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恒小说看百年中国城市妇女的观念变化

李 莉

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幅度拉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序幕。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到20世纪末期，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已有普遍提高。从城市到乡村，从男人到女人，人们的女性观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女性的尊严、人格得到认同，女性的个体价值、家庭地位和社会作用受到广泛重视。觉醒的妇女在社会活动和生活方式上也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她们的社会地位逐步提高，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也愈益巨大。

刘恒小说塑造的女性形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按照生活环境分，有乡村女性和城市女性两大类。按照其生活时代分，有从19世纪后期开始接受新思想的女性，亦有20世纪后期追求全新发展的女性。从女性从事的职业分，有家庭型女性，也有事业型女性。此外，还有一些身份比较特殊的女性，如《少年天子》中的皇室贵族孝庄太后和乌云珠等人，《画魂》中的画家潘玉良等人，她们的身份和生活环境不同于普通市民，各种观念与其他女性相比，有共同性，更多的是独特性。这些作品是刘恒根据原作改编而来，不放在本文论述。本文所指的城市女性主要是相对于农村/乡村生活环境而言，她们不靠耕种土地为生，迥异于农村社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有的甚至还有工作单位，属于“非农”女人。

以此为前提，本文探讨的女性是一定范围内城市女性的代表，她们的观念变化体现了百年来中国城市女性的观念变化，反映了不同时代女性的不同情绪和不同心理，展示了中国女性的奋斗历程，也书写了不同时代中国现代女性观的发展史。

一、奋斗型女性人生观念的变化

中国传统社会，常为男性称道的女人是“贤内助”。由此，“贤惠”和“内助”便成为大多女子一生的追求，也成为社会评价女人的标准。对于那些才华出众的女子来说，“内助”规约了她们施展才华的空间。只有极少数幸运女子能够打破“内助”的规约，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发挥“外助”的作用，如花木兰、穆桂英等等。这极少数的成功女子，显示了奋斗型女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416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了妇女在社会变革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或者说妇女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历史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

一部社会的发展史也是一部妇女的奋斗史。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女性意识更加鲜明，“我是我自己的”这种子君式的认识，让她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去选择自己的职业，把所选职业当作一项事业并愿意为之奋斗终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多优秀女性和男性一样，参与到伟大的救国救民事业中，奉献自己的智慧、青春乃至生命。和平建设时期，获得了“半边天”的中国女性，特别是城市女性，加入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大显身手，为自己认准的事业拼搏奋斗，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赞歌。文学作品将很多生活原型塑造成了经典形象：如《青春之歌》（杨沫）中的林道静、《林海雪原》（曲波）中的白茹、《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中的江姐、《嘱咐》（孙犁）中的水生嫂、《李双双小传》（李准）中的李双双等等，她们都来源于生活，展示了各个时代女性的各种追求。

刘恒小说塑造了多位类似的女性。如《冬之门》中的赵顺英、《爱情咏叹调》中的张一平、《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张四民等人物，都在平凡的岗位上有不平凡的追求。她们为心中的目标、理想和信念艰苦奋斗。从她们的追求过程中可以看到其人生观念的变化。

赵顺英是《冬之门》的女主角，若以传统观念衡量，她完全可以安心做个富家人的妻或妾无忧无愁地度日，或者跟着做汤饼生意的父亲赵仁久老老实实做一个小老板娘过自在日子。可是，她走了一条旁人难以置信的道路。小说对她的叙述是从她新寡后带着三岁的儿子回到父亲家开始的。赵顺英回家，在小镇北大仓激起了层层波澜，不但影响了男主人公谷世财的命运，也影响了她父亲的晚年，甚至许多其他男人的生活。

赵顺英的外貌和过去经历小说都没有直接描述，而是通过旁人（李广泰、高子昆、谷世财等）粗鲁的夸赞之言来表达。因为不愿意做维持会长王楷山的小妾，她跟着一个江湖郎中私奔了。五年后，丈夫被日本人打死，她不得不回到父亲赵仁久家中。女儿回家并没有让赵仁久轻松快乐，他为单身的女儿忧虑。不只是王楷山，周边那些掌管着权势的人，如刑务李广泰、营副高子昆等等，都想打赵顺英的主意。连家里的小伙计谷世财也对这位干姐满怀心思。为了生存，赵仁久又不敢得罪他们，他的赵记汤饼店还要保持和附近治安军营以及日军昭仓大队的某些生意往来，他自己的老病之躯还要徒弟兼干儿子谷世财（兼治安军二营长官灶上的厨子，通过他得到某些便宜）照料。赵顺英理解父亲的忧虑，她有自己的办法。她知道男人们对她垂涎欲滴，他们当面或背后之言行都对自己有神魂颠倒之意。她有时不理不睬，有时又故意惹人注目地招徕一些军营里的士兵来小店里。李广泰来店里喝酒，炫耀他的杀人技巧，她或是“嗯啊”地应答着，或者“似笑非笑地听着”，不温不火的态度让人难以捉摸。

赵顺英的计划深藏不露，没有深入她内心世界的谷世财当然难以察觉。她之所以拒绝谷世财，首先是瞧不起他为日军做事，不能忍受他受人欺负的猥琐。在谷世财连续杀死了几个“情敌”后，她慢慢了解他，但还是不放心他。其次，她自己的杀敌计划必须保密。她不能也不敢让谷世财摸清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行动去向。再次，她的复仇行为伴有牺牲风险，她不愿意连累谷世财，毕竟风烛残年的父亲还需要人照顾，只好一次次地拒绝了谷世财的求爱。

表面上看，赵顺英是一个冷面寡妇，实际上却是一个极有头脑和主见的女性。如果她安心跟着父亲经营汤饼店，接受谷世财的求爱，完全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小家庭生活。但是，她舍弃了这种安逸和稳定，甘愿去冒险去流浪，去充当杀神。至于她跟谁搭帮着干杀日军的事，小说没有再交代，留下了很多空白。一个女人家充当“杀神”，家仇国恨一起报，可以看出她的觉醒和觉悟，也可以展现她的胆量和智慧。正是赵顺英的英勇行为感染了谷世财，也感染了她的父亲。他们不再浑浑噩噩地过日子，用生命彰显了自己的价值。直到最后，谷世财用砒霜毒倒了一批日本军，他自己也倒在日军枪口下；父亲赵仁久被抓进监狱，经受酷刑也严守秘密，以此保护女儿行踪和干儿子谷世财。至此，一家人从普通百姓成长为抗日英雄。

小说主题直至后半部分赵顺英离家事件才逐渐突显，结局既出人意料，又都在情理之中。文本中前面大部分篇幅和文字都是为了后文做铺垫和伏笔，结局则是前面事件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创作中的“草蛇灰线”法①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提出的术语。 他认为《水浒传》中作者运用了许多文法，“草蛇灰线法”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意即有一条不显眼的线索贯穿全书。 灰线，是说它不十分明显，粗心人不一定看得出来。 草蛇是喻前后连贯成为线索。 ”见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0-431 页。，被刘恒发挥得淋漓尽致，其表达技巧的高明在此可见一斑。也许，“略读型”读者看到的是一个为情为欲的小说，只有深入字里行间仔细品读的人，才会发现，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关于性、关于情欲、关于汤饼生意的小说，所有关于性与情欲的描述都只是文本的佐料，为人物性格成长变化，或者深化主题而提供的诱饵罢了。赵顺英貌似一个配角，却是作品的灵魂人物。她的回家和离家，都蕴藏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第一次离家是为了反抗王楷山的强权婚姻，追求真正的爱情。第二次离家，则是为了已经逝去的爱情，同杀死他们爱情的敌人拼搏。丈夫的死，让她深刻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所做事业产生的意义和影响。

赵顺英形象是战争年代平民英雄敢于奉献的一种独特表达。她有朴素而深沉的家国意识，她不求回报，也从不外露张扬。作者把她与家人的故事置设于一个看似和平宁静的小镇环境中展开。对她的肯定和赞美，都是通过男人们想入非非的情欲言论、求爱而不得的痛苦表达以及父女间一些矛盾冲突予以呈现。作品改写了以往战争小说那种敌我黑白对阵、人物非好即坏的思维模式，改写了作者对主要人物直抒胸臆地议论评价或高扬赞歌的审美模式，改写了故事结局通用为凯旋胜利的结尾模式，改写了人物只有民族国家利益而没有自我私心的宏大叙事模式。主人公的思想是从个体利益受到损害而开始觉悟，人物关系在看似暧昧的情欲诉说中展示，情节在宁静的利益交易中推进，高潮在即将结束的叙述中产生。从这几个方面讲，《冬之门》以及女主角赵顺英是刘恒战争小说中一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

如果说赵顺英体现的是战争年代女性人生观的变化，那么《爱情咏叹调》则反映了新时代女性人生观的变化。小说将一场偶遇与艳遇巧妙地结合一起，书写了男主人公王森“我”的两段恋情。与“我”结婚的是城市姑娘雪晴，“她欣赏一切时髦、优雅的小把戏。她唯独缺少实实在在的，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追求”。[2]446与雪晴的“浅薄、幼稚、做作”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前女友张一平。她是“我”在内蒙古大草原当知青时相恋的女友。当年“我”和她为了共同理想发誓要在草原上奋斗终生。几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违背诺言离开草原回城了。张一平本来有充足的理由回城，但她不像“我”那么软弱，毅然选择在草原上继续工作生活。婚后，“我”偶遇张一平，去车站为她送行，发现她还携带了一台沉重的打草机传动链。看到张一平的辛苦，“我”很可怜她，可张一平再次坚定地表达了自己不愿回城的观点。

对于自己的未婚夫，张一平也很欣赏，认为比王森“更像个男子汉”，也从不后悔与王森分手。这就是张一平的生活态度。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她愿意放弃回城的机会，愿意放弃多年的恋人，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草原，将草原建设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其实，张一平这种人生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后来的工作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作为知青下放到草原后，她明白了自己要选择的道路是什么。知青回城大潮并没有撼动她，是草原的环境和生活，草原上那些“脏乎乎的小马儿”，草原上那些“追起人来真让人受不了”的“男子汉”感动了她，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张一平身上散发着知识青年的时代光芒，彰显了一代人甘于奉献的伟大精神。

张四民（《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生活的时代与张一平又不太相同，人生理想和追求也不一样，她是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女性选择生活方式的代表。四民家里兄弟姐妹多，住房相当狭窄，她从来不抱怨。护校毕业后，分在医院做助产士。她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对待家人，也是全力支持。过度勤奋的四民患了白血病，临终前的愿望就是希望拥有一个悬挂淡绿色窗帘的房间。令家人和同事遗憾的是，工作刻苦、孝敬长辈、待人友善的张四民，怎么连男朋友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张四民的优秀所在。从她对弟弟的关照、对侄儿的喜爱可以看出，她应该早就发现了自己的病情，只是认为难以治疗，所以不愿意声张。事事处处替他人着想的四民，不愿意连累别人，所以干脆不找男朋友。她用短暂的生命为家人、为单位、为人世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从赵顺英到张一平再到张四民，可以看出刘恒塑造的奋斗型女性在人生观上的变化。这三位女性代表了三个时代的人生观。基于时代的需要，或者工作环境的变化，她们在为各自理想目标奋斗的同时，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观，努力为社会贡献更多的聪明才智。

二、成长型女性价值观念的变化

刘恒早期小说塑造了一批成长型女性，她们生活在“文革”结束向新时期过渡的阶段。汪晓叶（《心灵》①《心灵》《小木头房子》《爱情咏叹调》《花与草》《堂堂男子汉》均收录于《刘恒自选集》第3 卷《虚证》。相应的有关引文均出自本书。）、朱秀云（《小木头房子》）、王小敏（《花与草》）、严小丽（《堂堂男子汉》）等女性由于某些原因耽搁了正常的读书时光，没有高考或者高考失利。工作中的她们遇上某个男生（同事或者其他人物）后，受其感染，观念发生转变，工作积极上进，学习勤奋刻苦。文本中的男生大多是导师型（启迪型）的，在他们有意无意的影响下，女生逐渐形成了正确的价值观，在人生道路上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青年男女都是作者怀抱着“理想主义”情怀塑造的。[3]142他们在成长道路上呈现出一定的共性，体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发展期的时代特点，也是城市中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然后又回城（也有选择不回城）的很多年轻人真实生活的写照。他们的成长历程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反映了一代人价值观念的变化。

下面以列表的形式对刘恒早期作品中塑造的几位女性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出她们在成长道路上的变化。

表1 刘恒作品中成长型女性的对比

表1的比较分析显示，刘恒早期创作存在一种模式化写作倾向，有幼稚的“套路”之嫌。主要人物、成长环境、故事情节、事件结果都有某种相似性，人物经历也大同小异。 人物关系设计上，主人公多是年轻的一男一女（同事或家人等其他人物对主人公关系的发展具有辅助作用），有插队经历，回城后不满足于现有工作，利用业余时间复习考大学或者寻找其他学习机会。工作单位或某些社会平台为他们相遇相见提供了机会，彼此为对方的某些行为而感动，互相鼓励互相帮助，最后相知相爱。 表现手法上，作家多采用先抑后扬、先贬后褒模式。作品的前半部分用降格，平平淡淡的女子，生存环境和工作环境都很艰苦，但她们没有自暴自弃，坚守于平凡的岗位。一旦出现某个转机（工作调动或者考学、升学等），遇到某个男同事，在他们感染、刺激或鼓舞下，女生们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情感就会逐渐发生变化，进而形成新的价值观。文本的后半部分，女生们的潜能和影响力凸显，乐观向上的精神反过来对男生的成长产生促进作用。 叙事视角上，有的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叙述，他者的叙述视角比较容易把握各种关系，观察人物也比较全面。 有的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如《小木头房子》的“我”就是男主角李平，《堂堂男子汉》里的“我”就是女主角严小丽，这样的叙事视角能更深入描述主人公的心理和情感历程。当然，具体到每个作品，在事件发展和人物性格描写上，作家又展示了他的叙事智慧。

《心灵》中的瘸腿姑娘汪晓叶爱好学习，追求上进，不骄不躁地对待友谊和爱情。 晓叶父亲早逝，母亲改嫁，由小时候的保姆、善良的老太太收留她，照顾她。 其邻居、儿时的伙伴林立冬经常背着她去上学。因为父亲在“文革”中自杀等原因，晓叶和立冬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奚落和嘲弄。无奈中，保姆带着晓叶搬离了住处。 插队多年的立冬回城后，当了垃圾清洁工，对工作和生活有些哀怨。 儿时的生活场景重回心中，他忘不了晓叶，鼓起勇气千方百计寻找她，得知晓叶不再是过去那个任人欺负的孱弱女孩，已出落成一个漂亮的、爱读书的大姑娘。 自强不息的晓叶让立冬产生了自卑感，他对自己的追求产生了犹豫。 晓叶却与他想象的完全相反，“她是残废者，却以超越健康人的勇气站在生活的土壤上”。［2］392她身残志不残，迎着困难前进。 晓叶认真对待工作，乐观对待生活，用心帮助他人的阳光态度，激发了立冬追求爱情和事业的勇气。

晓叶身上散发的光辉，燃烧了自己，也照亮了他人。与晓叶不同的是，朱秀云（《小木头房子》）是位健康姑娘，没有走读书考试的道路，而是甘当铺路石，为别人读书提供更便捷有利的条件。热心助人的朱秀云感动了李平，对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深刻的认识。对朱秀云的工作精神，李平由衷感叹道：“如果让我从心灵上离开她，不仅上大学，甚至连我的全部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2]415朱秀云用美好的心灵赢得了李平的爱情。 小小木头房子，建构了一座丰富的知识宝库，激发了年轻人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愿望，也转变了一些年轻人的价值观念，从而促成了一桩纯真爱情的萌生。

《花与草》 从标题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富有寓意的作品。 大千世界中，花为谁开，草为谁栽，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安排。王小敏是一位很典型的新时期的成长型女性。她回城后高考失利，接父亲的班，进入工厂“总务科当了仓库管理员”。 工作地方偏僻，工作量不大，在此，她遇见了工人李欣——小敏父亲的徒弟。 看到李欣积极学习备考，小敏心里暗暗喜欢他，感动于他的精神，跟着他一起学习外语。相互激励中，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事业也获得了新发展。由此，小敏清楚了人生的方向和人生的意义。她的成长是一个时代女性成长的标志。

《堂堂男子汉》是一部以女性视角写的短篇小说。 通过女主人公严小丽的成长故事表明一个时代青年人的价值观。 严小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个性要强，孤芳自赏，有追求，好学习，不喜欢庸庸碌碌的人。 她和新进的门房赵韦生都不落俗套，两人的相识相恋也与众不同，属于“不打不相识”类型。 表面上他们互相挤对和嘲讽，实际都很在乎对方。

严小丽对前途气馁时，赵韦生用自己在平凡岗位上的平凡工作唤醒她的斗志。 小丽发愤图强，终于考上了业余大学。 为了补足自己的生产任务，她不顾赵韦生劝阻，拼命加班加点，最后把自己累晕倒了。赵韦生救了她，成为严小丽的人生导师。从相识到相爱，小丽和韦生是在互相“别扭”“较劲”中感受对方的魅力，进而互相欣赏。上了大学后，好强的小丽又不愿意耽误工作，拼死加班，是赵韦生的细心关照感动了她，两个看似性格迥异的人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心灵世界，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归宿。 不同世俗的爱情观让小丽有了责任感，有了上进心，有了跨越式的成长。

上述作品的女主人公都非常年轻。她们对新的工作岗位并不满足，力求通过各种方式去改变创新工作环境。 改变过程中产生了求知求新的欲望，单位的工作平台和周边的同事让她们获得了成长机会，也为她们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些女性通过主动积极的努力，最终都寻找到了人生目标，寻找到了个人价值。刘恒后来的作品中，这种成长型女性塑造得不多，《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二民和李云芳具有成长型特点，但他们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上大学读书也不再是唯一的强烈愿望，人生道路有了更多选择，她们的价值观念也有了新的变化。换句话说，人的价值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个体意识到自己与社会和时代一致，并通过自己的成绩获得他人和社会认同，她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

三、消费型女性婚恋观念的变化

刘恒塑造了一批批充满正能量的女性，也塑造了一批以自我为中心的庸俗卑鄙、荒淫无耻的消费型女性。 这里的消费并不指物质消费，而是指女性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或者实现某种交易消费自己或他人的情感、青春和身体，以满足自己的各种欲望。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出于个人私利或是私欲等原因，有些女性做事只顾自己的感受或是利益，不顾忌他人言论，更不顾及社会影响和社会后果，从一个好女人堕落成一个让人反感、甚至是令人憎恶的女人。 她们的不良言行造成的不良结果，暴露了人性的丑陋，值得人们深刻反思。

忠于婚姻和家庭，是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即便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了婚姻不幸，明智的女子也会大胆提出来，寻找合理解决的办法。 以出轨偷情的方式寻求刺激，或者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便有万千理由，也得不到同情，到头来落得声名狼藉，甚至家毁人亡的下场。 历史上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 刘恒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中的少奶奶郑玉楠本是一个令人爱怜的女子，长相俊俏，身段迷人，性格温顺。 由于包办婚姻，她嫁给了富家子弟、留洋归国的青年才俊曹光汉。 丈夫是接受了新思想的进步青年，全部身心扑在朦胧的“革命”上。 他秘密参加蓝巾会，从事各种“革命”组织，还借制造火柴之名秘密制造火药。 曹光汉没有把心思放在俊美的新媳妇那儿，有意识地隔膜了妻子。 究其实是为了保护她，不让自己日后的“革命”行为殃及她。 对于这个秘密，曹光汉既不能明白地告诉妻子，也不能让周围的人知道，所以在众人面前他常常伪装出另一副面孔，或者是恋母的儿子，或是行为变态的性自虐者，或是毫不关心家庭收入的“甩手”少爷。 单纯的郑玉楠没有深入了解自己的丈夫，没有洞察到他的内心世界，不能做他的知音伴侣，只觉得丈夫的冷落是某些怪癖引起的。

作为少妇，面对丈夫常常外出而留下的空房，衣食无忧的郑玉楠寂寞难耐，遂与丈夫的朋友——洋人大路发生婚外情并怀孕。丈夫回家后得知郑玉楠的孕情，表示了极大怀疑，她也没有如实说明情况，最后生下一个蓝眼睛的孩子。 孩子特殊的生理特征让曹家人丢尽了脸面。 若是今天，这种事情也许可以放在桌面上去解决，然而，在观念并不开放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却是逆天行为。郑玉楠出轨偷情对外界隐瞒得非常严实，在家庭内部遭到了来自大少爷为代表的家族施行的严厉惩罚。洋人被秘密处死，孩子被丢弃，她自己被休掉，在回娘家途中投水自杀。

偷食禁果的婚外情扼杀了三条人命，不能不说是人生大悲剧。 就人性来讲，郑玉楠有做女人的正当需求，洋人也有他寻找爱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必须在不影响他人尊严和利益，不影响社会风尚的前提下去获取。 何况，“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 限制或义务”。[4]155中国传统婚姻对男女双方，尤其是女方有诸多严厉控制。作为有夫之妇，郑玉楠在婆家与丈夫的朋友勾搭，和外国洋人偷情生子，虽然缓解了自己的压力，却严重破坏了家庭和社会制定的规矩，败坏了社会风气，违背了婚姻赋予的义务，为传统妇道所不能容忍，为道德伦理所不能容忍。 她自酿苦酒自己吞噬，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葬送给难以宽恕的偷情。

自古以来，无论是为了美好爱情而偷情还是为了寻求刺激而偷情，若事情败露，男女双方，特别是女方往往没有好下场。郑玉楠的悲剧固然可悲可憎，又因为其生活环境和丈夫志向的特殊，尚存有可怜的一面。 《白涡》中的华乃倩则是一个利用姿色蓄意诱惑男人并企图从中获利的可恶女人。 她是虚荣心强烈、不想真正努力付出却想不劳而获的代表。

华乃倩与周兆路同在一个研究室共事，是下级和上级关系。 华乃倩答辩硕士论文，需要周兆路帮忙。她主动靠近他，利用女性的柔媚去俘虏他，表达自己的爱意。 本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周兆路无法抗拒华乃倩的美色进攻。在周兆路的大力帮助与关照下，华乃倩的硕士论文尽管有许多破绽和漏洞，一些同行也指出了其中的问题，还是勉强通过，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华乃倩用她的姿色感谢周兆路，利用她的开放大胆不断挑战这个男人的底线。 其实，她勾引周兆路的目的不只是让自己的论文顺利通过并获得学位，还有更大的野心。 她邀请周兆路去自己家里吃饭，一为感谢，二为“认识”自己的丈夫，为日后的离婚做铺垫。 得知单位安排职工去北戴河疗养的信息，华乃倩费尽心机巧妙地把自己和周兆路安排在同行成员中。又通过掩人耳目的形式巧妙地和他发生关系，让周兆路享受她迷人的肉体。 面对华乃倩的单刀直入和穷追不舍，周兆路有些心虚，多次回避话题，但华乃倩并不善罢甘休，因为她是有强烈“奢望的人”。

疗养结束后，华乃倩又借来同学的房子为与周兆路幽会提供便利，并且希望他离婚与自己重组家庭。 对比妻子的温柔和儿女们的乖巧，周兆路良心难安，不愿意放弃现有家庭，即将升迁的仕途也有很强的诱惑力，家人和同事的关爱都在提醒他管好自己，良心、道德和仕途迫使周兆路悬崖勒马。 他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被华乃倩实现利欲和满足情欲的工具时，便主动提出要分手。可是华乃倩不依不饶，一旦得手就不愿意放弃，并趁周兆路家人外出之际跑到他家里寻找她需要的“东西”。 她继续软硬兼施自己的美人计，周兆路深深地陷入华乃倩布置的情感旋涡了，竭力想拔出来，可是力不从心。

婚外情中华乃倩使用的各种手段看似巧妙，却也用心险恶。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达到自己目的而设计。 她有意识利用周兆路在工作上的能力和作为男人在生理上的需求，为自己的学历追求和生理需要充当工具。 若没有利益可图，她也不会引诱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乃倩是一个非常庸俗的势利女人。 而周兆路不能抵挡美色，且占有欲强烈。 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两人有权色交易、互相利用、互为工具之嫌。 “通奸之所以可耻，是因为谨慎和虚伪达成了妥协，自由和真诚的协约能消除婚姻的缺陷。 ”[5]391周兆路知道自己行为可耻，也曾想中止通奸行为，保持原来家庭的和谐。 可华乃倩不依不饶，事情发展到让他无法掌控之程度。 他在仕途上飞黄腾达，可是必须处处小心，事事当心！ 表面上，他们的肉体是自由的，可以随意支配，实际上他们彼此被对方捆绑了，因为总有个声音在警告他，他也清晰地知道那声音来自何方。 华乃倩犹如一个紧箍咒套在周兆路头上，他不得不扮演多面人，用多副面具应付生活和工作。 波伏瓦指出，“真正的爱情应该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基础上，一对情侣的每一方会互相感受到既是自我，又是对方；每一方都不会放弃超越性，也不会伤害自身，两者将一起揭示世界的价值和目的。 对这一方和那一方来说，爱情将通过奉献自身展示自己和丰富世界。 ”[6]526用这样的爱情观衡量，郑玉楠和华乃倩与男人们的关系都称不上真正的爱情，她们自身不是 “自由人”，她们的“奉献”不是为了丰富世界，而是为了自己的索取，而且给对方带来了“伤害”。 这些女主角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情欲而寻找婚外恋，进而背叛了丈夫，破坏了家庭。 小说《虚证》里的两个女人与她们不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楚，竟因此而造成了不良影响。

《虚证》 塑造了两个对男主人公郭普云影响很大的女人，一个是女军代表，一个是赵昆。女军代表是“文革”时期文艺队的老师，教授18 岁的郭普云舞蹈，两人开始了朦胧的恋情。在当时的语境下，姐弟恋非常危险，自然会引发许多非议。 社会舆论影响了郭普云后来的婚恋，以致他36 岁仍孑然一身。文本中的女军代表并没有正面出场，她的一切都是通过男性或他者视角加以述评。 在“旁人”看来，军代表就是的“淫乱”的化身，她不该勾引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给郭普云造成心理阴影，这是他日后自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有自杀倾向的男人来说，女人，未必是医治他病态的良药，反过来会加大他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危险频率。 可是，对于一个长相帅气的男子，家境、品性各方面又很不错，迟迟找不到女友，“旁人”受不了，连郭普云自己也说不过去。 于是他和赵昆恋爱开始了。

就在大家期待他们开花结果时，不良的信息传出了。赵昆把她和郭普云并非和谐的两性生活传播给了“秘书大姐”，最终传出来的话就是“郭普云的家伙不好使”！这件事的传播，对当事人的面子影响很大。 赵昆心理承受能力较强，流言不至于伤害她性命，可是，对于忧郁症患者郭普云来讲，却是致命一击了。他在各种场合谈论死亡，“好使不好使无关紧要，他已经牢牢占有了一个证据，杀掉自己不中用的生命是不可避免的了”。毫无疑问，赵昆的口无遮拦损害了一个男人的自尊心，加速地促进郭普云走向死亡。 尽管这并不是他死亡的唯一原因，却是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原因。

与其他女子比较起来，女军代表和赵昆都谈不上放荡；从所做事情的结局来看，她们却也算不得良妇。 以今天的道德标准和习惯眼光衡量，她们的行为亦无可指责，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中，在郭普云这样的人面前她们过于主动了。女人的过分主动对于心智并不成熟的男人，或者遭遇过某些打击而存在心理阴影的男人，未必是好事。 因为女人的成熟行为，可能会被看作是带有某些企图和目的，若得不到理解，或者让事物朝向不良结果，自然会受到指责。如果她们能够谨慎处理，不那么急迫和仓促，在了解郭普云的性格和习惯后再以循循善诱的方式开导他，或者站在他的角度，真心爱护他，关心他，帮助他，也许郭普云就会提高自信心，不至于那么自卑，不至于那么快就结束年轻的生命。

上述几个女性形象，从郑玉楠、华乃倩、女军代表、赵昆，以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的三民媳妇（自私自利，贪图安逸又不检点）等人可以看到，刘恒作品中塑造的不良女性都带有一定的主动性，或者迎合性，具有“女逐男”的模式。 这些女人的欲望似乎比男人更为强烈，行为更加大胆，当然，结果都不理想。 若是男人自己把握不好，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可能导致不良结果。 周兆路深陷“白色旋涡”难以自拔；郭普云最终自杀了；三民被他女人弄得神魂颠倒，鸡犬不宁。 可见，亲密的两性行为，有时会给人以愉悦，有时却给人致命打击。 这个尺寸的把握，需要女人好好捏拿。

比较起来，《逍遥颂》里的少女，是刘恒笔下一个罕见的具有荒淫行为的悲剧女性。 整部小说的故事发生于动荡年代，文本中的红卫兵组建了一个名称特长的“少年赤卫军”组织，各自任命为作战部长、后勤部长等官职。 他们聚集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性”，所做的事情也没有离开“性”。 小说前半部分主要是几个男部长口头谈论，有意淫倾向。 后半部分才出现少女，才开始真正的淫乱行为。 少女没有具体姓名，是赤卫军们公认的“校花”，却与一个打死她父亲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红卫兵发生性关系。 两人玩着花样，几乎到性虐待至死的癫狂状态。 问题是，这个女孩不只是和这个男人，还和其他多个男人有肉体交往。 在男人面前谈论两性话题，她面无羞涩，甚至在被抓捕的临死的老校长面前，也毫不避讳。 她本想用自己的“凶器”杀死老人，反而被老人“双目炯炯有神”而吓倒。 一个混乱无序的时代，淫乱的少女反而被总司令任命为“赤卫军的卫生部长”。 部长们口里痛恨这个“臭婊子”，实际上却没有人拒绝她，依然和她频繁地发生着关系。 小说中的少女不同于以往的女性形象，她无耻的淫荡行为荒谬之极，是堕落时代垮掉的女性代表。 可是，这种荒诞却来源于生活的真实，“《逍遥颂》实际上确实跟我少年时的一段经历有关系，我只是将这段经历稍稍来点象征化、荒诞化”，以及夸张化。 作家书写这种真实的荒诞亦旨在揭示出人性的丑恶与丑陋，“人的劣根性一旦膨胀起来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掉”。[3]167正是这种膨胀使“校花”演变成了“恶之花”。

上文分析的三种女性，归根起来属于两个类型，积极型女性和消极型女性。 中国历史上，由于男性话语霸权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女性作为社会的人的积极面曾被长期埋没，作为“雌性”工具的消极面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女人中的卓越者常被誉为“女丈夫”“女豪杰”。 这一点同西方精神分析学家有着惊人的一致，即“只有男人被定义为人，而女人被定义为女性：每当女人作为人行动时，就被说成她模仿男性。 ”精神分析学家对女人的定义，遭到了著名的女性研究者波伏瓦的批判，她更正说，“对我们来说，女人被定义为正在一个价值世界中寻找价值的人，认识这个世界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将通过女人的整个处境，以存在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她。”[6]75这就说明，女人是有价值的，在价值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价值。 在不断寻找中改变着自己的观念，一旦树立了正确的观念，就能有效实现自己的价值。 前文所述的成长型女性和奋斗型女性就属于这一类。 如果观念错误，价值就变得无效，对个体、对家庭、对社会就会产生负面作用。 上文中的消费型女性就属于此类。

人们常说，一个好女人就是一所好学校，可以供男人读一辈子。 又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站着一个成功的女人。 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 塑造好女人，是作家的职责；塑造坏女人，同样是作家的职责。 好女人可以给社会很多正能量，催人奋进； 坏女人可以给社会很多反思和启迪，让人们在思索中前进。 无论好女人还是坏女人，她们观念的变化，都见证了一个时代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她们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过去和现在。“作家是个公民，要就社会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7]104时代许多大事是由各种各样的小事组成，是由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具体执行。刘恒塑造了一个世纪的女性形象，直接或间接展示了城市女性观念的发展轨迹。通过这些形象，也可以看到刘恒作为一个公民对时代对社会的责任。这也许是刘恒塑造众多女性形象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