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名媛作家的编辑活动及其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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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为争夺文学生产与传播市场，纷纷介入传媒领域。丁玲、凌叔华、杨刚、苏青等名媛作家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主编刊物，发挥着意识形态引导、自由主义思想播撒、娱乐消遣等功能，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倾向。名媛作家的特殊身份，使她们在主编刊物时，既关注文学的功利性，也重视文章的审美风格与个性特色，这种包容、开阔的编辑理念，保障了文学的多元发展，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图景。

抗战时期，中国的地理版图和权力结构被外力强行割裂，国内各方势力与知识分子群体为掌握文学生产与传播市场，纷纷介入传媒领域，报刊、杂志呈多元发展态势。学有余而为文的名媛拥有作家、主编等多重身份。身为名媛，她们人脉宽广，能够较好地协调杂志的出版发行；作为作家，她们敏于社会万象的生发；担任主编期间，良好的文化修养和文学功底利于她们编刊集文。丁玲、凌叔华、杨刚、苏青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中主编刊物，发挥着意识形态引导、自由主义思想播撒、娱乐消遣等功能，她们对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仅再现了特殊年代的文化生态，也丰富了抗战时期的文学图景。

一、《北斗》：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工商业蓬勃发展，市民阶层渐次形成，阅读人群大幅增加，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报刊杂志既是知识分子表达见解的舞台，也是政治力量角逐的领地。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新闻出版法规，扩张官办媒介影响力的同时，严厉打击异己力量。“一九三一年春，左联的阵容已经非常零落。人数从九十多降到十二。公开的刊物完全没有了。”［1］（P152）面对不利局面，“左联”及时调整文化斗争策略，决定公开发行一个文学刊物。他们选择“看起来带一点小资产阶级的味道”、“还不算太红”、有过办刊经验的丁玲担任主编。［2］(P270)

为淡化“左联”先前盲动、激进的倾向，丁玲将左翼作家的理论批评与自由主义作家的文艺创作穿插编排，“创刊号”上的作家既有鲁迅、阳翰笙、沈起予等“左联”发起人，也有丁玲、冰心、林徽因、陈衡哲、白薇等令人瞩目的女作家，还有郑振铎、叶圣陶、徐志摩等非“左联”成员。名家荟萃的形式不仅使杂志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上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也隐藏了它的身份，保障了左翼思想的持续输出。起初，这种形式得到“左联”领导人的认可，但自由文人的大量出现还是遭到非议。耶林逐一批评了第1、2期“灰色”作家的文章，认为他们在“描写技术上固然取得了较满意的成功，具体意识则不免颇多不正确的倾向”［3］(P200)。瞿秋白、钱杏邨也对非“左联”作家做出严厉的指责。《北斗》面临着角色危机，丁玲没有盲目跟从舆论风向。她认可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不愿干预作家的创作，说：“刊物就是要给作者自由。……有自由就有了个性！我作为编辑是这个态度，作为作家也是这个态度。”［4］(P16)

丁玲开放的编辑理念使杂志没有迅速坠入“左翼”一个色调的窄路，《北斗》在意识形态、编辑方针、读者市场间辗转腾挪，拥有了多向度的生存空间。杂志上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既有依从“左联”阶级论的观点，如钱杏邨《一九三一年文坛之回顾》、丹仁（冯雪峰）《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也有基于民族立场的思考，如茅盾在《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提倡作家“艺术地表现出一般民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勇猛，必须指出只有民众的加紧反抗斗争”“可以打破帝国主义者共管中国的迷梦”。［5］《北斗》展现了丁玲宽广的社会视野和较为成熟的文学理念，也反映了“左联”在发展初期对文艺的探索与包容。

随着阶级矛盾激化，“左联”从“题材、方法、形式三方面提示了最根本的原则”［6］，详细列出左翼文学的范式，丁玲的文学观念也发生转变，她认为作家“并不一定象胡秋原之流，在文学的社会价值之外，还要求着所谓文学的本身价值”［7］(P105)。文化政策的调整致使《北斗》的功利主义色彩愈发明晰。为实现大众化战略目标，杂志第2卷3、4期集中刊登了三位工人作家的稿件，丁玲觉得这些“还说不上好的新作，而很幼稚”［8］，却依照组织要求“包装”和提拔文学新人，激进的言论使杂志倾向格外明显，1932年《北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

主编《北斗》时期，丁玲真正深入接触到无产阶级，频繁的社会活动影响了她的政治倾向与思维方式，促使她从一名关注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名媛作家转变为无产阶级作家，开启了个人文学创作的新路径。丁玲借助人脉资源向文坛名流广泛约稿，使“左联”机关刊物呈现出多元的文化质素，既淡化了杂志的激进倾向，保障了左翼思想的持续输出，又为无产阶级文艺吸引、培养了一批文学青年，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的文化钳制。丁玲这种开放式的编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联”关门主义倾向，为多种文学话语提供了相互对话的平台。

二、《武汉日报》：自由主义文学的后花园

1935年2月，凌叔华担任《武汉日报》文艺副刊主编，她以武汉大学为文化坐标系的原点，汇集陈西滢、吴其昌、朱东润、孙大雨、陈春随等武汉大学教授，将学院风貌扩展至大众传媒，此外，广邀新月、京派、“左联”等流派作家。副刊每期篇幅不到一个版面，95期共出现70多位作家，对于一个地方性报纸来说，“这张网撒得不算不远了”［9］，多元的文艺探索有益于思想争鸣，副刊在某种程度上抵制了国民党官办文艺的侵蚀，弥补了左翼文学模式化、海派文学商业化的弊端。

报纸发行期间武汉周边战事不断，副刊上极少出现残酷的战争景象，刊登的多是对故居的怀念（白坤《故居回忆》）、对游览见闻的追记（苏雪林《岛居漫兴》）、对武汉景色的体味（微沫《珞珈散记》），任何的风月夜曲、秋影暮歌都能撩起文人情思（凌叔华《春的剪影》、张天《秋香》等）。作家们随四时而动，追记寰宇内的浮沉演绎，亦不为时局所困，葆有独立的文学品格。在政治趋向独裁化、文学趋向政治化的时期，国民政府要求文学维护党国利益，左翼文学倡导从阶级立场出发揭露腐朽的政权。夹在两股强势力量之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维持独立性和超然性，除了坚定的文化认同，还需要巧妙的话语策略。他们虽居庙堂之远，强烈的责任意识促使个人自觉肩负社会使命，他们选择以学理的形式介入民族自救的道路，规划了一条由人性促发展，从启蒙促革新的路径。凌叔华强调文艺要葆有“绝对的、尊严的独立性”，注重表现“永久的普遍的人性”。［10］(P810)她在副刊发表的《异国》以中日战争为背景，却未涉及激烈的战事，而是选择从文化、道德的角度改造人性，希望人们理性地面对战事，而不是被别有用心的激进主义者利用。

除了自我对时代的考量外，凌叔华也以特有的编辑方式介入社会，推动民族的文化改良。《武汉日报》文艺副刊连载了陈衡哲入蜀后的若干散记。陈衡哲指出蜀地军阀统治混乱、鸦片肆意传播、女子慵懒习气等问题，症结“其实还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两方面”，“政治的改造不在我们权力之内，暂且不说；社会意识的改造，却能说不是教育界的责任吗”。［11］知识分子希望通过改造人性、陶铸人格，营造出健康、现代的社会风尚，他们对国难的痛心和希望凝蕴在肌肉与骨骼，“不用一张嘴发音，他却是用全身来说话”［12］(P106)。

编辑过程中，与“写什么”相比，凌叔华更强调“怎样写”，她推崇文字精美、艺术完备的文学样态，副刊中袁昌英的《毁灭》即是一篇这样的佳作。作家着力烘托男女间的缤纷爱恋，一切的花草树木、远山近景皆染上温暖的爱意，当饱满的情绪要倾溢而出时，男主人公突然因公牺牲。袁昌英没有从英雄主义角度继续宣扬个人壮举，而是让读者在戛然而止的话语空白中享有微妙的美学体验。

但是，文学并非真空环境中结出的果实，它与社会万象休戚相关。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国内贤妻良母主义和“妇女回家论”甚嚣尘上，各地纷纷出现禁止男女同学、限制女性就业、表彰节妇等事件。针对社会中的“病态”现象，凌叔华一面借助业已成名的女作家的文章展现理想女性的风貌，一面力求副刊呈现“向上的志气和进取的精神”［10］(P812)。报纸上既有陈西滢对政府改进民生政策的建议（《过年》），也有朱光潜对近代美学和唯心哲学的介绍（《近代美学》）；既有萧乾（《叹息的船》）、芦焚（《浮世绘》）对战争的深度挖掘，也有严文井用“黑色鸟”、巴金借“隐身珠”对时代现象的披露。包罗万象的审思与风雅高洁的气质使外界将《武汉日报》文艺副刊与沪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相提并举，认为是国内报纸的副刊中对于文艺有相当贡献的两个刊物。［9］

1936年12月，《武汉日报》文艺副刊被迫停刊。与丁玲主编刊物的“红色”基因不同，凌叔华主编的副刊呈现出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思辨与守望，对理性的探索和推崇，虽然在抗战烽火的映现下，这种重视审美的自由主义理念略显暗淡，但从文学史上看，它却葆有了一分难得的艺术自由精神。

三、《大公报》呈现的“红色”质素

1938年8月，《大公报》香港版创刊。香港相对自由的舆论环境给予媒体调整文学生产的机会。《大公报》文艺副刊一改旧章，参与到宣传抗战中。如果说萧乾主编时期，它是抗日战线上的一名小兵，那么在杨刚的推进下，它迅速成长为勇猛的斗士。

杨刚担任主编后，立即发出《重申〈文艺〉意旨》的宣言，称副刊“篇幅小，野心却有一个，它要反映这民族囫囵的一整个，从内心腠理到表皮”［13］。杨刚先前有过多年的办刊经验，她清楚只有适时推出对重大问题的系统性讨论，将文艺理论家与读者的关注视角联系在一起，凝聚成一股强势的舆论力量，才能有效地规避港英政府、国民党当局、大公报高层的文化管控。杨刚选择在鲁迅逝世三周年之际，召开“民族文艺的内容与技术问题”座谈会。许地山、刘火子、黄文俞等十余人参会并达成共识，认为民族文艺是现阶段及未来要走的一条路，它是抗战的、反汉奸的、大众的、有中国民族特性的，鼓励作家围绕抗战的现实、大众的生活，从光明和黑暗两方面思考问题。

针对《大公报》有关共产党的不实言论，杨刚策划刊登了关于八路军将领的纪实性文章（沙汀《贺龙将军》），迥异的论调遭到报社高层的批评，却意外获得读者追捧，胡政之迫于市场需求，给予副刊一定程度的自由。此后，左翼知识分子的稿件频频出现。吴伯箫的《沁洲行》歌颂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精神与质朴美德。沙汀的长篇通讯《抗战期中的“日后”文艺》记录了延安文协分会、鲁迅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学活动。杨刚还向丁玲约稿，请她介绍摆脱国民党钳制抵达延安的经验（《我是怎样来陕北的》）。文艺副刊还刊登了歌颂延安的诗歌（征军的《走向延河》、逢英的《延安》），赞扬毛泽东与军队将士的作品（卞之琳《〈论持久战〉的著者》《给一位过雪山草地的参谋长》），以及记录解放区欣欣向荣面貌的文章（史沫特莱《中国妇女的命运》）。

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香港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携手共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国民党出于对中共力量的忌惮，筹组“中国文化协会”与“文协”分庭抗礼，令其机关报《国民日报》与汪精卫集团的《南华日报》、国家社会党的《国家社会报》共同建立一道分离共产党的文化壁垒。彼时的香港，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势力暗潮汹涌，国民党一面宣扬港岛是歌舞升平的乐土，是不受战争侵蚀的世外桃源，一面发表反动甚至卖国的言论。许多青年受此影响，沉迷于怜我怜卿、空洞矫情的书写，与时下紧迫的局势格格不入。杨刚、乔冠华、戴望舒、叶灵凤等人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正视听，却收效甚微。

为打破文化场的萎靡状态，杨刚发表《反对新式风花雪月——对香港文艺青年的一个挑战》，她批评了青年的悲观论调，指出：“香港何处不是生活？何处不是材料！好的正可供感情的激励，坏的也恰恰需要暴露。表现香港的视野非常广阔，我们亦何苦专挖自己的空心肠。”［14］这份宣言在文艺界引起强烈反响，《国民日报》《国家社会报》《星岛日报·星座》《立报·言林》等十余份报纸卷入论战，发表相关评论90余篇。当论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杨刚在副刊开展“新式风花雪月”讨论会，促使青年正视战争的血泪与人民的苦难，鼓励他们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投入民族救亡的社会运动。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动态演变下，杨刚不断调整文艺策略，将副刊作为文人思想论争和引导民族意识的载体，承担起抗战时期大众传媒积极的向导责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港版《大公报》停刊。随后，杨刚接过主编桂、渝两地文艺副刊的任务，窒息的政治环境和紧缩的意识形态下，她能调动的力量非常有限，副刊的影响力远不及香港时期。

文艺副刊这块相对自由的阵地，清晰地展现了权力场的对峙与文化场的复调。杨刚葆有名媛的气度与风采，以才智化解危机，使一份“亲蒋”的资产阶级报纸逐步呈现“红色”倾向。作为副刊主编，她弥合了国民党羽翼下的资产阶级报纸与共产党领导的文艺活动间的裂隙，使文艺副刊联合其他进步刊物，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社会活动家，她敏于时代变化，适时组织文艺界对社会问题展开讨论，引导文艺的健康发展。身为共产党员，她在政治斗争与民族战争中展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杨刚主编文艺副刊的历程对一份百年大报来说如同涓涓细流，却以鲜明的个人特质为报纸增添了丰富的韵味。

四、《天地》：低气压下生长的世俗文学

1941年底，上海全面沦陷。在日军严格的文化管控下，“就只有几家新设的报社和杂志社零碎地出版了几种，其中大半是些适应新环境的著译作”［15］(P376)。日本对沪的文化输入政策不同于对东北沦陷区的粗暴压制，他们认为：“使一般的大众参加到和平建国的阵容里来，而用了直接的命令的片面的议论是不大得策的，我们宁可不去讲理论，而把安慰和娱乐赠予他们，然后慢慢地使他们理解我们的主张。”［16］(P65)如此，在所谓的“东亚共荣圈”的“和平”氛围中，上海迎来了出版业的复苏。

1943年10月，苏青主办的《天地》创刊。沦陷区出版的杂志犹如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不仅要应对日伪政府的检查制度，还要解决办刊物资匮乏的问题。《天地》曾因配给纸不能发放到位，第11期无法按时出版，12期又因纸价太高，页数锐减，14期继续缩减页数，仅刊登了11篇文章。不断上涨的物价使主编和作家不得不考虑“文艺顾客的脾胃”，稿件能否“在‘文化市场’上占一席地”［17］。市场强势地左右了文艺的趣味，逼仄的生活空间下，大批文人纷纷离沪。文化主导者的离场给予女性前所未有的言说平台，她们多是衣食无忧的名媛太太，“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扩大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能找到生命的支持力”［18］(P327)。《天地》中不论是周文玑法官、苏曾祥医师等职业女性，还是周杨淑慧、梁文若这类名媛贵妇，抑或是施济美、炎樱等女作家都喜欢围绕爱情、家庭问题侃侃而谈。沦陷区最耀眼的双子星苏青、张爱玲在杂志第6期发表了同题散文《谈女人》。苏青大胆地指出女性受到的生理和精神压迫：“女性有母性与娼妇两型，我们究竟学母性型好呢？还是怎么样？我敢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不想永久学娼妇型的，但是结果不可能，只好变成母性型了。”［19］直白的言说揭示了压迫下的性别危机，引发都市女性强烈的情感共鸣。张爱玲指出：“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分别。”［20］她以世俗的细枝末节切入文化主体的腠理，展现出人性深处的冷硬与荒寒。这些切近生活、直击人心的言论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天地》成为上海市民追捧“才女与名媛”的窗口。

当时有评论写道：“余于海上文坛亦不无‘阴盛阳衰’之感，少数女作家之作品，确未可轻视，唯此乃上海一隅之地之特殊现状。”［21］其实，“阴盛”之貌绝非“阳衰”之实，男作家依旧牢牢掌控着凌驾两性关系之上的话语权力，他们常常用赏玩的眼光看待女性。《出妻表》（散谈的人）以俏皮滑稽的言说方式列数娶妻的劣处。妻子之为伴侣，不如朋友更好；妻子之忠诚，不若养狗；妻子料理家务，不如仆人称职；甚至妻子的肉体安慰，也不如野草闲花。《写字间里的女性》（思德）记录了都市职业女性的虚荣与无聊，她们外出工作的目的无非是寻觅结婚对象。《疏女经》（正人）教男人取厌女人的法则，以防被女性骗入婚姻。这些戏谑之言若非出现在价值陨落的时空，其媚态必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唾弃。但细细想来，调侃的言辞也在微末处点透了乱世人生的虚无与虚伪。

《天地》共发行21期，文人一副坐而论道的架势漫谈衣食住行、婚姻家庭、生活琐事，他们大多沉浸在自我建构的小天地，无意捅破风花雪月的窗户纸，这片“太平景象”与沦陷前的香港何其相似，杨刚敢于向香港文坛发起“挑战”，苏青却用妙笔造出“天地”间最应景的花，她寻求汪伪高层、文坛名人的帮助，变相提升了杂志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在文章中试图引导民众对伪政府的认同，使《天地》蒙上了“别样”的意味。

战争结束后，苏青意识上的浅薄与政治上的单纯使她不解《天地》为何会遭到指控，她认为：“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22］(P104)苏青从红极一时的作家、主编到“落水文人”的浮沉值得我们深思，在狐兔横行、群鬼跳梁的时代，若无清明的民族意识与坚定的信念，怀着怯懦苟安的心态获取名利，纵使再高的天赋与才情也擦不掉身上沾染的腐气。

五、结 语

置于社会文化发展潮流中看，抗战时期大众传媒对优化文学生态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作家担任刊物主编具备一定的优势，个人既擅于从微末处探索社会、人生意蕴，又葆有开阔的格局，从宏观处引领文化风尚。作家的生活体验与写作经验使他对事件的萌发与走向有着极高的敏感度，与期刊强调时效性与针对性的诉求相吻合。作家身份便于他向文坛友人广泛约稿，相近的文艺观念容易吸引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刊物周围逐渐形成一支较为稳定的创作队伍，保障了稿源的数量与质量。多年的磨砺和审思使其足够了解文艺的本质与内涵，其眼界、学识和审美观念保证了稿件的质量和品位。作家的职业特性使其细心于文学的内在特质，编辑身份使其注重文学的外部环境。

作家、主编的职业素养在文学领域交汇并形成相长之势，个体逐渐成长为具备统筹能力的编辑，凭借一定的文化资本，通过组织、调控文学生产，把握消费市场和读者群体，最大程度地拓展文艺的辐射力。刊物上或直言不讳地暴露黑暗，或婉转表达文化理念，这些带着目的性、针对性的话语造就了大大小小的文艺论战，为社会发展的路径作出先导性实践。除了通过文章引领读者的文化倾向，主编还以“发刊词”“编者的话”“评论”为窗口，借助话语权力实现对公众价值理念的引导。作家、主编在文化领域的身份交叠，映射出的不仅是个人的性格特质与文化气质，也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市场的综合影响。权力场的强势干预下，主编不得不刊登一些符合主流话语的文章，在意识形态与审美价值的博弈中，刊物的文艺倾向呈现出顺从与疏离的波动状态。

传统观念中，男作家背负着启蒙、救亡的时代责任，在这一方面名媛作家往往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除文学的功利性之外，女性作家同样重视文章的审美风格与个性特色，某种程度上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恰恰是名媛作家主编的刊物凸显的特色与魅力。名媛本身就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刊物的最佳代言者，在多个领域拥有宽广的人脉。担任主编期间，她巧妙地借助其他刊物的力量，或为报纸宣传造势，或建立文化同盟掀起论战，与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资本展开斡旋，在多面相的思考中找寻和论证未来发展的路径。此外，名媛作家注重展现女性话语与权利诉求，不仅给予女作家广阔的言说空间，呈现女性真实的生活样态，还适时在刊物上组织开展有关女性的社会话题，广泛邀请文坛名流参与讨论，缓解当下的社会矛盾并为女性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这些不同角度、甚至对立的言说都会被刊物采纳，深受中西文化影响的名媛认为适当的文艺争鸣有益于思想的发展，这种包容、开阔的编辑理念既保障了文学的健康生长环境，也起到调节文化结构的功用。

通过对名媛作家精神历程的追忆和倡扬，回溯非常时期传媒的社会担当，为当下大众传媒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在精英文学式微的今天，主编在协调文学审美与文化市场时，要准确把握社会动态与读者心理，利用技术手段对消费群体作出预判，借助多种传播渠道提升刊物对受众的吸引力。要意识到传播技术的普及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推进了文学传播的效率，缩短了从生产到市场的空间距离，又使媒体向市场化、庸俗化倾斜，在人人都可以成为文学生产者时，面对快餐文学带来的经济利益，主编仍然要坚守编辑理念，维护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承担起文化传承的使命。第二，作家担任主编的模式促进了个体成熟，也反向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家的写作经历使他了解文学内部的发展动态，编辑的社会视野、统筹规划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多元视角弥补了惯性思维的不足，这对当下编辑的职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个人需不断提高职业技能、文化素养，更好地胜任精神文明引领者的身份。第三，作为文化传播上的重要一环，主编的选择对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具有导向与调控作用，面对浮躁、享乐思想的涌动，以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的方式，生产出有质量、有品位的优秀作品，提高人民的素质与修养，对稳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发展起到长远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