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舆服志》与《新唐书·车服志》比较研究

黄正建

研究唐代服饰，最基础的材料是两唐书的《舆服志》和《车服志》。关于这两种《志》，最详细的研究当属孙机先生的《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①。孙机先生积数十年之力（从毕业论文撰写开始），“以《旧志》为主体，《新志》则析其内容分隶于《旧志》之下。凡《旧志》所缺而 《新志》独有者，则别立专条”，分“总序、车舆”“冕服、朝服、公服”“常服、其他”三卷，用近150页的超长篇幅，对两唐书舆（车）服志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对每种服制都从源头、形制、演变予以分析，既有史料根据更有图像依据，言之成理，令人信服，不仅是两唐书舆（车）服志研究最重要最出色的成就，也是研究唐代服饰最基础最便于利用的成果，是对唐代服饰研究的重大贡献，值得后学不断学习。

孙机先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服饰的形制。这是服饰史研究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从《旧唐书·舆服志》（以下简称为《旧志》）和《新唐书·车服志》（以下简称为《新志》）②中还能看到一些社会政治乃至观念的变化。因此不揣简陋，班门弄斧，就两唐书舆（车）服志的异同，略述己见。思虑不周，错误难免，尚乞各位方家斧正。

一

唐代是中华法系最成熟的时代，律令格式体系完备，历代皇帝（特别是前期皇帝）无不重视法典的编纂和修订。以令而言，见于记载的就有《武德令》《贞观令》《永徽令》《乾封令》《垂拱令》《神龙令》《开元令》等。

唐代日常生活最主要的部分是衣食住行，但是在法典中，只有“衣”占有完整的一篇令即《衣服令》，说明“衣”即服饰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重要地位的形成，实在于服饰与“礼”的关系。我们知道，“礼”的基本原则是区分上下贵贱等级，而服饰是区分等级最容易操作、最容易显现，又是最日常可知最随处可见的道具，因此为“礼”所利用。所以我们看到，在“礼典”中除丧服制度外，有专门规定君臣服饰的篇章③；在职官设置中，有关臣下服饰的部分，由“礼部”掌管④；公服朝服之外的常服，规定在“礼部式”中⑤。《衣服令》可说是将“礼”法典化的结果，或者说是法典儒家化的结果。

唐代君臣特别是前期的君臣，都很重视发挥《令》的作用，以至唐玄宗开元时（713～741年）宰相牛仙客当政时，“百司有所谘决，仙客曰：‘但依《令》《式》可也。’”⑥

《旧志》虽然完成于五代的后晋时期，但其主体内容抄自唐朝的法典、诏敕、奏议等⑦，因此可以视为反映唐朝人观念的文字。在《旧志》中，这些文字又特别反映的是唐前期人的观念。经检查，《旧志》中有关服饰部分涉及《令》的文字大致有21处，出现的十分频繁。

律令格式体系发展到宋代，变成了敕令格式。除律旁置外，令格式或者性质有变，或者地位下降，完全不能和唐代特别是唐前期相比。宋朝人对《令》的重视程度也就远远不能和唐朝相比了。《新志》编于宋代，不能不受此种观念的影响，因此检查《新志》，有关服饰的部分虽然很多抄自《旧志》，但作了大幅削减，尤其是删去了大量有关《令》的文字，直接提到《令》的只有四处。

以下即《旧志》和《新志》服饰部分涉及“令”的文字比较表：

序号 《旧志》服饰部分涉及“令”的文字 页码 序号 《新志》服饰部分涉及“令”的文字 页码1 太宗又制翼善冠，朔、望视朝，以常服及帛练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与平巾帻通用。著于令。1937～1938 无 太宗……采古制为翼善冠，自服之。527 2～5 显庆元年九月，太尉长孙无忌与修礼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臣无忌、志宁、敬宗等谨按《郊特牲》云……后魏、周、齐，迄于隋氏，勘其礼令，祭服悉同……今请宪章故实，郊祀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请停，仍改礼令。又检《新礼》，皇帝祭社稷服绣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谨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则三公亚献，皆服衮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舆章数，同于大夫，君少臣多，殊为不可……1938～1939 1～2 显庆元年，长孙无忌等曰：“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按周郊被衮以象天……后魏、周、隋皆如之。伏请郊祀天地服衮冕，罢大裘。又新礼，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无章。按令文，四品、五品之服也。三公亚献皆服衮，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于大夫，君少臣多，非礼之中……528 6～8无忌等又奏曰：“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依礼著素服。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塗。且白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虽著令文，不可行用。请改从素服，以会礼文。”制从之。1939 3 无忌等又曰：“礼，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素服，今服白袷，礼令乖舛。且白袷出近代，不可用。”乃改以素服。528 9 自是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白帢遂废，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1939 无 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复用，而白袷废矣。528～529 10 开元十一年冬，玄宗将有事于南郊，中书令张说又奏称：“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礼》，取其质也。永徽二年，高宗亲享南郊用之。明庆年修礼，改用衮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则天已来用之。若遵古制，则应用大裘，若便于时，则衮冕为美。”1939～1940 无 开元初，将有事南郊，中书令张说请遵古制用大裘⑧。530 11～12自是元正朝会依礼令用衮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衮冕，自余诸服，虽在于令文，不复施用。1940 无 自是元正朝会用衮冕、通天冠。 530 13 《武德令》：皇太子衣服，有衮冕、具服远游三梁冠、公服远游冠、乌纱帽、平巾帻五等。1940 无 皇太子之服六：…… 517 14 开元二十六年，肃宗升为皇太子，受册，太常所撰仪注有服绛纱袍之文。太子以为与皇帝所称同，上表辞不敢当，请有以易之。玄宗令百官详议。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师萧嵩等奏曰：“谨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远游冠……”1941 无无15 《武德令》，侍臣服有衮、鷩、毳、绣、玄冕，及爵弁，远游、进贤冠，武弁，獬豸冠，凡十等。1942 无 群臣之服二十有一…… 519 16 景龙二年⑨七月，皇太子将亲释奠于国学，有司草仪注，令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编入令，以为恆式。1949～1951 4 时皇太子将释奠，有司草仪注，从臣皆乘马著衣冠，左庶子刘子玄议曰：“……”太子从之，编于令。529～530

17 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下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1952 无无18 龙朔二年，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旧令③六品、七品着绿，八品、九品着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改八品、九品着碧，朝参之处，听兼服黄。”从之。1952 无无19 《武德令》：皇后服有袆衣、鞠衣、钿钗礼衣三等。 1955 无 皇后之服三：…… 516 20～21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1957 无 妇人燕服视夫。 524

从上表可知，在唐朝，对服饰的理解以及执行，都是围绕礼令进行的，特别是《令》，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表现在：①服饰制度（主要是冕服、朝服、公服）规定在《衣服令》中（《武德令》《衣服令》）。②在服制的穿着上有不同看法，要依据《令》来纠正或修改（祭天服大裘冕事、白帢事、皇太子绛纱服事等）。③对服制的修改或创新，要反映到《令》中，即“著于令”或“编入令”（翼善冠事、太子骑马著衣冠事）；反面事例则是服制已经修改了，但令文依旧（鷩冕以下不行用事）。④服饰的实际穿着，以是否符合《令》为标准（准令、依令或不依令、不施用）。

特别重要的是其中提到的《令》文规定与实际行用有所差别的文字：

1、帢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虽著令文，不可行用。

2、鷩冕已下，乘舆更不服之，白帢遂废，而令文因循，竟不改削。

3、（衮冕及通天冠之外），自余诸服，虽在于令文，不复施用。

4、虽有令，仍许通著黄。

5、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

因此，在研究分析唐朝服饰制度时，一方面要看到服制入法典，即通过法典规范服制的重要性，以及统治者对服制法典特别是《令》的重视，同时也要看到《令》文反映现实服制的滞后性、变通性，以及现实行为对《令》的破坏。因此我们一方面要依据《衣服令》等法典来研究唐朝服饰，同时又要知道法典中涉及的服饰规定有些只有法律意义，没有实际意义，不能仅靠法典来研究唐朝服饰。不过，“依令”与“不依令”虽是服饰行为的正反两方面，但都同时表示了当时人们对法典特别是《令》的尊崇。这是唐朝特有的时代特征，正确反映在《旧志》的文字叙述中。

反观《新志》，出于“文省事增”的编纂原则，对《旧志》文字作了大幅削减，删去了有关《令》的大部分文字，反映了宋人对《令》的轻视，同时抹杀了唐朝服制的一个显著时代特征。特别是，《新志》把《令》文与现实相矛盾的上述五条重要文字都进行了删除，以致不能正确反映唐朝服制的实际行用状况。如果我们仅依据《新志》研究唐朝的服制及其行用，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举一个例子。《旧志》在叙述完天子衣服有十二等后，说“自贞观已后，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⑪；在叙述完皇太子衣服有五等后，说“自永徽已后，唯服衮冕、具服、公服而已”⑫。这就是说，《舆服志》所载令文规定的服饰，除冕服、具服、公服外，大多是具文，实际并不穿用。《旧志》的这些说明性文字，《新志》均删除了，给人印象就是这一套服饰在当时仍然在使用。以皮弁为例。《新志》在天子、太子、臣下服饰中都详细叙述了弁服的形制及其使用，实际上早在隋朝，大臣对其就已经很陌生了。《隋书·李子雄传》记他出任“民部尚书……新罗尝遣使朝贡，子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而不识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⑬一个朝廷的民部尚书，已经不认识皮弁了，可见当时很少人穿着此类服饰。《新志》无视这类历史事实，对当时常服外服饰的实际穿着情况，基本不予说明。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虽然《旧志》内容芜杂，但正确反映了唐朝服制的实际面貌；《新志》看起来简洁清晰，却不能反映唐朝服制的实际面貌。这是研究唐朝服制时要充分注意的。

二

《旧志》关于唐朝冕服、朝服、公服的叙述顺序是：①天子衣服。②皇太子衣服。③侍臣服。④皇后服。⑤皇太子妃服。⑥内外命妇服。

即男服按等级在前，女服按等级在后。这一叙述顺序的基本依据是《衣服令》。

这么说的根据有三：

其一，《旧志》在这顺序的每段前面（除天子之服外），都明确标有《武德令》字样，说明它们来自令文。

其二，模仿唐令的日本《养老令》，完整保留了《衣服令》。其顺序为：①皇太子礼服⑭。②亲王礼服。③诸王礼服。④诸臣礼服。⑤内亲王礼服。⑥女王礼服。⑦内命妇礼服。⑧宫人服⑮。虽然官制不同，但与《旧志》一样，都是男服按等级排在前面，女服按等级排在后面。

其三，《通典》卷一百八《礼六十八·开元礼类纂三·序例下》记载了衣服制度，其顺序为：①天子。②皇太子。③群官。④皇后服。⑤皇太子妃服。⑥内外命妇服。⑦六尚、宝林、御女、采女及女官等服⑯。也是男服按等级排在前面，女服按等级排在后面。

因此或可认为，唐《衣服令》中服制叙述的顺序是按男服等级、女服等级前后排列的，明显偏重于男服。《旧志》依从了这一顺序，反映了唐人在“礼服”上的观念，即区分男服和女服，再在男女服中区分等级，男服在前，女服在后。而且男服与女服之间隔有4页的有关“䜩服（常服）”“巾子”“鱼袋”“袴褶”“杂物色”等的叙述，显示了男服的重要与女服的无关轻重。

但《新志》服饰部分的叙述与《旧志》不同，其顺序为：①天子之服。②皇后之服。③皇太子之服。④皇太子妃之服。⑤群臣之服。⑥命妇之服。且将这六部分君臣服饰放在整个服饰部分的开头，后面才是鱼袋、常服、巾子等杂物。

这一叙述顺序反映的应该是宋人的观念，即对皇权的更加尊崇和君臣界限的更加严格：怎么能把皇后之服、皇太子妃之服排在群臣之服后面呢？于是《新志》将其提到与皇帝、皇太子并列的地方。这是宋代皇权地位提高在观念中的反映，体现在了《新志》“服饰部分”服制顺序的排列上。由此也可看出唐、宋人因政治思想不同而在服制观念上的区别。

三

以上是《旧志》《新志》反映出来的在政治法律方面观念上的异同。这种异同也反映在社会观念上。

《旧志》中有一段叙述妇女装束的非常有名的文字如下：

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䍠。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671）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䍠，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又命妇朝谒，或将驰 （新唐书作“驼”）驾车，既入禁门，有亏肃敬。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䍠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䍠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⑰

这段文字将妇女装束的变化，以是否遮蔽身体为中心，作了强调。

但是《新志》对这一段作了大幅度削减，其文字为：

初，妇人施羃䍠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冒，施裙及颈，坐檐以代乘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冒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羃䍠矣。宫人从驾，皆胡冒乘马，海内傚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冒亦废。⑱

粗看《新志》此段文字，似乎也谈到了羃䍠、帷帽、露髻等，但它将《旧志》中羃䍠的“全身障蔽”改为“蔽身”；删去了永徽以后帷帽“渐为浅露”以及开元时妇女“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几句重要的话，这不仅不利于我们理解羃䍠、帷帽的形制，而且改变了《旧志》作者的问题意识，即《旧志》认为从北朝到唐朝开元时期妇女服饰出现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在于对妇女的体貌是否遮蔽：即从全身障蔽→渐为浅露→无复障蔽（包括咸亨二年敕文，也说不能道路之间，不能“全无障蔽”）。《新志》作者对此进行删改后，对于当时人的服饰观念及其变化，我们就无从了解了。其原因盖在于到了宋代，不存在妇女体貌是否要遮蔽的问题，以致宋人不认为有强调妇女是否要遮蔽的叙述必要。这就是《新志》作者因时代不同社会风气不同而删改文字、导致与《旧志》观念不同的一个例子。

四

《新志》秉承《新唐书》修撰原则的“文省事增”，一方面删去了《旧志》中许多冗长的奏议，使得整个叙述眉目清楚，简明扼要；同时增加了一些《旧志》中没有的内容，特别是唐后期的服制⑲，这是值得肯定的。

值得肯定的还有：一些删改反映了宋人相对比较严谨和务实的精神。

例如：

《旧志》在叙述流外官行署的服饰时说：

黑介帻，簪导，深衣，青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去革带。国子、太学、四门学生参见则服之。书算学生、州县学生，则乌纱帽，白裙襦，青领。诸外官拜表受诏皆服。（本品无朝服者则服之。）其余公事及初上，并公服。诸州大中正，进贤一梁冠，绛纱公服，若有本品者，依本品参朝服之。⑳

《新志》将“黑介帻”作为“群臣之服二十有一”等之一时说：

黑介帻者，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也。簪导，白纱单衣，青襟、褾、领，革带，乌皮履。未冠者，冠则空顶黑介帻，双童髻，去革带。书算律学生、州县学生朝参，则服乌纱冒，白裙、襦，青领。未冠者童子髻。㉑

两相比较，《新志》删去了“诸州大中正”的服饰。

按大中正，实非唐官。《通典》指出：“中正，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而不言职事。两汉无闻。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太公平，亦其任也。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齐、梁亦重焉。后魏有之。北齐郡县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为之。隋有州都，其任亦重。大唐无。”㉒《旧志》中为何会出现“州大中正”的服饰，原因不明，很可能《武德令》中有相关内容，而《武德令》的相关内容可能抄自前代令文。由于“州大中正”并非唐官，《新志》将其删去是十分妥当的。

不过令人疑惑的是：《新志》在“群臣之服”的“进贤冠”中，却仍写有“诸州大中正一梁”云云㉓。这是否因删改不尽造成的呢？目前尚不好确定。

《旧志》的服饰部分最后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㉔这其中的“胡曲”“胡食”与《舆服志》的“舆服”无关，《新志》为了严明体例，将其删除，是对的。删改后的文字作“士女衣胡服，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㉕

《旧志》将胡曲、胡食、胡服作为安史之乱的先兆，不仅有所夸张，且属不经之谈㉖，不可相信。值得注意的是，《新志》作者没有照抄《旧志》的说法，用了比较谨慎的文字即“当时以为”云云，意即这种说法是当时人认为的，未必是真的。这反映了《新志》作者即宋人比较务实和理性的特点，值得肯定。

五、小结

《旧志》与《新志》的不同，符合《旧唐书》与《新唐书》总体的不同，即前者芜杂纷乱，后者文简事增。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一些更细致地比较，结论大致如下：

第一，由于律令格式在唐朝特别是唐前期作用很大，又由于《衣服令》的存在，因此《旧志》服饰部分反映出唐人重视法典特别是重视《令》的时代特点。《新志》服饰部分很少涉及《令》，特别是删去了《旧志》中有关《令》文与实际施用之间存在矛盾的记载，不能真实反映唐朝服饰的实际，更不能反映唐人对法典的重视，因此是有缺陷的。

第二，由于皇权在唐前期还没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反映在《令》文和《旧志》中就是叙述冕服公服朝服时，将男服按等级排列在前，女服按等级排列在后，且二者之间插有大段其他文字。《新志》将男服与女服按君臣等级合并排列，先叙天子、皇后之服，然后顺序是皇太子、皇太子妃；群臣、内外命妇；然后才是其他服饰文字。这种安排反映皇权在宋代的大幅提升，体现了唐宋不同的政治环境。

第三，《旧志》和《新志》的不同还表现在社会观念上。由于唐朝来自于胡族统治的北朝，初期带有浓厚的北朝风尚，统治者有意识地要保持这种风尚，对破坏这种风尚的现象多持批评态度。从唐初到开元时期，妇女服饰从全身遮蔽到逐渐浅露到完全没有遮蔽，是唐朝妇女服饰的重要变化，《旧志》正确描述了这种变化并如实写出了统治者对这种变化的担心，极具唐朝时代特征。《新志》对此进行了大量删削，抹杀了《旧志》作者要体现的服饰观念，反映出宋代妇女已经不存在是否要遮蔽的问题。《新志》的这种削减，使得唐朝曾经存在的一种身体和服饰观念荡然无存。

第四，《新志》追求体例严谨，对不属于“舆服”的内容进行了删除，比如饮食、乐曲等；还对不属于“唐朝”的内容也进行了删除，比如“诸州大中正”等（尽管删除的不够彻底）。这是十分妥当的。由此也提醒我们，《旧志》中引用的《武德令》所涉内容，有些照抄唐前《令》而来，不大能反映唐朝实际，使用时需要注意。进而言之，《旧志》为何只引用了唐初高祖时代编纂的《武德令》而不引用唐朝成熟期即玄宗时期的《开元令》？这反映了《旧志》编纂时采用史料的随意，还是编撰当时只存有《武德令》？无论何种原因，使用《武德令》而非《开元令》，是《旧志》的不足。

《旧志》的不足还在于一些言论不够严谨。认为开元年间士女穿胡服是安史之乱先兆的说法就是一例。且不说当时穿胡服的并没有那么多，即使有，也与安史之乱没有关系。《新志》在这方面就比较理智，采用的语言是“当时以为”云云，表明这不是《新志》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对，只是“当时”人这么认为而已。宋朝是中国古代比较理性的时代，《新志》的这种表述显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关于《旧志》和《新志》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由于水平和时间都有限，以上的比较十分简单和粗糙，只是个人的一点不成熟想法，提出来供大家批评。

注释：

①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版），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年，第337-487页。

②《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新唐书》卷二四《车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③《大唐开元礼》卷第三《序例下·衣服》，《中华礼藏》本，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 君主服饰归殿中省尚衣局，后妃服饰归尚服局，太子服饰归太子左春坊内直局。参见《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卷十一《殿中省》、卷十二《宫官》、卷二六《太子左春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⑤ 《唐律疏议》卷二七《杂律》总449条在解释“别式减一等”时举例“谓《礼部式》‘五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下服朱’之类。”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22页。

⑥ 《旧唐书》卷一百三《牛仙客传》，第3196页。

⑦ 谢保成认为《舆服志》的史源为：在“采录《大唐开元礼》的同时，又以苏氏《会要》为另一重要史料来源”。这一看法虽有可商榷处，但他认为其史源均来自唐朝资料是妥当的。谢氏看法见其主编《中国史学史》的第七编（唐史、五代史，该编为谢保成所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725页。

⑧ 此处《新志》归纳张说的意见有误。

⑨ 当为“景云二年”。

⑩ 此处的“旧令”当即上文贞观年间制定的《贞观令》。

⑪ 《旧志》，第1938页。

⑫ 《旧志》，第1941页。

⑬ 《隋书》卷七十，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620页。

⑭ 《养老令·衣服令》不涉及天皇服饰，这是日本令的特点。

⑮ 《令集解》卷二九 《衣服令》，吉川弘文馆，1981年，第737-747页。后面还有一项“武官礼服”，从略。

⑯ 《通典》卷一百八，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98-2807页。

⑰ 《旧志》，第1957页。

⑱ 《新志》，第531页。

⑲ 尽管增加的文字大多来自《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且删改过多，有时失真。

⑳ 《旧志》，第1946页。

㉑ 《新志》，第522页。

㉒ 《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第891-892页。引用时删去了注文。

㉓ 《新志》，第521页。

㉔ 《旧志》，第1958页。

㉕ 《新志》，第531页。

㉖ 参见拙作《“‘胡风’流行为安禄山叛乱先兆”说质疑》，《西部史学》第一辑，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