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管理术语及其汉译观中西方学术文化之差异与交融

冯 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术语是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1]，由于概念是人类思维的最小单元，因此可以说术语是学术话语表达的基本单位。不同民族由于认知、描述世界的方法、视角,以及对这些认知赋予的价值并不相同，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体现为由差异化术语构成的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学术的跨文化传播是一个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和所有的翻译一样必然受到译者价值观(实际代表的是目的语文化价值观)的选择和本土化改造。[2]由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只有通过与社会和语境关联因素才能得到解释的语言特性，[3]研究不同民族在特定领域表现出来的术语差异以及术语引进所作的翻译调整，往往能帮助我们洞悉其背后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价值选择机制。

就管理学而言，中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是在引入西方管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引入并移植了大量的管理学术语，这对我们从术语比较入手探寻中西方学术文化的差异和融合，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对比中西管理术语，以下为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人名命名的术语：个人价值与集体智慧

西方管理学中存在大量以人名定义的理论、模型、假设、研究等等，放眼望去，比比皆是，比如Hawthorne Studies(霍桑研究)、Gannt Chart(甘特图)、Hay Guide Chart-profile Method(海氏指示图表个人能力分析法)、Fiedler Contingency Model(菲德勒模型)、Peter Principle(彼得原理)、Robert Rosenthal Effect(罗森塔尔效应)、Murphy’s Law(墨菲定律)。其适用领域之广，适用知识层次之多，甚为震撼。而中国原生的术语体系中以人名命名的术语相对较少，除非是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或政治领袖，比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等。

根据荷兰学者霍夫斯泰德(Hofstede)区分的六个文化维度，[4]在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西方文化偏向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个人价值、个人成就。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个人价值往往与经济价值联系起来，西方社会不仅存在大量以人名命名的商号、作品等，即使以公司名义签订的建筑合同，也多允许设计师署名。由此，知识产权很早在各个领域得以巩固、确立并受到法律保护，第一部专利法于15世纪诞生于威尼斯共和国。[5]此外，西方学术传统界对引用他人成果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凡提及他人观点，必提及姓名。久而久之，哪怕较小的研究成果在专业领域内都常被人以研究者姓名命名。而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中国的学术传统注重集体智慧，不太热衷用个人名号定义学术主张。另外，国人在学术方面秉承谦虚谨慎的态度也不喜好以个人名义彰显其学术影响力。仅仅当个人在学术上的贡献达到权威地位，或具备相当的政治影响力，才会被国人冠以其名，突出其贡献。一般领域的一般研究发现很难得到国人以研究者姓名进行命名的殊荣。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术中各种理论、公理、原则、定律、模型、分析方法、图表、效应等各个层次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发现被大量以人名进行命名，最后得以术语化而固定下来。

近年来，由于中国学术的国际交流日益增多，也出现了不少以中国学者命名的科研成果，但似乎更多地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科领域还是少之又少。比如侯氏制碱法(侯德榜首创联合制碱法)、陈氏定理(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华—王方法(华罗庚与王元采用代数数论方法研究多重积分近似计算)等。究其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传播。

这一术语现象反映了西方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体现了对个人研究的肯定、对知识价值和知识产权的重视。中国学术在国际交流、传播过程中也会受国际规则的影响，这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学术界对学术发现的术语化表示，可以预见将来一批享有国际声誉的成果也会以研究者命名。而这些以个人命名的术语，也会打上民族的标签，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二、缩略型术语：知识传播中的抽象与显义

缩略型术语短小精悍，能承载更多信息。虽然缩略是英语和汉语都有的构词法，但相比汉语常用的缩合(如行管)和节略(如清华)两种方法，英语因其表音文字的特点, 缩略语多提取音素、音节，形成了较多的形式和种类。[6]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英文中缩略型术语大量存在。其中，缩略词，比如Demo (demonstration)、B to B (business to business) 等，不管省去的是原词前、后拟或中间部分；还有拼缀词g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 localization)、Euro-crat (European Bureaucrat)、email(electronic mail)等，不管对原来的词组如何拆并，由于他们均与原词有着形式上的联系，较容易识别、认知和记忆，因此也是常用的手段。除此之外，英文管理术语中还存在很多首字母缩略或字母缩略词(详见以下举例)。

首字母缩略词在不同领域中字母可能对应不同的原词，容易产生混淆。而且，其过于抽象的形式，若不是业内人士，或者如不去查证，其含义往往无从说起。而汉语表意的特点，带给我们极大的优势，缩略术语时一般省去相同词素或选取代表词素，又或者采用数字概括关键词素，使得我们通过单个字意就能较容易理解其含义。因此，从知识的识记、理解和传播而言，汉语偏向显义的术语更具有优势。

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

NGO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原装配件制造商(贴牌生产)

ISO(International Standard Organization)国际标准化组织

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ies, Threats) analysis: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点分析法/SWOT分析

当然，我们也能从上述例子中发现字母缩略语更能节省信息空间，在单位时间和空间内能承载更多的语义信息量，从这个角度而言能提高传播效率。因此，对字母缩略术语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在专业场合，多采用零翻译策略，比如B to B、 SWOT 分析、PEST分析、X理论、Y理论等。

毋庸置疑，汉语显义的管理术语有助于我们对知识的理解，也便于学术在母语环境中的传播。不过，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缩略术语的简洁性对学术的国际传播也有借鉴意义。中国的管理理论要走向世界，在术语命名时也可以考虑这一特点。知名华裔哲学家成中英就用C理论来命名其所提出的中国管理哲学，而北大阎雨在C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C模式。①其中，C代表China way (中国模式)、Charter(宪章)、Change(《易经》)、Confucianism(儒家)、Culture(文化)。可以说由于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代表了理论自身的大容量，这一命名不仅符合国际学术规范(比如管理学中知名的工作源动力理论：X理论、Y理论)，其本身也是非常容易识记的。用英文字母命名中国管理理论，本身就是学术交流和融合的典型代表。

三、表达型术语：学术传播与学术身份

术语是用来进行知识表达的，相比西方管理术语拥有大量的形象化表达，国内术语稍显拘谨，偏向直指概念本义的显义性表达。这是否说明了中西方对待学术的不同态度？让我们先来看看主要有哪些区别。

(一) 寓言性术语

西方管理术语中经常能找到一些耳熟能详的例子和故事来表达一定的管理学原理。比如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Horseshoe Effect(蹄铁效应)、Alligator Principle(鳄鱼法则)、Catfish Effect (鲇鱼效应)、Hedgehog Effect刺猬法则、Cannikin Law (木桶原理)、Watch Law(手表定律)、 Frog Effect(青蛙效应)、Herd Effect (羊群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破窗效应)、Halo Effect(晕轮效应)、Garbage Can Theory(垃圾桶理论)、Kick Cat Effect(踢猫效应)、Mushroom Management(蘑菇管理)、Bald Argument(秃头论证)、Rules of Thumb(拇指规则、经验法则)，等等。寓言本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多将教育意义蕴含于浅显易懂的故事中。西方学术注重实效，而管理学又是一门应用学科，大量的观察、研究均来自实践，研究成果也用于管理实践。这种寓言式的术语类似典故，不仅具有亲民性、可接受性，其背后蕴含的丰富的信息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应用。

中国原生的管理术语少见寓言性术语。虽然，我们的文化重视经验科学，寓言因其饱含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备受推崇，但更多出现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而不是学术领域。一方面中国古老的管理思想多散见于诸子典籍中有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如儒家的尊卑有序、以人为本，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兵家经典《孙子兵法》，甚至近代的韬光养晦、实践出真知等都能与管理结合起来，但毕竟需要后人的挖掘提炼，国际化道路仍旧漫长。等到20世纪初科学管理代替经验管理，西方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真正确立起来，中国本土管理学的发展更多追随西方，大量引进西方管理学理论，研究上也多关注西方前沿问题，对本土的管理问题相反研究较少。因此原生的术语本不多，再加上学术影响力尚有限，暂时还谈不上将本土寓言带入管理学术语体系与国际接轨。再者，中国知识分子对学术“阳春白雪”的定位，通过术语及其他学术话语表达，来确立其身份和地位，[7]使得“下里巴人”的故事较难和学者身份联系起来。难怪有时候我们常常自我批评，批评故意生造艰深概念，似乎越难懂、越玄乎就越学术的学术怪象。注重学术传播效果，学术表达确实值得我们探究。

(二) 隐喻型术语

如《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所说，隐喻无所不在，人类的概念系统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8]术语体现了特定领域特定概念的认知，隐喻通过将熟知领域的概念(喻体)认知映射到另一个领域中去描述带有一定相似性的概念(本体)。因此术语的隐喻表达在英汉两个语言系统中都很常见。不过，由于汉语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意符号，除了表意的偏旁部首，单个汉字本身也是表意单位，如此庞大的字符集使得新概念的命名常常可以通过单个汉字的组合完成，不需要增加新的字符。而英语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是一个更为抽象的符号体系，其构词法颇为丰富，但是相对于由于表意功能强大的汉语，英语在表达新概念时创造新字词的比率大大高于汉语。这种抽象化的语言符号重新组合构词指代新概念时，往往需要通过词缀、词根猜测，或查阅辞典，或从相关文献赋予符号的意义才能进行理解，不利于新概念的认知和传播。而通过隐喻表达的术语则可以通过跨域映射解决新概念的描述和认知问题，因此这类术语较多地出现在西方管理学术话语之中。

隐喻蕴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这类术语的翻译除了要遵循术语命名八大原则，即准确性、单义性、系统性、语言的正确性、简明性、理据性、稳定性、能产性等原则外，[9]喻体的处理还涉及目的语文化对其异质化内容进行认知、价值、审美、学术规范等层次的过滤。总的来说，其汉译可归为三大类：喻体直译容易造成认知障碍和错误或不符合规范的译出本义；喻体直译不阻碍术语认知且符合术语规范的可以保留形象意义；以及喻体表达可能遭遇文化障碍或规范障碍时，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试看下列例子：

1.喻体直译易造成认知障碍、理解错误、文化心理别扭或不符合术语规范的，直接译出本义

out-of-the-box thinking 开放性思维(按原文译出，比较费解且表达不够简明)

white war经济竞争 (将经济竞争比作白色战争，没有硝烟的战争, 表意不够直接)

baby bond 小额债券 (国内业界更偏向较为正式的称名，翻译时放弃了比喻意义)

package deal批量交易(国内译名也有作一揽子交易的，其实也无不可，只不过商业领域的正式表达似乎在国人的文化心理中更占上风)

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理性(直译过来是受束缚的、有界限的理性，而该理论的真正内涵指的是决策者作为社会人而非经济人，会追求理性但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理性，会按满意标准而不是最佳标准进行决策。因此有限理性比受束缚的、有界限的理性在意义上更加清晰，前者关注结果，而后者强调状态。)

2.喻体直译可以为另一文化认知，不造成认知误解的且符合术语命名规范的，可以保留其形象化描述。

data mining数据挖掘、search engine 搜索引擎、knowledge bazaar知识市场、spillover effect溢出效应、chain of command指挥链、grey-hair market 银发市场、frozen account冻结帐户、sunk cost 沉没成本、red ocean strategy红海战略、blue ocean strategy红海战略，等等。

另外, 术语的翻译也会遵循系统标准的系统关联率、经济律、生态率三大定律。[10]比如white collar、blue collar最先出现时，分别译作白领、蓝领；极具能产性的这一术语表达方式又创造了grey collar (灰领)、gold collar(金领)、green collar(绿领)等新的术语，分别指的是服务业员工、收入相当可观的高端岗位以及环保事业的从业者。翻译时，尽管灰领不如白领、蓝领表意那么明显，但由于术语的系统关联性，即使不知其意，也可以断定为从事某种工作的员工。前面术语的翻译一旦稳定下来，其翻译方法对在此基础上新造术语的翻译提供了参考，一致的翻译方法不会阻碍术语的理解和扩展。

3.喻体直译可能遭遇文化障碍时，或者不符合术语规范时，需要在两种方法之间寻求妥协和平衡。

game theory博弈论：中国文人雅士的治学传统使得中国学术话语更认可“雅”的语言，游戏一词略显随便，而博弈既是游戏的一种，同时又体现了智者的策略选择。通过喻体的置换，该汉译术语更符合国人的规范和审美旨趣。

joint venture 合资企业:本指共同出资、共担风险的企业组织形式，即合资企业。中国文化对风险以及商业上不利局面的避讳，使得翻译时侧重企业出资的形式，隐藏了共担风险的字面意义。

think bank智库：think 指代的是人才，bank原意是银行，用来存储资金、有价证券等财富形式的地方，think bank 喻指人才储备库，译作智库，更为简洁。

Pink Sheet 粉单市场 (美国未上市证券的交易市场，因最初把报价印刷在粉红色的单子上而得名)：该术语在翻译时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因国人不一定知晓粉红单的来历，直译加注释既保留了源语文化和该领域概念的特质，又照顾了目标读者。

click-and-mortar 鼠标加水泥(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的结合)：鼠标点击指代的是现代的电子商务，而水泥指代的是传统的实体商业。直译遵循了透明性标准，[11]使术语回译时与国际称名同步，而注释则解决了概念认知的困难。

4.同一喻体表达用于不同的语域，根据该语域的规范和具体语境下的意义，可能需要不同处理。

grass root management(基层管理)与grass root culture(草根文化)，同一个“grass root”由于使用在不同的语域，前者为管理生产语域，用语相对正式，翻译时将喻体转化成本义译出；而后者用于文化语域，该语域更倾向接受鲜活的、令人喜闻乐见的表达，因此喻体得以保留。

leadership pipeline领导补给线模型：该模型用于解释企业内部领导人才培养的各个阶段的时间配置、工作技能以及工作价值发生的变化，为企业培养领导人才提供理论参考，因此将pipeline具体为补给线，概念意义更为明确。而Sales pipeline销售管线(更多称销售漏斗)描述了处于不同销售阶段的销售目标、对应工作以及销售成功率，由于该模型看上去更象一个漏斗，且漏斗更对应销售机会可能漏失的情况，因此更多被称作销售漏斗。

西方管理术语更多形象表达背后可能还有一层原因：西方学术偏好以小见大，从微观量化研究导向宏观，并多用从一般到具体的演绎思维[12]，因此话语体系中不乏这类具体的表述。而中国先前的学术传统多在归纳的基础上再进行抽象，抽象的结果自然需在具体的现象上更上一层楼提取知识，此时具体的现象就很难成为表达知识的术语。同时我们传统的思辨研究多进行概念推演，较难将具体的现象作为知识概念涵括进来。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由于英汉两种语言系统的差异，由于西方管理界注重管理实效、传播效果；学术上擅长以小见大，并由于语言系统本身的特点，新的学术概念为避免制造新词，或者太过抽象的字母缩略语，而采用更容易识记的语言进行描述，也就造成了西方管理术语中存在大量形象化隐喻表述。西方曾在司法和政治领域推行“Plain English Campaign”，呼吁避免使用晦涩艰深的语言，而应该采纳平实、易懂的文风，这也正好与西方管理术语多形象化表述的特点相互印证。而汉语因其自身表意显化的特点、因学术文化带来的严肃正式，倾向于接受直达意旨的表达或更抽象化的概念。前述同一喻体在不同语域的处理，也验证了这一差异。随着西方术语大量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一方面我们希望术语回译时能与国际接轨，通过字字对译的方法尽量保留原文形式。对于西方术语中鲜活的表达，只要无损于信息的准确传递，或未给读者带来认知障碍或误导，翻译也会尽量保留术语中的文化信息。但是，如果喻体移植到目的语文化时，可能带来文化误解、文化抵触、增加认知负荷、表达不够经济等问题，这时术语翻译就应该灵活处理。在翻译隐喻术语时，对于存在异质性内容的术语，我们多采纳本土学术话语规范，比如选择直达意旨的概念表达、更正式的措辞、注意学术修辞等。

四、术语中的学术中立与价值判断

西方学术话语涉及一些较为敏感的概念的时候，为避免争议产生和不当价值判断，常会使用一些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correct)、委婉或者相对中立的表达，以避免带来不必要的冲突。试看下列例子：

(一) 敏感概念的委婉表达

Industrial conflict / labor dispute劳资纠纷：西方术语有意模糊劳资双方的对立，汉译时添加劳资双方，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突显阶级对立，意图撕下资本温情脉脉的面纱。

underdeveloped/developing countries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西方术语避免使用poor countries这种带有偏见的表达，尽量使用所谓政治上正确语言。

Inner city 贫民区：在美国英语里指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地区，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为赋予低微职业以平等尊重，不乏一些委婉称谓：sanitation engineer垃圾工、domestic help家政助理。对管理实践中的一些困境现象也有间接的表达：layoff 下岗downsizing 裁员，等等。

(二) 术语中的价值判断：价值中立与价值评价

西方一些术语对有争议的问题似乎不太希望过早进行价值判断，是非曲直留待他人评述，概念本身多取中立表述。例如:

Euthanasia安乐死：安乐死在西方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虽然从词源学来看，euthanasia在希腊语中有“good death” 的意义，却并无安宁、快乐的意思，定义是为了减轻痛苦选择终止生命的行为(It’s the practice of intentionally ending a life in order to relieve pain and suffering)。汉译术语更多地考虑了该行为背后的善意，忽略了伦理上的争议。台湾多将其翻译为“医助死”，只描述事实本身，较好地避免了这种价值倾向性。

utilitarianism功利主义: utilitarianism 本是规范伦理学的一个流派，认为判断行为伦理性的标准应该从该行为是否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创造了福祉进行确定(Utilitarianism is an ethical theory that states that the best action is the one that maximizes utility)。其核心词汇utility本身不是一个贬义词，尽管功利主义基于行为后果判断行为善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但对于奉行该主义者而言，汉译中的“功利”二字意蕴存在贬义，如果称作“功用主义”似乎更符合价值中立的做法。

knowledge half-life知识半衰期：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学校里学到的专业知识容易过时，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半衰期”。西方术语用half life来表示，避免使用不太受欢迎的字眼。而汉译语义更加明了，便于概念认知。

non-performing / doubtful loans：关于银行的不良贷款，西方的措辞是non-performing, doubtful语义明显弱于汉译的呆账、坏帐、不良贷款。对于商业行为的风险，西方的态度似乎更加容忍，而汉语则更希望划清界限。“hyperflation”译作恶性通货膨胀，“overdue payment/late charge”译作滞纳金亦类似。

(三) 经济管理领域中的商业价值肯定

经济管理不分家，在经济管理领域，一些与经济利益或社会利益挂钩的术语在汉译过程中往往被赋予更正向的价值以迎合国人希望业务顺利、吉言吉祥的心态。比如forfeiting本意指的是国际贸易中出口商的一种融资手段，即将出口交易中经担保行担保过的本票交于大的金融机构贴现以获得现款的无追索权融资。汉译术语称福费廷，既有音译的成分，音译采用的汉字也有较弱的表意功能，“费”与融资有一定的相关性，“福”则打上了吉言的色彩，希望讨得好彩头。这类词还有：factoring保理、World Wide Web万维网、American Express card 运通卡，等等。

五、结语

管理术语凝结着一定文化对管理领域知识的表达，知识本身并不是客观的，而是构建于整个社会和文化之中，从知识的产生、传播，到转化为生产力，都承载着社会价值。对比中西方管理术语的差异，我们发现西方管理学存在大量以人名命名的术语、简明抽象的字母缩略术语、诸多表达型术语(例如寓言性术语、隐喻型术语等)，为数不少的术语对具有意识形态内容或敏感内容采取了中立或委婉模糊表达。针对引进术语中的异质文化内容，汉译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处理。此外，同一隐喻在不同领域中也存在的不同的翻译现象。这些都从微观层面体现了一些中西方学术文化差异。中国的学术不断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在引进西方学术的同时，我们要挖掘和发展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自己的和让世界接受的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思考中西方术语表达的不同、了解学术文化的差异，对于我们走向世界是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C理论的著作见成中英著《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东方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C模式的著作见阎雨著《中国管理C模式》，新华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