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的学术进路*

■ 胡正强

新闻政策是政党或政府对其所属新闻媒介颁布的新闻法规或一定时期的某些规定,具体包括能否报道、如何报道等。新闻政策是政党和政府掌控或管理新闻传播事业的重要手段与基本方法,也是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在国家、政党所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1998年版《简明华夏百科全书》“新闻政策”条目中曾述及1919年徐宝璜《新闻学》一书有关于新闻政策的讨论,以及1931年杜超彬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新闻政策》专著,并扼要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和基本观点。同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新闻传播百科全书》亦有“新闻政策”条目,更明确论断“我国对新闻政策的研究始于1931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助教杜超彬是年出版《新闻政策》一书”①。其实,我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一度活跃,成果可观,只是囿于资料所限,此前人们对之掌握并不充分,评价自然难于公允。有鉴于此,本文现对中国现代新闻政策的学术研究成果略作排比,以期较全面而客观地展示我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的学术进展。

一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国现代对新闻政策的研究,最早当属徐宝璜先生1918年12月3日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第262期“杂录”栏《新闻之编辑(续)》一文。该文第四节“中国报纸应改良之处”中,提出当时我国报纸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改革,其中第三个重要问题就是“打消新闻政策”:

报纸之根本职务,固为供给新闻,然同时亦可尽创造舆论之责也。故报纸对于各事,有所主张,或保守,或进取,或赞成,或反对,日日于其社论栏内,发表之,拥护之,乃正当之事也。新闻政策,如作此解,吾人对于报纸之主张,纵或有怀疑之处,然不能咎其有一定之主张也。换言之,新闻政策之当存在,无可疑也。所可惜者,新闻政策,并不作此解。此名词之在今日,有造谣与挟私的意味。政党之机关报,为达一时之政治目的起见,往往对于敌党之领袖,造一篇大谣言,登之报上,以混乱一时之是非,反美其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或每日于新闻栏内,为输灌不利于敌党之感想,于阅者脑中起见,将一原来五六行即可登完之新闻,“特别放大”,成一篇淋漓痛快、洋洋千言、攻击敌党之大文章,亦美其名曰,此新闻政策也。新闻无意见,固难绝对分离,然明目张胆,造谣挟私,之新闻政策,虽政党可视为政治活动之利器,但自新闻界之道德观之,则绝无存在之余地,非打消不可也。②

这篇文章是徐宝璜先生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演讲的一部分。该演讲稿完成于1918年暑期,杀青后不久,即以《新闻学大意》为题,在《北京大学日刊》《新中国》《东方杂志》等刊物上连载。后来在此基础上进行整理,裒集成书,即是1919年出版、为后人所熟悉的《新闻学》一书。这说明“新闻政策”作为一个专业性术语,在五四运动前后已经颇为流行,但对其内涵的理解错综分歧，有一种故意以此作为挟私造谣、恶意抹黑攻击对手的不良倾向存在。徐宝璜认为这是对新闻政策的故意曲解,有违“新闻道德”。

新闻政策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政党,其最典型而集中的表现是新闻实践的主体性和计划性,有心之人通过细密观察新闻实践,不难从中体悟和觉察到新闻政策的存在。鉴于新闻政策对信息传播的巨大统制作用,一战期间,为从精神上瓦解和最终摧毁对方,新闻政策问题即被提出,各国相继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机构。至二战爆发,新闻政策的实施及其研究遂成为宣传战、舆论战的一部分而受到重视。我国新闻业界、学界对新闻政策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亦有所展开。如在五四运动期间,王璋在1919年《心报》第2期发表了《日本新闻政策》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有一个“乃日货中之最大最毒者”的副标题。这是因为五四运动期间,围绕着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归属,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这是当时中国民众在日常生活消费中基于民族情感而做出的一种消费选择,是中国人民反制日本侵略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自然对日本具有一定打击作用,但也影响了一些销售日货的中国商家,所以抵制日货运动也受到一些日货商家明里暗里的抵制或破坏。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王璋提醒国人不仅要注意到有形的日货,还要注意到日本通过新闻报道对中国大量输入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无形“货物”。王璋在该文开头,开宗明义地点出日本对中国实行多年的新闻宣传及危害:“近观国人对日之决心及方法,若能持之永久,可谓人心未死,然有极危险之一事,亦即为抵日先决之一事,为吾人受毒已深,尚未彻悟者,日人之新闻政策是也。自来以新闻政策制人之阴谋,德国政府颇奖励之,日人尤而效之,又加厉焉。德与我国利害冲突之点较疏于日,然其使用之目标,亦不在远东。日人乃以我国为当面之对手者也,既以‘东方通信社’‘共同通信社’弥漫传布于我国报界,以操纵我国之舆论,而于京津满洲沪汉闽粤诸要区,又各有华文英文之日刊周刊月刊以混淆我国人之聪明,拿翁谓‘一主笔胜于三千毛瑟’,今以不共天地之十百主笔,终年永日横扫狂舞于我堂奥间,其危险为何如乎？”③应该说,这种提醒实有见地。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对生活的影响迅速扩大,社会各界对“新闻政策”的关注和研究日益增多,所谓“新闻政策”被作为一种“读报常识”而进入公众阅读视野,成为一种普及性的社会知识，④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运用各种检索工具,目前可得建国前以“新闻政策”为题的研究专著共2部,文章100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对政府实施新闻控制情况的新闻报道或评述,虽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但亦具有“新闻政策”知识扩散的社会学意义。

二

对新闻政策的定义及其起源的认识是新闻政策研究中最基础的部分,也是新闻政策实施的前提。在建国前的新闻政策研究中,很多学者对此都发表了看法。

1931年5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出版了该校新闻系学生杜超彬的毕业论文《新闻政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以新闻政策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谢六逸给该书写序,高度评价该书为“破天荒”之作。《上海画报》1931年第716期为此专门刊出了杜超彬的照片,并配文“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本届毕业生杜超彬君其毕业论文为《新闻政策》”予以介绍。

杜超彬在该书的“导言”中,就新闻政策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他认为新闻政策的产生和发展,“实基于新闻事业的昌明”。⑤由于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对其功能的体悟和认识不断加深,于是就有人刻意地利用它,以遂其私图。这就是新闻政策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杜超彬认为,新闻政策是人类新闻活动的必然产物,新闻政策滥觞于古代的新闻活动,只是那时不太明显,随着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新闻政策越来越趋于计划缜密。因此,新闻政策有很强的目的性与功利性:“操纵着新闻政策的人们,口头上俱以露布新闻为名义,而以利用宣传为素志；假借新闻纸的招牌,而实行其畸轻偏重的伎俩。纯以本国或私人的利害为爱憎,施行党同伐异的狡计。伪制似是而非的消息,以宣泄其毒液于世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不独有损于新闻纸本质的威严和任务,且遗祸于人群,危害良非浅鲜。”⑥虽然杜超彬的论述充满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味,但他对新闻政策的起源及其本质的认识,确也入木三分,深刻独到。

1936年5月,李公朴先生主编的《读书生活》第3卷第3期“社会常识读本”栏刊登了关于“新闻政策”的知识性条目。该条目内容同时还刊登在《读报常识》杂志中。其对新闻政策的叙述和界定是:

报馆和通信社,在帝国主义时代,完全成为少数大资本家的机关,他们或者直接操纵新闻界,或者经过政府去指挥他们。经过政府去管理新闻,便形成了各个国家的新闻政策。新闻政策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用公开检查,或秘密扣留的手段,封锁不利于本国政府的新闻；另一方面是利用通信社,传播有利于本国政府的新闻,并且对于敌国,或利害冲突的国家,作一种反宣传。

认定新闻政策的主体是国家,这种界定比杜超彬将新闻政策的主体确定或理解为“本国或私人”更为准确,也更符合实际情况。

1941年4月,国民出版社出版了赵建新的《新闻政策》一书。赵建新时任《东南日报》副总编辑,此时已有“十年记者”的新闻生涯,据其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言:

在“天天天明,夜夜灯尽”的生活里,有时在笔墨劳役之余,也偶尔会想到新闻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是怎样？更偶尔会想到这一枝秃笔,究竟能横扫千军不？抗战以后,有志“投笔”,无能“从戎”,因感乎“宣传重于作战”之训,“纸弹重于炸弹”之念,促使我这“公余”的“幽思”,进一步要求探索一个究竟。这本新闻政策的产生,可说是成因于此。⑦

该书由新闻政策的目的认识、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政策的实施、新闻检查制度、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制、新闻事业的奖励与利用、新闻政策与新闻战、战时新闻政策、敌我新闻战的检讨、今后中国的新闻政策等10章内容组成,书末并有5个附录:现行出版法、现行出版法施行细则、战时新闻检查局组织大纲、各省市新闻检查所组织条例、各重要县市新闻检查室组织规程。与杜超彬的《新闻政策》相比,赵建新对新闻政策的研究精进宽广了许多,尤其是对新闻政策的内容、范围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在讨论的系统性、全面性和实用性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杜超彬,代表了当时我国新闻政策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杜超彬认为,“所谓新闻政策,即系宣传政策,亦可称为攻心政策。”⑧君宜1939年发表的《报馆新闻政策》一文,认为新闻政策有广、狭两义:“所谓广义的新闻政策,就在一国一贯的国策之下,其对于新闻事业各方面所持有之政策；狭义的新闻政策,则是新闻事业者本身之计划与方针。”⑨狭义的新闻政策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报业营业政策,一种是报纸编辑方针。”⑩赵建新对新闻政策的界定是:“新闻政策是国家整个政策的一环,它是实施整个政策的一种动力。政策是国家实现政治上的目的,而采取的具体方案；新闻政策是政府将政策诉之于全民,希望人民一致动员,以实现其政治上的目的所采取的主要的宣传方案。”这一论断比之前杜氏对新闻政策的界定,也更为规范和学理化,与现在我们对新闻政策的定义已经非常接近。

三

20世纪30年代,随着欧洲大陆和东亚地区战争形势日紧,新闻传播与战争之间的联动关系益发引起社会的关心,国人对如何以新闻政策为杠杆,制度化地规范、导引新闻事业为抗战建国、民族复兴等宏大政治目标服务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1938年11月3日,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了胡景伊等21名参政员联名提出的《确立战时新闻政策案》,对新闻政策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批研究“战时新闻政策”的成果。抗战开始不久,名记者范长江即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了《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一文,呼吁国民政府确立适应战时需要的新闻政策,建立战时统一新闻指挥机关。战时新闻政策的决策与施行,应超越传统鸿沟,切合战争的需要,以谋划在战争中造成舆论一致的阵线。

战时新闻政策的具体内容若何？孟锦华针对浙江省战时新闻传播实际提出,对待战时新闻事业,政府不应如过去抱着消极的不管主义,应该采取积极的统制主义,不仅在新闻宣传的策略上要统制,而且新闻事业的布置上也要统制。首先,全省应划定若干区域,建立重要的新闻据点；其次,把各县市的小报合并,集中人力财力创办实力较强的报社；再次,规模和实力较大的报馆创设分馆；最后,对新闻工作人员进行登记,开办新闻记者培训班,训练和储备新闻人才。从根本上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武汉国民党《扫荡报》采访主任钟期森在抗战即将进入第二阶段的1938年发表《论战时新闻政策》一文,提出从三个方面着手进行:第一,“在原则上,我们应当克制自由发展的新闻事业”。要使每一个从事于新闻事业者明瞭:今日的新闻事业,必须以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统一思想。第二,“扩大国营通讯机关的组织,使之普遍的发展及于各地”；国外每个大都会有中国国营通讯机关的分社,国内则在每一省区有分社。第三,“报纸移动到内地去并辅助国营报纸的发行”。报纸集中于都市,内地却普遍缺少良好的读物,这使国民对于国事了解不够。第四,“办理专门性的报纸,如军人报纸,田间报纸等。”让新闻与生活联系得更紧密,以指导救国工作的开展。

马星野的《论战时新闻政策》一文,首先从强调新闻政策的功能进行立论。他认为战争之胜负取决于人力、物力与宣传力,而宣传力又是推动物质动员与人力的动员的关键动力,但抗战开始以来宣传的效力不彰,一大原因是新闻政策出了偏差。这主要是“旧的消极的新闻政策,破绽已见,而新的积极的新闻政策尚未着手”的结果。马星野所谓的消极新闻政策,是指新闻政策“偏重于出版物发刊之限制及新闻登载之限制”。马星野认为“欲收新闻政策之效,重要点不在于限制出版品及检查新闻,而在于积极地使中国报业发达,使报人之程度提高。使报人本身,自己制裁,或相互制裁”。通过政策引导新闻媒体自律,才是积极的新闻政策之道。

陈铭德在《抗战时期之新闻政策》中认为,“新闻的机能和构造既是社会意识之表现的最高手段,当然也在总动员之列”。他认为新闻事业是体,新闻政策是用，体、用合宜才能相得益彰。若让新闻发挥总动员的效能,“便须要有一种‘足资动员的新闻政策’。什么是足资动员的新闻政策呢？笼统说:是实行新闻统制,但统制是一种技术,必须合理化。不合理的统制,只算是压迫,压迫当然不是统制政策之主体。”陈铭德认为,在思想方面,就是变自由主义为民族主义；在形式方面,是改放任政策为统制政策。他极力主张新闻统制政策要合理化,认为“只有合理的统治,才可以集中意志,齐一步骤,正确一般人的观听”。不合理的新闻统制就是压迫,无法达到集中全民意志、统一思想的最终目的。

新闻检查制度及其实施是战时新闻政策具体化的表现，它往往与言论自由构成某种潜在的价值冲突。国民党官方系统一些新闻管理和从业人员在研究中多通过强调言论自由的有限性来阐释战时新闻政策实施的必要性。舒宗侨通过检视一年来战时新闻工作的不足,呼吁当局优化新闻检查制度,“检查所的任务,应不限于消极的删扣,而且要积极的:A.帮同报纸证实消息的真伪。B.对于似是而非,足以引起不良影响和副作用的新闻,也加以检查”，以最大程度地统一国民意志。潘公展则力图消除人们对新闻检查的误解,强调新闻检查的“目的在维护国家民族的安全和利益,是要纳人民自由于法定限度之中,以求国民意志统一,与力量的集中,争取抗战的胜利,并非取消人民言论自由,对于真正的民意和言论,仍予以尊重和保障”。他也承认,现时的新闻检查办法,应该力求简单和迅速。

四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在1927年之后,成为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治理的指导理论。1928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规定中小学必须增加“民权初步”“孙文学说浅释”“三民主义浅说”“建国方略概要”“建国大纲浅释”“五权宪法浅释”等党义课程。在这种主义和价值认同的语境下,“三民主义新闻政策”遂成为国民党人在新闻传播领域深入阐释的一种指导理论和权威话语。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出“党应确定新闻政策案”,主张训政时期之宣传其重要在训民以政,输民以主义。

马元放在《如何确立本党的新闻政策》一文中指出,“吾国是以党治国,一切是以本党的三民主义原则为准绳,本党的新闻政策,当然以本党的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凡是国内报纸的宣传,均应以绝对遵从此项原则为标准,不得有违背三民主义之言论”。马元放认为既然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对新闻事业就不应只取消极的限制与取缔政策,凡是遵守本党三民主义的报纸,都应加以积极的扶植与指导。具体办法有三:一是注重新闻教育,大力培养新闻人才。此前国内新闻教育虽然已经有所开展,但现有的新闻教育大多是偏重于技术的锻炼,或者是限于新闻知识的传授。“本党如果要扩大革命主义的宣传,就应该以国家的力量,来举办较完善充实的培养新闻人才的教育机关。在此教育机关之中,除授以攸关于新闻上的知识技术而外,犹可予以本党的政治训练,使成为一种革命的新闻人才。”二是“保障言论自由尊重记者人格”。他认为虽然国民党对内政策第六条明确规定人民有发表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十五条也规定人民有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是军政机关,往往因为不便私图,任意摧残新闻事业,此种举动,不特有损法律之尊严,抑且衅视记者的人格。”三是积极补助经费,减轻媒体负担。如设立新闻事业发展和奖励基金,减免邮电费用等。马元放认为,国民政府若能真正施行三民主义的新闻政策,“各地的报纸,在法律上,在道德上,当能于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之下,尽力负起唤起民众感化人群改造社会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新闻界,实于我国革命的前途,也有莫大帮助。

赵建新认为,政策的确立一方面孕育于人、时、地三个客观条件之下。在战时,国家的一切均以争取军事胜利为第一鹄的,所以这个时候新闻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不仅在时间上要着重于“战”字,在运用上也需要以战斗的姿态出之；政策由政治的、社会的及历史的种种条件所形成,政策一旦确定,政策本身与其社会效果就如影随形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战争固然会给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打击,但也往往能提供一个涅槃新生的机会。“独立自由平等的三民主义新中国之建设,为政治宣传之根本。故宣传原则,以实行三民主义为依归。”抗战时期我国新闻政策的最高目标就是要建立三民主义的新闻事业。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依循由抗战到建国、由消极到积极、由工具到事业等三条具体方针予以实施。要紧紧抓住抗战给新闻业带来的机会,培育抗战新闻事业的据点,为将来的建国培植厚实的基础。“克服艰巨,成就伟大,是在政府的善用新闻政策,新闻界的努力本位工作了。”作者认为,三民主义新闻政策的实施任重而道远。

上官和在1942年著文认为,三民主义新闻政策实质就是贯彻国民党党义,围绕现阶段抗战建国的国策确立目标,并据此制定施行的具体方案。“新闻事业必须服从国策,接受党的理论的指导,而且使他不致流为商品化,或企业家获取利润的手段,相反的他是国策的传声筒,是党的政治教育的播音机,完全是党所掌握的。”上官和重点讨论了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抗战时期新闻检查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梳理了新闻禁载标准,并据此对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提出了如下的希望和要求:第一,办报的动机必须纯正,如果掺杂丝毫不洁的念头,其结果就是”报纸成为个人或派系谋私的工具；第二,报纸不能孤立于民众,也不能一味地迎合民众的各种趣味和需要,要有所分辨；第三,不怕失败,不能完全受营业主义左右,要抱定高尚的宗旨,要有“败而不溃”的精神和心理准备；第四,要有远大的目标和确定的方针。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凡是有特性、历史地位和贡献的报纸莫不如此；第五,有节操和风格。他认为张季鸾及其《大公报》在抗战中的作为,堪称报人学习的榜样。

五

20世纪20、30年代之际,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处于相对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华民国是我国第一个由政党执政管理的政府,政党和国家的新闻管理职能日益增长和与显,新闻政策的确定和实施是摆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面前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制定和实施新闻政策的现实需要孕育和催生了对域外新闻政策的关注,希望通过对外国新闻政策的介绍,给本国政府新闻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寻找一个科学、合理的理论参照和借鉴,体现了研究者们对新闻传播的现实关怀。从数量上看,对外国新闻政策的了解、介绍在我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学术成果中占据了很大一部分。为求醒目,现将有关重要篇目,列表如下:

表1

除了单篇发表的论文以外,在一些专著和教材中,也多有专节论述和介绍外国新闻政策的内容。如杜超彬的《新闻政策》第四章“新闻政策的展望”中,设有“列强新闻政策的倾向”一节内容；张忧虞(友渔)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管翼贤纂辑的《新闻学集成》、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等,都有对外国新闻政策的叙述。

中国现代对国外新闻政策的研究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涉及的国家数量众多,视野广阔,不仅对日、德、意、英、法、美、苏俄等当时世界强国的新闻政策有所介绍和评介,而且对当时国际上影响并不很大的土耳其的新闻政策也有所评介。日、德、意、英、法、美、苏俄等国都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不仅国家整体实力比较强大,而且新闻事业也相对比较发达,其新闻政策对当时的中国自然也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参考意义。

二是对于日本的新闻政策尤其是日本对华新闻政策的研究,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研究十分深入系统,质量很高。研究者多是有留学日本的亲身经历,观察细致入微,他们从各个方面介绍和评述日本新闻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情况,特别注重对日本在国内通过新闻封锁以愚民、对外施行恶人先告状新闻诈术以混淆国际视听进行揭露,以警国人,体现出新闻政策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利目的。

三是对国外新闻政策的研究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推动。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饬令有关驻外人员,提供驻在国的新闻政策及其实施的情况。如谭天的《土耳其新闻发展史及最近新闻政策》一文,据作者自述即是“服务伊始,奉命搜编”的结果。将国外新闻政策研究作为驻外人员的任务加以明确和要求,当然对新闻政策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四是研究态度较为客观公正。南京国民政府对苏联有一种防止“赤化”的敌视,但介绍其新闻政策时,尚能持有一种较理性的学术态度。如国民党官方色彩明显的《前途》杂志所发表的《德意苏俄新闻政策与新闻法制比较论》一文,评述苏联新闻政策时直言“苏俄政府欲使人民自由揭发各机关之不法行为,特设工农通讯员,其文件得在新闻纸发表”。这样的叙述就显得比较公允持平。

综而言之,中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在1918年就已展开。在新闻政策的定义、性质、功能、地位、作用等基本理论方面的认识,已经与当代人们的有关知识水平接近；在战时新闻政策、三民主义新闻政策等方面的研究用力尤夥,对新闻政策中的新闻检查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和平衡等关键性问题也有所触及；对外国新闻政策的研究和介绍尤见学术热情。当然,中国现代新闻政策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明显的空白和薄弱环节,如对新闻政策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关系讨论不多,对新闻政策内部因素、结构与运作机制的研究,则更付诸阙如。研究中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新闻政策的侵略性批判不足,甚至有美化、钦羡之嫌。不过,这是历史所造成的局限,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加以克服和弥补,以使中国新闻政策研究能不断获得推进。

注释:

① 邱沛篁等主编:《新闻传播百科全书·新闻传播理论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 徐宝璜:《新闻之编辑(续)》,《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3日。

③ 王璋:《日本新闻政策乃日货中最大最毒者》,《心报》,1919年第2期。

④ 参见《读书生活》,1935年第3卷第3期。

⑤⑥⑧ 杜超彬:《新闻政策》,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会1931年版,第2、4、9页。

⑦ 赵建新:《新闻政策》,国民出版社1941年版,第3页。

⑨⑩ 君宜:《报馆新闻政策》,《战时记者》,1939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