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态家园:一种群体独特的跨文化适应模式研究

■ 刘 洪 黄 昊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WTO之后,内地企业的外派劳务人员持续上升,从以付出劳动力为主的工人,发展为以付出知识和技能为主的工程师、医务工作者、航天维修、软件开发及应用、工程设计咨询、监理等高科技和管理人才。截至2018年12月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99.7万人,主要分布在建筑业、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三大行业,达73%。①

外派劳务人员不仅是企业海外项目的执行者,更是跨文化适应的践行者；不仅是企业的象征,也是文化符号的表征；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外传者,也是外来文化的接受者。外派劳务人员对东道国文化的适应情况直接关系到项目运行的成败。为了使项目进展顺利、企业正常运行,通常都会在东道国打造一个“拟态家园”:家园随项目而变。项目在,家园就在；项目结束,家园解散。

安徽省大唐淮北电厂(以下简称H市D厂)是一家火电厂,近十年来参与了3个对外劳务合作项目,项目地点在土耳其、苏丹和印度尼西亚,外派劳务人员近200人次。选择H市D厂外派劳务人员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

一是海外项目持续不断,经验丰富,先后完成了土耳其比加(BIGA)、苏丹阿特巴拉(ATBARA)和印度尼西亚阿迪帕拉(ADIPALA)等电厂项目。

二是建立了一套“外派劳务人员跨文化适应模式”。该厂摸索出了构建与国内相似环境的跨文化适应模式,以帮助外派劳务人员快速摆脱离乡的心理状态,迅速投入工作,推动项目实施。

三是外派劳务人员的素质相对较高,基本都是技术骨干和工程师,外派资料完整,愿意配合调查,提供了研究基础。

本文选取了外派劳务人员人数较多的苏丹和印尼项目,通过分析外派劳务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提出“拟态家园”的跨文化适应模式,并对其功能和作用进行分析,以期这种模式从文化自发变为文化自觉,使文化传播更为顺畅。

二、相关研究综述

外派适应本质上是一种短时期内的跨文化适应。布莱克(J.Stewart Black)和门登霍尔(Mark E.Mendenhall)等人将外派文化适应定义为外派人员适应在外国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过程,并能感受到心理舒适和对新文化的熟悉。外派人员的跨文化适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布莱克估计,多达40%的外派人员由于无法适应东道国的文化而过早的返回,他提出外派适应包括工作适应、一般适应和互动适应。②福斯特(Nick Forster)的研究表明,文化适应是在国外工作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竹内理树(Riki Takeuchi)等在对日本派出美国工作的人员研究发现,一般适应和工作适应与外派人员提早回国的意图呈现负相关,一般适应会导致工作适应,进而影响互动适应。③哈斯伯格(Arno Haslberger)和布鲁斯特(Chris Brewster)提出了外派适应的不同维度:工作适应和非工作适应,这两个维度分别包括认知适应、情感适应和行为适应三部分。④

内地企业成规模地外派人员只有10年左右,相关研究较为缺乏。现有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群体。周敏发现唐人街具有特殊的民族聚集区经济模式,使得新移民可以通过唐人街融入社会。⑤王春光通过对荷兰华侨华人的调查,认为华侨华人的“拟村落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们被边缘化的感受。⑥而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具有自愿隔离于东道国社会的特点,社交圈子主要是中国学生。⑦

跨文化适应离不开有关“家园”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种是实体论,关注家园的结构、功能及其运作机制,试图通过对历史的追溯理解家园的本质。一般是对“传统社区”进行田野考察。利普斯((Julius E.Lips)通过考古与民族志材料,对历史上人类实体形态的家园的产生和变化进行了论述,认为“家”应该包括土地、屋顶、火和食物这几种要素。⑧道格拉斯(Mary Douglas)认为家是地域和时间在功能上、经济上、审美上、道德上对空间的控制,包含记忆和期待。⑨

第二种是家园建构论,关注人口流动和移民群体的文化变迁,认为家园与地理空间没有必然联系。它既没有固定位置,也没有实体边界,是流动的,因而也是被建构的。利奇(Edmund Leach)认为个人在一生当中不断超越社会文化的边界,人们的行为与预想的是相反的。⑩家园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全世界。

第三种是一体论,认为家园与环境是融为一体的。人类在家园中栖居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主张重视生态环境和物的研究。把家园视为人类栖居的场所,人是家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把人看成环境的一个部分。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外派跨文化适应的研究多是基于本国情况。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移居者和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少有涉及外派劳务人员这一特殊群体。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有关外派劳务人员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因此本文运用扎根理论对此展开探讨。

扎根理论是格拉泽(Barney Glaser)和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在1967年提出来的一种定性研究方式。它要求研究者不做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带着问题意识收集资料,对所有原始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逐步分析、归纳、抽象出概念和范畴,直至构建出能反映问题本质的理论。

(二)数据收集

本文通过查阅简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三种方式收集资料。

首先查阅该厂相关简报。《苏丹项目简报》102篇,《印度尼西亚项目简报》14篇。内容涉及工作生产、生活娱乐和文化交流等方面,较客观地展现了外派劳务人员在东道国工作生活的情况。

苏丹项目是阿特巴拉水泥厂的自备电厂,拥有5台9.7兆瓦的柴油发电机组,D厂负责电厂的运行、维护与教学培训工作。定员28人,人员编制为项目经理1人、项目副经理2人、翻译1人、厨师1人、各类工人23人。工作总时长为30个月,全程有60人次前往该国,其中女性3人。每8—9个月员工可回国休假1个月,之后自由选择是否再次前往该国工作。

印度尼西亚项目是阿迪帕拉发电厂,D厂负责1台66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的检修,工期4个月,外派劳务人员118人,人员编制为项目经理、资料员、安全员各1人,后勤管理4人和各类工人111人,其中女性2人。

其次,对相关人员发放了150份调查问卷,回收105份。发现跨文化适应主要问题为:⑴语言不通,不会说英语和东道国语言,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和东道国国民进行交流；⑵很难理解当地人的习惯；⑶对长时间的国外生活感觉倦怠；⑷没有人愿留下来继续发展。

第三,随机抽取了17人和特定选取了4人进行访谈。特定选取的人员是项目经理2人、翻译1人和厨师1人。这21人中在苏丹工作的11人,在印尼工作的10人。每次访谈约1个小时,访谈地方选取在受访者家中或邀请其上门。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进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的个人基本信息、在东道国的工作生活、与外界接触情况及跨文化的心路历程。经受访者同意,全程录音。

之后,随机选取了2/3的访谈记录和等距抽样了80份简报,使用MAXQDA 12软件将访谈资料和项目简报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导出研究结论。

四、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一)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资料拆开,勾画出概念来代表原始资料块。同时要从属性和维度上对这些概念进行描述。通过分别编码,对相同点进行合并,对不同点进一步分析,直到达成共识。具体做法是:⑴对受访者的原话和其他资料进行逐字逐句分析；⑵对其中重复次数超过3次(包含3次)的初始概念,根据一定的关系进行合并,聚类成范畴,最终从原始资料中抽象出了13个范畴,即工作设备、工作内容、工作制度、营区建设、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娱乐活动、节日活动、家园认同、外出活动、文化差异、外出限制和语言障碍。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是指将概念相互贯穿或联系起来,发现各个独立范畴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从开放式编码中导出的13个范畴,根据一定的逻辑关系归纳出3个主范畴:业缘(工作环境)、屋缘(生活环境)和情缘(交流环境),如表1。

表1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指的是: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范畴中,发现可以统领其他范畴的“核心范畴”。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如表2所示。

通过三级编码,最终导出“拟态家园”这一核心概念。所谓拟态家园是指在异文化领域建构一个与家庭或家乡高度相似的地理环境、物理格局和心理空间。拟态是指一种生物在形态、行为等特征上模拟另一种生物,从而使一方或双方受益的生态适应现象。这种模拟可表现在外形、颜色、气味、鸣声和行为等方面。传统家园的主要特征为血缘、姻缘、情缘、地缘和业缘。而拟态家园主要以业缘、屋缘和情缘为主,不存在血缘和姻缘。

与此同时,拟态家园相对封闭的环境也造成了跨文化交流不畅、文化传播阻滞。员工在国内时,可以在家里家外、企业内外顺畅地交流。而拟态家园只是“家园”在异文化里的镜像重现,内外交流受限。拟态家园理论示意图如图1。

(四)理论饱和度检验

为检验编码的准确性与饱和度,将剩余的访谈资料和简报再次进行了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结果显示,出现频次超过3次的概念范畴均已存在,没有出现新的范畴。由此可以认为,已经达到了理论饱和。

表2主范畴的典型关系结构

图1拟态家园理论示意图

五、拟态家园模式阐释

拟态家园主要由业缘、屋缘和情缘构成。拟态家园使得外派劳务人员有一个相对隔离的工作、生活环境,产生一种在家乡工作的感觉,能够强化自身的认同感和熟悉感。熟悉感是“家园”让人在主观上感觉到对当前刺激有过先前经验的一种状态。这种“熟悉感”包括语言、声音、气味、形状等感性的重复体验,是关于家园经验的回忆和再加工,具有内在经验性,这是家园的核心要素。

(一)业缘:与国内工作内容高度相似

该厂外派劳务人员是技术员工,工作内容与国内高度相似,采用和国内一致的“四班倒”(每6小时轮班一次),很快就能适应。

由于工作内容特殊,东道国的员工效率较低,企业都愿意聘用国内员工,这就造成了东道国员工较少,工友基本上就是原来的同事,较少和东道国员工一同工作。当需要与当地员工交流时,会有专门的翻译负责。

熟悉的同事、相同的设备和习惯的工作制度等大大降低了员工对当地生产环境的陌生感,构建出一个几乎和国内生产环境一样的业缘。

(二)屋缘:生活习惯跨文化再现

屋缘是相对隔离的生活环境,重构了国内熟悉的环境。由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彼此建立起“屋缘”的体验,也成为维系外派劳务人员的精神纽带。一方面通过共同的文化记忆建立和强化家园精神文化上的认同,另一方面与国内类似的生活环境也使得外派劳务人员在异国他乡能更快地适应。

饮食在国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21位受访者均表示不能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正因为项目部具有专职厨师,才解决了饮食上不适应的问题。在东道国工作时,项目部会在中国节日或工作重要节点,邀请业主方负责人和东道国员工一起吃中国菜。陈志明指出,“与外国人分享这道菜,这个社交行为背后表征着当地华人认同和认同想象。”

企业也已经注意到娱乐生活对员工的重要性,并根据当地情况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员工也会自发地进行一些活动,以减轻在国外的寂寞感和空虚感。在苏丹长期枯燥单一的生活中,受访者通过种菜不仅能够自给自足保证蔬菜需求,还可以排遣自己内心的苦闷。

在国外住集体宿舍并有专职厨师,从而使得员工跨文化不适应程度降到最低。这种与国内生活环境高度类似的屋缘,减轻了生活层面的不适应。问卷显示,53.33%的受访者表示这种与国内同事共同生活的生活方式,让受访者的文化休克得到了减轻。

(三)情缘:呈现“内畅外滞”的传播特征

单波教授认为“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拟态家园和东道国之间应共同分享经验与意义,形成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从外派劳务人员的角度看,天然带有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会利用自己的文化价值去判断其他的文化。同时因为语言障碍,导致交流意愿不强和文化误读现象的产生。

该厂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员工表示没有受过英语教育,而受过英语教育的员工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东道国语言。通过问卷回收,该厂77.15%的受访者与东道国员工的交流更多是在工作方面,同时71.48%的受访者表示在国外期间需要借助翻译(翻译人员、翻译软件)同东道国国民进行交流。在语言掌握方面,25.71%的受访者表示会说英语,10.48%的受访者表示会说东道国语言(阿拉伯语、印度尼西亚语)。但从访谈的实际情况来看,受访者即使会说东道国语言,也仅限于简单的对话。因此,当对新环境的新鲜感过去后,语言障碍使得外派劳务人员逐渐对与东道国国民的交流产生疲惫甚至抗拒的心理。

在拟态家园中生活也会导致当遇到了不能理解的现象时,会下意识地用自己的文化框架去想象原因,得到的答案也往往是自己想象出来的。在双方文化出现差异的时候,双方都会以自我为中心来俯视他者。不理解当地的文化易造成文化误读,甚至引发冲突,进而影响中国在国外的形象。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Christians)表示在跨国传播中不需要肤浅的关注异于常人的习惯,而是应该对不同文化有着深层次的理解。

外出活动包括每周一次的采购和企业组织的外出活动。每周一次的采购一般是由三个人结伴前往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购买完成后立刻返回工厂。在苏丹期间,每8个月组织两次集体外出活动,其中包括前往当地大学进行交流和去附近的景点游玩。而印尼项目,工期紧任务重,只是在项目末期才有一次机会到附近景点游玩。由于海外劳务工作具有人员较多、环境陌生和未知因素多等特点,为避免发生意外,项目部负责人只允许外派劳务人员在厂区附近活动,不允许私自外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与东道国社会的交流。加之本身语言上的障碍,长此以往外派劳务人员也彻底打消了外出的念头。

这种“内部顺畅,外部受限”拟态家园模式并非是H市D厂的个例,一些相似的情况也见诸报端。

六、拟态家园的功能与影响

(一)拟态家园减轻了跨文化不适应感

内地外派劳务人员主要采用集体宿舍的居住方式,居住在厂内或附近。此方式消解了跨文化带来的不适应感。此种生活环境与国内相似,从工作内容、工友、乡音,到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共同构成了在东道国的拟态家园。

早期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抱着挣钱的目的而去,并没有长期定居的打算,因而采取了相对隔绝的适应方式。与此相似,外派劳务人员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没有留在东道国继续发展的想法。这种心态也导致了交流意愿不强、乐于处在相对隔离的状态。

而“家文化”的理念使得长期在国外生活的员工需要一种类似于家庭的生活环境,以满足其在生活和情感上的需求。拟态家园强化了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使得中国文化在与东道国文化发生碰撞后,能够进行文化上的自我修复。

(二)拟态家园客观上形成文化藩篱,阻碍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

拟态家园可以说是“工程家园”,它因工程而生,随工程而变,伴工程而散。一切以工程为中心,员工是为工程而来,为工程服务。它的建立无形成中在周边扎起了一道藩篱,一如厂区四周的铁丝网。从这个藩篱内可以看到外界的景观,也可以和外界进行有限的交流,但无法进行深度的文化交融,只能做些浅表的观望式的交流。

通过拟态家园的建立,外派劳务人员工作、活动在自己的特定空间,与东道国文化相对隔离,构成了一个“宿舍—工厂—食堂—宿舍”的闭环,在这个闭环里,没有个性,只有共性；没有个人,只有集体；没有秘密,只有公司；没有隐私,只有项目。其优势是全力推进工程实施,能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工程进度,且屡试不爽,几乎成了的固定模式。由于工作周期短,外派劳务人员也不在意是否能融入当地社会。熬一熬,赶一赶,挺一挺,工程一结束,拟态家园即告解散。

在拟态家园内,不需要学习东道国的语言、文化,大部分的交流都是在工友间进行,把与东道国之间的交流降到了最低限度。与东道国员工之间的必要交流,也会通过翻译来完成,彼此无法充分交流。海外项目本身带有的交流功能没有充分实现。

空间和交流环境的隔离,共同导致了文化藩篱的形成,阻塞了拟态家园与东道国的交流,民间情缘难建,甚至相互猜忌,导致我国海外项目的非正常事件不断,形成了“基建易建、民心难通”的现象。

七、研究建议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和挑战。习总书记一再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每一个海外项目,都是增进相互了解、加深友谊的“工程大使”。工程的实施不仅让业主获取经济利益,而且是向周边居民“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好时机。

对外传播应该是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相结合,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其中。外派劳务人员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对外传播中需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工程文化日/周”交流项目。在与东道国国民的日常互动中,将中国声音、中国形象和中国文化更形象生动地传递给东道国国民。所以,在减轻外派劳务人员的文化休克症状、保证经济建设项目顺利进行的同时,也必须破除文化藩篱阻碍的副作用,扩展拟态家园的交流功能,使之成为文化交流平台。

(本文黄馨、丁裕森亦有贡献)

注释:

① 文月:《2018年中国对外劳务合作发展述评》,《国际工程与劳务》,2019年第3期。

② Black J.S.WorkRoleTransitions:AStudyofAmericanExpatriateManagersinJapa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88,19(2):277—294.

③ Takeuchi R,Yun S,Russell J.E.A.AntecedentsandConsequencesofthePerceivedAdjustmentofJapaneseExpatriatesintheUS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02,13(8):1224—1244.

④ Haslberger A,Brewster C,Hippler T.TheDimensionsofExpatriateAdjustment.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2013,52(3):333—351.

⑤ 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51—268页。

⑥ 王春光:《华侨华人社团的“拟村落化现象”:荷兰华侨华人社团案例调查和研究》,《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

⑦ 阎琨:《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状况探析:跨文化适应和挑战》,《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

⑧ [德]利普斯:《事物的起源——简明人类文化史》,汪宁生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⑨ Douglas M.TheIdeaofaHome:AKindofSpace.Social Research,1991,58(1):287—307.

⑩ Leach E.R.Custom,Law,andTerroristViolence.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