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经济“学术流派”的由来与现状解构：兼论中国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程林林，李秦宇，陈 鸥

学术流派是由具有相同或相近学术见解的学者们类聚群分而成的学术群体。它既代表了学者们对社会经济发展重大问题的相同或差异性认知，也反映出实践对理论印证和筛选的结果，不仅如此，得到实践印证的理论被归类到学术流派后，会引导实践步入更高层次。一般而言，某一学科或研究领域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见解、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学术领军人物、学术理论追随者和学术思想传播人，即可说这一学科或领域形成了学术流派。纷呈的“学术流派”反应的不仅仅是某个学术领域的“热度”，更有学科背后的实践领域的繁荣状况。当下，我国体育经济学领域距离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流派尚有一定距离，但从20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其发展迅速，已初步具有了形成学术流派的“要件”，借用学术流派的分析框架，可以更具象地梳理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体育经济学是研究体育领域经济活动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由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体育经济自身产生和演进的规律；二是宏观环境(社会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状况)变化与体育产业的市场主体(企业、职业俱乐部、职业体育联盟等)、民办非企业、体育社会组织、体育消费者等行为和政策的相关性。我国体育经济学的学术流派是伴随着体育产业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我国体育产业初兴于20世纪90年代，40年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在产业组织多样性、产业结构升级、产业合理布局、产业政策有效性，尤其是在产业规模上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发展成就。据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我国体育产业总规模(总产出)达2.2万亿，其中2014至 2017年间，年均增速约18%；2017年的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为7 800亿，年均增长19%；2017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0.94%![1]2019年4月，新的《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国家统计局令第26号)发布，[2]体育涉及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小类由52个增加到71个。凡此种种，足见，我国体育产业的影响已经远远跨越了体育部门的范围，不仅成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俨然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到目前规模，在显性层面与政府出台的相关产业政策和社会资本积极介入密不可分，在隐性层面则与学者们的智力付出紧密相连。

1 国内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史梳理

体育经济学是一个广义上的谱系，只要是将体育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都可以归入体育经济学范畴。国外对体育产业属性的认识多归入一般产业经济部门的范畴，没有单独将其列为一个独立的体育经济部门，[3]其非经济成分的活动大致分别归属运动与健康领域和体育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Sport Organization，NPSO)活动。[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内体育经济学主流研究则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研究路径，从学科角度将其归属于体育学一级学科，而非归于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即如此；且当下关注和从事体育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绝大部分来自于具有体育从业背景教学科研人员，非体育从业背景的学者相对较少。

1.1 著书立说，开启体育经济理论探索与争鸣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体育经济理论最初的探索时期。1982年，国内学者开启了对体育经济学概念的讨论；1983年武汉体院、北京体院、上海体院、沈阳体院4所院校筹划成立了《体育经济学》研究组，旨在探索体育经济学科体系[5]，但因种种原因未果。1984至1987年期间，曹缔训(武汉体育学院)、张岩(成都体育学院)、张尚权(北京体育学院)等对体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多维度、不同视角的讨论，张岩教授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体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6]1988年，张岩、张尚权和曹缔训3位合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经济学》专著，[7]标志着我国学者对体育经济现象由零散的关注，开始转为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阶段。其出版时间先于我国职业体育的改革试点时间，具有理论启思意义。这部著作具有明显的古典经济思想倾向，既是3位作者学术成果的综合与学术思想的升华，也是他们学术观点走向彼此平衡的结晶。

20世纪90年代，是学者们对体育经济理论的探索与争鸣时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标志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成为开展其它各项工作的新经济背景，国内各领域的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同时在奥运争光计划的综合推动下，以及国外体育产业的示范影响下，促成1992年“红山口”会议的召开并达成共识，开启了体育体制改革和足球职业体育试点的步伐。从1993年起，原国家体委相继出台《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系列改革文件，初步理顺了国家体委、项目管理中心与职业俱乐部之间的关系，较好地促进了以职业体育(竞赛表演业)为核心的体育产业发展，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职业联赛开始风靡市场。4年前问世的《体育经济学》却因古典经济学理论思想略显抽象，除“市场调节之手”外，其它都较难以被用于直接阐释职业体育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实践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理论的探讨，1990-1999年期间，张岩、梁晓龙、李敦厚等学者主要关注这一时期的我国体育经济政策研究；鲍明晓、陈林祥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则集中讨论体育产业及产业化概念、性质及作用等方面的学术探讨，为搭建我国体育经济理论的研究体系做出了贡献，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新古典经济学思想也开始慢慢地浸入到体育经济学领域。

1.2 拓展视野，体育产业被赋予新使命

改革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先行试点的足球职业联赛因体制冲突、管理失当、利益纷争等种种原因在盛极一时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到了挫折，篮球、排球、乒乓球等职业联赛影响有限，可以说以职业联赛为表征的体育产业自1998年赛季开始步入低迷状态。

2000年，鲍明晓著的《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书公开出版。[8]该著作受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强调拓宽视野，重视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关系。其内容绕开了纯理论式价值判断对体育产业概念、性质等的争议，也无高深复杂的数理演绎，而是将体育产业研究视角拓展到国民经济主战场序列，将国外体育产业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体育消费对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体育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等等逐一呈现，其贡献体现在于，在理论上让人们认识到体育产业不仅仅属于体育部门的产业，而且是国民经济潜在的组成部分；在实践上，挖掘出了体育产业的新使命，提升了人们对体育产业重要性的认识，突出了政策调控对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1.3 百花齐放，体育经济学研究领域人才辈出

2001—2009年，深入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经济发展走上了快速发展道路。受新古典经济学思想的浸润及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体育经济领域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参与，研究范式更加多样化，理论研究超前于同时期的实践。这一时期，体育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产出处于快速增长期，涌现出了张林[9]、柳伯力[10]、杨桦[11]、王家宏[12]、任海[13]、丛湖平[14]、王健[15]、闵健[16]、刘青[17]、程林林[18]、秦椿林[19]、王莉[20]、易剑东[21]、骆秉全[22]、肖林鹏[23]、曹可强[24]、王子朴[25]、卢锋[26]、蔡军[27]等一批学术观点较为鲜明的研究者，他们分别关注职业体育赛事、体育旅游、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职业体育联盟、体育场馆、体育消费、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体育经济政策等热点问题，以不同的学术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展开研究，提出了不少至今对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仍具有借鉴价值的理论观点，较大程度丰富了我国体育经济学理论体系。如，借助于体育与相关产业融合的理论观点，柳伯力、闵健、卢锋等的研究成果开辟了体育旅游、休闲体育等新产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地方政府、体育和旅游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相关业态的快速发展和壮大；刘青、曹可强、丛湖平等的研究成果则开辟了区域体育产业一体化的学术研究领域；杨桦、王家宏、王健、张林、任海、高扬、易剑东、肖林鹏等的研究成果带动了体育赛事与区域经济发展、体育场馆运营、体育综合改革、体育市场培育等学术研究领域；鲍明晓的研究成果则推动国家层面体育产业政策的制定；骆秉权、蔡军等的研究成果深化了体育消费领域的研究；王子朴的研究成果则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经济学理论演进对我国体育经济思想的影响，等等。

受惠于上述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指导，同期的实践中，相关部委出台多个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措施针对性强，对引导我国体育产业，特别是体育竞赛表演业逐渐走出了低谷发挥了积极作用。如，2006年为扭转以足球职业联赛低迷状况为显性标志的体育服务业困境，从总体上扩大体育产业发展规模，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关于设立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的政策，开启了集群化、全产业链式发展体育产业的新模式，深圳、成都、晋江等国家体育产业基地率先挂牌。2008年，为做好体育产业统计，科学量化体育产业规模，清晰、准确地评价体育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试行)》(国统字〔2008〕79号)文颁布，这是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

2010-2018年，在历经全球金融危机的阵痛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思想开始受到部分质疑，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开始陆续登场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范式，并快速被引入体育经济研究领域，特别是制度、利益、文化、习俗等非经济因素开始逐渐被纳入到影响体育产业发展的多维变量中，体育经济理论研究更加接“地气”，更加贴近体育产业发展的现实。2010-2015年，受上述新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发挥学科间交叉融合的新理论的优势并运用到体育领域，程林林、宋继新、杨桦的研究成果相继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标志着体育及相关产业研究不仅在研究范围上更加宽广，而且其研究质量被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界认可。与此同时，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如陈元欣[28]、刘波[29]、李海[30]、刘东锋[31]、黄海燕[32]、郭新艳[33]、宋昱[34]、陈林会[35]、张永韬[36]、董红刚[37]、杨强[38]。此外，2018年，知名学者江小涓在《管理世界》第5期上发文关注体育产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则显示出非体育学科的学者们开始关注体育经济现象。[39]

在实践方面，体育产业规模的体量在逐渐增大，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扩大内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亟需体育产业克服挑战，做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体育产业政策也受到国家层面前所未有地重视，被纳入宏观经济“一揽子”政策之中。 国办发〔2010〕22号、国发〔2014〕46号文、“健康中国2030”“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体育服务贸易战略、“互联网+体育”、运动休闲特色小镇等重要产业政策、产业规划、贯彻实施意见分别从国家和地方(省市)政府密集出台。尤其是“国发〔2014〕46号文”颁布后，在国内掀起社会资本争先恐后地“抢入”体育产业的热潮，吸引了一批互联网、房地产、旅游和制造业等非体育类大型集团和上市公司，东中部地区省级和重点省会城市的体育产业集团也陆续成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体育产业组织(体育企业)单体规模偏小的状况，推动了体育产业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2 厚积薄发，体育经济“学术流派”雏形显现

如前述，为更好地描述我国体育经济学术队伍的现状，全面客观地反映相关研究团队及研究个体所作出的贡献，参照学术流派构成要件并结合“单位人”为划分标准，本文借用“学术流派”对我国体育经济学发展进行进一步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体育经济学研究一直被两股力量所持续推动向前，一是相关经济学理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的浸润；二是国内体育产业发展实践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检验与印证。在体育经济学研究延续近40年的学术繁荣背景下，我们认为，目前逐渐形成几支规模较大、人员相对稳定、研究对象较为清晰的5个类“学术流派”，按照其重要学术带头人介入体育经济(产业)研究的时间排序如下：一是以张岩教授为发起人，柳伯力、刘青、卢锋、程林林、高扬教授等为带头人群体的“成体学派”(以产业融合和区域体育产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二是以鲍明晓研究员为带头人的“体科所学派”(以体育产业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三是以张林教授为带头人的“上体学派”(以体育赛事为研究对象)；四是以秦椿林、任海、袁旦、杨桦、王莉、林显鹏、肖淑红等为带头人群体的“北体学派”(以产业组织管理及职业体育联盟为主要研究对象)；五是以王健、陈元欣教授为带头人的“华中师大学派”(以体育场馆运营为研究对象)。

2.1 “成体学派”

“成体学派”受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等影响较深，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张岩、柳伯力、刘青、卢锋、程林林、高扬等，现学派中坚力量有郭新艳、陈林会、刘英、张永韬、刘韡、夏成生、雷红、卿平等一批中青年国家级课题主持人。其研究视角基于产业经济部门对体育产业的需求，研究对象聚焦于体育产业融合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关注体育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体育旅游、休闲体育、体育利益格局演化和区域体育产业政策等问题，以此为选题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著，代表性学术成果有：张岩等著《体育经济学》(1988年)、程林林著《当代中国体育利益格局演化研究》(该成果于2010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体学者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实践的贡献体现在，推动了体育及相关产业融合进程，促进了体育旅游和休闲体育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研制地方“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现在主要集中于培养高层次体育经济人才、研制区域体育产业规划、搭建省级高水平体育产业研究团队、组建省级体育产学研促进会、举办重要学术会议等，其部分学者组成的“区域体育产业规划研究团队”还获得四川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称号。

2.2 “体科所学派”

“体科所学派”受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影响较深，代表性人物为鲍明晓研究员。其研究视角多是基于体育部门对体育产业的需求，研究对象聚焦于体育产业宏观政策，主要关注体育发展规划、体育与城市协同发展等问题，以此为选题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著，代表性作品为专著——《体育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其对体育产业发展实践的贡献体现在，将体育产业融入国民经济体系，参与制定(讨论)国办发【2010】22号文、国发【2014】46号文、“体育产业十三五规划”等重要产业政策等。学术思想传播渠道是培养高层次体育经济人才、研制区域体育产业规划、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重要学术会议等。

2.3 “上体学派”

“上体学派”受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影响较深，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张林、钟天朗、陈锡尧、刘清早、曹可强等，学派中坚力量有黄海燕、李海、刘东锋、宋昱等一批中青年国家级课题主持人。研究视角基于体育部门对体育产业的需求，研究对象聚焦于体育赛事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主要关注体育赛事活动组织的事前策划、事中控制、事后评价和体育及相关产业分类等问题，以此为选题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著，代表性作品有黄海燕的博士论文——体育赛事综合影响的事前评估研究(2009年)。对我国体育产业实践发展的贡献体现在，推动了体育赛事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体育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指标体系、参与制定“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学术思想传播渠道是培养高层次体育经济人才、研制区域体育产业规划、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育产业分会、重要学术会议等。

2.4 “北体学派”

“北体学派”受新古典经济学等影响较深，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秦椿林、任海、袁旦、杨桦、王莉、林显鹏、肖淑红等。研究视角主要是基于体育部门对体育产业的需求，研究对象聚焦于体育发展战略、产业组织与宏观经济发展，主要关注产业组织管理及职业体育联盟、体育产业价值工程等问题，以此为选题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著，代表性成果有：杨桦《中国体育发展方式改革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5年)；其对我国体育产业实践发展的贡献体现在，推动了体育发展方式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职业体育联盟、体育价值工程等领域的研究。学术思想传播渠道是培养高层次体育经济人才、研制区域体育产业规划、重要学术会议等。

2.5 “华中师大学派”

“华中师大学派”受新古典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影响较深，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健、陈元欣等。其研究视角基于体育部门对体育产业的需求，研究对象聚焦于体育场馆运营管理，主要关注涉及场馆的投融资、运营、管理、税收等问题，以此为选题公开发表多篇学术论著，代表性作品为陈元欣、王健等的论文——《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场馆供给的历史回顾》(2013年)。其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实践的贡献体现在，系统推动了体育场馆运营及其对体育产业发展影响的研究，参与研制“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学术思想传播渠道是培养高层次体育经济人才、研制区域体育产业规划、重要学术会议等。

除上述5大类学术流派外，在推动我国体育经济研究和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还有其他一些高校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做出了贡献，如：苏州大学王家宏教授，温州大学易剑东教授，天津体育学院肖林鹏教授，广州体育学院谭建湘教授，武汉体育学院陈林祥教授和徐茂卫教授，首都体育学院骆秉权教授和王子朴教授，宁波大学丛湖平教授，西安体育学院蔡军教授和谢英教授，沈阳体育学院曹亚东教授，吉林体育学院张瑞林教授，哈尔滨体育学院阚军常教授，杭州师范大学凌平教授，云南师范大学饶远教授，清华大学江小涓教授和刘波教授，安徽工程大学董红刚教授，等等。

3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支撑与突破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评价经济发展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又围绕“高质量发展”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9方面的部署，要求各产业都要转向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发展也概莫能外，须转变过去追求数量型的发展模式，要按照“好不好”的标准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表现在：一是改善经济结构，避免经济发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以改善经济结构，高质量的我国体育产业大有可为；二是应对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特别是目前中美经贸关系的新巨变，扩大国内消费市场，需要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响应国家号召，建设健康中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体育的多元化需求，需要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四是在2018年末以来出现的所谓的“体育产业寒冬”(新华社语)，“体育产业冷与热”(人民日报语)等舆情，反映出我国体育产业在历经2015～2016年的资本狂欢后，人们开始感受到盲目的、不计成本投入的后果，粗放式体育产业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将对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需要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笔者认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有待高质量的理论研究助力，这需要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做出更积极的理论回应。

3.1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内涵亟待厘清

如何理解和评价体育产业发展的“好不好”?需要学术界就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给出科学的定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40]，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中，我国的产业体系将“从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41]。在跨越经济高质量发展关口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总量性”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物质文化数量需求转变为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个性化和关注质量的需求。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学界对“高质量发展”有着多视角的认知，尚未达成共识，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高质量发展是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实现质量、效率、动力三大变革，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42]从这些表述来看，可见并未突破新制度经济学思想的框架。那么，新时代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究竟应该怎样表述?如何衡量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继续沿用旧的理论来指导高质量发展，还是需要新的理论指导?等等，笔者认为，新时代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新的理论指导，这需要不同“流派”的学者求同存异，共同努力，推出高质量的体育经济理论研究成果。

3.2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产业政策引导

现有的体育产业政策在促进体育产业“有没有”规模上作用明显。如 2010年 3月，国办发〔2010〕22号文发布，标志着体育产业首次从国家层面得到认可，16个省市自治区在2年的时间内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2014年10月，国发〔2014〕46号文件出台，吹响了体育产业步入快速发展的号角，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在短时间内出台了贯彻实施意见，社会资本闻风而动，开始大手笔投资体育产业。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就发生与国内外体育产业相关的公司并购、股权交易、投资基金设立和主营业务战略转型等一次性投资额过5亿元的案例就有15起，折合人民币近430亿元。2015年，为了更好地贯彻“46号文”精神，推动体育产业发展，科学界定体育产业的统计范围，建立体育产业统计调查制度，对经过近7年试运行的“79号文”进行完善，国家统计局颁布了《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国统字〔2015〕17号)，2019年4月新版《体育产业统计分类(2019)》发布，反映出相关部门对体育产业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高度重视；2017年，面对国内各行业如火如荼的特色小镇建设风潮，国家体育总局也出台鼓励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发展政策，为探索体育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顺应产业发展规律，需要在产业政策凸显“好不好”的标准。与过去衡量体育产业发展标准的区别在于，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不再局限于体育范畴，而是扩展到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等领域。我国体育产业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影响力也跨出体育部门，开始辐射到国民经济主战场，无疑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现有的体育产业政策措施的制定一直囿于以体育部门为主导的体育产业发展思维模式。自1993年起，体育经济政策的研究成果以及政府所出台的与体育产业相关的政策，“以体为中心”发展思路的痕迹明显，虽然对扩大体育产业规模有积极作用，然而这些产业政策(研究成果)往往主要围绕体育部门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来表达，较少顾及与非体育的产业部门中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与体育产业相关的研究范式也是基于“以体为中心”的逻辑，无论是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还是随后几年国家社科基金与其相关的系列年度项目的研究指南，以及体育部门召集研制的系列体育及相关产业规划和决策咨询课题等，都没有跳出体育部门搞产业的思路。2018年开始，体育产业投资状况已经开始显露疲态，体育产业结构仍然没有摆脱原有的格局，业界和媒体对举办体育赛事的投资回报率偏低的问题颇有微词。长此以往，会对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带来一些阻碍，遑论高质量发展。我们认为，目前已经到了转变产业政策发展思路的关键点。在今后体育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将过去“以体为中心”的传统体育产业政策逐步转向以经济、社会、生态等多中心的新产业政策，这就需有更多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和更广泛的政府经济社会管理部门参与其中，推动能够兼顾各方利益的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政策的出台。

3.3 体育产业前景虽然光明，高质量发展仍需新学说引导

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最基本的出发点还是要释放居民的消费潜能，提升体育消费在整体消费中的贡献度。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以来，与体育产业相关的政策基调也在悄悄地发生转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也表明：体育产业对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打造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中13次提及体育与消费、经济转型的关系；其中，“建立现代体育产业体系……”等核心描述更是凸显出体育消费在扩大居民消费面上的巨大潜力。当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都不能再担当重任的时候，“消费”就成为需求导向宏观经济政策唯一可以寄予厚望的抓手，让体育消费成为国内消费新的生力军，与“供给侧改革”配合，做出应有的新贡献。与其它产业经济发展一样，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不仅会带来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会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诸如因为收入的增加不仅会带来消费能力的增加，而且会增加消费的欲望。经验事实告诉我们，当消费者实现预期的自主消费过程后，是会给消费者带来难以言表的满足感，甚至幸福感。体育服务业还有远非其它一般产业能比的参与感和体验感，对消费者情绪和心理的影响也非常大。体育产业作为未来的幸福产业，怎样高质量发展，期盼着学者们为此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呈现出更多的新学说。

4 结语

在新时代，体育产业要想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促进消费水平持续提升，为居民提供丰富的体育产品，需要体育经济学术研究能够不断提供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思想。高质量发展体育产业，需要我们转变过去传统观念和做法，从产业发展战略、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政策等领域重新审视体育产业。我们认为，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将拓展出新学术研究领域，我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我国的体育经济学理论将伴随着我国体育产业的不断发展而能真正形成更多的“学术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