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考古视域下环南中国海国家的海贸互动
——以中国为中心

王丽敏

(中原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7)

海洋考古是世界考古学领域的一门分支学科，研究内容涉及海洋活动的所有方面，从实践对象来看，主要是古代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考古学遗存。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规定，“水下文化遗产”指至少100年来，周期性地或连续地，部分或全部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的所有人类生存的遗迹。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随着国家对“海上丝绸之路”以及“水下文化遗产”的重视，海洋考古是我国考古事业战略转移的重要领域，而南中国海域日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海洋考古关注的热点。对此，俞伟超等水下考古专家及相关机构已作了较多的工作与研究，不过，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沉船考古领域；相比之下，澳洲学者李塔娜、中国学者李庆新等将考古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为海洋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路径。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历史文献与近年的考古新发现，对中国和其他环南中国海国家和地区的海贸互动进行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海洋考古事业的历史与现状

海洋考古学源起西方，于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中国。在此之前，中国的海洋考古发现成果相对有限。尽管如此，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流互动却古已有之。例如，殷商甲骨文所用甲骨多为广东、福建、台湾、海南所出产，小屯村出土的“鲸鱼骨”来自东海，殷墟“妇好墓”出土的7000枚海贝亦来自东南亚海域，这些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大陆本位的主流意识，至少表明，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同样古老，并且，海洋文明至晚在先秦时期即已深入中原，建构了中原文化的海洋要素。就中国南部而言，番禺(今广州)更是发展成为岭南社会经济水平最高的地区。1982年，南越王墓的发现、发掘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岭南最大的考古成果，出土不少与南海交通相关的珍贵遗物，展现了早期中国岭南文化的海洋气息与海洋内涵。由于南越国与今越南北部联系殊为密切，北部湾更有“亚洲小地中海”之称。故此，华南及环北部湾地区史前考古受到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1]可以说，晚至史前时代，中国沿海，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已与海洋发生联系，海洋活动成为其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不过，由于传统陆地考古方法的限制以及专业技术人才的缺失，这一时期中国海洋考古(主要是沉船及其船货遗产)集中于近海或内河淤陆地带。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文物局牵头，我国成立了包括交通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改名为科学技术部)、国家海洋局、海军、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参加的“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水下考古研究中心。1989年，在俞伟超先生的组织下，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Adelaide University)东南亚陶瓷研究中心组合“中澳合作海洋考古培训班”，由此水下考古技术传入我国，为中国的海洋考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多年来，中国海洋考古取得了“三道岗沉船”“南海I号”“南澳I号”“碗礁I号”“华光礁I号”“小白礁I号”等一批重要的水下考古发掘成果，并出版了相关的沉船发掘与水下考古报告。其中，“南海I号”沉船考古是中国海洋考古的里程碑，大大推动了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进程，南中国海域成为世界范围海洋考古工作最活跃的少数几个海区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海洋考古发展至“黄金时代”，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依托，中国海洋考古事业逐步走向正规化、现代化、科学化。技术设备方面，2007年，“南海I号”的整体打捞，标志着目前中国水下考古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2014年，中国首艘水下考古船“中国考古01号”问世，宣告中国自此告别“租用渔船时代”。对此，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技术与装备部主任宋建忠指出，“该船的投入使用是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创新技术装备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探索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新方法的一个重要平台，必将开启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时代。”[2]基地建设方面，2003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在阳江海陵岛建成国内唯一的水下考古科研与培训基地；2009年9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依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设立“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担中国水下考古和文物保护等工作；2012年6月，中央编办批复同意加挂“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牌子，标志着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式成立。学术建构方面，近年来，有关水下考古、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史、造船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机构也纷纷涌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海洋三所、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都已设立专门机构和研究团队，开展相关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二、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与海贸史迹

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辽阔的海洋，蕴含着丰富而悠久的海洋文化遗产，海洋贸易史迹是海洋文化遗产和海洋考古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研究海洋经济与文化的重要途径。从近年海洋考古发现、发掘来看，中国海洋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资料与研究数据，多来源于沉船考古，而南中国海域日渐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海洋考古关注的热点。

(一)舟船和航海技术

舟船是人类从事海洋活动的载体，沉船则是海洋考古的主要源泉。生活于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尤其擅长舟楫和航海。越南学者提出，早在上古时期，古越人(包括华南地区百越居民)使用竹筏出海，后来又较早发现了帆、舵、桅，并从竹筒得到启示发明水密舱，此说法可以从中国的考古发现中得到印证。19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6支木质船桨和1只“夹碳黑陶舟”，是越人建造、使用独木舟的最早证据。苏秉琦分析指出，中国东半部史前文化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借助规律性的海流和季风，从中国南方搭乘独木舟就可以漂流到南太平洋诸岛，一年可往返一次。[3]1989年，考古学家在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发现了3处距今4000—5000年的船只岩画，经认定是广东先秦时期越人的海船，且比独木舟时代的原始船只有很大改进。

秦汉之际岭南地区造船业的发达成为发展海上交通的基本前提。1955年，广州先烈路3号汉墓出土的东汉后期陶船，船头系锚，有防浪篷，船尾有舵，舷板较高，表明此时中国海船已经能够进行深水航行。

至宋代，中国造船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福州、泉州、广州、雷州等地所造的海船最为出名。水密舱、平衡舵、减摇龙骨、车轮舟、铁钉和铁锔连接技术、艌料密封和维修技术、桐油及油漆封护技术、指南针、船坞等，都是中国在造船技术上的发明和使用，是对世界造船技术的贡献。此外，中国海船不只进入东南亚，中国传统的造船技术、方法也与当地优良的造船技术和驾船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南中国海式”的混合型船，这种船舶已为近几十年在泰国湾、廖内群岛、中国南部海岸以及朝鲜半岛西海岸沉船考古发掘成果所证实。它们多为两桅或三桅的大型船舶，使用木榫钉固定船舱、复合舵和龙骨，也采用铁钉和夹钳以增加船板固定的强度，它们满载着船主的货物、肩负着远洋货运的重任，乘风破浪于东南亚主要航道上。[4]25

南海航道的繁荣滋生了海盗群体的存在，这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思考海船的武器配备问题。2007年，考古工作者在“南海Ⅱ号”明代沉船中就发现了铳炮。《东西洋考》载，“(舟)弓矢刀盾战具都备，猝遇贼至，人自为备”。[5]虽无法判定其中所指船只是否为走私船抑或海盗船，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船舶应不属于东南亚官方商船，因为该地区的统治者们更乐于建造更多、更大装备武器的战船，而此类战船的装备则被禁止用于商业目的。中国的造船、航海技术引领了此后长达四百年的帆船时代，“(爪哇人)极富航海经验，并自称航海历史最为悠久，不过很多人则把这一殊荣给予了中国人，并且认为爪哇人的航海技术实际上源自中国”[4]40。随着西方机器船的迅猛发展，帆船航海终在19世纪末期宣告结束。陈希育对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远洋帆船的衰落情况描述道，“中国帆船的处境每况愈下。帆船数量以惊人的速度锐减。本国商人不是自置外国式船只，就是租用外船进行贸易”[6]。

(三)航路与港市建设

航路是连接东西方海上贸易的重要桥梁。鉴于大量中国丝及丝织品经海路运销西方，故这条航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东端起自中国沿海港口，分南海、东海两道；南道从中国珠江口、北部湾诸港起航，经南中国海域，或驶往菲律宾群岛、美洲，或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远至非欧；北道从北方海港起航，经东海前往日本、朝鲜半岛，几乎将世界所有的文明体系都连接在一起，其中又以南海航道最为重要。

越南扼南海航道要冲，亦是南中国海考古的热点区域，海洋考古成果尤为丰富，环北部湾地区则较早成为中越海洋活动的重心。李塔娜等人的研究表明，汉代中国人已经经北部湾海道进入南中国周边地区；同期，来自非洲、中东地区的出土物品在番禺发现如此之多，证明迟至秦汉之际，从南越国到波斯湾的海上航线已经贯通。[7]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派遣使者经越南西行至印度的经历，亦表明当时南海航道已经在印度洋实现对接，而以海洋贸易立国的古占城地区(位于越南“南圻滨海之地”,为“南方第一码头”)，则是中国开拓中国至南亚、东南亚航道的必经之地，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古老航线之一。

自1993年以来，越南联合多国考古学家先后在越南中部海域发现5艘古沉船，打捞出一批品相相对完好、套系相对完整的陶瓷制品，水下考古专家估计，这片海域可能是全球尚待发掘的沉船最多的海域；无数船骸和宝贝沉睡海底。2013年，越南成立水下考古专门部门，并联合多国水下考古专家致力于探索和保护中部海域的大量沉船宝藏。据称，在已经发现大量沉船宝藏的会安古镇、广义省等地，散布着中国瓷器、古老的陶罐、小瓮、大花瓶等。这些文物的发现，不仅证明古代有很多中国商船沿海上丝绸之路航行时经过越南，也证明越南在南海航道中占据重要地位。

随着近代越南向其南方的领土扩张，北部湾不再作为越南海洋文明的唯一中心，越南人源源不断地流向南方，人口、商品、思想的持续互动，最终使越南南部边疆扩展至湄公河三角洲，开拓了富甲全越的南圻六省疆域。水运增强了湄公河三角洲的生气，给越南南部的繁荣打通了血脉。人口、运河、河流等构成了湄公河主要的航行网络，用于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国家农产品的加工、出口，构成国家财富的主要生命线。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之间，往返于广州与东南亚贸易的30多艘帆船中，75%—80%的船只都是驶往柬埔寨、河仙和交趾支那。[8]伴随着这个过程，越南北方的云屯港、中部的会安渐趋衰落，南方的岘港、河仙、西贡被开辟为新型的多元化商港，与福建泉州、广东广州、香港等往来密切，形成了闽粤至河内(或至云屯)道、闽粤至会安道、香港至越南道、越南南北近海航道等数条中越航道，成为中国早期经略南海的主要海道。

随着航道的变迁，许多港口、城市在沿线或成长繁荣或日渐衰弱。越南最早的贸易港即主要分布在靠近东西交通航道的区域。毋庸置疑，西贡(今胡志明市)、金边、万象、琅勃拉邦等城市，都将其存在归功于湄公河。克劳福德指出，从暹罗湾至中国海沿岸，至少有57个港口，其中至少有10个位于东亚最安全和繁荣的地区，在这些港口中，最好的是西贡。[9]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西贡远离湄公河中上游，频繁的潮汐活动将流入西贡河的泥沙不断清理，从而保持了它的深度而无需高昂的疏浚费用；另一方面，在便利的水上航行之上，湄公河腹地为其提供了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大米是主要的出口商品。除物流外，西贡港也是越南最大的客流港，华人在越南南部的数量远高于印度支那其他城市，从这里也可乘火车、汽车到东京或安南，除与中国的航线往来外，还有周发的前往新加坡和月发的前往巴达维亚的船只。

港市的发展在两个方面产生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将越南，尤其是交趾支那，与国际市场而非国内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甚至本地服饰也受到影响，“在官方场合，乡村富人和贵族穿着昂贵的欧洲服饰”；[10]另一方面，开启了不等价交换原则，当地商品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口，进口制品则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在越南出售。值得注意的是，商港的繁荣几乎全赖海外客商，尤以华商最为重要。

(三)船货与海商贸易

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动力。对于货品的内容与交换形式，安东尼·瑞德作了总结：“东南亚从印度进口棉布，从美洲和日本进口白银，从中国进口铜钱、丝绸、瓷器及其他制成品，而东南亚的输出品则包括胡椒、香料、香木、树脂、虫胶、玳瑁、珍珠、鹿皮，以及越南和柬埔寨出口的蔗糖。”[4]25由于此类货品在沉船中绝大多数会被海水冲走、腐蚀、消融，使得不少船货难以保存，唯有陶瓷、铜钱等能大量、持久地遗留海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水下“陶瓷之路”“铜钱之路”。

1998年，德国一家打捞公司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附近的爪哇海域发现一艘唐代沉船“黑石号”，被认为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打捞者在船上发现67 000多件文物，其中98%是中国瓷器，主要有瓷碗、执壶、杯、盘、罐等生活器皿，包括长沙窑、邢窑、越窑、巩县窑等。其中，长沙窑瓷器约56 500件，被誉为唐代“外销瓷第一窑”。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指出，“长沙窑的瓷器在出土地的中国是很少听说过的，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印度尼西亚和遥远的埃及、伊朗等地区都有发现。”[11]这些信息表明，至晚到唐代，陶瓷已经成为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之一，且出现了专门面向国外市场的中国外销瓷。

作为贸易流通中的一项重要商品，钱币贸易亦成为对外贸易中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中国不仅对外输出钱币，也曾有从国外输入钱币的历史。据清中晚期的记载，由于中国国内制钱短缺，从外国流入大量制钱，东南沿海市场充斥着大量的越南制钱，“广东潮州府一带洋面，海船到日，携带外国(越南)景兴、光中二样钱文，钱质薄小……乡愚贪其多换，相沿成风，始则掺杂铜钱并用，今则久用景兴、光中，暨私铸小钱，”更有甚者，由于此类钱币质地、铸工较差，国内不法钱商“并有将制钱销毁，掺和泥沙，私铸景兴、光中小钱”[12]，以谋取高额利润。福建地区亦面临同样境况。尽管官方采取严禁措施，情况似乎并无太多改善。大体上，闽广一带，越南钱币的比例依旧很大，如在光绪中叶，越南钱币占厦门总铜钱流通量的40%以上，清钱只占半数多一点；福州情形也差不多；不仅如此，在山东济南、四川重庆、北京等地均有一定数量的越南钱在流通。[13]总的来说，作为大宗商品的陶瓷、钱币、金银器等制品，既为压舱，也为交易，这些商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奢侈品的定义，更多地用于满足日常所需，体现了实用性的目的，显示出国际市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以及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究其原因，主要是华人生活的保守特征，他们需要大量的中国产品以维持生计。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南中国海的物资交流，既有利于华商侨居国产品的外销，也为其开辟了一个长期的稳固的国外市场。

大量不同类型的船货展现了环南中国海繁荣的国际贸易场景。华商参与海洋贸易的深度和广度相当可观，无论是在发达的城镇，还是偏远的乡村，抑或是跨海之间，华商商贸活动都激发了新的经济活力，奠定了环南中国海贸易繁荣发展的基础。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既是商贸文明之路，也是移民发展之路。尽管尚无考古发现证实，但是人口贩卖亦是清商贸易的一项内容。越南史籍中有数条相关记载。1872年，越南严令沿海各关口“辖民毋得诱汉民、妇女专卖清船或有惯于此习，为人告发，即行拏治，卖者买者与汛守不能摘发，各重治，不贷其所在之省道府县、总理等，亦并分别议处”[14]。越南对人口买卖的处罚如此严厉，可见其势必定不小，然而，这种禁令似乎并未杜绝买卖人口的现象。在海盗袭击中，许多男人、女人、儿童被抓上船带到中国，男人像在古巴或秘鲁的奴隶那样做苦工，而女人和儿童的处境更加恶劣。[15]

三、中国海洋考古及研究的问题与思考

近四十年来，中国的海洋考古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曲折而高效的发展历程，海洋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在广泛水域、海域推广，发现了一批批不同时期、诸多类型的水下遗存，取得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成果。海洋考古事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越来越吸引广大史学工作者将其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李庆新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强调“海洋考古再现海国历史”，他进一步指出：“海洋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难得的实物标本，循着标本透露出来的信息，或者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可以追寻到更多历史事实，以验证历史，发现历史，乃至重构历史。”[16]然而，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海洋考古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

第一，海洋考古的发展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现阶段的中国海洋考古呈现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从现有实践工作来看，海洋考古大多集中于古代沉船的调查、发掘、保护工作，对沉船以外的海洋文化遗产亦重视不足。此外，海洋文化遗产内涵丰富，既包括船舶、港口、码头、船货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影响海洋经济的社会制度与政策、体现海洋意识的民俗与心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海神崇拜等信仰体系更呈现跨国界、跨地区的文化特性，是海洋文化对外传播的结果，也是维系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因此，海洋考古的学术领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中国的海洋考古需要实现从实践手段到学科理论的双重吸收，将二者共同纳入海洋考古研究的视野与范畴，从而全方位地解释、建设海洋文化。

第二，海洋研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学科体系，现阶段的中国海洋考古表现出多学科整合力度的不足。例如，当前的海洋考古工作者习惯将主要精力放在一系列专门的水下考古技术上，将水下考古与海洋考古混为一谈。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下考古只是考古工作的技术性范畴，是海洋考古的专门技术，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水下考古都是海洋考古。因此，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提升和拓展，海洋考古学也必须实现与其他领域如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相互协作。比如，海洋考古研究可以借鉴历史学中区域史的研究范式。区域史研究肇兴于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并研究的“地中海模式”后为其他各国史学研究者引进和借鉴。20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汉学家丹尼斯·隆巴德(Denys Lombard)，借助布罗代尔“地中海”理论提供的世界性眼光，想象在东南亚发现了另一个“地中海”，旨在以南部中国与环南中国海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整体作为研究视角，探讨这个区域内的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等活动。就海洋考古学而言，亦可以通过关注南中国海共同体的整体性和重要性，“重构其内部共有的历史经验、反思这一区域的内部联系因素”[17]。

第三，中国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海洋文化，海洋文化遗产的数量与质量更是难以估计，现阶段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保护仍面临一些困境。一方面，对于海洋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对海洋文化遗产的人为破环严重，呈现发现与保护不均衡的现象。例如，2011年考古人员巡查西沙48处水下文化遗存发现，盗掘面积占遗存面积50%以上的有26处；此外，当前，中外、外外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多有争端。在南中国海，中国的不少岛屿、岛礁被东南亚国家实际控制并声索主权，由于周边国家的开放商业打捞政策，中国海洋文化遗产也因此受到挤压而面临保护压力。因此，保护好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既需要民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普及与提升，也需要相关部门建立、完善制度化和常态化的管理机制，对于争议岛屿、岛礁、海域的中国海洋文化遗产的保护，更需要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四、结语

海洋考古对海洋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海洋考古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不仅使一系列珍贵的海洋物质文化遗存重现于世，而且见证了中国与环南中国海沿线国家频繁而密切的贸易交往历史。然而，海上交往的历史与内容远不止于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待更多资料的发掘，也只有在不同学科整合的多维视角下，充分利用文史档案、地理环境、考古实物等，才能更全面、深刻地解读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面貌，为进一步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探索海洋文明、解读海洋历史开辟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