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上的匈人概念及其演变

2020-01-02 13:56吴曦
武夷学院学报 2020年7期
关键词:欧亚匈奴世纪

吴曦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匈人(Huni),就其狭义概念而言,是指于公元4世纪中叶出现于罗马文明视野,并在随后对罗马帝国的政治军事秩序带来巨大冲击的游牧群体。然而,这样的狭义定义却远不足以涵盖这个族群模糊的早期历史。匈人是一个起源晦暗不明,文化语言混杂的复合群体,即使作为匈人最早的记录者,阿米安努斯·马赛里努斯在论及这一族群的起源时也只能以一个模糊的方位加以概括。因此,当人们在近代重新审视这个影响巨大的游牧群体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其概念的阐释,而概念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起源问题,并由此引发出长达三个多世纪的争议。时至今日,对匈人概念的解释早已延伸至语言学,考古学乃至人类学的研究范畴。学者们依托更为系统的理论构造和更为多元的研究思路,将匈人概念扩展到更加宏观的跨欧亚广延当中,以更为丰富的史料去解释这个深奥的秘密。文章意在回顾300多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脉络,理清其中的争议和理论突破,以期为匈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良好的学术史参照。

一、匈人与匈奴在概念上的趋同

法国东方学家德·奎尼写于1748年的《匈人、突厥、蒙古人及其他西方鞑靼人通史》一作开启了近现代匈人研究的序幕,作者凭借自身对古中国文献的了解,参照其中对北匈奴人去向的记载,认为出现于4世纪中叶拉丁文献记载中的匈人和此前2个世纪消失于古代中国视线的北匈奴人间存在着密切联系。[1]随后,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首先在概念上将两者等同。[2]时值19世纪末,德国学者夏德所写《伏尔加河匈人与匈奴》一文对德·奎尼所举汉文史料加以补证,进一步为匈人即北匈奴的观点提供了支撑。夏氏的观点有着较为严密的逻辑链,实现了中西史料的良好衔接,也标志着匈人匈奴同族论的日趋成熟。[3]匈人概念由此与北匈奴人概念趋同,成为20世纪前半叶学术界的普遍认识。这一时期,学者们着眼中西古典史料以论证两者等同的努力仍在继续。内密提(K.Nemǎti)认为匈人一词很可能来自斯特拉波记载中的Phrynoi一族,而Phrynoi又与中国和巴克特里亚相邻,因此根据同时期的方位推断,作为匈人名称起源的Phrynoi一词可与“匈奴”等同。夏尔潘提尔(J.Charpantier)则认为,普林尼记载下处于小月氏(Tochari)之旁的Phuni一族亦是蒙古草原之匈奴(匈奴人和小月氏相邻),而Phuni同样源于Phrynoi一词,由此说明匈人匈奴同族。[1]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一书则将迟至4世纪末活动于南俄地区和中亚草原一带的游牧部落统称为匈人,其中包括公元前后退出蒙古高原而西迁中亚的匈奴人。[2]上世纪30年代末,一部系统论证匈奴西迁的著作《中亚古国——斯基泰人与匈人及其在世界历史地位的研究》的出版,标志着自18世纪以来匈人、匈奴同族论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该书作者美国学者麦高文在延续夏德所论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于20世纪初基于希腊罗马文献所做的匈人起源研究,通过适当的推理和猜测,还原出了公元2世纪至4世纪后期匈奴自蒙古高原不断西迁而冲击罗马世界的历史片段。在麦氏的论述中,“匈人”一词已然成为囊括了自蒙古高原至南俄草原,横跨欧亚,纵跨近600多年以来与“匈”概念相关游牧民的统称。[4]尽管作者并不能为这种泛化的囊括提供超越前人的直接证据,但无疑匈人和匈奴人在概念上的等同使用已因麦氏一书而成为一种惯例,在上世纪中叶以前一直占据着学界认知的主流地位。

二、从对同族论的质疑到“早期匈人”概念的形成

然而,自20世纪初以来,针对匈人匈奴概念等同的质疑便一直存在。实际上,夏德之论的关键在于,他将中国古籍中有关匈奴征服粟特的记载等同于西史记载中匈人对阿兰人的征服,理由是《北史》记载中将粟特与古之奄蔡视同,而奄蔡即为斯特拉波记载下的Aorsi的对音,是为亚速海和里海间阿兰人的一支。而粟特亦为拜占庭史家约达尼斯记载中阿兰人的一支Sadages所在克里米亚半岛(Sughdag)之音译,由此将匈人匈奴视为一体。[3]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康居粟特考》一书中首先对这一关键的证据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粟特应为粟弋,其古音为Suk-dok,即中亚索格迪亚那地区,温那沙与奄蔡古音相类,固有粟特,古之奄蔡之说。在温那沙中,温乃姓氏,那是粟特语九之意,沙为伊朗语Sah的音译,因此温那沙指的是中国史籍所载粟特九姓昭武王,本姓温。而此时的匈奴入侵,指的是嚈哒对索格迪亚那的征服。白鸟库吉还认为,奄蔡的古音ap-cat对应的是普林尼记载下伏尔加河以东的族群Abzoae,并非克里米亚地区的Sadages。[5]美国学者特加特根据《汉书·陈汤传》奄蔡=阖苏(古音Hap-so/Hap-suo)的记载,也得出了奄蔡即Abzoae的结论,并认为Abzoae是当时阿兰人部落同盟的一支,因此也被冠以阿兰之名,固有《魏略》所记奄蔡,别名阿兰之说,与Aorsi并不相关。因此,奄蔡所在的位置不可能位于克里米亚地区。[6]江上波夫则认为,根据中国古籍记载,阿兰人(奄蔡)和粟特人都擅于经商,但前者往往从事转手贸易,粟特人则直接从事远距离商业活动,因此,在《北史》有关匈奴征服粟特的文段中,曾出现“粟特”往凉土贩货的记载显然指的是后者。[7]

随后,日本学者榎一雄(K.Enoki)结合古中国文献、中亚文献和西史有关白匈人及寄多罗人(Kidarites Huns)的记载,提出了完全颠覆以往人们对匈奴征服粟特这一历史事件认知的解释。他首先肯定了白鸟库吉对粟特即索格迪亚那的判断,但质疑其匈奴=嚈哒的观点。他认为嚈哒并非自金山(阿尔泰山)南下的阿尔泰部落,而应来自粟特以西的兴都库什山区。根据嚈哒在中文文献中出现的时间(456年)和随后嚈哒征服巴克特里亚并向周边扩张的情形来看,嚈哒帝国是在控制北印度和吐火罗斯坦之后才开始向粟特扩张的。直接的证据体现在《隋书》中:康国(索格迪亚那地区)在5世纪曾发生过王室更名现象,其王本姓温,应为-Un,即Chion或Xyon=Xwn,是为匈奴,反映出他们曾于4世纪中叶为匈奴征服。后其王改姓为昭武,是为-Jauvla,即入侵印度笈多王朝的嚈哒王头罗曼(Toramana)的姓氏,这明显地反映了嚈哒人对此地的侵入不可能与匈奴征服粟特的时间对等。[8]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榎一雄详细论证了入侵粟特之匈奴应当是阿米安记载中与波斯帝国交战的匈尼特人(Chionitae)。他得出结论认为匈人和匈尼特人是在同一时期分别出现于伏尔加河和泽拉夫善河流域的不同群体,匈人与嚈哒、匈人和征服粟特的匈奴人之间并没有切实的联系。[9]20世纪上半叶诸多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已基本推翻夏德之说的立论基础。匈人匈奴同族论在中国古籍方面鲜有的关键证据也因此受到学界的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从西方古典文献来看,同族论的立论之一,即斯特拉波和普林尼记载中的Phrynoi(Phuni)同匈奴的等同关系也在上世纪30年代遭受到质疑。1931年罗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在《西徐亚和博斯普鲁斯》一书中就重新审视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这个族称以许多不同的变体出现在古典文献记载中,包括普林尼的Phuni,斯特拉波《地理学》中的Phrynoi,以及希腊旅行家狄奥尼修斯《旅行记》中的Phruri,究其根源,都来自于公元前三世纪希腊作家Apollodorus Rhodius所载巴克特里亚诸王的征服事迹。希腊人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不断向周边扩张,来到了Phryni和赛里斯人(Seres)的国度。然而,这一时期,匈奴人活动的中心显然集中于阴山山脉和河套地区,直到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收复河套,才将匈奴人驱逐到阴山之北的区域。因此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一时期的匈奴人势力会越过阿尔泰山乃至葱岭而与当时位于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有所接触。[10]

随后,英国古典学家塔恩(W.W Tarn)在《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希腊人》一书中也认为,在普林尼的记载中与Phrounoi(Phuni)相邻的民族Tochari,即是中国文献中记载的小月氏。这一民族在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时期活跃于塔里木盆地。而从记载的相对位置来看,Phrounoi显然与更西面的巴克特里亚接壤,位于Tochari的西面。而这一时期(公元前200年以前)匈奴人的活动范围尚未及塔里木盆地。[11]

奥地利学者门琴·海尔芬则将拜占庭史家约达尼斯有关匈人的描述同狄奥尼修斯在《旅行记》中对Phruri的描述加以比对,发现了匈人与Phrounoi概念相联系的另一条逻辑链。约达尼斯曾把西徐亚描绘为一个蘑菇的形状,先是狭窄,然后向外延伸扩展直到匈人、阿尔巴尼人(Albani)和塞里斯人(Seres)。门琴认为,约达尼斯对匈人所处位置的描述很可能就是参照了其数世纪前狄奥尼修斯的旅行记录。理由如下:在旅行记录中有一个与Phruri极为相近的族称Φοūννοι,狄奥尼修斯将这个民族定位在里海北面西徐亚人之外的区域,而在其之外是Caspii人和尚武的阿尔巴尼人。在狄奥尼修斯文本混乱的流传过程中Φοūννοι逐渐与匈人-Оūννοι等同,而门琴通过对《旅行记》早期版本的研究,发现Φοūννοι一词实际上应当写作Οūιτιοι,与匈人一词的希腊语写法Оūννοι并无关联。因此,门琴认为,正是这一与Phruri(Phrounoi)的读音相近的族名在流传过程中逐渐与匈人的读法趋同,使得约达尼斯将匈人与古老的族名Phrounoi混淆在了一起,因此也就将Apollodorus一系的涉及塞里斯人和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记载同尚武的阿尔巴尼人的记载混淆在了一起。[12]此论一出,亦基本上证伪了Phrounoi与匈奴的关联性。

时值上世纪中叶,英国古典学者汤普森(E.A Thompson)在其著作《匈人》一书的前两章中,系统地回顾了学界有关匈人起源的研究成果,并批判性地认为其中一些所谓名称上的相似,更多的是基于文本传抄和翻译上的偏差。作者还依托阿米安、克劳迪安、杰罗姆、索卓门等人的文本,试图还原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初及其随后20多年间的早期历史,并对同族论保持存疑的态度,认为匈人和匈奴之间的联系仍是一个深奥的秘密,是现今文献和考古史料所不足以支撑起的猜测。因此他强调匈人研究应回归阿米安文本的起点,应将“匈人”视为一个古典学领域的具化概念。他认同古典学者伯利在早先提出的看法:“匈人”是一个确切的概念,从阿米安到普利斯库斯,这一名称一直有着明确的所指,他们有时候会被当时泛称的西徐亚人概念所取代,但很明确的是所有匈人是西徐亚人,而所有西徐亚人不是匈人。[13]对此,汤普森在其著作中曾给出明确定义:匈人概念像西徐亚人那样在文献当中的泛化使用,要在更晚期的六世纪。因此就匈人一词而言,它在4-5世纪的涵义就是特指活跃于罗马文明圈及周边的以匈人(Huns、Оūννοι、Huni、Unni)为名号并被记录下的游牧群体,与以往古典文献中所出现的诸多类似名称并无关联。[14]内亚史研究的开创者丹尼斯·塞诺也认为,无论是中亚和西方古典文献中所出现的类似于阿米安笔下匈人(Huni)的名称,还是匈人一词在拜占庭时代及其以后的泛用,都是无法说明相互间的关联性的。阿米安所记录的匈人是4-5世纪西方古典文献中拥有具体指代的概念。[15]

迟至1973年才出版的著作《匈人的世界》一书,集中了门琴·海尔芬自1944年以来诸多有关匈人研究的观点和成果。是二十世纪匈人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的大多数观点形成于上世纪中叶,整合了这一时期学界对匈人概念所产生的思辨和争议,并从文献史料、语言学、考古史料、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切入,深入探讨了匈人的可能起源,就以往诸多起源说中的关键性证据逐一加以分析。门琴的结论和汤普森相同,认为尚没有确切的证据来支撑匈人、匈奴同族。然而与汤普森不同的是,从对匈人概念的理解来看,门琴似乎并不希望将对匈人的概念溯源止步于阿米安所在的四世纪中叶,他注意到了上世纪早期匈牙利学者摩拉维希克(Gyula Moravcsik)和拜占庭学家瓦西里耶夫(Alexander Vasiliev)对匈人概念所根植古典认知的追溯。门琴在1973年的专著中强调了这些认知对理解匈人这一古典学概念的重要性,并逐一枚举和分析这些可能的概念起源。在排除了其中存在谬误的说法后,他以地理学家托勒密记载中的Chuni一族为根据提出了东欧早期匈人的设想。他认为“早期匈人”不仅仅可以在名称上找到与阿米安笔下匈人的相关性,还因两者所共同具有的古代西徐亚人因素而在相互的活动区域和社会生活特征上达成了一致。[12]门琴的尝试颇具创见,他试图超越阿米安文本的局限,从观念史的角度探讨阿米安笔下匈人概念所可能具有的古代认知起源。令人遗憾的是,在随后很长的时间内,门琴在古典学领域的探索并没有在学界持续发酵,人们似乎更多地认可汤普森的理解,而将概念的争议停留在存疑阶段,以至到了90年代,丹尼斯·塞诺在总结自己对匈人问题的理解时也对这般局限于存疑的研究现状表示遗憾,这也代表着上世纪末人们对匈人起源和匈人概念的一般看法。[16]

三、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

然而,门琴在古典学领域对匈人概念早期起源的探索,却无疑给予了从其他视角切入匈人研究的学者以启发。其中的一些学者依托中西古文献、中亚古文献及新旧考古发现成果,开始从泛欧亚的宏观视角来思考前阿米安时代所可能存在的匈人概念及这一概念与早期匈人的联系。这一泛化了的概念构想,始于上世纪中叶突厥学和东方学家萨摩林(William Samolin)所做将欧洲匈人概念与活跃于中亚和南亚地区“匈”(Khion、Xwn、Huna等)概念加以联系的尝试。他认为“匈”的因素来源于崩溃的匈奴帝国。臣服于匈奴帝国的阿尔泰地区游牧民如今成为了后匈奴时代以往臣服于匈奴帝国的中亚游牧和半游牧国家的征服者。他们不仅仅是寄多罗、嚈哒或是其他与波斯和印度冲突不断的游牧帝国的统治者,更是欧洲匈人群体原先的统治核心,只是在进入欧洲之前,“匈”(Khion)的核心群体遭受了来自阿提拉一系祖先的颠覆。[17]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同一时期的普里察克(Pritsak)和摩拉瓦希克(Moravcsik),他们依据草原部落因方位而具有不同颜色代称的传统,来解释欧亚草原和伊朗南亚等地区带有“匈”因素游牧群体的名称。东面和北面分别由蓝色和黑色代表,暗示着更高的权威和财富,南面和西面由红和白代表。[18]而这其中的西“匈奴”显然指的就是西方史籍记载中的白匈人,而阿提拉一系活跃在北面的匈人自然也就是黑匈人,这一点可以通过匈王卡拉东(Karaton)的名字所包含的Kara一词(意即突厥语的黑色)看出来。[18]

然而,在此不久前,英国伊朗语言学家贝利(H.W.Bailey)的Harahuna一文则有着不同的说法,她认为粟特语Xwn指的是拜火教经典Avesta中的邪神Hyaona。Xwn、Huna或是其他类似“匈”的概念在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出现是伊朗语族群在向周边草原世界传播文化的结果。[19]在贝利观点的基础上,美国伊朗史和中亚历史学家弗莱尔(Richard Frye)在上世纪80年代对萨摩林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提出了质疑,认为类似Khion、Xwn、Huna这样的名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当地的文化背景而出现于中亚和南亚地区的,在这些文化中,这些所谓的“匈”概念与当地神话、传说之中的恐怖力量紧紧相关。因此,“匈”只是那些游牧部落借以威吓他们敌人的称号罢了。[20]随后,丹尼斯·塞诺借用伯利和汤普森对6世纪后匈人概念使用的泛化论断来理解这些出现于内亚区域并带有“匈”这一名称的群体,认为匈人名称的泛化意义同样适用于这些带有“匈”名号的群体,他们可以被视作匈人,只不过这些匈人各不相同,数量庞杂,而他们的匈人名字也因此丧失了具体的指代。[16]尽管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支持萨摩林理论的学者在90年代仍发表了一些新的观点,增添了这种泛欧亚意义上“匈人”概念的合理性,其中的代表是厄尔迪(M.érdy)、纳拉因(Narain)和蒲立本,厄尔迪举证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在三世纪,阿尔泰地区仍活跃着匈奴的核心群体,他们逐渐向西西伯利亚南缘和哈萨克草原西北地带移动,征服了当地的丁零突厥部落,到了公元4世纪,他们分别向南面和西面活动,出现在阿姆河以东泽拉夫善河一带和伏尔加河,形成后来的白匈奴与匈人。[21]加拿大东方学家蒲立本(E.G Pulleyblank)认为《宋书·十三州志》所载索格底亚那和奄蔡两个区域分别有自己的王,这意味着他们在4世纪中叶左右被同时号称为匈人的两股相似的政治力量所攻占。他结合普里察克的观点,又依托科诺诺夫提出的中亚寄多罗匈人(Kidarites)因与突厥鲁尼语Kidirti(西边的)的关联性,而被视为西方匈人的结论,认为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是以颜色来确定他们迁徙和控制的方位的,他们有着同样的来源,随后由哈萨克草原分化出拥有各自掌控领域的部落。[22]匈奴史研究学者纳拉因(A.K.Narain)认为,康居、贵霜帝国和随后的寄多罗有着与匈奴帝国极其相似的政治制度,他们都实行副王制,这些王拥有固定的头衔和与之对应的统治区域,因此他认为这种匈奴政治因素的延续是自阿尔泰山至哈萨克草原再至吐火罗斯坦之所以广泛存在以“匈”为名的政治体的最好解释。欧洲匈人,因其名称中所具有的“匈”的因素而理应成为这种政治延续的一部分。[23]

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新世纪以来的内亚史研究者依托在中亚和南亚的考古发现(主要是钱币和印章)以及对亚美尼亚、波斯、印度、巴克特里亚及粟特文献的新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对这一泛欧亚意义上匈人概念的构建。法国伊朗学家葛勒耐(Frantz Grenet)在2002年的文章中总结了多年以来对寄多罗和嚈哒史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公元5世纪初,巴克特里亚和原先的贵霜帝国区域遭受了来自中亚地区泛欧亚意义上匈人部落的袭击。他们是普利斯库斯史料中出现的Kidarites Huns和喀布尔附近窖窟里出土的带有Oghlar Huns-贵霜之王称号印章的主人,在这些“匈人”的帮助下,寄多罗赢得了对萨珊的胜利,并获得了萨珊的贡金。而后,寄多罗政权又为这些匈人所驱逐,他们与随后建立起帝国的嚈哒人很可能是拥有同一来源却不相统属的两股“匈人”力量,后者随后又取代了前者。[24]在葛勒耐的学生,法国学者魏义天(Etienne.de La Vaissiere)于2003年的文章里,这种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已被较为完善地构建起来。她认为寄多罗、嚈哒都是来自中亚地区并经由粟特进入吐火罗斯坦和印度的众多“匈人”当中的成员,他们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统属联系,只因共同拥有的匈奴因素而被称为“匈”。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欧洲匈人也与他们有着相同的匈奴因素,并很可能来源于共同的中亚区域,尽管这些匈人可能在族属和语言上相互不同,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均留有匈奴的痕迹。[25]

在2015年的文章中,魏义天总结性地将泛欧亚匈人的产生和扩展阐述为三个阶段:匈奴受其他势力挤压自鄂尔多斯和蒙古里亚迁往阿尔泰地区是为第一阶段,而在此之后长达两个世纪的中间期是为第二阶段,他们的活动中心为阿尔泰地区和明奴辛斯克(Minusinsk考古发现)盆地,这一直持续到4世纪。在此期间,匈奴原先的群体很可能经历了复杂的人口重组和文化重构,使得第三阶段开始时,分别向南和向西的两个迁移群体与原先的北匈奴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但很明显的是,在第三阶段自哈萨克草原迁出的这些欧亚匈人群体无疑在政治和某种程度的文化上是匈奴的延续。[26]

与此同时阿特伍德的研究开拓了自门琴以来一直未被重视的某种思路,即古典学意义上的早期“匈人”研究同内亚史意义上的泛欧亚匈人研究的结合。阿特伍德沿着门琴的思路,就匈人(Huni)一词在古典学意义上的起源展开了新探讨,认为匈人的名称来自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对周边世界伊朗语的拼读。在此基础上,阿特伍德试图论证有可能是匈人一词来源的希腊语名称Ounnoi和Khionai同中亚、印度、伊朗的Xwn、Huna等名称的联系,意在指出这一泛欧亚的匈人概念实际上也应包括那些西方古典记载中可能是匈人一词来源的部分。[27]

澳大利亚学者金贤真(Hyun Jin Kim)同样也是泛欧亚匈人概念的支持者。在魏义天的基础上,金将欧洲匈人与同时期出现在萨珊波斯东北边境的匈尼特人(Chionites)视作来源于同一支匈人的政治实体。这个政治实体由几个可能关系并不密切的部分构成,但在每一部分中,都具有匈奴政治体制的遗留因素。[18]

近年来,布罗塞德(Ursula B.Brosseder)对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分析,再次引发了学界对匈人概念和匈人起源的讨论。布罗塞德认为,匈人在进入欧洲之初应当是一个临时聚集的混杂群体,他们极快地接受了欧洲日耳曼和萨尔玛提亚文化中的许多部分,因此并没有太多具有欧亚草原特征的物质文化遗留。她根据文化交互理论认为,匈人的政治和文化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紧凑的、完整的实体,它经历着不间断的交互和改变,因此,在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化构造时,布罗塞德呼吁匈人研究者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寻找考古学证据中所存在着的文化交互的痕迹,认为这才是泛欧亚概念上匈人研究所要依托的重要根基,而细节将会为我们更好地看待这个问题提供宽广的解释。[28]

四、结语

至此,学术界对匈人概念的理解大致可划分为汤普森所倡导的依托阿米安记载的匈人概念和泛欧亚意义上的匈人概念两种。而根据阿特伍德的说法后者又涵盖了古典学意义上的由门琴提出的“早期匈人”概念。匈人概念作为匈人研究领域最为基础的问题,其核心是有关匈人起源的讨论。在经过了数个世纪的争议之后,到了上世纪末,匈人匈奴同族说失去了其主流观点地位,遭受到广泛的质疑乃至否定。以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自上世纪中叶以降,有关泛欧亚匈人概念的思考与构建已经逐渐成形,突破了以往引发同族说争议的理论框架,并有望实现对匈人起源的全新解释。而就扎根于古典学研究本身的早期匈人概念来说,这一研究思路仍然处于观点的探索阶段,期待着更多证据链的形成。总体而言,20世纪以来的匈人概念研究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丰富且多领域的证据来源正在实现学科间的破壁,有望为研究中的具体问题解决提供更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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