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状态
——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上）

格 非

1.没有生平的作家

今天我们开始讲罗伯特·穆齐尔。穆齐尔1880年出生于奥地利，1942年在瑞士去世。他被称为“没有生平的作家”。也就是说，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除了不多的几部作品之外，他很少有其它的言论、演讲、文章问世。我们研究穆齐尔所能参考的基本材料，除了他早期的几部作品以及大部头的《没有个性的人》之外，剩下的也许就是他的日记了。这些日记自从被整理出版以来，一直是国际上研究穆齐尔的一个重要文献。研读它们，可以了解穆齐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日常生活、社会现实和历史文化的一些基本见解。穆齐尔的日记有一部分已被译成了英文，但中文译本（除了一些零散的节译之外）在国内还没有出版。德语或英语比较好的同学，可以去找来看看。虽然说穆齐尔是“没有生平的作家”，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作为读者，却不能简单地用这句话将他的生存经验一笔抹掉，而应该尽可能多地去搜寻一些材料，以了解这个人一生的大致经历。我以前讲过，对于文学研究而言，知人论事很重要。在研读文学作品的同时，我们也需要了解作者的基本生活状况。

关于穆齐尔，有几个方面的情况，我这里给大家稍微说一说。穆齐尔本人是奥地利人，出生在奥地利卡林西亚一个叫克拉根福的地方。与弗兰茨·卡夫卡一样，穆齐尔也是一位生活在奥匈帝国版图内用德语写作的伟大作家。我希望大家在研读穆齐尔的作品之前，对奥匈帝国的历史和地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我们在阅读《没有个性的人》时，就会产生很多困惑。比如说，德意志民族、斯拉夫民族，当然也包括捷克和匈牙利，与传统的奥匈帝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因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德国与奥地利的复杂关系一直是情节发展的中心问题。关于这一点，我这里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去做功课。我仅仅强调一点，穆齐尔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他一直崇尚德国文化，对奥地利多少有一点轻视。尽管在文化上，人们常常德、奥并称，但穆齐尔不认为奥地利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文化特色和自主性。穆齐尔在作品中讨论的“历史文化”这个概念，基本上是以德国文化史为蓝本的，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穆齐尔是家中的独子。他的父亲是奥匈帝国时期政府的工程师，因为在工作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后被封为贵族。现在研究界一般把穆齐尔称为一个中产阶级作家。在我看来，穆齐尔在社会地位方面，与《没有个性的人》主人公乌尔里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家境优裕，收入稳定，生活无忧，受过良好的教育。穆齐尔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的理性和科学头脑。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人，生性敏感、紧张而多疑。穆齐尔很多的艺术天赋和感知力，包括他敏感的气质都是源于母亲。问题是，母亲也给他带来了一份“负资产”。在穆齐尔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开始和一个名叫亨利希·赖特尔的年轻人私通。在当时社会风气比较开化的奥地利，与人私通也许还算不上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但这个年轻人在长达20 多年的时间里，搬入穆齐尔家中，与这夫妇二人公然组建了一个“三角关系”家庭，就是另一回事了。老穆齐尔居然能够接受这样的三角家庭，并在畸形关系中相安无事地生活，即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不用说，这件事对穆齐尔日后生活理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穆齐尔在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关系中长大成人，其伦理和道德观念，特别是对女性的态度，会因此事发生怎样的变化，是不难想象的。我们知道，穆齐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和诊断，从而对社会的历史进程做出预警。而这种诊断和分析，又是以对女性心理的幽暗部分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解剖为前提的。应当说，在这方面，他甚至比弗洛伊德走得更远。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做详细的论述。不管怎么说，穆齐尔对女性心理、两性关系不知疲倦的探究，在特殊家庭关系的影响之下，在他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经历与记忆中，已早早埋下了种子。

穆齐尔11 岁的时候，就被他的母亲送到了维也纳近郊的一个军事技术学校。14 岁时，他进入莫拉维亚的布尔诺高等军事学校。到了1897年，也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穆齐尔考入了布尔诺的理工学院，主修工程学。说起布尔诺这个地方，我们也许会马上想到另一位享誉全球的著名作家——没错，我说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出生于布尔诺，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布尔诺是摩拉维亚的首府，原来属于奥匈帝国，现在则归入了捷克的版图，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顺便说一下，米兰·昆德拉对穆齐尔的作品推崇备至，他认为，从历史进程上来看，穆齐尔是推动二十世纪小说出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人物。1903年，23岁的穆齐尔进入德国的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并于190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他所学的专业内容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两个信息：第一，当时的自然科学和哲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学科分界；第二，心理学在当时作为一个时髦的新兴学科，已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我们知道，胡塞尔的老师布伦塔诺、胡塞尔本人以及他的弟子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关于心理学的讨论更是随处可见。

穆齐尔早期的两部小说《青年特尔莱斯》和《结合》，同时出版于1906年。《青年特尔莱斯》在当年寂寂无名，可是如今已被公认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影响非常大。这个作品所呈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危机，令人印象深刻，已经昭示出穆齐尔日后对于道德、理性和自我意识三者关系进行持续思考的重要特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穆齐尔奔赴意大利前线作战。据说他在意大利表现非常勇敢，并受到嘉奖。在战争结束后的近二十年中，穆齐尔出版过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品，比如剧本《卓识者》和小说集《三个女人》等等，他的绝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之中——起先，穆齐尔为自己将来的创作草拟了一个包含20 余部小说的系列大纲，后来又将这20 多部作品的构思归并到了同一部长篇小说的计划之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卷帙浩繁的长河之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个性的人》。

1938年，希特勒攻占了奥地利，穆齐尔被迫流亡瑞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很多文学研究者看来，穆齐尔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在他身前或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这绝不意味着穆齐尔在当时的欧洲完全默默无闻。事实上，《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于1930年问世时，在德国和奥地利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德国文坛巨擘托马斯·曼曾对它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在当代德语小说中，《没有个性的人》毫无疑问是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并预言它将在未来获得崇高的声誉。另外，穆齐尔在世时，一个由出版商和众多追随者所成立的团体（名称就叫“穆齐尔协会”）一直在为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也就是说，穆齐尔是一位在世时就拥有了固定粉丝群的作家，尽管人数可能不多。《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后带来的反响，甚至一度让穆齐尔产生了即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幻觉。我想说的是，穆齐尔在一战后的奥地利其实过得并不差。他的生活真正陷入困顿，是从1938年被迫移居瑞士开始的。穆齐尔在瑞士的最后四年过得很不顺心，他本人也很不喜欢瑞士这个地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穆齐尔的作品在奥地利和德国同时遭禁，从而使他丧失了版税收益，后来不得不依靠救济艰难度日。1942年，患有中风的穆齐尔在剧烈地跳了一阵蹦床之后，不幸去世。他的骨灰被撒入了日内瓦附近的森林。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穆齐尔求学时主修的是工程学、哲学、心理学、数学和物理学。一开始，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根据南非作家库切的记述，穆齐尔最初对文学和音乐的涉猎，不过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文教养，完全没有将文学写作作为终身志业的意图。不过，随着阅读的深入，他很快就成了马拉美、梅特林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徒。而在哲学上，他所服膺的大师包括康德、尼采和叔本华。穆齐尔对于尼采的迷恋，我们可以从《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这个人物身上看出一些端倪——穆齐尔对克拉丽瑟的形象设定就是一个尼采迷，一个崇拜超人的神秘主义者。当然，穆齐尔的知识面，远非上述学科领域所能囊括。如果我们将《没有个性的人》中涉及到的知识门类做一个统计，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所有文化领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自然科学、心理学、博物学、文学、历史、社会学等等，无不尽皆纳入其中。也许只有一个概念可以涵盖他笔下林林总总、光怪陆离的描述对象，这个概念就是“一切”。在穆齐尔身上，我们仍可以看到歌德那种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细加参详的雄心。

有同学向我抱怨说，《没有个性的人》根本读不下去。还有的人硬着头皮读了前20页，就决定放弃了。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是难懂、晦涩。不过，如果你们要问我的阅读感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作品其实并不难读。这本书我以前读过一遍，最近为了给大家上课，又读了一遍，感觉仍然非常引人入胜。我的理由如下。第一，这个作品总体而言是一部披着现实主义外衣的小说，行文风格相当写实。用米兰·昆德拉的话来说，没有颠倒年代顺序，没有乔伊斯式的内心独白，没有取消标点，没有破坏人物与情节的传统结构。第二，这个作品的情节设置极为简单、集中，而且基本是按照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缓慢推进。正因为叙事线索的交代异常清晰，我们在阅读时不至于无所依傍，更不会有迷路的恐惧。第三，这个作品中所有人物的设定，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人物形象相对饱满。如果我们不被这部小说所涉及的知识吓住的话，阅读感受还是相当愉快的。按照我的经验，如果你耐着性子认真读完它的前200页，一切就会变得容易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这本书的版本问题。刚才我们讲到，《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问世于1930年，其中包括第一部《一种序言》的19 章以及第二部《如出一辙》的104 章。第三部的标题叫作《进入千年王国》，列入第二卷，在30年代出版时这一部分并未完成，只有38 章。现在我们能够读到的由张荣昌先生翻译的中译本，就只有上述两卷三部的161 章，共975页。

然而，我们或许会问，第二卷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的38 章，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从1933年到穆齐尔去世的1942年，这当中差不多还有十年时间。考虑到作者在晚年将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写作这部巨著，想必在这十年中，穆齐尔留下了大量的遗稿吧？情况的确如此。到了1952年，在穆齐尔去世10年之后，包括遗稿在内的新版《没有个性的人》终于被整理出来，正式问世。这个版本总共有2160页。

可见，新版本的内容与中译本相比，几乎要多出一倍。假如我们将来能够读到这个全新的版本，作品中的很多疑团或许将会得到一个更完满的解释或答案。比如说，作品的主人公乌尔里希与他的妹妹阿加特有点乱伦的同居关系，到底会如何发展？

关于穆齐尔的生平以及《没有个性的人》的写作和出版过程，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2.构架与肌质

到了1950年代，《没有个性的人》开始逐渐引起世界文坛的广泛关注。如今，这部作品已被大家公认为全世界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那些热衷于文学史排行榜的读者和同行们，常常将《没有个性的人》视为现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将它排在卡夫卡的《审判》、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前。蒂姆·阿姆斯特朗将《没有个性的人》与托马斯· 曼的《魔山》视为双壁，将它们并称为欧洲最伟大的“现实小说”，也有很多人（比如玛格丽特·杜拉斯）将它与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称这两部作品为20 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巨著。

说实话，我个人对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位序排列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更关心的，是这位作家与他的同行们相比，呈现了一个怎样与众不同的心灵世界。比如说，我第一次读到《没有个性的人》时，也忍不住将穆齐尔与弗兰茨·卡夫卡进行了一番比较。我的初步结论如下：首先，在精神气质方面，穆齐尔与卡夫卡是相通的，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强烈的预言性。其次，两位作家的写作方式完全不同。卡夫卡倾向于将现实世界经过变形之后进行重组，从而用一种近乎寓言的方式展现世界图景；而穆齐尔采取的方式是直接对现实世界加以描述和阐释。最后，我认为，穆齐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涵盖卡夫卡的一部分主题，卡夫卡则无法涵盖穆齐尔。比如说，卡夫卡在作品中对国家机器、现代法律和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荒诞处境的批判和抗议，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几乎全部都涉及到了。但穆齐尔对科学、理性、社会道德、文化史、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深刻反思，卡夫卡则没有太大的兴趣。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向大家证明，穆齐尔要比卡夫卡伟大，而是想说明穆齐尔思想和文本的特殊性。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将穆齐尔与托马斯·曼、普鲁斯特进行比较——穆齐尔的哲学思辨能力完全可以与托马斯·曼相媲美；而在文体和修辞上，特别是试图提升议论在叙事中的作用这一点上，《没有个性的人》与《追忆似水年华》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们在讨论外国文学的时候，常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是“欧美文学”。单单就长篇小说而言，欧洲的文学与美国文学其实很不一样。举例来说，麦尔维尔的《白鲸》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就完全不同。即便在欧洲文学内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类型也有着重要的差异。如果将法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放在一起比较，俄罗斯文学的复杂、深邃和沉郁，会让法国文学变得很“轻”——这里所谓的轻，指的当然是卡尔维诺曾描述过的那种轻盈和明澈。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在向法国读者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法国文学只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与理智的关系，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更关心人与自己灵魂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并将它置于其它一切关系之上。如果简单区分一下，我们可以说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学大多主题单纯，叙事明晰而轻快，美学风格和修辞技法高度统一。而俄罗斯和德国文学则结构宏阔、叙事滞重、风格雄浑。往往一部作品会有多个主题，而且不同的主题之间相互缠绕、甚至互相干扰。有人说，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人通常信奉一元论哲学，思维方式相对单纯；而俄罗斯和德国人秉持二元论哲学，思考问题时，头脑相对要复杂一些。这种美学风格的区分，我们从欧洲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德彪西、拉威尔、罗西尼与贝多芬、马勒、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不同，一听便知，不待详论。

可能有同学不同意这样的区分。大家也许会问，法国的长篇小说中，不是也有《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鸿篇巨制吗？我的看法是，《追忆似水年华》虽然篇幅超长，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失去时间的追忆，而且文体和叙事风格相对统一。德勒兹曾经将现代长篇小说分为两种：一种是动物性的，另一种是植物性的。《追忆似水年华》属于后者。我在失眠的时候，往往会读一段《追忆似水年华》，用不了多久就会睡着。因为它节奏舒缓，能带给人一种植物性的宁静，在阅读时，绝不会让你的思想和情感出现大的波动。

那么，在俄罗斯文学和德国文学之间，是否也存在着风格、文体、叙事方式方面的重要区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想留给大家课后去思考。我这里只讲一点，那就是，现代德语长篇小说中一直存在着重视哲学思辨的传统，对于社会和人生问题，往往会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进行追问和沉思。托马斯·曼是如此，黑塞是如此，穆齐尔也是如此。我认为，中国文学界对法国、俄罗斯文学和英语文学比较了解，而对现代德语长篇小说的重视还不够。

好吧，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没有个性的人》。

怎么个讲法呢？在准备讲述这部分内容时，我很长时间以来对此颇为踌躇。这个作品太丰富了，丰富到你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严格地来讲，我认为这部作品的每一行文字都是不能忽略的。我不久前在读麦克尤恩的《赎罪》时，发现在阅读中随时跳过几段、几页、甚至几十页——特别是敦刻尔克大撤退那些章节，对理解这个作品没有太大的影响。《没有个性的人》却不能这么被对待。我的建议是逐字逐句地去阅读。《没有个性的人》虽说篇幅巨大，但这部作品中没有哪句话是随便写出来的，它的织体的图案极为精致细密。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之前课程的叙事理论部分，曾给大家讲到过美国新批评代表人物兰色姆的两个著名概念：构架（structure）与肌质（texture）。“构架与肌质”二元论本来是用来分析诗歌的，也就是说，诗歌由构架和肌质两部分组成。所谓构架是结构性的、逻辑性的，它的作用是来负载这个肌质。而肌质则是非逻辑的，甚至是不可转述的，但它却构成了诗歌真正重要的肌理、精华和本质。现在我们借用兰色姆这两个概念，并将它稍微改造一下，用来分析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这里需要特别提醒诸位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适合用兰色姆的这个理论来加以分析。理论的运用要视具体情形而定。我决定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穆齐尔，是因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情节构架恰好相对次要，作者的叙事重心在于直接陈述思想方面。就像衣架的作用，是为了能够挂住衣服一样。

所以，我打算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讲解《没有个性的人》。

一、作品的构架。在这个部分中，我们要分析《没有个性的人》的叙事动力和构成因素。或者说，这个作品在基本框架上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也会涉及到情节和人物以及叙事上的诸多特征。

二、作品的肌质。这个部分主要讨论穆齐尔到底想要跟读者说什么，表达怎样的思想。主要涉及他对历史、文化的复杂见解，对现实生活的基本看法以及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更为重要的，也许还有穆齐尔在面对正在崩解的世界秩序时，所倡导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态度。即主要探讨穆齐尔的世界观、历史观和哲学观。

三、作品的意义。在这个部分，我们将要讨论穆齐尔作品中的文化史意义。也就是说，《没有个性的人》这部作品，为我们理解当今的世界格局和社会生活，提供了哪些重要的教益和参考。

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一个问题。

3.平行行动

大西洋上空有一个低压槽，它向东移动，和笼罩在俄罗斯上空的高压槽相汇合，还看不出有向北移避开这个高压槽的迹象。等温线和等夏温线对此负有责任。空气温度与年平均温度，与最冷月份和最热月份的温度以及与周期不定的月气温变动处于一种有序的关系之中。太阳、月亮的升起和下落，月亮、金星、土星环的亮度变化以及许多别的重要现象都与天文年鉴里的预言相吻合。空气里的水蒸气达到最高膨胀力，空气的湿度是低的。一句话，这句话颇能说明实际情况，尽管有一些不时髦：这是一九一三年八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这是《没有个性的人》开篇第一段的文字。如果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开头在现代长篇小说中从未出现过，希望各位不要惊讶。

这一段文字写的是天气。一般来说，小说中对天气的描写，通常着意于交代气候环境给人带来的具体感受或视觉印象。但这段文字所提供的却是专业的气象学报告，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作者这么做是有理由的。在穆齐尔看来，世界上早已不存在单纯的事物。任何事物或现象，在我们接触它之前，已经被覆盖了无数的观念或阐释。风不再是风，雨不再是雨，阳光不再是阳光，节令和物候不再具有传统所赋予的“灵氛”，它变成了低压槽、高压槽、等温线和膨胀力。话语出现了全新的转换。这些附着在事物之上的话语或阐释学，对我们观察、接近事物造成了很大的阻碍。穆齐尔和普鲁斯特一样，受现象学哲学影响极大，但笔法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对现象学有一些了解，就会马上知道，上述文字到底“新”在什么地方。顺便说一句，揭示单纯事物是如何被观念或话语覆盖和污染的，是《没有个性的人》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在这个段落的最后，还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

这是一九一三年八月里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

作者为什么将故事开始的时间定在1913年8月？这个特殊的时间点，或许会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者将故事时间设定在一战爆发的临界点上，是很有深意的。一方面，世界出现了分崩离析的征兆，但另一方面，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对于不久之后的灾难却毫无察觉。因此，作者为这个“临界点”加上了一个修饰词：风和日丽。

故事发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穆齐尔为他的小说虚构了一个国家，叫做“卡卡尼王国”，实际上就是现实中的奥匈帝国。小说的主人公名叫乌尔里希。他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一个徘徊在入世与遁世交界点的人：他希望自己既在世界之内，又在世界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个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与现实世界保持足够距离的人。正如小说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穆齐尔用了一个特别的概念来概括乌尔里希这个人物的特征：没有个性的人。那么什么叫“没有个性的人”？穆齐尔所谓的“个性”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讨论。

乌尔里希没有正式的工作。他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职业时，往往使用“私人学者”这个名号。他喜欢数学和哲学，却不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游离于现实生活和社会体制之外，全力以赴地做他并不认为必要的事，很有项鸿祚“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劲头。好在这个没有个性的人，有着一个很有个性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学教授，其丰厚的收入足以使乌尔里希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乌尔里希原先在维也纳郊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居所，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好景不长，城市的扩张速度快得让人难以想象，没过多久，他在郊外的静谧住所就被喧闹的城市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乌尔里希不得不为自己另择栖身之地。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传统——他没有选择更远的荒郊野岭，而是干脆在市中心租用了一幢古色古香的宫殿，为自己营造出根植于传统之中的神秘幻觉。

乌尔里希刚刚搬入这个装修一新的宫殿，差不多立刻就对这个新居感到了厌倦。这种厌倦感据说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古老的欲望逻辑：

谁能为自己完成自己所企望的，谁不久就会不再知道自己应该企望什么。（第15页）

就在这个时候，乌尔里希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父亲一直为儿子的无所事事忧心忡忡。当他获悉政府部门正在酝酿一个全国性的大行动，并为此专门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时，就立即向在内廷总监办公厅任职的好友推荐了自己的儿子，为乌尔里希在筹备委员会谋得了一个秘书的职位。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行动呢？

按照小说的描述，德国为展现国家的强大力量，拟于1918年6月15日前后，举办一个全国性活动——庆祝德皇威廉二世执政30 周年。与此同时，1918年恰好也是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登基70 周年，奥地利人也将于同一年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以展示奥地利人的团结与对世界和平的憧憬，并激发人民的爱国热忱。问题是，约瑟夫皇帝的登基日是12月2日，奥地利方面无法将庆祝活动提前到6月15日之前。这就意味着，德国的庆祝活动将会先于奥地利开展。虽然70 周年纪念日比30 周年纪念日更具有历史意义，但毕竟是同年举行的庆祝活动，德国无疑会再次抢得先机。考虑到德国自近代以来总是压着奥地利一头，如今连庆祝活动都比奥地利早半年，这让奥地利人无法忍受。最后，奥地利的爱国人士终于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将整个1918年设定为庆祝年。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从理论上来说，奥地利人只要愿意，可以从1918年1月1日就开始庆祝。国家与国家之间，在这么一件小事上，为了不让对方抢占风头，竟然如此费尽心机，作者的讽刺意味非常明显。大家不要笑，在今天的社会里，现实恐怕依然如此。国家意识其实和个人的自我意识一样脆弱，有时也会陷入非理性。

所以，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奥地利为了与德国人竞争，因1918年庆典而展开的筹备行动，被称为“平行行动”。德国方面的筹备活动，小说没有涉及，那么奥地利人的“平行行动”是如何筹划的呢？按照该行动最高负责人莱恩斯多夫伯爵的建议，他们把维也纳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包括教授、诗人、作家，以及政府官员和其他各类社会精英召集到某个沙龙里面，定期来讨论关于人类、国家以及个人生存方面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除了筹备庆典外，开展“平行行动”还有一个隐秘的意图：尽最大的可能把奥地利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士团结在一起，凝聚各种力量，以增强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将这个由多民族组成、却已经四分五裂的“卡卡尼王国”，重新“焊接”在一起。穆齐尔是学工程专业出身，他很喜欢用“焊接”这个词。

说白了，所谓的“平行行动”实际上是一个“群英会”，也可以被称为“神仙会”——各路社会精英聚集在封闭的沙龙里，日复一日地高谈阔论，筹划人类和帝国的未来。毫无疑问，“平行行动”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情节枢纽和叙事驱动力，作品中所有的人物活动都围绕着“平行行动”这个中心展开，而人物的思想观念（也就是小说的肌质部分），也通过这样一个构架得以渐次呈现。

“平行行动”有一个主题，叫“和平和爱”，很有奥地利特色，也极具讽刺意味。奥地利有一任皇帝曾说过这样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全世界都忙着打仗，只有我们奥地利人忙着恋爱和结婚。大家如果看过《茜茜公主》这部电影，对此应该不会陌生。通过这样的分析，如果我们重新回到小说开头所提示的时间——1913年8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就会立刻觉察到作者在整体构架方面的叙事意图：从时间上来看，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然而在“平行行动”的沙龙里，那些憧憬着“和平和爱”的人，那些成天讨论着康德和苏格拉底的人，对这场改变世界进程的残酷战争还一无所知。作者是这样揭示时间和现实的错位所导致的讽喻关系的：

在音乐的轰鸣声中，一场世界大战绕着他们飘荡，一场还没有爆发的世界大战，从内部蚀坏着屋梁构架。（第134页）

4.主要人物与“平行行动”的关系

（1）莱恩斯多夫伯爵

莱恩斯多夫伯爵是“平行行动”的发起人。在卡卡尼王国中，莱恩斯多夫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人（最高领袖当然是皇帝），但他是政府部门的高层官僚，拥有高度的权威性。小说中多次暗示他与皇帝非同一般的关系，可见他的地位仅次于皇帝，可以说，他代表着帝国的意志。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在故事开篇，卡卡尼王国（奥匈帝国）已经摇摇欲坠，人心离散，困难重重。在国家政治层面，除了匈牙利与奥地利在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矛盾之外，所谓“亲德派”和“亲斯拉夫派”也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对立。从思想层面来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犹主义等思想意识甚嚣尘上，从根本上分裂并动摇了帝国的社会根基。从整个欧洲的文化状况来看，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社会形态加速瓦解，新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的持续衰退中也面临困境。理智与欲望（情感）之间割裂，催生出欧洲第一波现代主义运动（以达达主义为代表），社会出现了巨大的瘫痪和衰退，从而失去了方向感，实际上陷入到了一种由各种情绪支配的无意识“蠢动”之中。用穆齐尔的话来说，这种蠢动也使得个人的自主性无从谈起。个人在混乱的社会思潮和观念的裹挟之下，既没有目标，也没有灵魂。穆齐尔对他所处的时代的精神状况有过一个概括，简单来说，就是“灵魂将尽”。（第526页）

作为内阁的首脑，莱恩斯多夫伯爵对卡卡尼王国所面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有着极为清醒的判断。他意识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前面已经讲过，1918年的庆典不过是个幌子。莱恩斯多夫伯爵发起并主导“平行行动”的真正意图，是将不同领域的社会精英和政府官僚召集到一起，通过周详而细致的讨论，对这个社会的种种病症加以诊断，在此基础上形成可资利用的强有力思想，并将它付诸行动。

莱恩斯多夫这个人物，多少有点像卡夫卡小说《城堡》里面的官员克拉姆。克拉姆作为《城堡》当局的象征，向所有的人保守着官僚体制运转的秘密。保守这一最高机密的常见方法，并非沉默不言，而是向他的随从们下达自相矛盾的指令。从某种意义上，莱恩斯多夫伯爵也是如此。这个人从表面上看知识渊博、和蔼可亲，与学者们讨论问题时常引经据典，甚至还不乏幽默感，但其心机却深不可测。与《城堡》中的克拉姆一样，他的身上也有一种上帝般的神秘感：他的心思无从猜测，他的意图无法触碰，他的指示和表态往往自相矛盾，他的滔滔不绝恰恰意味着无言。大家是否还记得加缪说过的那句名言：真正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是德国人，为了安抚卡卡尼王国境内的德国人和“亲德派”，争取他们的支持，他提议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出人意料的是，他任命了一位有着“斯拉夫”背景的波兰人，出任该委员会的首脑。那么，伯爵对此事是如何解释的呢？他的说辞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通向德国人的路首先是反对德国的……（第478页）

那么，奥匈帝国的行政官员们是如何看待“平行行动”的呢？尽管政府各个部门都派人参与其中，但是他们的态度是矛盾的。所有的官员都是冷漠的实利主义者，他们对“平行行动”本身缺乏理解力，也没有什么热情，但出于对权力的敬畏，又不敢不参加。最后，各部门内部形成了这样一个折中方案：派一些低级别的官员随时到场应付一下，并静观事态的发展。

比如说，外交部的图齐司长，对“平行行动”的必要性，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作为一个“有理智的人”，他对知识精英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永恒的真理”，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他曾这样讥讽说：

像理想和永恒这样的词儿，在正经八百的（政府部门的）办公室里是根本不说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心血来潮，在一份文件里用了这样的词儿，当即便有人建议他让官方医生检查身体、开证明去休假。（第212页）

（2）狄奥蒂玛

狄奥蒂玛是主人公乌尔里希的远房表妹，外交部图齐司长的夫人，高大而美貌的沙龙女主人，也是“平行行动”的实际召集人。在《没有个性的人》所有的人物中，她的重要性仅次于乌尔里希。

狄奥蒂玛（Diotima），原本是柏拉图《会饮篇》中的人物。传说中，狄奥蒂玛是希腊曼提尼亚的女祭司，曾向苏格拉底讲授爱的教义和真谛。在《会饮篇》中，苏格拉底对她有如下描述：

我现在放开你，谈一谈我从前从一位曼底内亚女人狄欧蒂玛那里听来的关于爱神的一番话。她对爱的问题，以及对许多别的问题，都有真知灼见。就是她，从前劝过雅典人祭神攘疫，使那次瘟疫推迟了十年；也就是她，传授给我许多关于爱的道理。

我们知道，在《会饮篇》关于“爱”的讨论中，正是苏格拉底雄辩而令人信服的言论将整个聚会推向了高潮。而苏格拉底在发表他对于“爱”的见解时，基本上是在转述女祭司狄奥蒂玛的看法。这里面存在着双重的假托：《会饮篇》的真正作者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他对爱欲的看法，而苏格拉底又是借助于狄奥蒂玛的教诲，来陈述他个人的见解。那么，作为苏格拉底所假托的导师和启蒙者，狄奥蒂玛是如何来阐述爱的教义的呢？大家可以回去认真地读一下《会饮篇》，狄奥蒂玛的如下观念很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爱神是一个介乎于美丑与善恶之间的精灵，是凡人与神灵之间交流的桥梁，其作用是引导人类通过爱的体验而抵达不朽。第二，狄奥蒂玛区分了爱的主体和爱的对象。主体通过对肉身之爱转入心灵之爱，进而升华到对一切美的事物和理念的爱，最后抵达不朽和自由。第三，为了说明爱的主体如何向爱的对象传播爱的种子，狄奥蒂玛强调了生殖和繁衍的重要性。第四，那种仅仅将爱的对象占为己有的行为是卑琐可耻的。

《没有个性的人》这部作品中的狄奥蒂玛，显然是穆齐尔对柏拉图笔下女祭司充满反讽性的指涉与挪用。小说中这个人物，处处与《会饮篇》中的狄奥蒂玛形成明显的对照。作为“平行行动”的召集人和沙龙女主人，她的地位有些类似于祭司的角色，但却是一个颓败的女祭司。

她是中学教师的女儿，虚荣，头脑简单却又充满幻想；她是莱恩斯多夫伯爵的情妇，在私生活方面很不检点；她与外交部次长图齐结了婚，但夫妇二人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她与图齐没有孩子，作者似乎在暗示她失去了繁殖和生育的能力。此外，她与政治家、作家兼金融大鳄阿恩海姆一见面，几乎立刻就发疯地爱上了他。那么，她是应该与丈夫离婚而嫁给阿恩海姆呢，还是与他保持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或者干脆和他通奸？狄奥蒂玛犹豫不决，从而陷入到了痛苦的自我折磨中。

关于她在婚姻中的痛苦和自我折磨，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写得极为精彩：

有一天晚上，狄奥蒂玛和丈夫图齐在一起睡觉时，又陷入到了对阿恩海姆的思念之中。熟睡的丈夫隐约地听见了妻子“无限遥远”的哭泣声，便突然从睡梦中惊起，在床上坐直了身子。他知道妻子醒着，就轻轻地呼唤着她的名字，并试图抚慰她。他扳过妻子的头，看到了妻子黑暗中的那张脸：她正恶狠狠地望着自己，露出悖逆的神色，甚至毫不掩饰自己的哭泣。他当然知道妻子哭泣与情敌阿恩海姆有关。但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外交官，他知道安稳的睡眠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是自己的主要美德，因此，他决定对妻子的痛苦不予理会，“怒气冲冲地一直睡到天亮”。（第187页）

从表面上看，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作者不仅赋予了狄奥蒂玛惊人的美貌和聪慧，同时也赋予她很好的教养、渊博的知识，以及对高尚的生活永不餍足的追求精神。但细读之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她身上所有的这些特质，都根本经不起推敲。她的聪慧实际上是一种饱受情欲之苦的自我折磨；她渊博的知识不过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饶舌”和对文化一知半解的生吞活剥；她对高尚生活和永恒价值的追求，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幻觉和虚荣——作为中学教师的女儿，由于和莱恩斯多夫伯爵的特殊关系，使得她突然置身于“平行行动”的聚光灯下，维也纳的社会名流和知识精英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她便立刻产生了这样一个错觉：“平行行动”的沙龙就是世界的心脏，她家的客厅就是欧洲文化的策源地。她意识到了自己身上的责任，那就是挽救欧洲的精神，把古老的“自由”和“爱”，从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蹂躏中解放出来，并重新赋予生活以意义。

最后，就连她原本就具有的美貌，似乎也受到了知识和教养的毁损。在乌尔里希看来，他的表妹是一个接受了太多无用知识的“没有头脑的模范学生”。如果从狄奥蒂玛身上减去知识和教养的话，“她会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呀”。（第256页）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明了，《没有个性的人》中的狄奥蒂玛，与柏拉图的《会饮篇》中的女祭司构成了直接的互文关系。这一点是没有疑义的。另外，在反复对比《没有个性的人》与《会饮篇》的叙事结构之后，我有了这样一种猜测。虽说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里也不妨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没有个性的人》中所描述的这个“平行行动”本身，乃至于整个小说的结构动机，实际上都受到了柏拉图《会饮篇》的启发。我的意思是说，很有可能，《没有个性的人》的情节结构，是对《会饮篇》的反讽或戏仿。

（3）阿恩海姆

毫无疑问，穆齐尔所塑造的阿恩海姆这个形象，正是100 多年前歌德笔下浮士德的再现——尽管作者在小说中几次提到歌德的时候，笔调稍稍有一点揶揄和不恭。

我们刚才说过，狄奥蒂玛是一个破败的希腊女祭司；阿恩海姆实际上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市侩化的浮士德。歌德的《浮士德》，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年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是作为上帝与魔鬼打赌的赌注出现的，他在穷尽这个世界的声色和享乐时，还有灵与肉、情感与理智分裂的痛苦。他曾多次试图自杀，充分显示出他内心的痛苦、挣扎和撕裂。可是到了穆齐尔的年代，人们在杀死上帝的同时，也杀死了魔鬼。其后果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恶的平庸化”。穆齐尔笔下的阿恩海姆，既不会接受上帝的引导，也不会受到魔鬼的引诱。正如大卫·里斯曼所描述的那样，阿恩海姆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自我引导”的人格。这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狂妄。

阿恩海姆的身份极其复杂。他既是一个金融寡头和冒险家，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和作家，对当代政治、外交也非常精通——他甚至一度被人认为是德国人安插进奥地利的间谍。这个人物身上笼罩着一层神话般的光芒：他著作等身、富有而神秘，学识深湛，仪表不凡，风度翩翩，行事诡谲。一个名叫索利曼的黑奴，与他形影不离。我们先来看看他所谓的学术成就：

（阿恩海姆的）著作涉及代数级数和苯环，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普遍主义历史观，涉及桥墩、音乐发展、汽车精神、哈塔六〇六、相对论、布尔的原子论、气焊法，喜马拉雅植物志、心理分析、个性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种种其它成就……（第197-198页）

接着，穆齐尔借助于乌尔里希之口，对阿恩海姆的学术成就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这些成就阻碍一个拥有这些成就的时代造就出善良、完整、统一的人。（第198页）

现在有一种时髦的观点，非常流行。我记得是欧洲的一位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大意是说，早期的资产阶级要比今天的资产阶级可爱得多。早期的资产阶级从贵族手里夺取了权力之后，出于某种文化上的自卑，他们本能地会去模仿贵族，进而附庸风雅，增加自己在艺术、文学和知识方面的修养，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今天的资产阶级则不学无术，显得更加粗俗而愚蠢。这种看法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资产阶级自从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他们对权力的渴望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很快就波及到了文化价值的一切领域。资本对文化主导权的争夺和掌控从来都是赤裸裸的、不加掩饰的，从未有任何松懈。在今天，这种掌控和规训的方式，只是更为隐秘而机巧罢了。

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跨国资本的投资者，阿恩海姆让自己深深地卷入维也纳的“平行行动”，到底有何目的？或者说，他在“平行行动”中耗费了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期望获得何种回报？这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悬念。读者一开始，会认为普鲁士人阿恩海姆是一名为德国服务的间谍，他介入“平行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刺探奥地利方面的政治或军事情报。也许还有读者会认为，阿恩海姆被狄奥蒂玛的美貌迷住了，深陷在所谓的爱情或情欲中不能自拔。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会慢慢发现，上述两种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阿恩海姆的真正意图，是想通过“平行行动”，结交奥地利的上层权贵，以便顺利拿到加利西亚油田的开采权。

至于他与狄奥蒂玛的爱情，那不过是一场盛大宴席的餐前点心而已。在这方面，阿恩海姆与《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倒有几分相像——对女色的贪恋和追逐，从未妨碍他的船队南下杭州和南京，获取丰厚的利润。那么阿恩海姆是如何看待与狄奥蒂玛的情欲历险的呢？阿恩海姆有这样一句格言，坦露出他在猎取女色时反复权衡利弊的心理底线：

如果他对某人倾心相爱，最终也只可以牺牲利息，绝不可牺牲本金！（第474页）

（4）菲舍尔一家

菲舍尔是诺德银行的襄理。“襄理”是经理的助手，其地位相当于副经理——但人们出于某种文明的礼仪和习惯，总是尊崇他为“经理”。菲舍尔这个人有几分滑稽，也很可怜。他似乎永远踩不准步点，永远落后于时代一步，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在“平行行动”开始酝酿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就收到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亲笔信，邀请他参加这一“伟大的事业”。

作为一个身份低微的人，菲舍尔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样一个事关国家未来的重大行动的。他获邀参加的原因极为偶然：他所在的诺德银行，是帮助伯爵代理证券交易的机构之一，而菲舍尔的妻子出生于一个地位显赫的高级官僚家庭，使得他有机会在社会上层人士的交际圈中混个脸熟。当伯爵在拟定“平行行动”参加者名单的时候，不知怎么就想起这个人来（或许菲舍尔有经理称号的襄理身份让伯爵产生了误判），于是很轻率地给菲舍尔发去了邀请。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菲舍尔将莱恩斯多夫伯爵的邀请信随手放在了公文包的边角隔层里，忘了给他复信。当他终于想起这件事来的时候，“平行行动”已经开展很久了。就这样，菲舍尔彻底错过了“平行行动”，并为此追悔莫及。

菲舍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崇拜歌德。她当年决定嫁给菲舍尔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坚信银行业代表着时尚和自由思想。而且，菲舍尔是个犹太人，嫁给一个普通老百姓略微有些反感的犹太人，恰好可以显示自己的道德勇气和与众不同的教养。但让克莱门蒂娜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浪潮迅速席卷欧洲，公开攻击犹太人成为了新的时尚。菲舍尔从一个代表“自由意志”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腐蚀别人灵魂”的异邦后裔，开始为渐渐弥漫开来的敌意所围困。他的前途被卡了在襄理这个职位上，永远丧失了晋升的希望。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克莱门蒂娜对丈夫的崇拜，很快蜕变为一种愤懑和仇恨，夫唱妇随的美满家庭终于成为了不同宗教、不同价值准则、不同世界观交锋的战场。

从克莱门蒂娜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理智与情感的撕裂，同时也可以观察到早期浪漫主义教养与残酷现实境遇之间的尖锐对立。我们知道，这也是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所呈现的主题。而在穆齐尔看来，菲舍尔夫妇的家庭悲剧，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观过剩所形成的社会压力导致的。

他们的女儿格达，就这样在夫妇俩无休止的争吵中长大成人。

菲舍尔因为错过了“平行行动”，不得不转而向自己的老朋友乌尔里希求助，央求这位伯爵的座上宾，在“平行行动”中，为他女儿格达谋求一个职位，以便让她摆脱一帮“反犹主义无赖”的纠缠。

那时的格达，正处于一群基督教-日耳曼同龄人的包围之中。其中有一个名叫汉斯·赛普的人，没有固定的信仰和稳定的价值观，蔑视金钱、进步和一切社会道德，敌视《犹太法典》，观点偏激，行为乖张。他带领一帮没有正当职业的年轻人，日复一日地来到菲舍尔家中，向格达灌输各种危险的激进思想，同时向她求婚。

这个在小说中出现多次的场景，是《奥德赛》求婚主题的再现或重写。所不同的是，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就算求婚者久久不去，英雄也不再归来。

（5）克拉丽瑟和瓦尔特

瓦尔特一度是个充满锐气、前程远大的音乐家。自从他与克拉丽瑟结婚以后，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颓唐的悲观主义者，希望远离现实世界的喧嚣，与妻子建立一个平静而日常化的二人世界。这种转变立刻就激起了克拉丽瑟的不满。

乌尔里希和瓦尔特是年轻时的挚友，两个人曾经形影不离，彼此声气相投，可后来渐行渐远，乃至于反目成仇。瓦尔特对乌尔里希的反感，也许是由于妻子对乌尔里希热烈的崇拜，让他们本就摇摇欲坠的婚姻雪上加霜。当然，在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方面，乌尔里希与瓦尔特也迥然不同。每当乌尔里希来访，瓦尔特就面露不悦之色。甚至，当克拉丽瑟邀请乌尔里希到花园里散步闲聊时，瓦尔特坚持留在家中，通过疯狂地弹奏钢琴来发泄他的愤恨。

与丈夫瓦尔特相比，克拉丽瑟的人生和情感经历、性格和价值观则要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是一个恶魔附身的人。

在克拉丽瑟十五六岁时，她受到了画家父亲的强暴——父亲在深夜时分爬上了女儿居住的钟楼。强暴之所以没有最终完成，是因为父亲在褪去她衣裙的那一刻，在她的臀部发现了一块胎记。这块胎记的斑痕，犹如某种神奇的符咒，在关键时刻为她提供了保护。克拉丽瑟的家里，常年居住着一个名叫迈因加斯特的预言家。在小说中，这人被称为“大师”。大师在向克拉丽瑟布道并实施精神控制的同时，并不掩饰自己对她肉体的兴趣。克拉丽瑟对大师的“性倒错”既顺从，又厌恶。两人之间关系颇为神秘，让人难以理解。另外，在克拉丽瑟卧室外的树林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个有露阴癖的陌生男子。他在对克拉丽瑟进行猥亵的时候，还会发出意味深长的狞笑。

由于克拉丽瑟的特殊经历，她会对自己的身体产生罪恶感，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她在结婚之前，已经丧失了正常婚姻生活的基本能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每当丈夫向她寻求床笫之欢时，她总是会突然怒不可遏。对身体的厌恶，反过来刺激了她在精神方面没有边界的历险。与此同时，她对自己的生活遭遇——“为什么偏偏是我？”——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也迫使她从超自然的力量中寻求答案。这最终导致她陷入了神秘主义。她认为一切都是有原因的：胎记，大师的出现，露阴癖男子在她的窗前作出猥亵的举动……她所遭遇的一切，是一个更大的宇宙秘密的一部分，而所有的事件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这些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某种超验的存在要通过它们，向自己发出预言，并给予她重要的启示。

比如说，那个有露阴癖的陌生男子，为何偏偏会在她的窗前出现？克拉丽瑟的解释是，这个男子是在向她传递某种信号，提示她去解救一位被关在监狱里的杀人犯莫斯布鲁格尔——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还要提到。而杀人犯之所以必须得到解救，是因为他身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让她想到了尼采（尼采也患有精神病）。另外，罪犯的木匠身份，还让她联想到了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他也是一位木匠）。克拉丽瑟进而认为，莫斯布鲁格尔要么是尼采转世，要么是耶稣重生，他来到这个世界，肩负着某种特殊的使命。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克拉丽瑟是一个尼采主义者。她实际上是从神秘主义的角度理解尼采的。另外，克拉丽瑟对“平行行动”的期待，也是希望将这一行动纳入神秘主义的轨道。她甚至直接给拉恩斯多夫伯爵写信，敦促他在行动中举办一个“尼采纪念年”。

我认为，在《没有个性的人》中，克拉丽瑟是穆齐尔塑造的最有深度的人物之一。在她身上，作者不仅向我们呈现出灵魂与肉体的严重冲突和对立，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肉体和灵魂在遭到囚禁时，是如何一同衰败的。除此之外，穆齐尔还试图通过克拉丽瑟这个人物，向我们展现另外一组更有启示意义的对立关系：那就是数学和神秘主义的分庭抗礼。

在穆齐尔看来，现代世界已经被分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其中之一，是由科学、法律、理性、社会道德所主导并掌控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没有给灵魂留下任何空间的实利世界。由于科学的加速发展，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变成一个纯数学的世界，一个被数学的算法所解释并加以控制的世界。穆齐尔在写《没有个性的人》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大规模运用还无从谈起，但作为一个工程学者和科学家，他依靠敏锐的直觉，提前预言了这个世界的出现。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而另一个部分，穆齐尔将它称为神秘主义的世界。我们知道，就对“数学世界”的反抗而言，穆齐尔本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也就是说，在现代的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神秘主义，成了一个追求个性和存在意义的人最后的托迹之所。

我们并不一定要赞同穆齐尔的这一论断，但无论如何，神秘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和蔓延，的确是一个事实。在我看来，存在主义形而上学的兴起，本身就和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方面，西蒙娜·薇依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6）施图姆将军

施图姆将军，是小说中唯一充满喜剧色彩的人。

穆齐尔对这个人物的塑造，展露了自己在幽默和讽刺方面的才华。作者对施图姆将军的叙事，时常会让我们想起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施图姆将军很想挤进“平行行动”的沙龙，但遗憾的是，没有任何人邀请他。巧合的是，狄奥蒂玛手下一个头脑简单的使女拉喜儿，因见这个矮个子将军，时常在狄奥蒂玛的府邸探头探脑，而且和“平行行动”的秘书乌尔里希言谈甚欢（乌尔里希在部队服役时，施图姆将军恰好是他的上司），于是在发请帖的时候，想当然地写上了施图姆将军的名字。就这样，由于社会机器的齿轮在转动中出现了微小失误，这个没什么文化的不得志的“粗人”，居然也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社会精英的圈子，开始在“平行行动”的沙龙里夸夸其谈、口若悬河。

施图姆将军之所以想拼命挤进“平行行动”的沙龙，有这样两个原因:

其一完全是源于他本人的文化自卑感。一方面，在卡卡尼王国的权力结构中，军人的地位本来就不高——在维也纳上层贵族的沙龙里面，最让人瞧不起的就是军人。更何况，施图姆在军界也没有什么地位。卡卡尼王国中最受人尊敬的，是“有个性的人”自然散发出来的某种精神或文化特质——比如说，由雄厚的经济实力所带来的神秘光环；由显赫的家世所传承的文化底蕴；极高的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精深而广博的趣味、爱好和品味。上述种种特质，施图姆将军都不具备。他没读过几本书，智力平庸，甚至还有几分愚钝。为了消除自己在文化上的自卑感，他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与有文化的人交往，同时模仿他们的言谈举止，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有修养的人。举例来说，为了显示自己也是有文化、有个性的，他几十年如一日，锲而不舍地培养起了一个奇怪的爱好：收藏各色各样的小刀，以显示自己在文化方面与众不同的“个性”。再比如，他每次去拜访乌尔里希的时候，总是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同时一再吩咐司机加快速度，给人造成一种似乎正在处理什么紧急事务的印象——他一大早就心急火燎地赶往乌尔里希的家中（后者通常还没有起床），其实并没有什么事要办。他只是想让乌尔里希尝一尝军队的后勤食堂刚刚烤出来的面包。鼓鼓囊囊的公文包中，除了热气腾腾的面包之外，别无它物。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施图姆将军想方设法挤进“平行行动”沙龙的目的之一，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置身于社会名流和精英阶层的虚荣心。

其二则是所谓“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施图姆将军虽然是一个智力愚钝的人，但在“平行行动”的所有参与者之中，只有他一个人准确地预判到了战争的即将爆发。将军发现，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都在悄悄地加紧备战，这是一个不祥之兆。他意识到了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已经迫在眉睫，而整个奥地利还在沉睡之中。为此，他感到忧心忡忡。

在施图姆将军看来，奥地利人对即将来临的战争一无所知，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行政系统和官僚机构的颟顸和愚蠢，奥地利的国防实际上早已陷入停顿和混乱之中。他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部队供电用的柴油发动机是炮兵采购的，而发动机所需的燃料则由国防部的建筑科提供。问题在于，点燃发动机需要火柴。那么，火柴应当作为燃料由国防部建筑科提供、还是应当作为发动机的附件由炮兵管辖，两个部门为此争论不休，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导致供电设备无法投入使用。（第542页）

所以，施图姆将军试图介入“平行行动”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通过上层精英影响政府当局的决策，从而加紧备战。

当然，无论是莱恩斯多夫伯爵本人，还是那些醉心于“和平与爱”的社会精英们，没人把他的意见当回事。

（7）乌尔里希

我在读《没有个性的人》这本书时，脑子里时常会出现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说，每个参与“平行行动”的人，都有一个动机或目的，那么乌尔里希的目的和动机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乌尔里希拥有广博的学识和哲学思辨能力，对历史和现实具有深刻的判断，同时他自己也有着坚定的生活信条和理念——那就是尽一切可能与社会和现实保持距离，从而让自己置身世外。很显然，像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看不出“平行行动”的虚妄和无意义，那么，他为何还会深深地卷入这个行动中去的呢？

也许有同学会说，乌尔里希介入“平行行动”是被迫的，因为他不想违抗父亲的意志，与父亲彻底决裂。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乌尔里希只需要采取一种消极应付的姿态，虚与委蛇就行了。为什么他会积极主动地介入这个行动，并在其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呢？

如果我们细细地梳理小说的情节线索，就会发现，乌尔里希对所谓的“平行行动”还是抱有某种希望或幻想的，尽管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愿望有些不着边际。我认为，乌尔里希对“平行行动”所寄托的期望，深刻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两大乌托邦梦想：

第一，他想在卡卡尼王国，建立一个“精确性的、灵魂的世界秘书处”。（第688页）

第二，他想让时间倒转，把人类社会重新带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中去。

我们先来说说他的第一个愿望。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初在慕尼黑发表了他最后的告别演说，题为《从内在的使命到科学》。在这次演说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科学和理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个人的精神生活、灵魂生活以及对价值的追求，是否也应该一并交给科学来统辖？紧接着，他援引列夫·托尔斯泰的一个著名论断，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 “科学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不能回答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生活？”

在《没有个性的人》中，穆齐尔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与此相似：面对着宗教和传统无可挽回的衰败，在科学话语和市民文化统御一切的时代，个人的灵魂一直陷于“萎缩和老化”之中，失去了“固定的价值和理想”。（第526页）为了重新安置灵魂，能否设想一个新的机构和组织形式，让我们即便不去教堂，也知道应该如何行事。（第688页）

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以及前面提到的西蒙娜·薇依，都思考过同样的问题，他们在对世俗教会的权利系统进行质疑和批判的同时，也在呼唤一个新的上帝或“心灵的天国”，以此拯救人的灵魂。保罗·蒂利希将它简单归结为“超越上帝的上帝”。当然，乌尔里希所期望建立的那个“精确性的、灵魂的世界秘书处”，不仅仅是哲学层面的思考，也带有一定政治实践层面的意义——考虑到新康德主义对穆齐尔的影响，乌尔里希的这个构想，与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提出的思想存在着重要的联系。

乌尔里希的第二个梦想，是想将人类重新带回到过去的时代——那个情感和理智还没有遭到割裂的、比今天好得多的时代。那么，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有何本质的不同？

用穆齐尔特有的概念来说，传统的社会形态用的是演绎法，而今天的社会用的是归纳法。所谓演绎法的时代，是具有一定的准则、前提和指导思想的时代，而归纳法的时代，是一个“像猴子似的”一味迷恋于试验的时代。（第588页）穆齐尔的这个说法让我联想起数学中“递归”和“反递归”的区分。我们在以前的课程中，曾经给大家讲过这一组数学概念，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在过去的时代，人被界定为“递归”的动物，即部分等同于整体，瞬间等同于永恒。也就是说，你想成为一个君子，就必须时时刻刻用单一的君子的准则要求自己。而在现代社会，人被界定为“反递归”的动物，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人，无非是其行为的总和。对人的理解，用的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用托马斯·曼的话来说，“（人）在其一生中无论怎样乱伦并且作恶多端，他总能忏悔其罪行，最后成为教皇”。

当乌尔里希向莱恩斯多夫伯爵阐述他的梦想，试图通过“平行行动”将世界带回到过去的时代，回归巴洛克、回归哥特式、回归自然状态、回归歌德、回归德意志法律、回归纯正道德时，作为老牌的政治家，莱恩斯多夫伯爵面带愠色，神态严厉地作出如下回答：

“亲爱的博士，”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自愿的回归！”（第216页）

（8）其他人物

博娜黛婀：

一位美丽、多情、性欲亢进的已婚妇女。她通过向狄奥蒂玛捐款、以设法跻身“平行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挽救自己与乌尔里希之间早已冷却的“伟大爱情”，并让它死灰复燃。

莫斯布鲁格尔：

一个被时代的车轮远远抛在后面、在高度文化化的现代社会中感到不知所措的木匠，犯罪是他唯一的归属。他在小说中出场的时间很短，但关于他的犯罪所引发的法律和伦理争论，则贯穿了情节始终。对于他的判决，不仅在“平行行动”的沙龙里引发长时间的讨论，还导致了两位大牌法律专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一位是乌尔里希的父亲，另一位则是著名的施翁教授。

乌尔里希的父亲：

他与乌尔里希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时代。他对儿子充满爱意的担忧和深深的失望同样让人印象深刻。小说中对这个人物最传神的刻画，是他的死亡——他执意亲自向乌尔里希报告自己的死讯，并在临死之前拟定了报丧的电文：

告知你我已经逝世

你的父亲 （第622页）

阿加特：

乌尔里希的胞妹。她在小说的第三部《进入千年王国》中才第一次出场。关于她与乌尔里希的关系，我们后面再谈。

【注释】

①参阅[南非]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罗伯特·穆齐尔的日记》，徐畅译，《世界文学》2004年第2期。

②[英]蒂姆·阿姆斯特朗：《现代主义：一部文化史》，孙生茂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③参见[法]安德烈·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余中先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④[奥]罗伯特·穆齐尔：《没有个性的人》，张荣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以下引用该作品，仅在引文后标注页码。

⑤在《会饮篇》多个译本中，Diotima 的译名稍有不同。比如杨俊杰将它译作“狄奥提玛”，而在王太庆的译本中，则被译为“狄欧蒂玛”。

⑥[古希腊]柏拉图：《会饮篇》，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8—49页。

⑦[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历史社会分析—政治》，转引自吕[德]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20页。

⑧参见[美]保罗·蒂利希：《存在的勇气》，成显聪、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⑨参见[德]托马斯·曼：《神圣的罪人》（The Holy Sinner），转引自[阿根廷]格里莫·马丁内斯：《博尔赫斯与数学》，周止疏译，第7页。原文见http://logicophilosophicus.org/guillermo-martinez/borges-and-mathematic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