伙伴创立了非盈利机构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 （SJN），通过培训记者、案例数据收集、制作指导手册等方式，在媒体中开始推广 Solutions Journalism （解困式报道）的方法和理念。它区别于传统只揭示问题的“揭黑”调查报道，更关注问题如何解决并是否有效。通过传播效应，能让试图解决困难的人相互启发。

到2019年3月底，SJN网络里已有超过30家媒体在实践这种报道方式，包括BBC的World Hacks,Crossing Divides, Politico杂志的What Works, Seattle Times的Education Labs, Project Homeless, NBC的Reviving Detroit等。《卫报》的The Upside栏目，《经济学人》, CNN等也在做相关尝试。

报纸The Correspondent打出unbreaking news的口号，直指主流媒体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的传统

这些媒体实践，并未放弃新闻专业主义及新闻促进社会良善改变的使命，他们虽然形式不同，却都在尝试类似的事情，并有几个共同特征。

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首先内容上，除了发现问题，更关注问题背后行之有效、有借鉴价值的解决方法。

例如SJN与Seattle Times共同设立的教育实验室，记者从通常关注的选题，例如曝光辍学率最高的学校和校董会丑闻或是跟进愤怒的家长，转而关注学校如何引入同辈陪伴或柔性管理大幅改善学生辍学率，或是其他州的学校如何通过家长参与提高了学生成绩。

记者将这些案例的探索过程呈现出来，并跟进报道。在《卫报》The Upside版块，一个关于残障人士权益的选题，记者报道了残障人士如何协助英国解决寄养家庭短缺从而实现自身群体价值的故事。这些报道正面积极，但绝不是好人好事的表扬稿。这类题材不像灾难、犯罪等新闻那样显而易见，更需批判思维和深入调查。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建设性新闻）的研究和实践，成为西方媒体界探索的重要方向

SJN列出了几个要杜绝的方式，包括把解决问题的人视作英雄或有情怀的人去一味赞扬；把创新的解决方法视作万灵药；只说好的地方而不去反思和审视不足等。

基于此，他们提出了符合解困式报道的WHOLE原则，即W(What) ，创新的方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H (How) ，如何解决；O(Offer insight) ，记者的深度观察和访问；L (Limitations) ，包括方法的局限性；E (Evidence) ，提供解决问题的证据。

The Correspondent反突发新闻的特征也体现在它对解困式报道的重视上，其原则还包括：不用吸引人眼球的标题贩卖焦虑和恐惧，而通过更深入的挖掘调查和严格的事实核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通过公开记者的背景和价值观增加透明度，让读者判断稿件撰写是否公平专业等。

关注每天发生的

其次，这种报道形式的出现是对传统新闻模式的反思，也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回应。

De Correspondent和The Correspondent的创始人罗布·维恩伯格是哲学出身的报纸总编，他把传统新闻报道归结为“耸人听闻”“例外”“负面”和“当下事件”几个词。由于媒体要吸引关注度，人脑对坏事更容易产生反应，导致“坏新闻总是比好新闻卖得好”。生活中罕见的“人咬狗”是新闻，而常见的“狗咬人”被普遍忽略。

吉尔登斯特德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华盛顿邮报》“水门事件”报道者之一的伯恩斯坦对自己Catching the Crook（抓住坏人）报道方式的反思。他说，记者往往把某个市政官员的一句话放大成一个大新闻，而忽略了其他系统性的事实，例如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漏洞或是水质污染对人健康的影响，他们错过了真正的新闻。

伯恩斯坦在不同场合都提到过“不只是那些做坏事的人被挡在公共视野之外，那些做了了不起的好事的人也是少被人关注的。”这也是为什么The Correspondent能在短时间内吸引到众多支持者的原因。业界批评家及支持者期望看到，它如何提供被传统媒体忽视的视角和故事。“区别于关注今天发生了什么，我们关注每天都在发生的东西。”维恩伯格说。

若把新闻报道看做是社会的反应机制，那么解困式报道要关注的就是解决方法，是对这个时代发展趋势的映照。正如维恩伯格总结的，现在的时代充满了波动、不确定、复杂及模糊性，产生的问题，诸如城市化、新能源、气候变化、老龄化、人口福利等已经比传统意义上的贫困、污染、疾病、自然灾害等复杂太多。

新的复杂问题催生出新的解决办法。扶贫加入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授人以鱼”变成“授人以渔”；垃圾处理和环保引入了“资源回收再造”的实践。因此，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出现了新的参与者——个人、非盈利机构、商业机构或其他形态。他们从单纯的情怀和孤立的好人好事变为策略性地回应问题、跨界合作、引入新方法并建立新系统。“创变者”“社会创新”“社会企业”“共益企业”“商业向善”“影响力”等称呼和概念应运而生，也带动着传统慈善、商业及政府治理等领域的迭代。千禧一代及更年轻的人正拥进这一潮流。

读者是记者报道的合作者

最后，解困式报道的实践者正在重新定义与观众读者的关系——受众从和广告挂钩的被动信息接收者和消费者，从“提款机”的角色回到“利益相关者”的位置。

De Correspondent走得比较彻底。对它来说，读者是记者报道的合作者，而不仅仅是故事的读者。它将评论区变成贡献区，记者每天花大量时间与贡献区的观众互动，因为这些观众是新闻线索和专家库，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各种各样的办法和洞见。而在贡献区留言的读者也会标出自己的专业，报纸甚至会调查这些专业领域的读者身份是否属实。

报纸发起过一个叫New to the Netherlands project的项目，279名读者连续五个月每月至少和身边一名刚取得荷兰居住权的难民见一次，一对一交谈，了解他们在荷兰融入新生活的经历和困境。这些采访最后成了报纸难民系列文章的重要素材，而这些故事和角度是主流媒体上少见的。记者甚至会把没写完的稿子拿出来和读者分享，听他们的看法和意见。

解困式报道的支持者认为，新闻满篇满屏的负面信息让读者心情低落并感到无力，不信任感加剧，导致很多人停止关注新闻。牛津大学路透研究所2017年的一份news avoidance的调查也得出类似结论。吉尔登斯特德把积极心理学引入到新闻报道里，她发现，只关注问题的报道会让观众渐渐变得麻木，通过引入积极心理学，从关注问题转到问题的解决方法，能让人重拾对新闻的兴趣并获得信心和力量，这不影响报道的公平，也能让传统的“揭黑”报道在受众中产生更大的效应。

伯恩斯坦曾做过一个比喻，如果一个家长希望孩子成为更好的人，每天在餐桌不断严厉批评孩子的各种缺点和问题，和告诉孩子有什么方法可改善或提高问题，两种方法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别。既看到问题，又能给出解决方案，新闻能起到溶解剂的作用，让社会分裂、社会问题、不信任找到解决的出口，这不也是媒体本该起到的作用吗？

争议难免，值得一试

当然解困式报道在国外新闻界仍有争议，人们担心另类宣传和公关，因此做出尝试的媒体机构仍在不断摸索经验。而推广者们也强调，该方式不是要取代传统的新闻实践和理念，而是对事实完整性的重要补充。

这种实践应该引发中国更多关注和尝试。和全球其他地方一样，创新的风潮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正轰轰烈烈地展开，而越是热闹的东西越需冷静审视。过去一年，我遇到过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项目和人，他们在用新的方法激发着“问题学生”的潜力；和高校学生一起完善农村水质安全的信息平台；把城市资源和全球的年轻力量吸引到乡村中去激发乡村活力；用国际发展的思路为东南亚的创新项目链接资源；帮公益机构链接非公益领域的专业人才；用设计思维帮企业设计社区服务项目……还有更多我没有遇到但散布在各处默默经营的故事。他们在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能想到的办法。他们也在颠覆“公益”“改变”“商业”“千禧一代”等概念的定义。

当然，我也看到表面酷炫花哨实际另有企图、经不住推敲的项目，它们也在巩固和利用着社会的既定偏见和惯性思维。鱼龙混杂的时代需要专业度和洞察力极强的人去甄选、鉴别、记录、呈现，记者当然是其中的不二之选。而第三方视角的冷静审视往往也能让这些新现象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优势和局限。

比尔·盖茨曾说过：“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虽然媒体不是慈善机构且独立于慈善机构，但如果要公平地呈现真实的世界，那些“敢于冒险的人”“好的想法”以及“被遗忘的群体”肯定得包括在内。

被媒体忽略的真实世界，也许能为挣扎中的媒体和媒体人，提供新的眼界和机会，反正都挺难，为什么不去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