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发小玉平

2019-08-17 22:17张维迎
善天下 2019年3期
关键词:中学

玉平姓霍,与我同村异姓,生于1955年,长我四岁。他比我早一年上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母亲曾说,我俩比亲兄弟还亲。

玉平家住陕西榆林吴堡县霍家崖,我家住张家湾,中间隔着一道二三百米深的乱石沟。两家的窑洞在同一水平面,直线距离也就两百来米,听得见声音嘹得见人。我站在自家的硷畔上喊几声“玉平”,他一定从他家的窑洞里跑出来。我们隔空拉话,只是发声要比面对面时高一些,晚上能听到回声。

村里小学离我家窑洞脑畔只有三四十米。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晨,玉平总是先到我家窑畔叫上我,然后一起去学校。课间休息时,我们在一起形影不离,连上厕所也不例外,同学嬉笑我俩“好得像穿一条裤子”。

初中学校离村五华里,要爬过一座山,玉平家窑洞就在半山腰。冬天上学,我顶着满天星星出门,玉平总是站在他家的硷畔上等着我,向我喊话,免除了黑暗和寂静带给我的恐惧。有时,我会头天晚上到他家吃晚饭,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觉,第二天早晨再一起去学校。他父母待我非常好。

初一暑假,我13岁,玉平17岁,我俩和同村几个小伙伴一起去60华里外的辛家沟水利工程打工。工程是同村一个工头承包的,任务是炸石砌渠,非常危险,常有事故发生。但玉平和我在一起,父母少了担忧,我也没感到害怕。工地上,他抡锤打炮眼,干重体力活,我负责打扫炮眼、装炸药、送饭,干轻活,他总是抽空帮我干活,让我免受工头批评。打工一月,我赚了52元,玉平赚了78元,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收入。

我上初二时,玉平以优异成绩考到县上最好的任家沟中学上高中。他那一届,是“史无前例的十年”,唯一通过考试“初升高”。中学离我们村80华里,我和玉平上学期间只能书信往来。他是第一个给我写信的人,也是我第一个写信的人。他来信中总会讲一些高中生活的新鲜事,让我对其充满了憧憬。

1974年春,我到县城读高中。第一次远离父母,刚开始非常孤独寂寞,就向玉平写信叙述我的乡愁。当时为了照顾住校同学,中学实行“大周末”,即连续上12天课,把两个周日调在一起。由于没有公共交通,我们这些离家太远的同学,也不容易回家。第一个“大周末”,我步行20多华里到任家沟中学见玉平,白天陪他出板报,晚上钻在一个被窝里,聊到天明才入睡。我俩商量出一个办法:我转学到任家沟中学,就可以在一起了。

但转学的事被在县城工作的冯德斌老师劝阻了,冯老师曾经在小学教过我们。事后想来,我当时也太幼稚了。即使转学成功,我和玉平一起上学的时间也不超过一年。

1974年底,部队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新兵。玉平人机灵,说话幽默,接兵的排长一眼就看上了。加之他学习成绩优异,家庭出身好(贫农),又是年级里唯一的学生党员,毫无悬念地成为任家沟中学五名幸运儿之一。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当兵是走出“农门”的唯一途径,我为他高兴,虽然我们离的更远了。

1978年春,我考进西北大学读书,玉平所在部队原本在西安,但在我入学前不久转入驻扎在铜川耀县的某野战军。他利用周日请假来西安看我,但第一次阴差阳错没有见上。第二次,我们终于在约定的钟楼见了面,又一起去了大雁塔。那是我上大学后最开心的一天!

从“画家”到“油漆匠”

玉平很有艺术天赋,十三四岁时,成了村里文艺宣传队的主力,扮演的“老汉”惟妙惟肖,令人称绝。这应该是遗传,他父亲是远近有名的秧歌队伞头,锣鼓一响,出口成章。兄弟姐妹六人,个个都是闹秧歌高手。

玉平最擅长的是绘画,无师自通。小学一年级时,一次课间休息,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鸟,栩栩如生,准备上课的冯德斌老师惊讶得目瞪口呆,不忍心擦掉。从此,他成了学校人人皆知的“小画家”。见啥画啥,画啥像啥,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寥寥几笔,活灵活现。他还给同学们画人物素描,让“模特”受宠若惊。从小學到高中,学校的宣传板报栏上都有他的杰作。

玉平当兵时,部队里像他这样硬牌的高中毕业生凤毛麟角。入伍第一年,他被抽调到团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当辅导员,给战士们授课,兼写新闻报道稿。一天午休,他在《人民日报》看到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小头像,就随手临摹了一张,被团宣传科干事发现。团部专门成立了“美术创作组”,他的绘画才能在全团出尽风头。他曾与著名农民画家李凤兰交流画技,还参观了上海画家的西安画展。一个普通战士享受着干部灶上吃饭的待遇,足见他当时多么走红。

善评:印象中的张维迎,身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风格犀利、不庸主流,理性而冷峻。这篇人物素描是他少见的人文作品,读来如黄土高坡般厚重而意深。

文章语言清简、朴素,讲述了一个胜似血缘的非血缘兄弟之情,读来唏嘘不已。这是一个时代的留痕,一个隐而不露的真挚情缘。若无内心的刻骨铭心,怎可能如此感同身受?(吴言)

遗憾的是,提携他的宣传干事因纪律问题被部队开除,美术创作组解散。玉平只能返回连队,最后才熬到副班长的位置。

没能在部队提干,也与他实话实说的性格有关。一次部队吃“忆苦思甜饭”,他说好吃,比自家饭香,被人举报说思想有问题,受到批评。好在连指导员是绥德人,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也就没有继续深究。

提干没有希望,玉平开始寻思出路。1978年春,部队准备抗越自卫反击战,他在连里第一个写请战书,想立功或牺牲,被调到某野战军。但他所在的某师,没有被派往前线。心灰意冷之下,加之父母催婚,他于1979年底复员。

复员回村后不久,玉平就结婚成家,对象是媒人介绍的,他说能过日子就行。文化程度高,又能写会画,他很快被枣林峁中学聘为“民请教师”。虽然当“民请教师”每月30元工资,按照每天1元的“派遣费”交给生产队,换成每月260工分。但苦轻,也体面,他愿意。

玉平教书时,一位村民偶然得知他会绘画,就请他画炕围子。窑洞里的炕围子就像楼房间的壁纸,既防墙土剥落,也是一种装饰。干了一天,主人很满意,送给他两把挂面和一瓶一元五角的“即墨酒”,他觉得太值了。

他绘画的名声传开了,请他画炕围子和油漆木箱子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收钱。两个月赚了3000多元后,他决定辞去教职,专门干油漆工。

开始几年,他在周围几十里范围的村子里画。我家新窑炕围子就是他画的,但他坚决不收钱。后来他转到榆林城里,业务也扩大到房屋装修。他还被请到铜川市,给一座新建的“孟姜女庙”绘壁画。

1983年,玉平的第一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之后,又有两个女儿相继出生。老婆身体不好,看病要花钱,养活三个孩子,供他们上学也要花钱,他不拼命干活怎么行?

他拼命干活,赚了些钱,但也伤了身体。当时的油漆和画料含许多有害物质,使他染上了气短的毛病。有次干活,他晕倒在卫生间,幸亏弟弟有车,及时送医院输氧,才活过来。此后,他不得不放慢工作节奏,直到几年前不再揽活。

最近几次我回榆林见到他,他总是不时咳嗽。这毛病不好治,他说习惯了。

假如玉平当年不当兵……

玉平今年64岁。作为曾经当过五年兵的退伍军人,他现在享受民政局发放的“60后老兵优抚补贴”,每月300多元。

1990年初,落实农村复员军人政策时,许多和他一样没有“参战”的老兵填了“参战”,都蒙混过关。他太老实,没有填,结果他现在拿的补贴比别人少了一半。

但玉平很自豪曾当过兵。他经常与老战友们聚会,也通过微信群聊天。儿子考大学时,他希望能上军校,但最后上了延安大学,毕业后考上公务员,先分在府谷县公安局工作,后来调在榆林市。

玉平的两个女儿也都上了大学,毕业后找到了还算满意的工作。

玉平当“油漆匠”赚了点钱,但几年前煤炭價格高涨时,经不住高利息的诱惑,把他的几十万元储蓄借给开煤矿的人,没料到煤炭价格下跌后投资人破产了,结果血本无归。

玉平俩口子现在榆林市,和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帮助照看孙子,房子是租来的。儿子曾买了单位的集资房,但工程“烂杆”了,一拖好几年,房子没拿到手,30万集资款也要不回来。最近,女儿给他买了一套商品房,有望明年入住。

老家的窑洞,他们没有再住过。他现在回村,只是为了给父母烧纸,当天去、当天走。

现在每次回榆林见到玉平,我不由得想:假如当年高中毕业时,他没有去当兵,而是回乡当农民,1977年恢复高考后,以他的文化水平,很有希望像我一样考上大学。

如果能考上大学,玉平或许能成为一位有名的画家,或者成为一名公职人员。

但如果那样,他就只能有一个孩子。

孰好孰坏?真不好说。

【责编/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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