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数术方技观念的演变
——以史传、目录为中心

■

数术方技是古人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现当代学科精细化、多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古人的数术方技被隔离在了现代学科之外，且往往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实际上，数术方技是古人认知世界和自我的途径，能够反映出古人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借助史传以及目录这两面镜子，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术方技之学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也为理解数术方技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数术方技是古人知识构成的重要部分，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部分的知识、技艺和思想逐步让位于新出现的学术，在学术史中的地位也不断下降。到了现当代，在学科精细化、多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古代的数术方技被隔离在了现代学科的门外，并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学术位置。葛兆光曾指出：“我们现在的思想史却常常忽略了数术方技与经学的知识，使数术方技的研究与经学的研究，成了两个似乎是很隔绝的专门的学科，当哲学史和思想史似乎很繁盛地集中着很多研究者时，数术方技之学和经学史却都成了‘绝学’，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在惨淡经营。”［1］(P24)在《汉书·艺文志》中可以看到，数术类和方技类书籍共有3396卷，这些在《汉书》记载的全部书籍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可见数术方技在古人的知识链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这样一条重要的知识环，在当下学术视野中的意义却并不凸显。有必要作出思考的是，在古人的观念中，数术方技之学到底占据什么样的学术地位，数术方技之学在什么时代没落及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弄清楚了这些答案，才能理解古代数术方技文化在当下学术中的意义和作用。

图书目录和史传往往能够折射一个时代的风貌和思想，通过解析各个时代的图书目录和史传，可以看到人们观念的变动和演进。借助图书目录和史传这两面镜子，可以看到古人数术方技观念的演进，也为理解数术方技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一、早期数术方技的概念界定与阶次分级

数术方技之学包括古人对客观世界的大宇宙和自身小宇宙两方面的认知［2］(P19)，其概念的定义和解析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麤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3］(卷三十，P1775)

《汉志》叙述“数术”源流，将之归于“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值得留心的是，班固此处用词语气与叙述诸子略大相径庭。在诸子略中，班固的陈述为“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字表明诸子学派滥觞于何的看法乃是基于其自身学养的推测。在数术略中，班固以“皆”总括数术类知识的来源，并在下文透露，“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班固对于数术书籍的分类和概念不是向壁臆造，这些认知都是基于前人对数术书籍的总结和归纳，不论班固的看法和观点是直接或间接取自刘歆的《七略》或刘向的《别录》还是其他典籍，数术的起源与“明堂羲和史卜之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班固看来，明堂羲和史卜之人失其官守后，数术类书籍便出现了残缺不全的情况，即使数术类书籍俱在，亦没人能够胜任如此要职。班固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是因为在他看来，能够通晓天地祭祀、宗庙仪式、测算星历以及占卜断事的人，应当具备极高的修养与品质。而班固所举的梓慎、裨灶、卜偃、子韦、甘公、石申夫等人皆是其心中的理想楷模，这些人的事迹分别见于《左传》《吕氏春秋》等典籍，总结这些数术家的事迹，可以发现这些人不仅精通星宿行度、日月盈缩、历法测算等技艺，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天象、气候、节令等客观世界的现象，推知国家未来的祸福，进而规劝君王，使国政归于正道。汉武帝时的唐都虽然在历法测算上做出巨大贡献，但在国政上没有任何影响，故而班固对其态度仅为“庶得麤觕”。并且，按常理而言，《史记》中《扁鹊仓公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都以数术方技之士为记述对象，但踵之而来的《汉书》却没有为数术家单独列传。班固这种阙如的做法，并非因为汉无通晓数术方技之士，其中自有小大之辩。

《汉志》中的数术书籍共为六类，班固总结“五行”类文献说道：“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 以相乱。”［3］(卷三十《艺文志》，P1769)在班固看来，五行为五常、五事、五星、五德的内在原理，五行可以小到个人的貌、言、视、听、思五事，可以大到国家命运和朝代更迭，万事万物都可以放入由五行组建的模型中。其后，班固指出，“小数家”将五行与吉凶挂钩，在风行于世的同时，也逐渐造成了学说的混乱。显然，“小数家”是数术家中的等而下之者，这也就透露出，研习数术的人实际上有云泥之别、圣俗之分，而数术也有大数术与小数术之分，即高阶数术与低阶数术。

“小数”即小技，《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赵岐注：“数，技也。”［4］(P99)“小数”最大的特点是技小而不入于主流大道，《淮南子·原道训》：“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5］(P13)《淮南子》将“小数”与“大道”对举，认为小数只是小技，没有抓住禁塞奸邪的关键，与大道相去甚远。值得注意的是，《淮南子》此处“大道”与“小数”具体指涉很难从上下文的语境中看出，必须参之其他典籍。《史记·日者列传》：“夫司马季主者，楚贤大夫，游学长安，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博闻远见。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称引古明王圣人道，固非浅闻小数之能。”［6］(卷一百二十七，P3221)这段话出自于褚少孙之口，在这段文字中，褚少孙将“称引古明王圣人道”与“浅闻小数”对举，其表述结构与《淮南子·原道训》基本一致。在《日者列传》中，传主司马季主认为，卜筮应当法天地、顺四时、宗明王，这样的卜筮体系自然不是“小数”，由此推断，褚少孙在《日者列传》中谈到的“小数”指的就是低端层面的数术。

可知，至迟到西汉，社会中的思想精英们已经意识到了数术内部有高下之分，并开始对不入流且层次低端的数术提出批评。在班固的《汉书》中，“小数”的内涵与指涉更加具体明确：

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

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以相乱。［3］(卷三十《艺文志》，P1769)

俗之祈禳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较然甚明，无可疑惑。［3］(卷八十一《匡张孔马传》，P3360)

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3］(卷八十八《儒林传》，P3599)

（王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3］(卷九十九《王莽传》下，P4186)

综合以上四则材料，可以看到“小数”有这样三个特点：一，低阶数术在运行原理上与高阶数术基本相同，以五行术为例，五行可以用于吉凶、祸福、祈禳等低阶的民间俗务，也可以应用于五星、五德、五事等高阶的政事层面。二，“小数”渗透到时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核心性质就是致用，人们在遵守“小数”笼罩下的规则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小数”，在主观上干涉吉凶、祸福、时运等不利或不确然因素对自身的影响。三，“小数”与高阶数术的境界有天壤之别，任何人都可以由“小数”入门，但却无法进而学习大数，更难窥探大数的奥妙与精髓。

至于大数，从《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对数术各个门类的总结来看，非至德之才不能驾驭：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然星宿事凶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3］(P1765)

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故圣王必正历数，以定三统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阨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非天下之至材，其孰与焉！［3］(P1767)

蓍龟者，圣人之所用也。《书》曰：“女则有大疑，谋及卜筮。”《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于蓍龟。”“是故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3］(P1771)

无论是天文、历谱还是蓍龟等，能够驾驭这些数术的人，上可以推算日月五星二十八星宿的运营轨迹，从而根据天文之象判定吉凶祸福；下可以正历数、定服色、理国政；深可以决疑难、知命理、通幽微，而这样的人也必须具备“湛密”“至材”“至精”等特点。这些高阶的数术之士自然非街头巷尾的卖卜术士、相面先生、算卦大师等可比，他们服务的对象不是黔首万姓，而是一国之主。同样，一国之主也必须要具备“圣”的条件，否则在认知境界上便难以与高阶术士持平，故而无法任用或驱使此类人才。

非止于数术，对于方技来说，同样也有境界高低之别，《汉书·艺文志》：“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3］(卷三十，P1780)班固认为方技出自王官职守中的一种，其最基本职能是治疗人的疾病，而国家和人一样，都会失常而陷入病态中，因而医人是方技之学的基础，能够医国才是方技之学的至道。所以，在早期的文本中，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七发》《风赋》等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以方技术语、原理和观念譬喻国政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古人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国运兴衰与个体生命健康与否在机理上有共通的特点。班固《艺文志》中强调“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凸显的是方技之士作为王官之守的作用，其终极关怀不是小疾小病，而是诊国家之脉、医人主之病。所以，在方技的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的四种分类中，班固独独批驳神仙者：“所以保性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然而或者专以为务，则诞欺怪迂之文弥以益多，非圣王之所以教也。”［3］(卷三十《艺文志》，P1780)在班固看来，神仙者有两点值得诟病，其一是神仙者脱离世俗，谋求纵情游览于人世之外，这与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完全背反；其二是社会中颇有一部分人以神仙者的学说为噱头，并捏造衍生出诸多不经之说，这些都是与儒家学说格格不入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数术和方技都由“数”统摄，并且都有低阶和高阶之分，低阶的数术方技充斥在早期社会的各个角落：日书规定了人们日常的活动和行为准则，占卜可以为重要的活动和决定提供参考，选址择宅之前需要对风水进行勘察，等等，诸如此类。低阶的数术方技是时人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也是时人对世界和对自我认知的重要方式，只是其致用的特点让其流于俗用。在早期人们眼中，高阶数术方技不仅能够通过个体生命的力量把握人事变动和天道周转，最关键的在于可以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见解洞察天人关系的异动，使王政归于至治。高阶的数术方技并非闾巷之士可以掌握通晓，能掌握通晓高阶数术的人必须具备至德的属性，这一点也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反复申明的。说明，早期的数术方技并非如后世那样被视为迷信，除了作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外，有识之士也已经探讨数术方技与人事、天道和王政之间的关系，并自觉地将数术方技纳入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推演出自己的行世之道。

二、由《七略》到四部：中古数术方技思想的异动与变迁

在早期的文本中，数术方技多以“数”“术”“技”“道”“方”等单音节词表示，在战国末期开始出现“方技”一词，此后文本中多以“方技”“方术”“数术”等双音节词表示数术方技。西汉时期，司马迁撰写《史记》，其中《扁鹊仓公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都与数术方技密切相关。其后，刘歆撰写的《七略》将当时国家馆藏图书分门别类，其中包括了“数术略”和“方技略”。司马迁为方术之士作传和刘歆开辟“数术略”“方技略”的做法，都说明了数术方技在早期社会文化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做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

承接班固《汉书》而来的两部史书是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和魏晋时期陈寿的《三国志》，这两部重要的史书分别设置了《方术列传》和《方技传》，至于最早在史书中开设“方术”或“方技”类传的史书，应当是三国时期吴人谢承的《后汉书》①，其开设《方术传》的观念应当来自于刘歆对图书的七部分类。谢承的《后汉书·方术传》只剩一鳞半爪，无从得知其全貌如何。陈寿的《方技传》记载了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和管辂等人的事迹，这些人分别擅长医诊、声乐、相术、相梦以及术筮，这些内容都在《汉志》“数术”和“方技”的范围之内。陈寿的《三国志·方技传》仅仅是罗列人物事迹，没有一以贯之的概念，所以与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相比，内容较为平面以及单薄。故而此处舍《三国志·方技传》，取《后汉书·方术列传》加以解析。在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的开头，范晔简明扼要地表明了对于“方术”的看法：

仲尼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祸福，决嫌疑，幽赞于神明，遂知来物者也。若夫阴阳推步之学，往往见于坟记矣。然神经怪牒，玉策金绳，关扃于明灵之府，封滕于瑶坛之上者，靡得而窥也。至乃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赜，参验人区，时有可闻者焉。其流又有风角、遁甲、七政、元气、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专、须臾、孤虚之术，及望云省气，推处祥妖，时亦有以效于事也。而斯道隐远，玄奥难原，故圣人不语怪神，罕言性命。或开末而抑其端，或曲辞以章其义，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7］(卷八十二上，P2703)

范晔在《方术列传》开头直接引用孔子的“卜筮者尚其占”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即作为一个君子，必须要掌握四个要素，卜筮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对于先王而言，卜筮可以判断祸福，决定疑问，甚至可以预见未来。在下文的叙述中，范晔将方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范晔指出从先秦流传下的“坟记”中，仍然可以看到阴阳推步之学的内容，“坟记”是对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经书类典籍的概括，其所指涉乃是《尚书》《春秋》等经典中有关阴阳五行的记载。除了可见于坟记的阴阳推步之学，还有“神经怪牒，玉策金绳”，这部分内容深藏于秘府幽宫之中，无法得见。范晔对于秘府幽宫中有“神经怪牒，玉策金绳”的推断基于两个层面，一是基于现实中有此类怪诞不稽之事，当涂者秘而不宣，封其图文，藏于内府；二是基于古典中已有之事而做出合理推测，“封滕于瑶坛之上”乃意引《金縢》周公以身祷“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6］(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P1516)一事，故而范晔以古典推测今事。

第二阶段是两汉，在范晔看来，这一阶段的方术内容主要以“河洛之文，龟龙之图，箕子之术，师旷之书，纬候之部，钤决之符”为主。李贤注“河洛之文，龟龙之图”云：“《尚书中候》曰：‘尧沉璧于洛，玄龟负书，背中赤文朱字，止坛。舜礼坛于河畔，沉璧，礼毕，至于下吴，黄龙负卷舒图，出水坛畔。’”［7］(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P2704)这段注文仅能反映出时人观念中“河图”“洛书”的具体出处，而无法反映出“河图洛书”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指的是何种数术类型，《隋书·经籍志》（下简称《隋志》）：“其书出于前汉，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8］(卷三十二，P941)据此，按照《汉志》分类，“河洛之文，龟龙之图”分属“蓍龟”和“五行”，“箕子之术”分属“五行”，“师旷之书”分属“杂占”，“纬候之部，钤决之符”并不见于《汉志》，但也是方术学派的重要支流。这些方术可以时时得而闻之，并用于探赜幽冥、验证人事。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的方术除了孤虚，基本不见于《汉志》所载，但大部分数术流派都有较早的学术渊源，如风角、遁甲、日者、逢占、挺专等，而七政、六日七分等方术是后来才出现的数术。从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方术流派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蔓延，种类愈来愈多，但基本都在《汉志》的框架内。第一阶段的方术“靡得而窥”，甚至都是属于“圣人”或者“先王”之学。降至第二阶段，方术可用于“探抽冥赜，参验人区”，但因为“时有可闻”，其神秘性以及神圣性逐渐退减。至于第三阶段的方术，在范晔看来已经趋向于世俗化，绝不如第一阶段一样能够“幽赞神明”，也做不到第二阶段的“探抽冥赜”，仅仅是“时亦有以效于事”。

从史传中可以看到，方术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这一点在目录学的分类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自晋代以后，目录的分类便以七分和四分两种方式为主，就七分法而言，南齐有王俭的《七志》，南梁有阮孝绪的《七录》，隋有许善心的《七林》。据《隋书》：“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一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8］(卷三十二《经籍志一》，P906-907)王俭的《七志》继承刘歆的《七略》而来，但是对于分类做了很大的改动，在王俭的《七志》中，第五类“阴阳志”和第六类“术艺志”与数术方技相对应。在阮孝绪的《七录》中，数术书籍的分类亦稍有不同，《隋书》：“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8］(卷三十二《经籍志一》，P907)就七分图书目录而言，数术类书籍依旧独立成目，体现出这一类书籍在图书分类中的重要性和专门性。

魏晋时期，图书目录四分法的出现改变了自《七略》以来七分图书的做法，《广弘明集》引阮孝绪《七录序》：“魏晋之世，文籍逾广，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谓为朱紫有别。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9］(卷三，P112)同样记载亦见于《隋书·经籍志一》：“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8］(卷三十二，P906)依据两处记载的表述，郑默对于秘书、中、外三阁藏书主要是“删定旧文”“采掇旧文”“制《中经》”，至于创制四部，则始于荀勖，《隋书》详细记载了荀勖的四部分类：“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8］(卷三十二《经籍志一》，P906)将荀勖的四分与《汉志》的七分相比，虽然数术书籍由《汉志》的末位前置到了四部中的乙部，但是数术书籍不再被单独视为一类，实际是地位下降。自晋代以后，七分固然被沿用，但已沦为旧法，四部成为中古时期通行之体，《晋书·李充传》：“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秘阁以为永制。”［10］(卷九十二，P2291)自此官修书籍目录皆承袭李充的四部分类，而弃置旧制七分，汪辟疆论述道：“四部为晋代通行之体，所谓新法也。然汉代七分之旧法，至宋齐梁陈隋诸朝并未尝废。《晋书·李充传》称充《四部》之法，秘阁以为永制。故宋齐而后，官府书目，概遵充制；而民间学人所编书目，仍沿汉氏。”［11］(P87)按照旧式的七分法，数术固然能够占据其中的一大分类，但随着更加完备的新式四分法出现，数术类书籍随即被附尾于子部。

三、隋唐以来逐渐定形的方术观

目录的异动往往能够反映出观念的变化，在《隋志》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数术方技类书籍在《隋志》的子部，其分类为天文、历数、五行和医方，与《汉志》分类大致相似，但是对于数术方技类书籍的看法却发生了转变：在《汉志》的观念中，顶级方术是能够沟通天地人的神圣之学，故而《汉志》序文多是尽善尽美的褒扬之辞。《隋志》观念与《汉志》迥然有别，方术的神圣性在《隋志》中被完全消解，《隋志》将“天文”源头归为《周礼》中的冯相氏，“历数”归为“太史之职”，“五行”归为《周礼》中的“保章、冯相、卜师、筮人、占梦、眡祲”，无论如何溯源，指向皆是《周礼》中的王官，这与《汉志》中诸子出于王官的概念基本一致，故而《隋志》申述到：“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汉书》有《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略，今合而叙之，为十四种，谓之子部。”［8］(1051)《隋志》将数术方技看作圣人异政的产物，王官之学的附庸，如此，数术方技的性质便与诸子等同，只是通向至治通途之前的蹊径。

《汉志》中的方术是圣俗之别，文辞多宗圣而鲜非俗，《隋志》中的方术乃是官俗之别，文辞多尊官而鄙俗。这是因为，在《隋志》看来，数术到了民间层面，吉凶之占可以完全背逆，善恶之别可以等同混一，以至于数术细碎混乱，朱紫难辨。《隋志》这种对于方术观念的转变由来非一朝，固然历史记载中有诸多方术应验的事迹和神乎其神的传闻，甚至有些专门著述就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12］(P2)。但就实际应用而言，方术时常会出现“诬罔”［3］(P187)、“反谬”［3］(P3913)、“不验”［3］(P1929)等情况，甚至沦为“诡俗”［7］(P2706)，即使应验也仅是因为“亿则屡中”［3］（P3195），更别有巫蛊左道、末世谶言、授命符箓等淆乱大众。其中，数术中的谶纬等预言之学最为人主深忌，宜于己者固然要加以利用，害于己者则如临大敌，最能体现谶纬一体两面的例子莫过于西汉谶言 “公孙病已立”，《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载：“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眭）孟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3］(P3153-3154)昌邑有枯萎的社主之树枯萎而复生，眭孟据《春秋》推义，指出汉家其实有“易姓”之运，故上书请汉帝禅位于异姓贵族。眭孟徒有书本知识，而无人情常识，故而卒被诛戮。在汉宣帝未起之前，社木复生在时人看来，是指汉家有传国之运，复起之落寞贵族也绝非刘氏。自后五年，汉宣帝上台，覆汉的“公孙病已立”谶言，转而成为刘询践祚的洞见。同一谶言有不同解读，完全取决于站在何种角度解读，而解读之观点也因时因事因人而异。

《隋志》中方术官俗之别的概念起源甚早。自王莽以降，谶纬之学成为能够登上帝位的舆论标配，故而到了魏晋时期，政府不得不出面对此乱象加以限制，《晋书·武帝纪》：“（泰始三年十二月）禁星气谶纬之学。”［10］(P56)以史书体例而言，凡本纪月末所纪禁令，若非特殊交代，必针对民间而言。晋武帝的此条禁令使得部分方术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官府与民间之间的区别，涉及星占、谶纬、律历等的部分，尤需勒令杜绝。自晋武帝之后，有关图谶、星气、天文等秘府内学成了历代统治者必禁的对象，方术官俗之别的概念也逐渐成形。在历代的典籍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官府对于方术的严格管控，如《隋书·经籍志》《唐六典·秘书省》《唐律疏议》卷九“私习天文”条，《宋刑统》卷九“禁玄象器物”条，《通制条格》《大明律》卷二十“收藏禁书及私习天文”条等。历朝历代对于方术都有严格地划分和管控，江晓原指出：“天学在古代是一种沟通天与地、人与神的最主要手段，独占此种手段，就能确立王权……在古代中国，天学对于谋求统治权者为急务，对于已获统治权者为禁脔。”［13］(P98)

在官俗之别的影响下，方术中仅有与《易经》相关的部分仍受到重视。在古人既有的观念中，《易经》为圣人尊法天地的聚缩文本，所以方术中与《易》相关的典籍仍可依附于经典之后而不流于鄙俗。且，方术虽然在历代的史传书籍中处于末尾，但人们对于《周易》的研究和探讨却如火如荼。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了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总结方术说：“中惟数学一家，为《易》外，不切事而犹近理。其余则皆百伪一真，递相扇动”［14］(P914)，认为除了《易》这一类方术文献，其余的方术类书籍如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皆是迷信书籍。这种鄙夷方术的观念亦早有端倪，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载北齐天保六年佛道对话，文宣帝就已经指出：“方术小技，俗儒耻之，况出家人也。”［15］(P1674)说明至迟到北齐，对于方术持鄙薄观念者已非仅仅限定于儒生，连从属于方家的佛道二教亦抱此偏见。这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刘乐贤指出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方术的观念反映了唐宋以来的情况，而今人对于方术的观念亦与《总目》相近，都将之视为迷信的代言词［16］(P1)。其中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

第一，无论是哪个朝代，俗用方术始终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况，有识之士早有对俗用方术的批判，如班固的“小数”之讥、王充的“适偶”之评、范缜的“神灭”之论等。故而，基于俗用方术始终存在的种种乱象以及前朝掌故的般般教训，思想精英自然会挺身而出，指出其中谬误。

第二，即使在方术荣盛的朝代，《易·系辞下》中“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观点也左右着人们对于方术的判断，即真正的术士或者万里挑一，或者世无其人。《易·系辞下》的观点影响力相当巨大，一方面人们受制于经书的至上权威，另一方面“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的观点也说出了他们心中所想。“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这句话见引于《汉书》《后汉书》《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刘涓子鬼遗方》等书，所处语境皆有关于数术方技，足见《易·系辞下》的巨大信服力和威慑力。

第三，方术中的谶纬、符命、星象等学说关涉帝位，故而此类学说只能由朝廷的专人专职承担，愚夫黔首、奸徒邪士必须严禁涉猎。自六朝以降，历代统治者都有专门禁令针对谶纬、符命、星象等方术，典籍记载也随处可见。

第四，方术内部发生分裂。隋唐以后，朝廷不仅对谶纬、符命、星象等预言性质的学说大力禁止，还禁止了历算、推步、天文等书籍，前者多是浮言诡辞，后者偏向于实学，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天文学更为接近。明代利玛窦带着欧洲的天文知识进入中国后，中国的天文学进入一个新的纪元，旧有的方术体系依然停留在阴阳、四时、五行、干支等框架内，自然无法适应新兴的学问。换而言之，无论是沦为邪说辟论的谶纬、符命、星象等方术，还是历算、推步、天文等方术，其源头是一致的，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逐渐分流②，以至于部分方术沦为迷信而为人所熟知，而部分方术早已脱胎换骨，融入现代学科中。

综上所述，人们对于数术方技的看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魏晋以前，数术方技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且有高阶与低阶之分；第二阶段，从魏晋开始，数术方技的地位开始下降，并由单独的目录分类沦为子部的一种，此时数术方技由于受到政府的限制，开始出现官学与俗学之分；第三，隋唐以后，数术方技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尤其是到了明清，数术方技逐渐成了迷信的代言词。值得反思的是，当后来学者回顾前代典籍与思想的时候，不应当以现代的迷信观点来看待古代数术方技类书籍，尤其对于研究唐代以前文化的学者而言，这部分的知识内容更应当引起重视。自20世纪考古大发现以来，很多出土文献以及考古资料都与数术方技密切相关，这意味着，在现代学科中被长期忽略的数术方技，其实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数术方技的性质更接近于“原科学”［2］(P18)，但古人并没有现代学科的分类观念，而数术方技又与古人的日常生活、思想世界和知识信仰密不可分。因此，数术方技知识对研究古代历史、思想以及文化有着相当积极和重要的作用，而这部分知识体系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凸显，也往往成为研究的知识缺环。关注并重视数术方技，不仅为走进古人的知识场域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对于当下的学术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注释：

①庞天佑认为，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是第一部“方术”类传（吴怀祺主编，庞天佑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黄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瞿林东认为，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来自于谢承《后汉书·方术传》（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孙鸿博认为，陈寿《三国志·方技传》是第一部（孙鸿博《〈三国志·方技传〉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页）。查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辑录的谢承《后汉书·方术传》，该书大部分人名和事迹都见于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其中谢承《后汉书·方术传》中的“郎宗”见于范晔《后汉书》卷三十下《郎顗襄楷列传》，与之同被征诏的孔乔、李昺、王辅见于谢承《后汉书·方术传》，但是仅在范晔《后汉书·方术列传·樊英传》建光元年诏公车赐策时出现了人名。很明显，范晔的《后汉书·方术列传》来自于谢承的《后汉书·方术传》。

②宋人陈振孙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其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自司马氏论九流，其后刘歆《七略》、班固《七志》，皆著阴阳家。而天文、历谱、五行、卜筮、形法之属，别为数术略。其论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至其论数术，则又以为羲和卜史之流。而所谓《司星子韦》三篇，不列于天文，而著之阴阳家之首。然则阴阳之与数术，亦未有以大异也。不知当时何以别之。岂此论其理，彼具其术邪？”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