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彻一生

张丽钧

在最近召开的河北省作家协会工作会议上，遇到了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教授。我拨开众人，迎上去与郭教授握手寒暄。没说几句话，我就问起了河北师范大学去年深秋从宣化老校址移来的两株杏树：“她们好吗？春天开花了吗？现在结果了吗？”郭教授好奇地问：“怎么偏偏打听这两棵杏树啊？—去年从宣化移来了6棵树呢！”我忙卖弄道：“我知道，另外4棵是油松和榆树。我还知道，那两棵老杏树，树龄都是60岁了，栽在行政楼A座南侧。我太惦记那两棵杏树了！因为我读大学时，我们宿舍前面就两棵杏树，说不定，移栽过来的正是那两棵呢！”郭教授笑起来：“哦，我还以为那两棵杏树上有你的股份呢！”我说：“我一直追着看相关报道，‘老家来的树嘛，亲呀！”郭教授于是盛情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去河北师大“看树”。我欢快地点着头，说：“我一定去看看树，也让树看看我。”

一

1978年，我考上了位于宣化的河北师范学院（那时河北师范学院还没和河北师范大学并校）。报到那天，是一个叫牛芙珍的师兄接站。当得知我是中文系的新生时，他笑笑说：“咱们是一个村—文史村。”我有点懵，这里的大学咋还叫“村”呢？

一进“我的大学”，我立刻明白了它确乎配得上“村”这个叫法。它太“村”了！在洋河南的沙滩上，跟几个颓丧的小村子（后来我知道离我们最近的村子叫“于家屯”）比邻而居，模样高度相仿，一律平房，一律灰暗，一律有稀稀落落的树点缀其间。

进村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打草垫子。光溜溜的床板上总不能直接铺从家里带来的被子吧？那好，那就自己动手打草垫子吧！我和姝文大汗淋漓地勒着麻绳，却怎么也勒不紧，一束束稻草用“松松垮垮”嘲笑着我俩的笨手笨腳。这时候，救命的王久胜同学出手帮忙了。一边娴熟地打着草垫子，一边操着正宗的迁西话问我：“几岁了？”我答：“16岁。”他斜我一眼说：“我32（2，读作‘饿）岁，比你大一倍，你得叫

我叔！”

后来我才知道，王久胜根本不是我们那届年龄最大的，年龄最大的一个男生是历史系的，37岁，刚好和他女儿同一年考上了大学。

时令刚进入仲秋，宣化已经冷得不成样子了。树们慌忙地脱落了冗赘的叶子，瑟缩着准备过冬了。我们的宿舍四面透风，进了被窝就不想爬出来。上冻后开始分煤球，生土炉子，宿舍的同学们轮流值日，一个个都成了看顾土炉子的高手。煤气中毒是时常发生的事，1979级一个来自秦皇岛的师妹就被一场煤气中毒永远带走了，她是漂亮的，曾被我们班的男生们偷偷唤作“系花”。

我们每月初要分发饭票。食堂的“主打饭”不外乎高粱米饭窝窝头，“主打菜”就是土豆了，切丝、切片、切块、不切，再加上去皮与不去皮，也算是花样迭出了。我们学校的食堂不能卖包子，一卖包子就几乎要闹出人命。我曾目睹过最精彩的一幕—一个瘦小灵活的男生，居然从售饭口前层层围堵的人的肩上直接爬到了最前面，伴随着响亮的叫骂声成功地买到了包子。“抢包子”遂成了一个固定短语，用以形容斯文扫地的惨烈争夺。

于家屯的女人常挎了破旧的篮子来宿舍区吆喝：“换—鸡—蛋！”我们禁不住诱惑，冲出去问她：“怎么换？”她说：“一件衣服换5个鸡蛋。”就有人开始还价：“6个鸡蛋换不换？”女人一指还价者九成新的“的卡”上衣说：“那就你穿的这件。”我曾拿一件半旧的上衣换过5个鸡蛋，吃的时候，带着深重的

负罪感。

二

宣化的春天来得晚，“五一”放假时，树们才有了些许绿意。那天从图书馆回来，竟惊喜地发现日日路过的两棵不起眼的树缀满了花骨朵！我忙喊姝文来瞧，姝文说：“杏花，你没见过？”我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一个个花苞说：“我在我姥姥的村子里见过，但没有仔细端详过，更没有摸过。”

眼睁睁看着两树花从含苞到盛开，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就仿佛，它整个儿是你的了，它专为取悦你而开。

记得那时我们刚好在学先秦诸子散文。讲到孔子时，我初识了“杏坛”—“（孔子）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我痴痴地想，是不是只能是“杏坛”啊？“桃坛”不好，因为，桃太妖娆;“李坛”也不好，因为，李太寡素。嗯，只能是“杏坛”了。下课的时候，跑到杏树下，卖力地端详那跟孔子有着斩不断的关联的花。叶绍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宋祁说：“红杏枝头春意闹。”其实，他们说的都是杏花的蒂。杏花的瓣，是淡粉色的，粉得快要够到雪了;杏花的蒂，是娇红色的，红得快要够到火了。这两样颜色配在一起，说不出的浓淡相宜。我故意在杏树下多停留一会，等着观瞻她的“静落犹和蒂”。—来了！一大朵完好娇美的杏花“和蒂”掷落，惊人心，动人魄。

三

杏坛，是孔夫子的“道场”，也是我的老师们的“道场”。我看到公兰谷先生、朱泽吉先生、白静生先生、姚大业先生、丛药汀先生都与我们吃一样的饭食，赏一样的杏花，却摆出与我们不一样的“领飞”姿势，义无反顾地带我们在文学的天空翱翔，在教育的天空翱翔。没有抱怨，没有犬儒，甚至没有调侃，一进教室就双目放光，浑身放电。他们都是谌容笔下《减去十岁》描摹的对象，每个人都带着重生的喜悦和减岁的狂喜在触摸春天、回报春天。

讲现代文学的公兰谷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位先驱人物，他最拿手的是讲鲁迅，把鲁迅都讲得“还阳”了！但突然有一天，我们却惊骇地听到了公先生去世的消息。他的宿舍距离我们的宿舍仅一箭之遥。去帮忙的男生回来说，先生的饭盆里还有半盆高粱米饭呢……

讲明清文学的朱泽吉先生是个大才子，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红楼梦》。因他的夫人陈静言也是我们的老师，所以，我们总是以传播他们夫妇的奇闻轶事为乐趣。朱先生讲起课来常常忽略了时间，很少有课间。好不容易有个课间，男生们往往忽地围过去，为的是趁这工夫再与朱先生多聊几句，沾沾仙气。

丛药汀先生是个诗人，一直笔耕不辍。他带领我们演唱他作词的《祖国啊我亲爱的妈妈》歌曲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忘情地打着拍子，半闭着眼睛，陶醉的表情煞是惹人陶醉。

萧望卿先生操着湖南普通话，在课堂上为我们讲他在清华大学做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的研究生时的旧事，从此我们明白了，我们是朱自清、闻一多的“隔代弟子”，我们的“DNA”里必须有十足的硬气与文气。

……

我想，如果一定要为“我的大学”选取一个象征物，我会欣然忽略了草垫子、土炉子、土豆、鸡蛋……我会一万次地选中一朵杏花。我寒素的青春因栖在这一朵寓意不凡的杏花上而显得璀璨夺目。一朵杏花，为我这个“憨妞”完成了“美的开光”。我甚至可以说，我的生命以这两树杏花为界碑，那一边，懵懂、痴愚、混沌;这一边，清朗、颖悟、明润。

四

毕业后，我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教书。学校的对面是一座公园，而公园正对着我办公室的地方偏巧也植有两棵杏树。

我备课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瞄一眼与我隔了一条北新道的那两棵杏树。我相信我看她们时，她们也在看我;我还相信，她们与“文史村”的杏花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我多么欣兴！因为，她那看不见的光，照亮了我案头黯淡的一切。

“教而写”，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人生关键词”。我清楚地知晓这个关键词自何来。

阻力和诱惑来自四面八方。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不教了。又有人告诉我，你可以不写了。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朱自清、闻一多、朱泽吉、丛药汀，于是我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教而写，是

我命。”

做了校长之后，我依然离不开讲台，还曾写过《你不能蠢到把校长当官兒做》。不把校长当官儿做，就是要迷恋讲台，迷恋与学生共同成长。我至今还教着“人文班”的写作课。我说过：课堂，是能嗅到真实的“杏香”的地方。

我是个“写作依赖症”患者，最多的时候开着6个专栏，出差了就用手机写，生病了就在医院写。我说过，我用写作挹取逝川之水。目前，我出版个人文集28部，开办着三个微信公众号。

有位前辈叮嘱我：“好老师要有‘三个留下—留下课、留下文、留下人。”前两个“留下”都好理解，最后一个“留下人”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留下人”，就是带出跟自己精神容颜高度相似的徒弟，将自己的教育“血脉”传承下去。为了做好这第三个“留下”，我又申办了“河北省名师工作室”，应邀到全国各地讲座300余场。作为一个从中文系中走出来的人，我的职业宣言是：“年复一年信仰中文，日复一日享受写作”。

五

今生今世，我忘不掉洋河南“文史村”那葳蕤的“杏花消息”。当我看到妹妹为女儿上网搜索她要去的大学宿舍装没装空调时，我想起了我大学第一课—编草垫子，我想起了我大学的必修课—生土炉子。那时，我们的物质生活多么匮乏，但，一朵简约的杏花坠落于襟袖之间，你就拥住一个绚丽的春天了。

陶行知先生有言道：“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的“人生大事”，只能是躬耕杏坛了。由于有当初那两株杏树为我的精神“打底”，36年职场生涯我都能保持十足的定力，不摇摆、不迷乱、不惘惑。当一顶顶金光闪耀的帽子戴到我头顶上时，我所能做的，就是向着洋河南岸的那个小村子回望、

感恩。

方便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母校看看那两棵杏树，花期也好，非花期也罢，我要走到她的身旁，告诉她：你那唯美的光，必将照彻我一生。

（作者系河北省唐山市开滦一中校长）

责任编辑：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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