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回顾与中国经验

2019-10-20 13:45梁栋吴惠芳吴存玉
人文杂志 2019年10期
关键词:小农政治经济学乡村振兴

梁栋 吴惠芳 吴存玉

内容提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中蕴含着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和农民群体的未来走向等重要议题。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不同派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传统对农业转型的方向、动力机制及农民分化均著述颇丰,后续的国内研究也及时跟进,共同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渊源。对于农业转型,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内部虽有分歧,但本质上认定农业小生产的必然消亡及大生产的必然兴起;与之针锋相对的劳动组织理论却坚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生命力和理论合理性;而理性小农学派主张在家庭框架内通过市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此外,农业商品化与资本化的转型实质论则看到了规模形式下的隐蔽样态。农业转型既有自发的市场、技术与人口动力,也有国家及政府动力。作为农业转型一体两面的农民分化不仅经历了历史变迁,其内部也分为阶层与阶级两个范式。对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的政治经济理论分析,有助于我们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转型经验,如要立基家庭经营的“大国小农”,要逐步让市场成为农业转型的动力,也要正视农民分化的历史性。

关键词 农业转型 农民分化 政治经济学 乡村振兴 小农

〔中图分类号〕F321;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10-0044-10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进行,中国经济与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之中。当然,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了提升全球化及国内改革进程中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也为了全面提升国家农业治理能力,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不断地对农业经济体制、土地制度等进行改革创新。中共十九大及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将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及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作为重要任务。上述论断是中央对近年来“三农”基本思想的批判性发展,如历史性地首次肯定“小农户”的地位并将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置于战略地位。

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的农业与农村变迁史,学界对农村经济发展与乡村社会治理变迁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却也盖过了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即农业的转型与变迁,而在这一主题下却可以解释发生在农村的很多现象与问题。农业转型的最典型形式是农业经营主体的突破,以土地流转为支撑的规模乃至大规模经营逐渐改变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小农经营。此外,农业生产形式及环境较之传统农业也已发生了剧烈转型,农业的商品化和资本化程度不断提升。作为农业转型结果的农民分化日益加快,农业的“去农民化”倾向日趋明显。后者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涌现出来的情况下如此,在仍保留了家户经济形式的境地中亦然。

在40年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的历史节点上,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对农业转型的经典理论、动力机制及其后果重新进行理论梳理对未来的乡村振兴具体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农业转型的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主要述及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发生在农业领域内的诸理论。在本文的结构安排中,包括了农业转型方向的理论表现,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及与农业转型构成一体两面的农民分化。上述三个层面可基本涵盖农业转型政治经济理论的诸多内涵,也构成一个紧密相关的逻辑体系。

二、农业转型方向的理论追溯

关于农业转型或农政变迁的研究及争论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相伴生,或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相关联。因此,讨论农业转型便绕不过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学派等经典的政治经济理论。后续,国內外学者关于农业转型的诸多讨论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上述经典理论传统的接续。在农业转型领域,这些经典的理论讨论最多的便是小规模农业的前途与方向、农业内部的资本化与商品化及农业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也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所力倡的“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命题密切相关。

1.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农业转型

农业的转型与变迁在马克思主义那里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农业对小农生产的取代,或者说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的农业无产阶级和资本家的直接对立,熊春文:《农业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并特别强调在小农必然消失的过程中,工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逻辑对农业的渗透与影响。④[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8、709页。当然,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农业转型经验来自英国,资本主义地主经济、农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的劳工 “三位一体”是农业转型的主要阶级动力。[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3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产阶级的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也是未来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曾直接地说“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④那么,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已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从何而来呢?在马克思看来,小农始终代表着一种落后、分散的生产与组织形式;将小农的土地强占或购买,将其劳动力商品化,进而不断地将小农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游离出来,是工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并建立国内市场的一种重要途径。马克思以英国为例的小农消亡为基础的农业转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工业资本主义领域所发展出来的“大生产代替小生产”原则在农业领域的运用。将农业的转型放置于与工业结成的紧密关系中来看待,也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社会分工的思想。

列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发现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小农农业将被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所代替,从而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⑥⑦⑧《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5~159、53、20、58页。关于俄国农业的发展,列宁也认为最终会走上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道路,⑥多数小农将迫于生产能力而沦为农业雇工,诸如“小生产的破产”⑦“农民的破产引起农业的进步”⑧等表述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比比皆是。列宁对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解释就成为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充分阐释了农业生产集中化以及小农沦为雇工的历史趋势。在1880年代的俄国,列宁甚至认为拥有份地的农民也是无产者的一部分。

显然,在舒尔茨那里,市场占有更重要的一席之地。“一个竞争的市场运行于小农经济中,与资本主义经济并无不同。”这一切的实现需要借助于技术及人力资本投资。传统农业的停滞不前不是来自于小农的非理性,而是来自于边际投资收益的降低;若保证小农在合理成本下进行投入,就要依赖现代技术要素对成本的降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7页。

尽管与马克思主义同样偏重于科学技术与知识在农业转型中的作用,舒尔茨对前者的“扭转”更根本地存在于对工业与农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先后顺序的判断上。舒尔茨认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优先发展工业甚至以工业发展为目的而牺牲农业这一条道路,“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⑤因此,问题的关键也就变成了如何将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

实际上,在经历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指导下的我国集体农业的历史阵痛之后,正是在舒尔茨理性小农转型理论的影响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的中国农业发展才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在技术进步的生产力提高环境下,小农家庭经营的优势和存在合理性逐渐地被认可,也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生产效率。

4.农业转型的实质论:农业的商品化与资本化

中国农业转型虽然姗姗来迟,但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转型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在各种地方性转型模式里,家庭农场可能被消解、被取代、被再生或被改造,而农业资本则可能利用分散的农场、高度整合的公司或既非市场也非公司的合同关系来进入农业生产。张谦:《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鉴于中国农业转型因地方政治及经济社会条件而表现出的极大差异和不平衡性,中国农业转型将要沿着单线的规模化前进以及“小农持久论”已不能涵盖中国语境下农业转型的复杂性。因此,从农业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入手,探寻农业转型中更为一般的变迁路径及规律,就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恰亚诺夫等主张的经营主体分化与阶级关系两极化,而是要更多地考虑到农业转型中的资本化和商品化,呈现的是一种农业转型中农民阶级关系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若传统农业可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社会发展的结果便是农业的商品化越来越突出。研究者们多认同中国农业的商品化现实和趋势,但对于农业资本化究竟是不是一种无产化却存在分歧。

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掌握着丰富资本的大农场便必然地取代缺乏资本的小农,农业雇佣劳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农业转型最直接的体现。然而黄宗智的研究认为,家庭式的小农经济虽然经历了高度的商品化,但家庭经营的传统形式却稳固地保存下来,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农业资本主义转型,从商品经济不能简单地推导出资本主义。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5页。进入到21世纪,中国的食品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变,社会各阶层对肉蛋奶及蔬菜的消费需求比例大大增加,食品消费结构也是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反映,中国农业转型表现为一种“隐性革命”。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1980-2010)——一个历史和比较的视野》,《开放时代》2016年第2期。但这种高度商品化了的农业仍然属于资本-劳动双密集型的小规模农业。黄宗智、高原:《中国农业资本化的动力:公司,国家,还是农户?》,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通过对农业普查数据的分析,全国只有约3%的农业劳动力是全职的农业雇工。因此,中国的农业转型是一种“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的农业发展》,《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黄宗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皆表达了上述思想,他也和贺雪峰等被称为中国小农派。贺雪峰:《小农经济至少还应维持30年——答钱津先生》,《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关于“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的观点,也引发了后续研究者的激烈争论。

的确,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市场、农业机械化的发展,规模经营主体正在兴起,突破着资本-劳动双密集型的家庭小规模农业,不仅改变了小农基础上的生产力,同时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式的农业生产关系,农业的无产化事实上正在凸显。规模经营主体的涌现是无产化的农业资本化的明显例证,且在特征和方向上表现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动力,⑧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在两种动力中,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航英:《新型农业主体的兴起与“小农经济”处境的再思考——以皖南河镇为例》,《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

如果说雇佣关系的出现标志着显化的资本主义式的农业转型,农业资本化或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除了雇佣关系的形成,还有许多其他隐蔽的形式。当代的小农户正逐渐被“覆盖”或被整合到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表征的农业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中。⑧那些尚未被“覆盖”的独立经营农户,也越来越被吸纳到商业资本主导的链条中,小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只是表面上的。武广汉:《“中间商+农民”模式与农民的半无产化》,《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许多小农户通过订单、合同等形式被纳入到企业的生产与流通环节中,商业资本在每一环节上都正在获得寡头式的甚至是垄断的控制权。张谦:《中国农业转型中地方模式的比较研究》,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给中国农业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小农户的消亡或农业劳动力的无产化,而是将农业生产整合到资本的跨部门的流通过程中,并使家庭生产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被转移。

这实际上就是将农业与工业部门作为一个连续体来对资本的运作逻辑进行考察。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自由的、无地的工人这一基本趋势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资本主义渗入农业特别缓慢且形式繁多,农民保有土地往往于资本有利,所以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有这种有份地的农村工人。B12《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1、160~171页。何况,形式上保持独立的小农也日益被圈围入商业性农业之中,各类包买主从中间环节盘剥小农。B12考茨基也同样論述了小规模农业的卷土重来其实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资本家允许小农保留小块土地,只是为了在需要时他们可随时提供劳动力。[德]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226页。如此看来,小农生产虽然保留着独立性,但实际上已成为工业企业的附庸,而必须使自己的生产适应处于垄断地位的工业企业。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大地产的农业经营更容易实现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将农业转型视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起源是其一贯坚持的论点。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所预言的雇佣基础上的英国经验已不是农业资本主义的唯一形态了,以家庭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生产如果实际上服从于城市工业资本积累的需要,农业剩余价值以各种方式为城市工业资本所榨取,那么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农业生产形式也应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David Goodman and Michael Redclift, From Peasant to Proletarian:Capita List Development and Agrarian Transi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 p.78.在工农连续体内的这种“外在的农业转型”,表示的则是农业与外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关系,这也体现了农业转型概念的双重性。王立新:《农业转型概念的双重化》,《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雇佣劳动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或许就不是农业资本化的衡量指标。相比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商业资本主义”或许能更好、更灵活地涵盖农业转型中的资本主义化。[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7页。正是生活资料的商品化才使得农业逐渐从“农耕”转变为一个单独的部门。在这个部门内,农民的生产组织过程不但被重塑,农耕活动的上下游也被工业部门所圈围。

三、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

农业转型的经典理论呈现了农业转型的不同方向和前景,对农业转型动力机制的分析则有助于弄清究竟是何种力量推动着实践中的农业转型。这一问题的澄清,无疑将对实践中的农业转型政策、手段与途径之选择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1.市场、技术与人口:农业转型的社会动力

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恰亚诺夫学派看来,农业经营形式的转型或维持都是在一种自发力量下实现的,在马克思那里这一力量来自于大工业所造就的阶级动力;而在恰亚诺夫的理论里,这一动力则被归结为人口和经济所决定的劳动与消费均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认为落后的小农向合作社农业的转型不需要国家的扶助,真正的合作社是为市场进行生产并依赖与市场的接轨。任何合作社都不能硬性地推行,这种体制需要一系列经济前提及文化前提。何增科、周凡主编:《农业的政治经济分析》,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12~213页。显然,这里的经济和文化前提就是不需要国家干预的自发市场。农业转型的自发性在恰亚诺夫那里被表述得更为明显,他这样写道:“俄国农业的社会经济结构是由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形成的一种自发力量,其发展受制于各种自发的因素,基本上不受国家控制”;“由于我们的农业具有自发的性质,故此我们就不得不总是在质与量两个方面将国内需求与原料储量看成是一种既定的因素”。[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虽然不同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但它同样把市场当作农业转型和实现乡村质变性发展的主要动力。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页。

除了技术、市场及社会变迁因素对农业转型的推动外,人口增长也是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其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发展。博塞拉普将休耕期由长变短并最终消失的过程认为是农业转型的根本路径,而人口的增长正是休耕制度变迁之源,也构成农业转型甚至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从人口增长和商品化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小农经济在不断商品化的环境下保持了稳固的形态并出现了农业过密化现象。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的发展速度,这种过密化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农业变迁的结果并非小生产让位于大生产,而是阻碍了雇佣劳动或农业资本化的发展。随着80年代之后开始的改革进程,技术的运用产生的结果是农业的“去过密化”,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便转移出去,从而引发实质论的农业转型,农业的家庭形式得以维持。

对以上理论观点的梳理表明,不管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恰亚诺夫主义、舒尔茨学派还是人口增长学说都将农业转型的动力归为一种自发的因素,这也被学者称为只见市场、不见国家的“社会中心范式”。孙新华:《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及其拓展》,《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实际上,上述研究也不是完全忽视国家的,而只是采用了一种更适于说明自己理论体系的方法。然而,研究中国当下的农业转型,却不能忽视国家及地方政府的动力。

2.农业转型的国家与地方政府动力

卡尔·波兰尼早已洞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他认为自律的市场实际上是人为的结果,市场总是嵌入在特定的政治与经济社会环境中。[匈]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99~111页。同样,经典的农业转型理论格外注重市场、社会、人口等自发的促动性,而往往忽视国家或政府的因素。如果说在人口与社会等自发因素的推动下,农业转型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如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大规模农业对小规模农业的取代与恰亚诺夫及舒尔茨所力持的小农家庭农场的光辉前景,那么,将国家因素作为一种动力进行考察,农业转型的方向大多会朝向清晰的一元化方向发展——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正如秦晖所言,自发因素之外的“超经济力量”对单个农场纳入社会整体的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关注国家对农业转型的推动,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是旨在提高生产力的农业现代化,二是旨在转换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关系变革。秦晖:《当代农民研究中的“恰亚诺夫主义”》,[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国家推动的农业现代化体现得最为突出的是东亚的农业转型道路和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绿色革命”。不同于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自发地走上农业资本主义的道路,东亚道路是通过政府对农民的过度征税并将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而形成的。⑤[英]亨利·伯恩斯坦:《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汪淳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7、110~111页。这种转型多是在保留小农体制后的条件下依靠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通过实行高食物价格和相对更高的农业税收,提高了农业人均劳动力投入。[丹]博塞拉普:《農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的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20世纪5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国家主导的“绿色革命”,国家利用一系列农业政策推进农业现代化,此时还有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联合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深化商品关系为基础来提高无论是小农还是大规模农场的农业生产力。⑤在这样一种农业革命的浪潮中,农业彻底地由“农耕”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农业部门,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能不会过多地涉及到农业雇佣关系。

詹姆斯·斯科特从国家政治和社会控制的角度提出,国家为了提高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强制性地将分散的小规模农业转变成大规模的集体农业和村社农业,既便于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也有利于税收的汲取。[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19~221页。贝茨和哈特等人对东南亚国家农业转型的研究表明,农业转型是一个政治过程,国家完成对农业的改造是一方面,实现对社会秩序的改造是另一个方面。农村地方精英如大地主、农场主成为国家实施农业改造计划的代理人,国家对农村精英阶层的补贴改变了农业的阶层结构和生产关系,推动了农民的无产化以及农村的贫富分化。孙新华:《再造农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6~20页。

在当前的中国农业转型过程中,国家干预集中地表现为农业项目的运作和地方政府所推动的耕地流转等事件,转型的特征便是规模经营主体涌现及工商资本下乡形成的农业产业整合。国家干预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农业政策执行的代理人逻辑,从而组织费用、交易费用等都可以得到大大降低。龚为纲、张谦:《国家干预与农业转型》,《开放时代》2016年第5期。从国家农业治理的角度对中国近年来的农业转型过程和逻辑进行分析,可发现国家或地方政府主导的规模经营主体的兴起已经在农业补贴、农技服务等层面产生了“去小农化”的效果,传统的农业生产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实际上,强调国家治理在推动农业转型过程中对乡土社会的影响,也具有将农民视为被动客体的倾向,等于间接弱化了农民在扩大再生产的动力下实现转型的自主性。此外,关于农业转型的研究,所谓的“找回国家”也并非真的找回国家,而是将国家等同于地方政府来进行分析,这样地方政府政绩、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治理就成为所谓的“国家动力”要解释的议题。农业转型与其说是国家主导的,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国家的参与更多地表現为对地方行为合法性的授予。

四、作为一体两面的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

1.农民分化的原则及其变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农民有分化,并按照阶级关系将农民分为不同的阶层,如恩格斯根据土地占有和雇佣劳动构成将农民分为农业工人、贫农、小农、中农、大农及大土地所有者,是在小农消亡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也是为了阐明他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63~587页。列宁同样按照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资料的占有将农民划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三个阶层,他认为富农将逐渐转化为农业资产阶级,贫农会沦为无产阶级劳工,中农极不稳定。《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5~159页。恰亚诺夫则认为农民生产动力只来自于家庭内部,以需求为导向,并根据家庭内劳动力和消费者的比例进行周期性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不具有累积渐增的趋势。[俄]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萧正洪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马克思对英国及列宁对俄国农民分化的研究都认为土地是农民分化的一个重要变量,恰亚诺夫也提到了伴随人口分化的是农民土地规模的扩张和收缩。将土地作为农民分化的标准,也体现在毛泽东的早期著作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1页。

将土地作为农民分化的标准从革命年代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前,此后农民分化的原则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分化和农业转型之间的关系也在同时变化。革命年代中,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占主流的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的判断。严海蓉、陈航英:《农村合作社运动与第三条道路:争论与反思》,《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关于中国社会整体存在分化的观点必然影响到对农民阶级分化的判断,这一判断延续到了解放后。解放初期,我国农民分化显著,贫雇农占70%,中农占25%,地主及富农占5%。解放初期经过土地改革后,农民基本不存在分化,基本是依靠家庭劳动力在自己土地上耕作的小生产者。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土地按人口均分,实际上农户的经营规模相差不大,所以,以土地规模作为农民分化标准便不再适用了。

因此,改革开放后,学界多将职业与收入作为农民分化的标准,但此时的农民分化更多地是指农民分层。关于农民分化的研究,也从农村市场化、农民非农化、城镇化等多个角度展开,实际上的农民分化是一种有分层而无分化的状态。尽管农民在就业、收入等方面呈现出差别,但特定的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使得农民身份转变滞后于职业和收入分化,如农民工和农村先富群体就是一个鲜明例证,分层了的农民在身份上依然保持着整体性。

2.农民分化中的阶层与阶级

当代农民分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与农业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农业转型背景下可有阶层和阶级两种分化范式。

阶层范式注重分化中的农民整体性和非无产化。如黄宗智认为尽管政策和资本都在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崛起,但总体上中国农民没有发生大的分化,农业雇工的比例不超过3%,目前中国的农业仍然是商品化了的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型小农经济。黄宗智:《中国农业面临的历史性契机》,《读书》2006年第10期。华中村治研究团队从职业、收入、村庄政治、村庄社会结构等角度对当前的农民分化进行综合性研究,得出农民分化具有地域性,但共性都是中坚农民在农村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认为农民分化中潜藏着去阶层分化的机制,从而使得农民阶层化并未形成区隔。贺雪峰:《农民分化与农村阶层研究》,《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该研究范式证实了农民分层的事实,又格外强调分层结构中的稳定性,认为制度化了的半耕半工使得变迁中的农村社会保持着基本的整体性和稳固的小农经济体制。因此,可将其理解为只是农村熟人社会中的分化,是村庄里的分化而非社会分化。

阶级范式注重分化中的农民无产化。阶级分析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认为中国当前的农民分化与突破家庭范围的农业转型联系密切。有学者甚至提出对中国社会分层的研究需要到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中去寻求解释,马克思的分层理论是一种“深层的分层结构”,因为市场经济转型后,资本力量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仇立平:《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社会》2006年第4期。这种范式通常坚持中国农业正经历着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在此过程中小农尽管数量仍然庞大,但是却在丧失主体性,开始直接或间接地隶属于资本。严海蓉、陈义媛:《中国农业资本化的特征和方向: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资本化动力》,《开放时代》2015年第5期。与小农整体论不同,阶级分析认为如今的小农已高度地分化了——有可能演化为无产者。因此除了要关注“通过圈地剥夺农民”的方式,还应关注“通过分化剥夺农民”的方式。陈航英:《既非小农,也非资本家——当前中国农业生产中的小资本生产者》,《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在农业发生实质性转型的现实背景下,小农体制正在分化之中,寄生在这一体制下的中农阶层之分化自不待言。

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后的今天,中国的农民分化基本遵循着从阶级到阶层再回到阶级分析的路径。最近对农民分化的研究开始将农业转型带入进来,农业转型导致了农民分化,同时,农民分化也构成了农业转型的条件,只有农民分化了,其中一部分才有动力扩大再生产,也为资本进入提供必要前提。认识到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是一体两面还不够,还应认识到无论是阶层视角还是阶级范式对当前的农业农村变迁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说阶层范式放眼整体和表面,那么阶级范式往往立足局部和内在逻辑,二者并不矛盾。

五、扎根中国经验的农业转型

综上,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分析。近年来国内的此类研究在讨论和对话中升温,这固然与农业、土地及农民诸问题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性有很大关系。当然,在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该领域的研究也必将持续走热。

回顾近年来的研究,国内学者通过宏观数据分析或田野调查,要么为处于特定经济与社会环境下小农继续存在之价值与意义申辩,要么揭露小农被日益深化的工商资本下乡和地方政府行为挤压的事实。这两种论点都符合当前农业农村的现实,具体到不同地域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时情况尤为如此。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这是历史性地首次在国家战略的高度肯定小农生产的价值。相对于经典时期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简单的阶级结构,加之彼时不同思潮所蕴含的政治属性,今日及未来中国农村的情景皆不可同日而语。若此,就需要辩证地对待经典的农业政治经济理论,单方面地肯定或否定小农存续也就不尽合理。对于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也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合理分配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因此,未来的农业将转向何方?将依靠怎样的动力实现转型?这一处境中的农民分化又将何去何从?为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扎根中国具体國情来进行具体分析,进而形成农业转型与农民分化的中国经验。这一任务任重道远,本文只能从经典的农业政治经济文本出发,尝试从三个方面进行粗浅回答。

1.立基家庭经营的“大国小农”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的理论论述长期指导着我国农业转型的实践进程,极力放大小规模家庭农业在组织与生产中的落后性,而忽视西方国家与中国农业转型背景的根本差异,形成了国内长期以来对小规模家庭农业的偏见,也直接导致上世纪中期农业集体化、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改革前的农业转型历史即消灭家庭经营、拓展规模经营的过程。实际上,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绝对排斥小农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虽预见小农不可避免的没落,但我们绝不从中干涉以加速其没落”,考茨基也直言“社会主义不剥夺农民,且给予其保障不受剥夺”。[德]考茨基:《土地问题》,梁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第515页。直到改革开放前夕,迫于改变生产力极为落后国情的需要,党中央才正视农民的创造性实践,重新审视农民家庭经营的优势,并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尤其在理性小农思潮的影响下,国家连续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为小农家庭经营的生产力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正是在生产条件充分改善和生产力充分发展了的中国数亿小农家庭经营所形成的“半工半耕”体制基础上,中国才得以快速地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而不致农村和城市发生大的社会问题。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地方上普遍采用土地流转、招商引资、鼓励农民进城等做法,并将之纳入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但这也导致了诸如土地非农非粮化、土地肥力下降、生态环境破坏、农业不可持续等风险。然而2016年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的农业经营户中仍然有近98%的小农户,在2.07亿多的农业经营户中,规模经营户只有398万户。这正表明了“大国小农”的现实国情和家本位文化背景下家庭农业的韧性和合理性,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肯定小农生产价值、力求城乡融合发展、继续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就是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农业转型理论,是对盲目崇尚大规模农场、以牺牲农业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工业资本原始积累等理论倾向的更深刻扭转。同时也要理性认识到,拥有土地的小农或许并不是那么独立,它们正在市场的狭小空间里遭受中间商业资本的挤压。因此,中国的农业转型要遵循“大国小农”的国情,充分保证农民的就业权,通过面向小农户家庭经营的政策和制度整合来实现渐进性转型。

2.逐步让市场成为农业转型的动力

农业转型存在多种动力来源是一个理论事实,而理论与观念不等于实践,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农业转型也存在多种不同的动力机制,但回顾长期以来我国农业转型的历史,可以发现实践中一个一以贯之且不断强化的推动力量就是来自于地方政府。这在计划经济年代如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开启市场经济体制之后的历史中同样如此。在农业现代化的国家话语保护下,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农业产业化成为各地打造亮点和样板、实现农业规模转型的流行做法,在推行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政府公司化”的奇怪现象,导致市场要素与财政资源配置效率的双重下降,农业农村的发展出现大量积弊与此不无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明确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尊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的是公共服务提供、制度改革创新和适当引导的作用。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农业转型,应当逐步破除地方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要给予农民和资本、技术及先进管理经验充分结合的自主性和选择权,允许农村里的中坚农民在市场的自发调节下走向规模经营、延长产业链并实现产业融合这样一条“自下而上”的农业转型之路,也要允许并支持小农在家庭承包基础上对多功能农业的实践探索。在农业渐进转型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体现在继续完善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建设与农民文化培育。

3.农民分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农业转型和农民分化是发生于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农业转型必然带来农民的分化,农民的分化也构成农业转型的现实基础。随着农业的转型升级,必然会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农村里的农民数量逐渐减少、类型逐渐分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农民数量的减少和类型分化又反过来加速农业转型的步伐,使更大规模经营和更高程度的农业商品化与资本化出现。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对农民数量的减少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这也表明我国农民的分化和减少不能沿袭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阶级化快速处理的方式,而是一个逐步和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人多地少且分散经营的现实国情下,农民的减少要不引致大的社会性问题,就要充分保证农民的就业空间,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数以亿计小农的生计结合起来,创造改善当前分散经营体制的条件,而非通过行政主导或一味地导向大规模农业刻意地实现农民数量的减少和快速分化。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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