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综述

孙 博

“海上丝绸之路”亦简称为“海上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往的海上通道，此概念提出于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传统早已有之，除了古代留下的为数不少的文献资料外，近现代以来，作为中外交通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海上丝路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数见不鲜。近年来，随着新文献材料、考古遗址陆续被发现与发掘，海上丝路研究与此前相比愈加细化、深入，迎来了新的高潮。在此契机下，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依托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及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搭建的史地平台便应时而生，承袭了南京大学在元史、海外交通史及边疆学等学科的传统优势下，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成为其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推进海上丝绸之路、海外交通和中外关系等领域的相关研究，对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整体性与专题性的归纳总结，进一步促进多学科协同创新研究，加强学界前沿交流与对话，2018年11月16日至19日，由南京大学主办，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史地平台及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承办的“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探索”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浙江省图书馆、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福建省福龙中国帆船发展中心以及日本关西大学、香港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大学、苏州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广州大学、浙江工商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通大学、红河学院、南京大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的7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杨晓春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迎胜教授致开幕辞。本次会议共计收到参会论文4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海上丝路综合性研究、丝路东西贸易交通、东亚地区的跨海域交流、东南亚地区的海域研究、宋辽金元时期海域交通、明清时期海路交通贸易、近当代海上丝路研究以及海上丝路中的考古发现，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八场专题讨论会，现将研讨会情况归纳介绍如下。

一、海上丝路综合性研究

20世纪之初“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是学界对于古代中国对外交往问题认识进一步深入的结果，因而对“海上丝路”的整体性研究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厘清中国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所处的位置与作用，从而进一步探析中国在古代对外交往过程中的发展规律、特点及贡献，可以为“海上丝路”研究提供 “总视角”指导作用。

本次会议有学者继续从海上丝路综合性研究的层面上，对海上丝路研究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成为会议亮点。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在其报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亚洲海域》中，首先分析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的海陆地理特征，他指出，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并非直接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而是夹在西太平洋岛弧与东亚大陆之间的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之间，自北向南分别为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又通过梳理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旧籍中记录的今之东亚、东南亚以及北印度洋等海域的文献图籍，进而考述上述亚洲海域名称，并阐述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海洋地理的认识。

除了对于历史文献中海域的考述，还有学者对古代中国人在海上丝路运用的航海技术、所行航海线路以及航海生活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地考察与推定。如中国科学院大学汪前进教授以明朝中后期航海指南《顺风相送》为中心，做了题为《中国传统导航技术——地文导航初探：以〈顺风相送〉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他首先厘定“地文”的意义，重现《顺风相送》中选择航线与导航的过程及具体方法，对其中的“地文导航”因素进一步予以评析，随后与“耶鲁航海图”相比较，推测《顺风相送》的原图，认为其与《郑和航海图》记载正路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福建省福龙中国帆船发展中心周运中博士则利用历史地理学、海洋史、考古、宗教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作了题为《碣石到南京的方士航路》的报告。他对目前流传的“碣石”所在地的几种假说一一予以辨伪，认为单纯从文献中考证存在困境。他结合古文献资料，通过上世纪起在辽宁、秦皇岛等地的考古发现，对历史上碣石的地理位置提出了新的见解：燕国的碣石在今绥中县南北的止锚湾一带，秦代以后的碣石位于今北戴河海边。以此推论为基础，他又考述了碣石山附近政区和河流，并阐述了碣石港兴起原因。他认为，此后秦皇汉武派方士由此航海，直接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东吴政权对于道教的尊崇形成了一条由道士组成的自碣石至江南的海上航线，亦说明道教对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民间宗教中的海上信仰在沿海人群走向海洋的过程中，对古代船民的海上生活发挥过积极的作用，而民间宗教存在的根基源于其强大的的群众基础，因而海上信仰及与之相匹配的宗教仪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林瀚馆员《福建传统海上信仰与敬神仪轨试析》通过对福建传统海神信仰、传说及敬神仪轨的梳理，初步总结了福建传统海上信仰中的各祀其神与众神会祭的情况，以及敬神仪轨与海上习俗的历史演变过程。这对于理解福建古代海上船民的生活、海上信仰形成及传播均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认识。

作为海上丝路综合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从历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层面作了题为《关于东亚海域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报告，他对东亚海域史研究的必要性、东亚海域世界的主要形态、东亚海域世界的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了归纳和整理，指出了东亚海域在海上丝路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其对于东亚海域史研究的看法与心得。

二、丝路东西贸易交通

从全球史观的角度，审视世界各地的跨区域联系，是如今历史学界的新风潮之一。作为古代世界最大的跨海贸易网络之一，海上丝路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动因源于东西方的商贸需求，而在这个商品交易过程中又伴随着密集的人员往来，因此产生的相关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在本次会议上，有6位学者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如中山大学魏志江教授《宋元时代中日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考》主要着眼于8-14世纪东亚海域航线的研究。他指出，中日海域传统的航线网络大体经历了北路、南岛路和大洋路的变迁，其中宋元时代，亦即日本平清盛政权崛起到镰仓幕府以及南、北朝时代，中日海域交涉的航路主要是大洋路，宁波和博多成为中日海域交涉的主要港口。此后，随着明朝海禁政策的实施，中日海域交涉基本停止，大洋路航线也几乎被废止。14世纪末，明朝和琉球的朝贡关系建立后，中琉海上朝贡贸易逐步取代了中日海域交流，而琉球则成为东亚海域交涉网络的中心，并发挥了东亚海域交流枢纽的地位和作用。

浙江大学王勇教授《东亚的“蚕桑之路”》以古代“蚕桑”技术的外传为切入点，从物质传播之外的角度出发，在技术传播的层面上阐述“海上丝路”与“沙漠丝路”的本质差别，更进一步将其概括为“蚕桑之路”。报告者梳理了东亚地区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桑蚕的传入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脉络，提出以下观点：日本种植蚕桑、制作丝绢的技术，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两条途径传入；传入的时间不晚于3 世纪；大陆移民及朝鲜半岛的汉人后裔，在传授丝织技术中扮演主角。

除了对海上丝路的传统关注以外，对海上丝路东西贸易中的商品进行研究，不仅视角新颖，而且体现了海上丝路贸易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事实上，这一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忽视，在本次会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春晓博士从海路贸易中货物的真假及其鉴伪这个全新角度作了题为《中古海路贸易中的麝香造假与鉴假》的报告。她首先对比海路贸易与陆路的不同特点，指出海路运输也是麝香外销的重要途径；进而提出海路外销麝香的质量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她从波斯、阿拉伯及汉文文献中的麝香造假情况记录出发，展开海上麝香、海路麝香贸易、麝香的造假、麝香的鉴假这四个方面的论述。她认为，麝香造假的根本原因是源于跨海贸易中的巨大利润；而与造假技术相辅相成，人们鉴假的经验也在不断积累；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客观地理解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复杂性，加深对古代麝香贸易历史细节的了解和认知。

商贸活动自然会产生频繁的人员流动，他们或是为了贸易短期转辗于各区域贸易中心，或是以移居他国为目的进行移民活动，这样的人员流动广泛分布于海上丝路的东西两线。香港大学钱江教授的报告《古代南海的波斯商人和阿拉伯商人》，探讨了波斯商贾和阿拉伯商贾在古代南海的活动，并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商人、帆船、航路、贸易港埠、贸易网络等方面。他认为，阿拉伯商人在古代南海贸易圈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十分活跃，是因为早期波斯商人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开拓为其奠定了基础；公元878年的黄巢起义，是波斯、阿拉伯商人在东方海上贸易活动发生重大变化的分水岭；建议将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的商业活动置于更大的区域性网络框架下来考察。

上海大学赵莹波教授与上海大学硕士研究生张丹丹则关注了东亚海域交流中的商贸移民问题，在其联合报告《浅析东亚海域中日本、高丽的“归化宋商”》中，详细梳理了东亚海域中国际化的“宋商”，及其在日本以及高丽的活动、发展的基本历史脉络，呈现了当时东亚海域商贸交流的基本格局。虽然在日本、高丽都有相当数量的“归化宋商”，但其在两国的归化原因也不尽相同，日本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父母一方为日本人，或因是在日宋商的后裔，或因需要回避日本对宋商的严格禁令而归化；高丽的“归化宋商”，大多或因宋商的特殊作用和才能而受高丽器重，高丽国王甚至不惜上表宋朝请求宋商留下并令其归化。

三、东亚地区的跨海域交流

作为多元复合的贸易、交通体系，海上丝路涵盖范围东至日本列岛西及地中海沿岸，横亘整个欧亚大陆，依据空间的地理特征以及时间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大致依次划分为东亚海域、东南亚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地中海海域。这样划分的依据，除了因为地理上相对临近的地缘特征以外，亦因为这些核心片区在沟通海上丝路整个东西贸易的背景下，又各自相对独立地汇聚了域内国家商贸、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网络，是海上丝路中重要与典型的“活跃交流区”载体样本。东亚海域作为海上丝路历史上受中国影响最早及最深的地区，在传统中国主导之 “朝贡体系”的统序下，形成了长期以中国为核心的勘合贸易体系，因而和其他海域不同，在东亚海域这个节点片区内，除了频繁的贸易往来以外，在该区域内亦包含了复杂的政治、文化、人群的交流。

中日之间的交往是东亚海域交流的主要构成部分，本次会议多名学者亦聚焦于此，在此问题上讨论最多的是中日之间的移民问题，如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梁文力主要利用《高野杂笔集》所收“唐人书简”探讨了9世纪中叶江南苏州地区与日交往的有关问题。他在其报告《九世纪中叶苏州地区的对日交往——以〈高野杂笔集〉所收“唐人书简”为中心》中，首先简介了“唐人书简”的基本内容，谈及其史料价值并交代相关研究背景，随后从“‘唐人书简’所见大中年间的渡日僧人与童子”“大中年间苏州僧人与童子渡日之原因”“‘唐人书简’所见大中年间苏州地区的渡日商人”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将关注点转移到“唐人书简”中出现的其他从苏州出发赴日人物身上，并对这些人物渡日的相关事迹、时代背景以及与他们渡海密切相关海商活动作了进一步考察。

东北师范大学庄声副教授的报告《十八世纪日本海漂流民与吉林海防——以新发现的满文档案为中心》主要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满文档案，同时利用日本的侯文文献，描述清朝边境官员如何处置漂流到吉林沿海地区的日本人，以及遣送他们回国的艰难过程。他指出，明清易代之后，漂流到南海沿边的外藩人依然络绎不绝，对此清政府制定相关遣送漂流民的政策，此外也投入大量兵力及防御工事来加强海防，特别是吉林地区由于比邻日本海，自图们江口到库页岛之间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因而给予特别的重视。以上地区所有的军事、民政事务、边界巡查、财政税收、挖参采珠、刑事案件等，均由吉林将军及上述从属机构定期、不定期地派遣官吏、军队处理相关边防事务。

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员薛彦乔与陈颖艳联合作题为《清初东渡日本音乐家及海商魏之琰家族〈待诰赠国学生双侯魏先生元配林太孺人寿藏男候补州同知芑水公媳郑宜人合葬志铭〉初考》的报告，主要根据最近发现的魏之琰家族墓志铭，考证中日音乐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魏之琰的生平，并厘清了在流传中关于其出生地、生卒年、籍贯、职业及其东渡日本原因等事项的诸多讹误，为后续研究做了铺垫。

“唐通事”作为江户时代中日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有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上海理工大学王煜琨博士《异域的华语传承：〈唐通事心得〉与日本的华侨社会》以《唐通事心得》中记述的八个“心得”为切入点，关注作为翻译群体的“通事”，并通过解读上述“心得”，呈现当时“唐通事”和在日华侨社会的一些情况。他指出，“唐通事”的华语传承遇到重大危机，前辈“通事”编撰了许多与语言、阶层尊严有关的故事来教化后生“通事”，以期化解这个危机；“唐通事”的国家认同具有不同的层次，他们一方面具有“祖先记忆”的中华认同，但现实中又必须接受对日本社会的生活认同。

在对移民问题的关注以外，浙江工商大学郭万平副教授《“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与日本“元寇”民族记忆的异化》聚焦了中日交涉史中特殊的一段：元日战争及其后续影响。他首先通过阐释日语语境下“元寇”概念内涵的历史变迁；其次分析明治维新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日本的“元寇纪念碑”建设运动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最后探讨原指历史事件(忽必烈征日、蒙古袭来)本身的“元寇”何以异化为日本“元寇”民族记忆的历程，剖析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渊源。

除了对中日之间交流的考察，作为处于中日之间的海岛小国，琉球对中国与日本的海上交流长期构成了其对外关系的主体，本次会议有2位学者把目光聚焦在琉球，如香港东华学院讲师何启龙博士在其报告《琉球国际贸易的盛衰转变——以入贡明朝的国王附搭货物为中心》中，以琉球贡明朝的国王附搭货物为考察对象，观察进出琉球货物的数量变化、种类转变，配合政治事件作分析，将15—17世纪琉球的“大交易时代”划分为全盛期、转折期以及衰落期三个阶段。通过归纳以上划分的三个时期，他认为琉球的衰落始于明朝开放海禁，自此中国海商直接通商东南亚与日本，摧毁了琉球王国在朝贡贸易体系下赖而生存的国际中介商人之角色，而琉球退出国际海洋之际，日本开始走进海洋，此消彼长，最终结束了琉球王国的时代。

福建师范大学吴巍巍教授与福建商学院黄景爱副教授的联合报告《从〈指南广义〉看古人的航海生活——以中琉航路为考察中心》，从《指南广义》后半部分的《四时调摄》《饮食杂忌》《养心穷理》《谨戒戏谑》《戒浪饮酒》《禁作无益》等六篇文本入手，探究当时中琉航海生活的情形；并认为这六篇不仅是航海宜忌总结，更是儒学思想的普及读物；不仅立足于舟师，更面向琉球社会各阶层，不仅仅是传授航海知识，更是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

四、东南亚地区的海域研究

东南亚海域地处太平洋海域与印度洋海域的交界地带，亦是海上丝路西线的起始点，特殊的地缘优势决定了东南亚地区在海上丝路中的重要作用，分布于东南亚沿海的众多港口长期作为中国及欧洲、阿拉伯地区的贸易中转中心，是沟通东西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片区。

在本次会议上，仍有学者对东南亚海域问题保持密切的关注。中山大学牛军凯教授在《异域显灵：越南“神迹”文献中的宋杨太后信仰》报告中，首先解释了何为越南“神迹”，接着简述了前人和越南学术界在此方面的研究基础，最终通过整理和分析相关“神迹”，对越南宋杨太后和南海四位圣娘的信仰作进一步讨论和补充研究。他指出，杨太后信仰能在越南广泛传播，长盛不衰的原因是越南自诩为中华之一部，长期与北方王朝存有朝贡和藩属关系的政治特质，使其视中国文化为自身文化，并不排斥中国历史人物成为其自身历史和文化要素，这是杨太后信仰能在越南形成和扎根的文化土壤。

红河学院叶少飞副教授提交的论文《十六至十七世纪越南古文书中的东亚世界秩序》，利用了16-17世纪越南的古文书，全面复原当时处于中国朝贡贸易体系支配下的东亚世界秩序，提供了从中国之外研究亚洲秩序的新视角。这批古文书包括安南与日本的外交商贸文书以及朝鲜漂流民的说明文书，从中可以得见，中国在当时“朝贡体系”的东亚秩序中，仍然处于“上国”的地位，他国不具有与中国平等的地位；在中国之外，他国虽有挑战中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的尝试，但结果仍处于中华朝贡制度的影响之下；诸国彼此间以“国王”的形式达成了交往的平等，“国王”体系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东亚世界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中玉副研究员的报告《从神王到佛王——海洋史视野下吴哥阇耶跋摩七世变革探析》从海洋史的角度探讨古代柬埔寨在东西方贸易中地位与实力的消长，并将其置于所处时代东西方互动的历史情境下，从阇耶跋摩七世在位期间柬埔寨的国家信仰从印度教向大乘佛教转变的历史事件中出发，考察其背后蕴含的观念转变的时代背景与政治意涵。

从域外第三国视角审视中国—东南亚关系，是史学界一直忽视的问题，南京大学俄罗斯籍访问学生科尔宁·伊利亚作了《俄罗斯及苏联研究者对中国与东南亚交流研究所作的贡献》为题的报告，从域外视角介绍了俄罗斯/苏联对中国和东南亚交流研究所作的贡献。他首先梳理了俄罗斯/苏联对于此问题研究的历史脉络，随后着重介绍了几位在该领域做出重大贡献的俄罗斯学者及其成果，对于研究中国与东南亚交往问题具有启发作用。

五、宋辽金元时期海域交通

在唐“怛罗斯之战”及“安史之乱”之后，陇右、河西相继沦陷于吐蕃之手，陆上丝绸之路渐为受阻，因而8世纪中叶以后，中西方的交通渐趋依赖海路，海上丝路成为宋辽金元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对外交流通道。此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海上交通的黄金时期，中外之间的商贸、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对宋辽金元时期海域交通的研究历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的热点。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对宋辽金元时期海域交通关注较多，报告者围绕贸易、政治及战争等诸多方面展开论述。如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少丰博士《辽朝公主出嫁大食史实献疑及蠡测》聚焦了11 世纪20 年代，辽朝公主出嫁大食这个历史事件。他首先通过各种历史文献的分析，依次排除了“大食”作为伽色尼、喀喇汗以及阿拉伯帝国的可能性。接着推测：“大食”有可能是塞尔柱，求婚的王子册割可能是塞尔柱历史上著名的恰格里(Chaghri)。最后，他列举此番推测的四点理由：当时塞尔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可称为广义上的“大食”；史书中记载求婚的王子“册割”，刚好可以对译同时代塞尔柱著名贵族“恰格里”(Chaghri)；11世纪20年代，塞尔柱部落游牧于中亚地区，因此辽朝对其不甚了解，可能暂时以“大食”称之；两次遣使往返时间在理论上可行。

元朝作为中国海上交通极盛的朝代，对外交往的范围和频次远超前代，本次会议不少学者把研究焦点时段放在元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乌云高娃研究员的报告《〈蒙古袭来绘词〉及元代战船》，主要利用长卷画册《蒙古袭来绘词》，详尽地介绍这一资料的情况及其史料价值。报告从“绘词”的史料价值、描绘的元军阵容、出现的火器、描绘的“元寇防垒”及出现的元代战船这五个方面，对《蒙古袭来绘词》中的图像及文字资料进行了全方位的解读，对于研究当时东亚海域交流尤其是元日战争史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启发作用。

南京大学讲师于磊博士《蒙元安南·占城征伐诸将领研究》关注了蒙古帝国对外扩张活动的重要一环：蒙古对安南·占城战争及其相关问题，并考察蒙元安南战争对于蒙古政权本身到底产生了何等影响。他首先简述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谈及目前学界关于蒙古(大元)对安南·占城的征伐战争研究中，多着眼于战争本身的起因、经过、结果的梳理和双方的交涉，以及与此相关的陈益稷集团等问题，而对于战争中的武将集团及其作用的研究却鲜有关注。因而，他以上述蒙古(大元)对安南·占城研究成果及日本学者堤一昭所提出的问题为基础，重新梳理蒙古(大元)政权所派遣的将领，并对其出身、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后在元朝的影响等问题加以研究，同时进一步搜罗《元史》《安南志略》等主要资料之外的元朝将领，全面展现蒙古(大元)对安南·古城战争的基本面貌。

除了对蒙元帝国对外征伐的探讨，元代发达的海运及海路贸易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兴趣，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翁沈君提交的论文《试论元仁宗时期海运事务的调整》充分利用元代各类历史文献，认为仁宗朝由于“腹里”地区持续不断的灾害以及日益恶化的中央财政状况，让元廷高度关注江南海运粮，并对之保持高度依赖；此外元仁宗为了“寻久行之良法”，还未即位就派遣中书省官员赴江浙行省，并与当地负责海漕的地方官“讲议海运”，显示了他对于海运的重视程度；仁宗初年讲议海运的成果，最终包括精简机构、加强对船户的控制及优化支装路线三项主要内容。

浙江省图书馆吴志坚研究员的报告《蒙古帝国的海上影响》着眼于宋辽金元时期海域交通，他首先梳理前人的研究，认为此前学者主要将蒙古帝国的影响力聚焦于内陆欧亚地区，但实际上蒙古帝国也长久而深刻地影响西太平洋、印度洋沿岸国家和地区。他指出，蒙元帝国在印度洋海域主要通过贸易交流的方式产生影响；在太平洋海域，蒙元帝国对西太平洋沿岸众多地区进行征伐，这对东亚和东南亚造成极为持久深刻的影响；蒙元帝国的海上影响奠定了此后明清中国作为世界白银吸泵的历史基础，也深刻影响了明代之后东亚的政治格局体系。

暨南大学马建春教授与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许琳琳在其联合报告《元代市舶贸易中贝币的流入及于云南地方的通用》中指出，元代以南海、印度洋为主要区域而展开的海上贸易，其形式多样，交易灵活，不仅给元朝商业繁荣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也致使市舶口岸因贝币的流入出现货币多元化现象。云南地区，历史上长期以贝子为货币，报告者认为，此一现象的产生，或与其时主导元朝海外贸易的色目商人之身份转换和地位改变相关联。元一统后，其部分地方货币流通仍以贝币为主，故元朝尝有将海外贸易流入中国的贝币，输往云南地方通用的举措，因此亦一度造成贝币私贩，云南货币混乱的状况。

南京大学陈波副教授《顾瑛家族新探——以昆山绰墩遗址顾氏先垄所出墓志为中心》首先回顾了前人关于顾瑛家族的研究；接着考释了昆山绰墩遗址所出的《顾伯瑜墓志》及《陈妙清墓志》，并以此二方墓志为线索，结合元代其它文献，复原了顾瑛家族男性世系，进而对顾瑛家族做了更深入的探究；并针对顾瑛家族巨额财富的来源问题，提出了源于承运海漕的新见解，解决了前人研究中的遗留问题；最后他指出，以顾瑛家族为代表的元代江南豪族对元朝的统治持认可和拥护态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构成了所谓“元朝江南支配”的地域基础。

六、明清时期海路交通贸易

明清之际中国对外政策的总体趋势是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锁国，因而海外交通也远逊于前，与前代相比，此期的海路贸易交通主要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沟通范围的缩小，郑和以后中国海上交通便退出了“西洋”，直接沟通的海域缩小到仅及东亚及东南亚海域；二是贸易方式的转变，与之前官、民贸易均为兴盛的情况相异，明清对外贸易大部分集中于朝贡贸易；三是外部因素的增强，西方殖民者的到来除了带来贸易需求之外亦使得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

清朝初年开放海禁后的中外贸易问题历来为学界所重视，长久以来多数学者都认为由于资料的缺失，清朝初年的对外贸易详细情形已不可考，本次会议上，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与苏州大学博士研究生黄泳联合报告的《清代开海初期中西贸易探微》，根据新发现的档案资料，填补了康熙开海后至乾隆十四年间的早期中西贸易情形的空白，并对期间由广州入口的洋船数量及载运的商品与白银等作出估算。报告者认为洋船数量持续增多，输入的绝大部分是白银，每年输入的白银在一百万两至二百万之两之间，其贸易格局对当时及后来的广州对外贸易规制也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这一批新发现的档案资料为完整考察清代中西贸易历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广州大学王元林教授《漳州〈(安船)酌献科〉与“下南”航线探讨》，以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馆藏清初福建漳州地区造船过程中道士之道教科仪书《(安船)酌献科》为基本材料，考述了“下南”航线与出海科教礼仪。他认为，书中“下南”航线十分明确记载了从漳州海澄县娘妈宫出发，经厦门鼓浪屿、广东南澳等地，最终由虎头门到达广州的几十处地名，经考证，这些地名确实是当时沿海的港口；而“南下”航线，除了祈佑所经地区的当地神灵外，沿途天妃宫观比比皆是，神灵保佑海船畅通平顺是科教礼仪的重要内容。

除了商贸议题，中日、中朝之间的政治交往问题也是此期间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山东大学马光副研究员提交的论文《明初赵秩使日问题新探》关注了明朝初年使臣赵秩出使日本这个历史事件，并针对其赴日时间、次数、是否客居日本以及日本怀良亲王称臣之事的真伪及其中赵秩所扮演的角色等几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赵秩曾于洪武四年及洪武五年两度赴日，期间并无客居日本；怀良亲王转变态度奉表称臣和赵秩并无直接关联，根本原因是面临北朝大敌压境的客观形势；赵秩一行赴日期间并未会见怀良亲王，也未被日本拘留，相反，在此期间他们与日本友人的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且得到了诸多日本友人的帮助。

武汉大学焦堃博士作了题为《万历援朝战争期间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活动及其政治背景》的报告，简述明军将领宋应昌在“朝鲜之役”期间向朝鲜传播阳明心学思想的历史背景、经过及主要内容，并诠释此番“传学”最终失败的缘由。他认为宋氏的“传学”，除了其本身信奉阳明心学的思想理念外，还有着基于对朝鲜战场的现实考虑，更带着浓厚的政治意涵。而此番尝试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朝鲜方面的强烈抵制，除了朝鲜尊奉程朱的学术风气和在处理本国降民问题上的分歧之外，更是由于双方在和战大方针上的深刻矛盾，因而在这种背景之下，宋应昌在朝鲜传播阳明心学的努力归于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结果。

在西方地理大发现的同时，明清时期传统中国的舆地观与地理体系的认知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的报告《十六世纪明朝内亚地理知识札记》主要着眼于当时历史材料记录的“水西洋”以及“旱西洋”这两个地区，并考证其具体方位和含义，对16世纪明朝所认知的内陆亚洲地区地理认知做了一个系统化的补充和考述。通过考证，他得出水西洋应该就是地中海，而旱西洋应该就是指突厥斯坦及其周围的内陆亚洲诸“地面”，学者似大可不必为其中“西洋”所蒙蔽。

七、近当代海上丝路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迫于外部压力打开国门，中西交流在屈辱和铁蹄下日渐增多，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通航，以及新式航海技术和航海工具的出现，从欧洲航向远东的时间大为缩短，东西方的交流进入了更为深入的阶段，海上丝绸之路则处于由传统贸易线路向现代贸易线路转变的大变革中。

蒸汽轮船于19世纪后期一经出现即取代帆船成为海上贸易的主要交通工具，其大大促进海域间人员交流的效率和范围，这也是传统海上丝路向现代迈进的标志之一。日本关西大学松浦章教授在长期对此关注的基础上，完成《20世纪初华南地区汉人的移民与汽船》一文，着眼于明清时期以后华南地区海外移民问题，他就该地区的华人如何利用船舶前往海外的问题进行具体的研究。他指出，19 世纪中叶之前该地区的居民乘坐帆船前往国外，而到后期移民时则是利用了当时在频繁进出亚洲地区的欧洲汽船公司的船只，而众多的汽船公司主要经营华南沿海——东南亚的航运航线，可以说，该条航线上频繁往来的船只让该地汉人移民规模显著增加，促进了其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活动。

进入近代以来，在日趋严峻的领土主权危机和新式技术的冲击下，中国在海上丝路中逐步失去主导权，甚至在面对海外强权的压力下，让曾经作为商贸之路、和平之路、友谊之路的海上丝路成为殖民者经济侵略中国的通道，中国传统的疆域观与地理体系受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对历史问题的回顾，也是为了以史为鉴，关照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思考。在本次会议上，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冯军南作了题为《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南沙群岛的经济扩张》的报告，她首先展示了一张日本昭和年间“南进”运动中南沙群岛的地图以及相关背景资料，简述了日本南进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发展过程，厘定南沙群岛在“南进”运动中的经济地位与作用。接着，她分阶段阐述开洋产业株式会社、国策会社以及拓洋水产株式会社在南沙群岛的扩张、开发过程。最后，她指出，30年代日本对南沙群岛的经济扩张凭借海军作为“内面指导”进行，目的是将南沙群岛建成渔业基地，以备后用；随着对南沙群岛日渐重视，日本海军省逐渐选择资本雄厚的国策会社向南沙群岛扩张；上述会社都有着浓厚的海军背景，在谋利的同时，负责帮助海军收集情报，海军人员也藏于会社员工中，调查南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情况。

在近代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技术的革新背后往往存在着深层次的社会及经济动因，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单丽副研究员通过梳理与考察《中国沿海灯塔志》中“牛庄灯船”的有关记载，以小见大，进一步探究近代中国沿海灯船的变迁历史，提供了近代中国融入世界体系并谋求自身发展的宝贵历史见证。在其报告《近代中国沿海灯船的变迁：以牛庄灯船为中心》中，她指出，在中国近代航标史上，包括牛庄灯船在内的4艘灯船曾是中国沿海的常设灯船；在航标发展演进中，4艘灯船均有换船改灯之举，并使烛力因之大增，因而才会导致前后文献记载不一致的情况；中文版的《中国沿海灯塔志》基本保存了英文版内容，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删减，因此，仅就《中国沿海灯塔志》而言，其英文版而非中文版更应受到重视。

进入现代以来，中国的对外交往迈进了新的篇章，在新时代背景下，海上丝路不仅仍发挥着其固有的经贸、文化交流之路的作用，还肩负起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重任，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站，中山大学沈予加副研究员《论南太平洋与海上丝绸之路——以巴新与中国关系为中心》主要从国际关系为主要视角，着重分析了中国同巴新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中国南太政策的重要性，指出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可能面临的挑战。她认为，虽然中国政府给予南太平洋地区越来越高的关注，中国、巴新现如今也正携手步入一个关系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谋求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仍离不开参与国的共同努力，而巴新同其他参与国相比，具有域外负面掣肘强大、域内缺乏“旗舰项目”等劣势。但出于两国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预计两国关系将在未来进一步深化，巴新也将成为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合作伙伴。

八、海上丝绸之路中的考古发现

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传统史学界所重视，作为古代历史信息最直接且效度最真保存方式，考古发现可以对现有的文献资料予以证伪或者补全，因而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建和复原。在海上丝路的研究上，考古发现往往占据着重要地位，历史研究者可以从考古发现中获得大量资料。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南海Ⅰ号、华光礁Ⅰ号、黑石号等一系列中外水下沉船的发现，以及太仓樊村泾、如东国清寺等陆上遗址的发掘，为近年来海上丝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以及证据，推进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古代海上丝路风帆贸易的显著特征，沉船及船货不仅可以直接展现大量古代海上丝路的贸易品，还可以提供船舶经由的海域航线，因而水下沉船考古无疑是海上丝路研究的重要内容。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在其报告《东南亚海域10-14世纪沉船出水锡锭用途小考》中，充分利用东南亚锡锭的考古发现，并结合《岛夷志略》等文献中的记载，对东南亚沉船中出水锡锭的用途做深入探讨。他首先利用东南亚沉船的考古报告，综合展现沉船及其出水锡锭的基本情况；接着通过对同时期中国文献的释读，罗列出文献中关于贸易中使用锡锭的细节描述，补充考古资料所不能具备的信息，还原在当时东南亚国际贸易中锡锭使用的相关状况；最后，基于以上发现，他提出了关于此类锡锭用途的看法，他认为，此类锡锭在当时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被用作交易中的一般等价物甚至货币的可能性较大，同时锡作为原料金属货物的属性也依然存在；另一方面，东南亚地区锡矿资源非常丰富，因而采用锡锭作为一般等价物抑或货币也是合理的。

上海博物馆陈杰研究员《2018年中斯联合考古的新发现及其意义》聚焦了2018年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组成的两国联合考古活动，并报告了项目取得的成果。他首先简述中斯联合考古项目的情况，主要包括发掘的地点、范围，项目主要任务、进展以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其次用图片的方式，着重展示目前发掘的中国文物，其中以瓷器数量为最巨，尤其是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北宋晚期外销瓷。本次联合考古项目在斯里兰卡的发掘中发现了双方交流与贸易的的重要物证材料，对研究古代的远洋贸易线路、转运网络以及中国-斯里兰卡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同时也为中斯两国认识海上丝路、研究双方贸易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实物支撑资料。

除了沉船，港口、集市、仓库、寺庙、墓葬等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相关的陆上遗存，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容。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张志清副研究员《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首先介绍遗址地理位置、发现及命名，接着简述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对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和初步认识，并着重谈及2016—2018年考古发掘与收获，通过已出土的大量文物，初步判定该遗址为大元王朝在江南地区经营的一处瓷器贸易集散地及相关遗存。最后，他指出，该遗址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的重大新发现，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该遗址是目前除龙泉窑址外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遗存，对补充元代龙泉窑青瓷标型器和建立元代龙泉窑青瓷样本库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是证明太仓作为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关键实物证据；遗址对深入研究元明时期海运文化、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为配合海丝申遗提供了新的材料。

南通大学羽离子(钱健)教授，通过对南通天宁寺存留的宋朝大殿内瓜楞柱的考察，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其柱式实是古罗马时代的束柱，宋朝大力发展海外贸易，束式立柱随着经商、出使、传教等等人员的往来及文化商品的交流而进入了东方的中国，这表明宋朝因海外贸易的扩大，其中外交流的内容也日益丰富了。

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邵磊研究员《南京浡泥国王墓暨其墓制、墓碑诸问题》首先简述了浡泥国王“体魄托葬中华”的背景，并剖析其动因，认为浡泥国王泛海来朝，是希望表达依靠明朝声威震慑周边国家、以谋求相对独立的政治诉求。接着他厘清对浡泥国王墓的位置误会，指出经过建国后的考古发现，证明该墓位于南京东向花村乌龟山山南，并引出当时因对外政治外交原因未刊发的一批珍贵史料，肯定其史料价值。随后，他详细介绍浡泥国王墓的神道石刻，进而考述浡泥国王墓的仪制，重新认识明朝政府给予浡泥国王丧葬礼制的问题，认为明廷给予该墓“公侯之礼”而非此前认为的“王礼”。最后，他根据《浡泥国恭顺王墓碑文》的内容，考察所涉文莱苏丹的谱系。

利用考古发现深入剖析人口、商品、文化如何在贸易网络中流动，有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早期地域文化的演变方式。南京大学赵东升副教授《海上丝路的史前基础——以浙东沿海地区的文化变迁为中心》通过分析浙东沿海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格局，从而探讨这一地区的海洋文化发展的历程和对海上丝路形成的作用。他首先简述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考古学研究基础，接着对浙东沿海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程进行综合分期，最后，基于以上两点，对该地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提出新的见解。他认为，在良渚晚期以前，该地的海洋文化和海洋经济并不发达；直到良渚晚期——钱山漾时期海盐经济的出现，促使该地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真正的海洋经济转变；从那时起，浙东沿海地区正式进入海洋文化范畴，史前的海上交通和海洋经济成为以后海上丝路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浙江大学吴小平教授关注了汉代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问题，他指出，虽然岭南地区是汉代海上贸易的主要发生地，但汉代的海上之路应当有多条路径。他在《长江下游及以北沿海地区的考古发现与汉代海上之路》报告中利用长江下游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的考古发现，并通过对上述地区出土的岭南风格铜器和江东瓷器的对比，发现在汉代至少存在岭南地区至长江下游、长江下游至山东半岛以及长江下游至辽东、朝鲜半岛三条航线；其中，长江下游作为三条航线的汇聚点，扩大汉代海上之路的辐射范围，并初步构建起东亚海域的航线网络。

本次会议历时两天，由南京大学特木勒教授主持闭幕式，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作总结发言并致闭幕辞。他对参会学者的报告逐一进行总结述评，肯定与会学者对于海上丝路研究所作的付出，并着重对年轻学者提出新的期许。他认为本次会议兼顾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个方面，不仅厘清多个此前学界悬而不决的问题，又在问题意识上深化了传统海上丝路领域的研究，并对海上丝路研究进行多方面、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入探讨，提供海上丝路研究的新范式。

同时，各位与会学者提交与发表的论文，或采用新史料，或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许多新的观点，深化对海上丝路的整体认识，代表和反映当前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意义深远。最后，各位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赞扬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及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秉承元史、海外交通史及边疆学等学科的传统优势，肯定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史地平台对于海上丝路研究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