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妇女地位：迷思与真相

文_李竞恒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

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图为《胤禛美人图》中的灯下缝衣

许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妇女只有缠足、贞节牌坊这些“黑暗”标签。但真实历史情况要复杂得多，她们的身份地位，并不是五四话语中那样般状况。

商代女领主：妇好与妇妌

殷周时代，多有女贵族、女领主活跃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如著名的商代妇好，有封地、财产、封臣及武力，并率领军队出征。她不是商王的奴仆，而更像合作伙伴。

另一位女领主妇妌，也有封地和臣民，如典宾卜辞记载“妇妌不受年”“妇妌不其受黍年”，占卜向神灵询问领地的农作物能否获得丰收。

此外，甲骨卜辞中还有其他一些被称为“妇”的女领主，如妇庞有封地叫“庞田”，还有妇良、妇杏、妇杞、妇喜等女领主，王卜辞中多有她们向朝廷进贡财物的记录，表明这些女领主各有自己的领地，并享有经济管理之权。甲骨卜辞中，常将这些女封君、女贵族统称为“多妇”。

周代青铜器铭文中的女封君、女贵族

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多有女封君、女贵族治理领地、管理封臣的记录，如《令簋》等器中记载了“王姜”对臣下赏赐贝、臣、田、裘等；《季姬方尊》铭文记载女领主“王母”被称为“君”，管理臣属宰，并赏赐给女儿季姬土地、人口、马牛、粮食等。

1975年在陕西扶风出土的一件周代铜簋铭文记载，某贵族率领师氏攻击戎胡，该贵族的“文母”也参与了这次战争。《论语·泰伯》中周武王说自己有十位能臣，其中一位是“妇人”，即王后女君。西周王后，也掌管王室的工业和武器生产。

不但西周王后参与治国和管理，诸侯国君的夫人也参与治理，如《晋姜鼎》铭文记载，晋文侯的夫人晋姜及其姑妈——晋穆侯的夫人——都曾经担任晋国的治理者，具有“君”的身份以“治我万民”，她们没有闲暇逸乐，而是审慎地辅佐晋侯治国。

“三从”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人身管辖权

贵族制下女子“三从”，实际上只是表述贵族妇女服丧之礼。

《仪礼·丧服》载，“妇人三从之义”意即女子出嫁前为父亲服斩衰的丧服，出嫁后若丈夫死则为其服斩衰，“夫死从子”意即改嫁后，前任丈夫的儿子为继父服一年的齐衰，所以该女子“从子”，服一年齐衰即可。

五四以后很多人不读古书，将“三从”片面地误读为人身管辖权。

夫权的崛起与贵族制崩溃

夫权的崛起与贵族制崩溃有关。殷周时代贵族妇女也可担任宗族管理者，因为她们从属于宗族共同体。但礼崩乐坏，编户齐民的一夫一妇核心小家庭取代了大宗族，妇女只能从属于官府登记户主为丈夫的小家庭。“夫为妻纲”最早见于《韩非子·忠孝》篇。北京大学藏秦代竹简《善女子方》中，就强调“善衣（依）夫家，以自为光”，人身依附于丈夫，“虽与夫治，勿敢疾当”，意即丈夫打妻子，也不要躲，要“屈身受令”。

在秦朝，女性地位卑贱，甚至被大量残酷肢解以殉葬。2013年秦始皇陵园发现了十座小墓，墓道填土中发现大量未成年女性散乱人骨。这一葬仪的发现说明始皇帝死后，二世处理先王的后宫人员时有着不见载于历史文献的复杂、血腥过程。

西汉早期的法律《二年律令》中规定：“妻悍，而夫殴笞之非以兵刃也，虽伤之毋罪”，即丈夫打妻子，只要不用兵器，打伤了也没有罪。

杨宽先生曾说，秦朝法令对女子的压迫，是前所未有的。类似的奇葩法律，恐只有野蛮的女真部族才能相比，金国法律规定“殴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表述是“如果一个丈夫因故殴打其妻，而她曾犯过罪并被打致死的话，像这种情况丈夫便可以不受惩罚。”

汉儒：“妻者，齐也，与夫齐体”

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的《图雅的婚事》，根据发生在甘肃的“觅婿养夫”真实事件改编，其对中国女性的命运关切，引人深思

汉儒面对的是秦朝的巨大遗产，汉承秦制的特点是西汉前期的法律和秦朝区别不大，需从点滴突破。董仲舒的《春秋决狱》，有几个判例保留至今，其中一条涉及妇女问题。某甲的丈夫遇到海难，找不到遗体，不能埋葬。数月后其母安排她改嫁。当地官员根据当时法律，“夫死未葬，法不许嫁。私为人妻，当弃市”，提出要将某甲处死刑。董仲舒显然反对这样的判决机制，他指出妇女有“更嫁之道”，可改嫁，且是听从母亲的安排，不是“私为人妻”，因此无罪。若按一般汉承秦制的刀笔吏思维，某甲就会被处死，尸体示众。但董仲舒的努力，救了她，也在点滴地改变秦朝的遗产。

秦汉时代，夏商周的贵族制已崩溃，但其贵族文化被记录在儒书中，随着汉儒的社会重建而得到了部分的复活。涉及妇女地位的，如《礼记·昏义》记载公婆飨宴新媳妇，一方降自西阶，一方降自东阶，意思是将宗族内部管理托付给新的女贵族媳妇，用的是宾主之礼，体现的是新妇宗族管理责任的重大；《礼记·曲礼下》有贵族“男女相答拜也”的记载。所以汉儒重建的家庭文化中，产生了“举案齐眉”的互敬典故。《白虎通·嫁娶》亦言:“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指夫妇之间为对等关系。《后汉书·樊英传》记载，樊英生病，他的妻子派遣婢女去拜问，樊英下床答拜，别人问为什么，他指出“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意思是夫妻人格对等，妻子拜丈夫，丈夫应答拜。

汉儒重建的家庭文化中，有“举案齐眉”这样的平等观，且古代女性有一定程度的恋爱自由，以及主动离婚的自由。图为戏剧《牡丹亭》

法律儒家化及对妇女地位的保障

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妇女地位并没有那么低。首先，杀妻要判处死刑，《梁书·何点传》记载，何点的父亲“无故害妻，坐法死”，这和汉初以及金国那种杀妻不犯法的法律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当时妇女作为家长，具有很高的权威，如《颜氏家训》载，“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

此外，当时妇女可以主动离婚改嫁，如谢安的侄孙谢邈之妻郗氏，因谢邈纳妾，因此“郗氏怨怼，与邈书告绝”。

妇女离婚权：“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中国传统中妇女有主动离婚的自由，《唐律·户婚·义绝离之》中将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称为“和离”，是合法的。在敦煌发现的“夫妻相别书文样”“女及丈夫手书样文”，都显示了女性自由离异，男方还祝愿，“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韵之态。”

而西方传统女性的离婚自由几乎为零。例如在英国，婚姻被视为宗教宣誓，因此直到1857年以前，英国居然是一个“无离婚”的社会。这种用神权强制捆绑的“无离婚”社会，对妇女的自由和权利伤害更大。相比而言，中国敦煌的和离文书中的“一别两宽，各生欢喜”，更能保护妇女免遭伤害。

妻子统理家政之权

中古时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家庭秩序，妇女的地位其实远在一般现代人的想象之上。

陈鹏在《中国婚姻史稿》中指出，中国传统婚姻下“妻之能力，实与夫相表里。故妻得宗揽家政，主持一切，自唐以后，已成惯例”；“儿媳受姑命，主家政，夫虽在，仍不敢夺其权，母权之重，观此可知。而妻主家政之能力，亦可想见。妻既统理家政，固有独立处理家产之权”。

宋代缠足问题

很多人误以为宋代女性地位低下，是“程朱理学”造成的，“存天理灭人欲”导致了妇女缠足。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首先，宋代女性的地位并不低下，享有财产权和离异的权利。

其次，宋代民间出现的缠足现象，属于社会审美趣味，并不是知识精英设计出来“压迫妇女”的。傅斯年指出：“欧美时装女子的高跟鞋，实与中国妇女之缠足在心理及作用上无二致”。现代女性手术整容、抽脂、削骨之类，也是在伤害身体，但现代精英也不可能强制要求国家去禁止。同理，儒家士大夫也不可能去强制废除缠足趣味，因这是私人领域。

但儒家士人对缠足习惯是有批评的，如宋代理学家车若水就指责：“妇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痛苦。缠得小来，不知何用？”理学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直到元朝都不缠足。

程颐对女性的温和，除了反对缠足，还不催婚。他的侄女很有才华，眼光高，成为“大龄剩女”，不幸在二十五岁逝世。程颐悼文中写到“颐恨其死，不恨其未嫁也”，意思是只为她的早逝而悲伤，不为她未出嫁而悲伤。被催的“大龄剩女”若嫁给不贤德的俗人，痛苦终生，还不如尊重她的自由选择。

“存天理灭人欲”与压迫妇女无关

经常被误解的“存天理灭人欲”，实际是宋儒限制皇权和规范精英的手段。

朱熹在给皇帝上的劄子中表示，“臣闻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很明显，朱熹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是限制皇权，反对皇帝纵欲。而这也是对宋代精英的要求，“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这些对皇帝、精英的要求，与“压迫妇女”毫无关系。则子亦正矣；夫为妻纲，夫正则妻亦正矣。故为人君者，必正身以统其臣；为人父者，必正身以律其子；为人夫者，必正身以率其妻。如此则三纲正矣。”意思是君主要首先做好人格表率，臣子会效仿。同理，夫为妻纲是指，丈夫有义务做出道德的表率，丈夫做好了，妻子也会做好。所以这不是在“压迫”妇女，而是要求丈夫肩负起“正身”的表率，是对丈夫的高要求。

“夫为妻纲”：宋人的解释

对于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宋儒的解释和今人完全不同。

宋儒真德秀在《大学衍义》中说：“即三纲而言之，君为臣纲，君正则臣亦正矣；父为子纲，父正

把妻子当朋友

宋代士大夫重视妇女权益。如范仲淹范氏义庄《义庄规矩》规定，若家族妇女再嫁，义庄出钱二十贯，男子再娶则不支钱。著名学者赵明诚称其妻李清照为“亦妻亦师亦友”。

中国古代的缠足现象，属于社会审美趣味，并不是知识精英设计出来“压迫妇女”的。其废除，是儒家反缠足的本能，与西方思潮合力的产物。图为《燕寝怡情》

明代士人归庄《兄子》诗：“古风妻似友，佳话母为师”，可知当时士人认为以妻为朋友是中国的古老传统。赵园《家人父子》一书搜集了甚多类似例子。出土的明代墓碑上，也有赞美夫妇之间“如宾如友”的文字。夫妇之间的关系，通常被认为介于老师、朋友、宾客之间，在人格上是对等的。

缠足的废除

胡适说“八百年的理学不能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然而几个传教士带来了一个新观点就能唤起中国人的道德意识，能够把小脚永远废了”，这种评价并不公正。

实际上，儒家对这类恶俗的态度是因势利导，用精英家族的榜样力量去移风易俗，儒家相信“夫风化者，自上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缠足的消亡并非“传教士”的功劳，而是儒家反缠足的本能，迅速与西方思潮合力的产物。

晚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极力主张废除缠足，但他也指出，若像清朝早期那样蛮干，“立法太严，牵连无辜”，只会失败。好办法是“禁不过严，持之以恒”。1887到1898年，康有为、黄遵宪、唐才常等人推动的“不缠足会”，通过地方士绅之间的君子约定，持续推进不缠足的实践，取得了比粗暴禁止更好的成效。

简言之，历史是复杂的，不同时期不同背景均有不同面相，不可简单一概而论。客观地说，中国古代妇女的实际处境要比理论上或想象中高得多。

（因篇幅原因，有删减，引文出处一律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