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葛亮小说“南北书”的历史书写

2020-01-16 07:30朱一帆
华中学术 2020年3期
关键词:葛亮朱雀书写

朱一帆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在新世纪的华语文坛中,葛亮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风格与鲜明特色的作家。尤其是他的小说“南北书”(《朱雀》与《北鸢》),带着他这一世代的历史书写印迹,构成当代华语文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久以来,学界多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南北书”的城市意象与想象方面,较少关注其在历史书写方面表现出的典型性。事实上,“南北书”全面地呈现了作家葛亮进入历史的方式、书写历史的方法以及重构历史的过程。如何进入历史,如何找到一种历史叙述的恰当方式,乃至于如何透过历史书写重构历史,不仅是摆在葛亮这一世代作家面前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50后”“60后”“80后”等代际作家们需要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这个层面上,通过辨析葛亮“南北书”的历史书写表征,或许能够为其他代际作家书写历史提供借鉴与可能。

一、以“物”的方式进入历史

作为历史“在场者”的作家,他们进入亲身经历的历史的方式,多种多样。如写作《创业史》的柳青,他主要以“体验”的方式进入行进中的历史现场[1]。又如余华,他在成年后书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主要依靠重返青年时期“文革”这一“历史现场”[2]。也就是说,对历史“在场者”的作家而言,源于个人经验的一手材料,是他们进入亲历历史的重要手段。但是,对历史后来者而言,如何书写那段未曾经历的历史,如何进入过往的“历史现场”以获得历史性,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重要难题。作为历史后来者的葛亮,也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曾言,对前辈作家而言,他们“更多是历史的在场者,是以己之身的经验还原历史”,而像自己这样的“70后”作家,“更多的是依赖所谓的文学想象去建构历史”[3]。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后来者的葛亮,永远失掉了进入“历史现场”的可能。民国以及共和国的部分历史虽然外在于葛亮的生命体验,但是葛亮通过对身置其中的历史之“物”的把握,也获得了进入历史的途径。他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物’是重构自己历史‘在场感’的基石。”[4]通过在小说《朱雀》《北鸢》里写“物”,葛亮营造了一种与“物”出现的年代相关的历史氛围,并召唤与搭建了一种与之相关的历史状态,最终实现了他进入历史的可能。

在小说《朱雀》中,这一历史之“物”,最典型表现为一个朱雀形状的金饰。作为一枚跨越百年时间的“物”的存在,“朱雀”为小说搭建了一种历史性与历史感。作为一枚物件,它早先出现在南京大屠杀时;建国后,随着“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它又跟随着需要劳动改造的陆一纬飘荡到了北大荒;改革开放之后,它出现在了大洋彼岸,诉说着新时期海外华人的移民生活。可以说,作为见证者,“朱雀”经历了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反右”扩大化、改革开放等等。作为近百年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者,它饱经风霜,沾染了近百年来历史的厚重气息。在小说最后,“朱雀”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在被自己的第一任主人所识的当下,这一“物”所营造的历史感,陡然浮现。关于“朱雀”和第一任主人的相逢,王德威讲这是历史的偶然和必然,冥冥的宿命和人世的机巧在这里显现[5]。确实,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和自己的第一任主人相遇,这其中体现出的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织浮出水面。而在这一相遇场景中去回头审视“朱雀”走过的道路,百年中华民族浮沉的道路,那背后所浮现出的百年中国历史的必然与偶然,也一并浮出水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小说通过历史之“物”(“朱雀”),为小说营造了一种似真的历史语境,证实了葛亮以“物”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可能。在小说《北鸢》中,葛亮依然延续了用历史之“物”建构历史感的方法。如“羌贴”,它在小说中是这样被描述的:“这是一种昭如没有见过的纸币。她看着拉盖抽出一张,对折,然后很娴熟地叠成了一个角子的形状。他举起来,有些得意。昭如看见角子上,有一列火车的图案,十分逼真。这纸币摸起来质地坚韧,印着昭如不认识的文字。但是她仍然看到了上面有阿拉伯数字‘100’,是它的面值。……昭德笑笑说,这是俄国的‘羌贴’,是他们沙皇发的钱,当年流到东北祸害中国人。后来他们皇帝倒了台,这钱就成了废纸。我前些年去哈尔滨,见老百姓都用它糊墙呢。”[6]通过寥寥数语,“羌贴”这一“物”的自然属性跃然纸上。至于对此“物”现下处境的描述,则直观展现了清末民初俄国遗老在中国东北的局促处境。这是葛亮在小说中为营造民初东北历史语境所走出的第一步。而当我们注意到说此番话的孟昭德及其背后的奉系军阀,那么便知晓“羌贴”糊墙的做法,根本性来自民国时期奉系军阀在东北的崛起。通过摘取散落历史之中的“物”,葛亮在这里成功召唤了民国初期东北地区的历史状态、人民的历史心态,表明了他借助“羌贴”进入历史的可能。除了这些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之“物”,葛亮在《北鸢》中还着意展示了通过“吃食”进入历史的可能。如民国十一年大旱后,作为“德生长”掌柜的卢家睦发放“炉面”赈灾,小说中对“炉面”是这样描述的:“这‘炉面’,是鲁地乡食,做法却甚为讲究。五花肉裁切成丁,红烧至八分烂,以豇豆、芸豆与生豆芽烧熟拌匀。将水面蒸熟,与炉料拌在一起,放铁锅里在炉上转烤,直到肉汁渗入至面条尽数吸收,如此出炉,味美令人食之不禁。粥棚以‘炉面’发送,本为善举,在旁人看来却有奢侈之嫌。家睦并不在意,见难民食乡味至涕零,甚感安慰。”[7]写赈灾场面,实在不必写如此豪华的赈灾吃食,大有喧宾夺主之嫌,这于情于理似有不通之处。但是如果细细考虑这“物”背后的历史渊源,或许更能明白葛亮的一番苦心。小说中提到,鲁地出身的卢家睦,自小接受孔孟礼仪,但是举家南迁至襄城后,为谋生存,只得从事不那么体面的商贾生意。文人对礼仪道德的内在遵守,与蝇营狗苟的商人之气始终不能汇合,这是到了楚地后的卢家睦所一直苦恼的。而今恰逢灾情出现,卢家睦秉持“仁义”之心,以鲁地美食飨乡邻,实则体现了他对孔孟之乡文化的坚守、传承与发扬。在这个层面上再来审视卢家睦的赈灾行为,其背后体现出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规约这一历史背景,便也跃然纸上。在这个意义上,卢家睦用“炉面”救济灾民的行为,便是充分历史化的体现,表现出作家葛亮以“物”的方式进入历史的可能。

葛亮曾言:“写《北鸢》,北地礼俗与市井的风貌,大至政经地理、人文节庆,小至民间的穿衣饮食,无不需要落实。”[8]在对这些历史之“物”的书写中,“我模拟了民国的现场”[9]。这段话体现出了他由历史之“物”进入历史的努力和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讲:散落在历史风尘中的“物”,被葛亮有选择性地摘取,作为他建构历史叙事的基石,通过书写这些历史之“物”,他召唤了一种与之相关的历史状态或心态,并最终实现了进入历史的可能。

二、用“传奇”的方法书写历史

学者孟繁华、张清华曾指出:“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带着西方文学的影响和记忆,开始了整体性的‘后退’,这个‘后退’就是向传统文学和文化寻找资源,开始了又一轮的探索。这也是70后作家整体风貌的一部分。”[10]于“70后”作家葛亮而言,他的“向后退”,便是向“传奇”这一传统中寻找历史书写的资源。这里的“传奇”,指的是唐传奇,而非西方意义上的“罗曼司”,因为前者注重为民间人物著书立传,而后者则主要侧重于故事情节的传奇性。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曾言:唐人《霍小玉传》《刘无双传》《步非烟传》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纡徐委备,详其始末,已具有明清章回小说的意味[11]。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讲,就人物组合结构而言,明清小说野史杂传的人物群像组合结构,脱胎于唐传奇为单个人物作传的文体结构,不论这指的是《儒林外史》《水浒传》为代表的多中心人物史传结构,还是《红楼梦》《金瓶梅》为代表的家族人物群像结构[12]。在这个意义上再回看葛亮小说“南北书”,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朱雀》是对多中心人物史传结构的传承,而《北鸢》则是对家族人物群像结构的传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南北书”这一人物群像组合结构的书写方法,是对以唐传奇为蓝本的文本传统的承继,是用“传奇”的方法书写历史。

小说《朱雀》以苏格兰华裔许廷迈为叙事线索人物,勾连起了一个多中心人物传记的组合模式。在前四章,葛亮向我们全面呈现了程囡的工作环境、生活情状、见识阅历。可以说,这四章以程囡为叙事主体和传主,葛亮用他的诗笔,为我们勾勒了程囡的今世。之后以程囡为引子,小说在第六章至第十二章,又交替性地引出程云和、程忆楚两位人物,并分别为她们作传。以程云和为例。程云和十五岁便被卖到秦淮河的花船上,力求上进的那份心,也让她在遇到陈旅长后终获圆满。只是天不遂人愿,抗日战争打响了,她也终于和其他女性一样,被卷进历史的漩涡,挣扎又挣扎。为保弃婴,她只身潜入日本军营,遭受无法想象的苦难后,归来始终镇静。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反右”的浪潮里摸爬滚打,也曾为了口食低眉顺目,只是洗尽铅华呈素姿,她终究逃不过命运的碾压。小说在为程云和作传的同时,也交替性引出了另一位叙事主体程忆楚。和程云和一样,程忆楚在时代的沉浮中摸爬滚打,体悟着历史的血腥暴力、命运的造化弄人。如果说第一至第四章是《程囡传》,那么第六至第十二章则是《程云和传》与《程忆楚传》。程云和、程忆楚、程囡,这三代女性依次成为小说《朱雀》文本结构的三位核心人物,由程囡引出程云和,之后再引出程忆楚,在为程囡作传时,其他两位退居后位,在为程云和、程忆楚作传时亦然。前一个引出后一个,后一个出现之后又取代前一个成为叙事中心,这正是以《儒林外史》或《水浒传》为样本的多人物传记组合结构。在小说《北鸢》中,葛亮则主要传承了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家族人物群像结构。葛亮选择以卢、孟、冯三家为主要叙事主体,在盘根错节的家族树干上,他刻画出了卢家睦、卢文笙、孟昭德、石玉璞、孟昭如、孟盛洵、左慧容、左慧月、冯明焕、言秋凰、冯仁涓、冯仁珏、冯仁桢、吴清舫等各具特色的人物众生相。在第一章,以卢家卢文笙为主要叙事视角,书写了卢文笙父卢家睦、母孟昭如的人生经历,牵出卢文笙大姨孟昭德、姨夫石玉璞的风云过往。在第二章,则以冯家冯仁桢为主要叙事视角,呈现了冯仁桢父冯明焕、母左慧容的处世为人,连笔至大姨左慧月、长姐冯仁娟及姐夫叶若鹤,还有戏子言秋凰生下的同父异母二姐冯仁珏。行笔至第三章,卢文笙与冯仁桢相遇、抗日战争打响,个中人物便在随后章节中来去腾挪地过活。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卢文笙还是冯仁桢,抑或其他出场人物,他们都无法扛起小说中心人物的重担,不论是《卢文笙传》还是《冯仁桢传》的称呼,都不能涵盖《北鸢》这部小说的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以卢文笙和冯仁桢两人的视角为切入口,向我们展现了从民国二十五年到民国三十六年间,这三大家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芸芸众生的沉浮。因此,这样一部反中心的、家族人物群像式结构的小说,更像是葛亮躬身返回传统中国,向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家族人物群像结构的继承。

作家葛亮在用人物传奇的组合结构书写历史的同时,也始终坚守用现代意识熔铸人物精神的现代转换立场。这在小说《朱雀》中首先表现在对女性角色程云和的塑造上。程云和被卖到秦淮河花船上的经历,很容易让人想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是葛亮在这里没有旧调重弹,而是站在现代立场,讲出“商女亦知亡国恨,单身赴会空悲切”,将程云和塑造成为一个有胆有识的现代独立女性。“六朝古都逢倭寇,九重城阙尽烟尘。”数以万计的官兵战死沙场,为人民尽忠、为国家尽职。在此种情形下,程云和看到了倒躺在门口的士兵,为了几十万亡魂的地下安息,她单刀赴会,挺身而出,选择家国大义,选择以牺牲一己之身躯以保全这残存的革命势力。这份于民族、于国家的坚定信仰,超越了传统文化对这一职业的歧视,也超越了“红颜祸水”的女性亡国论,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意识。此外,葛亮用现代意识熔铸人物,还体现在雅可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小说中的雅可非但不在乎自己遗腹子的身世,反而嘲笑自己是单相思加意淫的产物,他也无视“辟邪”的灵性,反讥其是大胃王,只吃不拉,他凭禀性行事,不受世俗观念的束缚,我行我素,这“任诞”的一面,正契合了魏晋诗人精神及其风度。但是与此同时,作家葛亮却并不满足于只展现雅可性格传统的一面,他也着意塑造其现代性的一面。如雅可在扮演《大神布朗》中的布朗时,借角色人物之口讲出,这是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虚无失落,是自己灵魂的底蕴。显然,这洋溢着他性格中鲜明的现代意识。可以说,雅可这一融传统“任诞”与现代“虚无”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彰显了作家葛亮用现代意识熔铸人物精神的现代转换立场。通过对“传奇”中人物组合结构模式的传承,葛亮为我们呈现了他对“传奇”传统的承继,而通过以现代意识熔铸小说人物,葛亮也为我们呈现了他对“传奇”文体的发展。通过对“传奇”文体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葛亮为我们展示了他书写历史的一种方法。

三、在历史书写中重构历史

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曾指出:“大多数人有一种渴望,他们不懈地寻求建立他们出生前的历史……而无论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识是多么模糊不清和残缺不全,他们的历史意识也绝不满足于构造一种生物世系来填补历史。”[13]当我们用这样一种历史意识去看葛亮及其小说“南北书”,便不难发现葛亮在小说中想要追述并重构历史的强烈愿望。可以说,正是在对先于自身的历史的书写过程中,葛亮建构着他眼中的历史。

一个不争的文学事实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小说创作,大多绕不开这两种书写范式:一是革命历史主义叙事范式,一是新历史主义叙事范式。前者以对真实历史图景的还原展示为根本旨归,但这一叙事范式的缺陷在于未能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较多呈现出对阶级斗争等道路的直观演绎。后者指的是“80年代中期以来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解构或颠覆被既往的话语赋予了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14]。这一叙事范式的缺陷则在于它只表达对历史真实的怀疑、而不确立终极精神价值[15]。就葛亮的历史小说“南北书”而言,其当然也受到了这两种书写范式的影响。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那么多成功的革命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还会不会有葛亮历史小说“南北书”的产生。但是,在承认这两种书写范式对“南北书”的历史书写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还要充分认识到作为“70后”的葛亮,试图突破这两种书写范式,进行历史重构的努力。

在《朱雀》中,葛亮通过将革命历史主义的宏大叙事转换为民间叙事,将革命、暴力、阶级矛盾转换为女性意识主导下的母性关怀,突破了旧有历史书写范式,进行着他重构历史的尝试。具体来说,一方面这部小说具备了革命历史小说书写历史的大框架,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小说中均被观照,像南京大屠杀、新中国成立、“反右”、改革开放等。但是,葛亮却并不满足于对革命道路的历史演义,他在小说中着意表现着大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像是程氏女性三代的人生经历,陆一纬、许廷迈、雅可、赵海纳等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另一方面,小说《朱雀》也避免陷入新历史主义虚无主义的价值泥沼。因为葛亮在否定了革命、暴力、阶级矛盾为主线的历史叙事的同时,他给出了他所理解的历史终极精神价值,以母性关怀为旨归的精神价值。这不仅表现在以叶毓芝、程云和、程忆楚、程囡为主导的女性历史主体叙事视角,更表现在她们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的女性的自我意志和生命强力。葛亮在历史书写中重构历史的努力,诚如王德威指出的那样:“《朱雀》以时势动荡为经,家族三代的历练为纬,其实是现代中国历史小说常见的公式。但仔细读来,葛亮又似乎架空了这样的公式。南京大屠杀、国共内战、‘反右’、‘文革’、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充塞在小说之中,然而历史事件毕竟只是《朱雀》里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的背景。她们以个人的爱恨痴嗔将大历史性别化、民间化。”[16]小说《北鸢》对两种叙事范式的突破,与《朱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北鸢》所涉及的历史时间,纵贯整个民国时期,从清末民初商贾卢文笙的出生,延伸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一以家族叙事为依托的历史小说,依然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大历史进行了观照,这包括但不限于军阀争斗、“改旗易帜”“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抗战胜利等。革命历史小说中也有以家族叙事为核心的,典型如《红旗谱》。但是相比较革命历史小说的家族叙事更多是对革命道路的历史演义,《北鸢》则通过家族叙事来彰显革命、暴力与人性、人道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如在小说中卢文笙不告而别参加革命队伍,后被郁掌柜寻得最终回归家庭这一情节,葛亮便花费大量笔墨描述卢文笙内心的煎熬,这体现出革命者在家庭与革命志业两者之间的艰难抉择,革命与人性在一个人身上的艰难拉锯。又如在抗战胜利后,在冯家帮佣的革命者阿凤,最终没有回到革命队伍,而是选择继续在冯家生活,借阿凤的口,葛亮说出了这样一番话:“我走到哪里去?我走了,小顺儿爷俩怎么办,谁给他们洗衣做饭?”[17]在《北鸢》中,宏大叙事在生活化的日常氛围中被消解。而这消解背后所指向的,不是拒绝革命历史主义之后的虚无主义,而是革命、阶级矛盾让位于人性、人道主义的终极精神价值。

作为出生于70年代末的作家,葛亮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与前辈们在书写历史时视野和经验上的差别。因此说,如何进入那段未曾经历的历史,并建构那段历史,是他书写历史时面临的难题,这也是笔者在文中试图分析并解决的问题。普遍意义上,年轻一辈的个人经验书写,与上一辈共同经验与集体记忆的接洽问题,是横亘在不同代际之间的永恒命题。那么,如何处理经验的领域,尤其是如何处理未曾经历的经验的领域,便是摆在诸多作家面前的问题。长期以来,经验被视作是有等级分类的,如西方世界会有这样一种倾向,给人类所承受的痛苦时间安上一些名称,借此给道德愤怒划分等级,以压制无数无名的痛苦实录,这种绝对权力对“他者”的压制,通常会带来某些绝对暴力。因此说,对经验的等级分类,应该是我们所要避免的东西。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有他们所掌握的经验,都有自己经验的边界,而每个时代会根据他们所掌控的这些经验的边界,给出一个过去。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未曾经历上一代的历史,所以就贬斥这一代对过去的描述,是不着边际的,与历史不相符合的。就像“50后”作家王安忆,她在《长恨歌》中书写的民国时期上海,与鲁迅、张爱玲笔下的上海,肯定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王安忆书写的民国时期上海,是她未曾经历的上海,所以就否定她书写民国上海的可能性。也是由此,我们不应苛责葛亮的历史书写,永远都与真实的历史“隔”着一层。而如果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来判断,那么历史的真实性永远无法触碰。在这个意义上,作为“70后”的作家葛亮,勇敢地触碰历史,持之以恒地书写历史,并给出了自己进入历史的方法、书写历史的态度,这于其他作家的历史书写而言,或许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注释:

[1] 胡玉伟:《以“体验”的方式进入历史——再读柳青的〈创业史〉》,《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2期,第31页。

[2] 余华、王尧:《一个人的记忆决定了他的写作方向》,《文学谈话录:想象中国的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3] 李行、葛亮:《葛亮:南北望家国》,《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29期,第21页。

[4] 旭峰、葛亮:《葛亮:我要在纸上留下南京》,《经济观察报》2011 年5月24日,第051版。

[5]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葛亮:《朱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XII页。

[6]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52页。

[7]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8] 卢欢:《葛亮:尊重一个时代,让它自己说话》,《长江文艺》2016年第12期,第115页。

[9] 葛亮:《由“饮食”而“历史”——从〈北鸢〉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38页。

[10] 孟繁华、张清华:《“70后”的身份之谜与文学处境》,《文艺争鸣》2014年第8期,第118页。

[11] 黄霖编,罗书华撰:《中国历代小说批评史料汇编校释》,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89页。

[12] 李遇春:《“传奇”与中国当代小说文体演变趋势》,《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第154页。

[13]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4]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9页。

[15] 王春林:《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消解与重构——评刘醒龙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小说评论》2005年第6期,第54页。

[16] 王德威:《归去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葛亮:《朱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第Ⅴ页。

[17] 葛亮:《北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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