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的研究态势与研究策略

涂 慧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4/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加拿大英语文学具有悠久的动物书写传统,蕴含丰富的动物书写资源,与种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殖民历史密不可分。“种族身份、民族认同和殖民历史是加拿大写作中最引人入胜、但也是最复杂多变的对象。”[1]就概念指涉而言,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Canadian animal literature in English)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类别。就创作背景而言,它应在加拿大的地理版图和文化疆域之内,或以此为背景进行创作,以动物为主要书写对象。就创作主体而言,它应是加拿大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创作过程中作家可以身居国内,亦可流寓国外。就创作语言而言,它以英语为写作语言和表达载体,区别于以法语为书写语言和表达工具。就叙述对象而言,它既包括自然界的各种野生动物,也涉及殖民者眼中最危险的丛林野兽——北美土著人。就创作手法而言,它既可用象征性、隐喻化或虚拟性手法叙述动物,亦可用写实性、纪实性或科普化方法描写动物。伴随着后殖民理论、生态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的兴盛,在“动物研究”的跨界特性和溢出效应下[2],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研究迅速兴起,吸引了不同学科的众多学者投身其中,呈现出明显的科际融合、复调多元和泛政治化的宏观态势。

一、科际融合与泛政治化：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的研究态势

伴随199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当代英语世界普遍以非/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理念、后现代理论和跨学科方法,从社会历史学、生态伦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化政治学等不同角度入手,关注加拿大英语动物书写与帝国意识、殖民思想、生态伦理、少数族裔、两性关系等内容之间的隐蔽关联,视动物文学为“动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当代“动物文学研究”浪潮[3]的兴起遥相呼应,彼此凝视,相互彰显。

其一,部分成果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入手,聚焦加拿大动物文学与殖民管理、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深层关系,认为动物以人类他者的属下身份潜在参与建构加拿大的殖民主体性,是日常生活中殖民意识的镜像呈现和规训表征。弗鲁(Lee Frew)的博士论文《与他者的亲缘：殖民主体性与加拿大英语小说中野生动物的形象》(2011)选取加拿大联邦成立后的代表性文学文本,从殖民主体异质性与野生动物本土性的关系角度探讨作为他者的野生动物与殖民主体既疏离又亲缘的关系[4]。作者通过分析西顿(Ernest Thompson Seton)、罗伯茨(Charles G.D. Roberts)野生动物故事中的六种人物，莫厄特(Farley Mowat)《在狼群中》和恩格尔《熊》中主人公与野生动物的互动关系,揭示充满异质性的丛林人物本土化的不可能性,殖民者真正本土化仅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幻想。吉丝布雷琦(Jodi Giesbrecht)的博士论文《杀死野兽：1865—1920年加拿大文学中的动物之死、狩猎、照相术、剖皮术与屠宰场》(2012)综合研究19—20世纪之交野生动物故事、娱乐狩猎、照相术、剥皮术、肉食消费中动物之死的多重含义[5]。作者认为现代人通过猎杀动物确立自我存在感,藉由照相术、剥皮术保存并再现动物,缓解动物因农业与工业扩张死亡带来的负罪感,而消费家养屠宰场的动物则增强了工业社会中现代文明人的主体性地位。

其二,部分成果从生态伦理学角度入手,关注加拿大动物文学与自然生态、意识形态的多样关联,认为动物书写有效展示出作家对动物权利、环境伦理和自然生态的深度关切。邓洛普(Thomas R.Dunlap)的《大地的亲缘：罗伯茨动物故事中的科学、人类与自然》(1987)一文揭示罗伯茨动物故事包含的科学与生态学思想,认为罗伯茨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科学观审视人类主体与野生动物,隐含人类与自然、动物和谐共处的思想[6]；其另文《西顿、罗伯茨的写实动物故事与达尔文主义》(1992)则分析达尔文主义对西顿与罗伯茨写实动物故事的影响,认为丛林法则既表现为丛林动物的弱肉强食和世代更替,又带有忠诚善良、勇敢正直等动物伦理温情[7]。奥斯瓦尔德(Jo Lori Oswald)的博士论文《20世纪北美儿童写实动物小说中的环境与动物权利》(1994)运用环境伦理与动物权利伦理理论研究20世纪北美儿童写实动物小说中的修辞与意识形态[8]。文章考察早期写实动物作家、传统主义者和动物权利主张者三类北美写实动物作家,以环境伦理学和最新动物研究成果驳斥人们对西顿和罗伯茨的批评,认为动物权利主张者的小说潜文本并不支持动物权利,而表面上鼓励狩猎的传统主义作家的小说修辞(如情节、人物及人类—动物关系)却表现出比前者更为强烈而清晰的动物权利哲学思想。莫里斯(Brian Morris)的论文《西顿与丛林运动的起源》[9](1970)和著作《1860—1946年丛林运动的奠基人西顿：印第安人智慧传播者与先锋生态学家》[10](2007)以及维特(David L.Witt)的著作《西顿：一名艺术家与自然保护主义者的生命与遗产》[11](2010)则从生态环境保护诸层面揭示西顿对丛林运动和生态学的重要贡献。

其三,部分成果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入手,分析加拿大动物文学与少数族裔形象、民族神话、神秘思想的深度关联,认为印第安人从野蛮动物到人类族裔的形象转变,是殖民入侵、文化塑造和文明规训的综合结果。高迪(Terry Goldie)的《恐惧与诱惑：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文学中的印第安人形象》(1989)一书从跨文化角度,从性、暴力、神秘、历史等九个方面比较加澳新三国文学中的印第安人形象。危险的“红皮肤”与“印第安少女”代表着“暴力”与“性”,引发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恐惧与诱惑、排斥与吸引的矛盾心理[12]。弗朗西斯(Daniel Francis)的《想象的印第安人：加拿大文化中的印第安人形象》(1992)一书分析1850年以来加拿大大众文化如绘画、照相、表演、媒体、展览会中的印第安人形象[13]。从朋友到敌人,从高贵野蛮人到嗜血战士,从酒鬼到智者,从少言寡语的妻子到雄辩自如的王子,从进步的敌人到环境保护者,印第安人形象是变化而矛盾的。桑德勒斯(John Sandlos)的《来自皮毛与羽毛里：加拿大文学中的动物》(2003)一文认为加拿大动物书写跨越生物学与神话的界限,既是对人类远离动物而丧失理解自我途径的一种补偿,也将动物之死视为人类创造力或想象力之死的隐喻[14]。霍德(Thomas Hodd)的《罗伯茨的宇宙动物：〈大地之谜〉中的神秘主义》(2007)一文从传记批评角度,探寻罗伯茨精神世界的神秘主义及其动物书写中的神秘因子[15]。此外,麦克多纳德(Robert H. MacDonald)的论文《反抗本能：西顿与罗伯茨的动物故事》[16](1980)等成果,也部分涉及动物的人类学考察。

其四,部分成果从文化政治学角度入手,考察加拿大动物文学与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复杂关系,认为动物叙事潜在映射人类社会,参与建构男性支配世界、男性优于女性的二元等级政治秩序。菲亚孟古(Janice Fiamengo)主编的论文集《他者：加拿大文学想象中的动物》(2007)颇具学术深度和代表意义。其中,乔纳森(Brain Johnson)的《西顿、罗伯茨与莫厄特狼故事中的生态学、寓言与本土性》(2007)一文从生态政治学角度来阐释罗伯茨、西顿与莫厄特的狼故事。作者认为他们的故事既表现出作者要求保护狼的生态意识,又编织着民族主义者的幻想,尤其是《在狼群中》“我”试图超越物种界限、模仿狼行为的情节,可解读为一则“本土化”寓言,“渴望成为狼”亦即渴望“成为印第安人”[17]。迪恩(Misao Dean)的《嗜杀：西顿〈北极草原〉中的捕猎与搜集》(2007)一文细致揭示了西顿叙事中的种族对立：白人科学家出于科学研究的捕猎被呈现为有节制的、理性的与道德的,而土著为生存进行的捕猎则被表现为狂热的、非理性的与不道德的；西顿渲染土著民族捕猎的血腥细节,却对殖民者肆意捕猎和为制作动物标本而捕杀的事实保持沉默[18]。琼斯(Manina Jones)的《西顿〈我所知道的野生动物〉中的动物故事与本土化诉求》(2008)一文认为,西顿的动物故事表达一种殖民负罪感,既同情动物、肯定动物与人类的相似与亲缘,又交织着占领与本土化的诉求主题[19]。迪恩的《政治科学：罗伯茨动物故事中的写实主义》(2013)一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动物故事的政治学功能：罗伯茨动物故事不断出现男性猎人/观察者与雄性动物互动,荒野被塑造成远离城市女性空间的男性领域；动物故事如同政治学建构并维持一个权力等级结构,其中起支配地位的是人类,起规范作用的是男性[20]。

在欧美动物研究思潮的影响与启发下,中国学界积极关注加拿大动物文学,取得一系列值得肯定的成就。其一,部分成果关注英语动物书写的殖民话语与文化症候。姜礼福的《动物与帝国主义：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动物研究》(2013)认为动物意象成为英国前殖民地当代作家实现“思想去殖民化”的媒介和载体,并客观反映出对帝国主义思想和话语的颠覆与解构[21]；丁林棚的《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2016)论及阿特伍德通过动物叙事表达对加拿大的民族身份、环境伦理和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关注[22]。其二,部分成果关注英语动物书写的艺术特色、形象嬗变与历史流变。蒲隆的《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支奇葩——加拿大写实动物故事》(1993)简介加拿大写实动物文学的故事梗概和艺术价值[23]；朱宝荣的《20世纪欧美小说动物形象新变》(2003)认为写实动物形象传达了作家对动物处境与命运、人类与动物关系等问题的思考[24]；刘捷的《加拿大动物文学的流变》(2005)认为加拿大动物文学包括浪漫主义之前的土著动物文学、19世纪至“二战”的欧裔作家动物文学和“二战”后的加拿大动物文学三个阶段[25]。丁林棚[26]、赵谦[27]等人的论文也部分涉及动物文学反映的帝国思想、民族身份与生态危机。宏观而论,中国学界多采用后殖民批评和生态批评等方法,主要关注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与殖民思想、帝国话语、民族身份、环境伦理等内容的关联,构成全球动物研究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较而言,在研究文类、研究范围、研究视角、研究路径等不同方面,中国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研究尚有较大挖掘的可能和提升的空间。其一,应对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中的写实动物进行整体观照,研究不同历史阶段写实动物的形象嬗变,审视加拿大的民族生成与身份确立。其二,在英国旅行者的北美探险日志等文本中,加拿大丛林中最可怕的动物是印第安人,而非丛林野生动物,应将印第安人纳入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的研究范围。其三,从种族转换、空间权力与民族生成的角度考察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深度考掘殖民者的本土化过程,可以揭示加拿大动物文学与殖民意识的共谋。其四,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把政治学与社会学视角引入动物文学研究,可以有效突破传统动物文学研究多关注动物寓言、象征、隐喻等文化功能,将动物文学与社会规范、制度、观念等因素的生成彼此关联。

简言之,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为观察加拿大的社会转型和文化演变展示了新颖视角和别样思路,其历史经验和思想价值有助于建构并重塑人类与动物、自然的关系,提高个人和国民的人文素养、文化层次和文明程度,发挥文学介入大众生活、公共领域和国家形象的文化功能。其全球化趋势、综合性特征和泛政治化特点,要求并表现与之相应的多样化研究策略。

二、文学本位与跨界批评：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的研究策略

宏观而言,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和指导,坚持文学研究为本位,综合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动物学等多学科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以跨学科研究和后殖民批评为主,以社会学考察和文化研究为辅。大致说来,可采用文史互证与跨学科相结合、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相结合、文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引入历史学史料考证、社会学数据统计与政治学视角,借鉴身份认同、福柯空间权力、赛义德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理论,挖掘动物叙事背后的政治学、思想史和文化学内涵。具体研究中,可将动物观念演变、殖民管理政策、生态伦理秩序与文学文本书写互证,将动物保护、狩猎和皮毛贸易与身份认同、空间权力位移和帝国殖民意识关联,形成文本表层与深层内涵互照、文学文本与文献史料互证、显在文本与潜在文本勾连的研究脉络。

其一,文史互证与跨学科研究相结合。从历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写实动物叙事,采用文史互证方法,可以深度揭示加拿大动物文学文本中的动物形象嬗变和动物死亡与加拿大空间权力位移、殖民进程和民族生成之间的关联,证实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叙事参与了大英帝国主义的殖民进程。而从自然史、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等角度研究加拿大英语写实动物文学,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关注动物的类别特征、生活方式、习性情感等特点,则可以打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局囿,重审人类与动物、生态的深层关联。

18—19世纪,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对野生动物的实用展示,源于欧洲传统文化中以人类为中心和目的的物种主义意识形态；对土著形象的妖魔化与动物化书写,则是欧洲白人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物种主义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共谋,使加拿大早期英语文学建构起白人>土著=动物的等级秩序,为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入侵、驱逐异类、杀死动物、掠夺土著提供思想基础,将欧洲白人正在印第安人领土上进行的殖民活动与空间掠夺合理化。20世纪上半期,西顿、罗伯茨尽管有意识挑战西方传统的动物观念,对动物的同情书写部分缓解作者作为殖民者一员的负疚感,但其动物故事仍然跳脱不出人类中心主义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西顿、罗伯茨笔下的野生动物形象发生嬗变,根本原因在于19世纪末殖民者在空间争夺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反映出加拿大空间权力的位移。20世纪中后期,莫厄特和博兹沃斯批判殖民者的扩张行为导致大量野生动物整个族群消失、土著濒临灭绝,呼吁保护动物、救助土著。总之,加拿大英语文学中的写实动物形象,与殖民者本土化进程、加拿大民族生成密切关联,反映了殖民者对加拿大殖民空间感觉的变化。野生动物由可怕的他者转为被保护的他者,印第安人由野蛮的异类同化为“欧洲人”,意味着殖民入侵者已经完成了本土化进程,加拿大民族在种族转换与权力位移、在动物死亡与动物保护中象征性生成[28]。

其二,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相结合。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研究结合,可以规避只批判帝国主义对低等民族的掠夺而忽略殖民掠夺对动物/环境生态的破坏,或单从生态伦理/生态批评角度审视人对动物/环境的伤害,有效揭示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的独特之处及其表层文本的深层内涵,从而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和方法论价值。

19世纪末期,加拿大英语文学中野生动物发生由野蛮凶残向高贵优秀的转变,原因之一在于,野生动物的大量死亡与动物世界的残酷竞争,使具有卓越生存能力的动物开始受到白人作家的激赏。对白人来说,优秀的野生动物是其自身生存境遇的一种象征,作家们欲借动物象征性表达加拿大殖民者的生存困境。原因之二在于,19世纪末白人殖民者逐渐侵占并改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并在两者的较量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一旦被征服的他者不再成为威胁自我的可怕异己,殖民者便开始以审美眼光和同情心态欣赏必死的他者。野生动物形象嬗变反映出加拿大空间权力的位移,白人殖民者逐渐本土化[29]。

20世纪上半期,西顿、罗伯茨笔下的野生动物多以悲剧结尾,根本原因在于,野生动物与印第安人一样阻碍白人殖民者的农业拓殖,威胁其生存空间。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加拿大的象征性生成由殖民者的空间掠夺和动物杀戮来实现,猎杀野生动物、屠杀印第安人正是殖民掠夺和帝国管理的典型症候。罗伯茨的诸多篇目为白人猎人杀死动物申辩,颂扬他们放走动物的同情心,西顿则以“我”赞美动物、怜惜动物,由此建构起白人猎人理性、富于同情心与殖民内疚的形象。文本表层叙述虽然肯定动物有思想、情感和理性,不赞成人类滥杀它们,部分削弱西方传统的物种主义思想；但文本深层结构仍充满人类中心的物种主义偏见,其价值立场仍以人类(白人)为中心,隐含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殖民者改变了北美丛林生态,大量动物死亡导致土著不得不改变以渔猎为主的生存方式,从而愈来愈依赖白人及殖民政府。土著与英帝国的关系亦因此由平等的军事联盟变为臣属关系。海狸、野牛等动物的灭绝迫使印第安人放下武器、迁入政府圈定的保留地。1876年通过的《印第安人法》和随后的多次修订案,目的都在于同化印第安人,和平地消灭印第安人,使之逐步转化成“欧洲人”。总之,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与印第安人的消亡为白人殖民者腾挪出生存空间,加拿大民族在族群转变与空间权力位移中逐渐生成。动物死亡与对殖民空间的占有帮助白人殖民者建构自我身份,消除其对强大异己空间的焦虑,构筑民族认同感与民族自信[30]。

“二战”后,莫厄特的《在狼群中》《鹿之民》《屠海》《被捕杀的困鲸》和博兹沃斯的《最后的杓鹬》等小说反省、批判西方殖民扩张行为导致大量动物灭绝与土著濒于灭绝,呼唤保护濒危物种与种族。莫厄特在《在狼群中》试图挑战西方传统的物种主义思想,颠覆人与兽的物种界限,但根深蒂固的物种主义思想难以真正消解。这意味着动物故事写作者已然反思殖民者的扩张行为,但白人殖民者却无法抑制内生的殖民冲动,改变势不可挡的殖民进程。以狼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从早期加拿大文本中的凶残形象嬗变为加拿大迷人荒野的象征,是加拿大民族主义者值得骄傲和保护的对象,意味着野生动物超越早期其可食用的实用价值和可贩卖的经济价值,而获得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政治价值。殖民者由生存狩猎、贸易狩猎到保卫家禽狩猎最后发展至娱乐狩猎,从食用野生动物到消费家养动物意味着殖民者本土化进程完成,殖民空间已被殖民者牢牢占领。

其三,文学政治学与人类学相结合。从政治学和人类学角度入手,研究18世纪迄今加拿大野生动物与土著的生存境遇,可以深度揭示西方环境保护口号下的种族歧视与新殖民主义。西方声称从人类中心向生态中心转变,倡导动物保护,但各种动物保护法案其实并未惠及土著,土著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狩猎赖以为生的动物,而白人却可以继续娱乐狩猎。

18至19世纪中叶,凯瑟琳·帕尔·特雷尔的《加拿大的鲁滨逊》、苏珊娜·穆迪的《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布鲁克夫人的《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等早期加拿大小说通过展示加拿大丛林中动物数量之多与种类之丰富,邀约白人移民加拿大荒野；通过介绍动物的形态与功用,示范殖民者如何在加拿大丛林中生存[31]。同时,旅行者托马斯·马格拉斯、驻军士兵沃尔特·亨利、户外运动爱好者威廉·巴特勒和猎人约翰·J.罗恩等人的旅行日志和游记,展示加拿大旖旎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动物资源,以“伊甸园般的”或“天堂式的”等词汇将加拿大荒野建构成狩猎者理想的天堂,召唤英国殖民者进入荒野,以英帝国的名义征服这片处女地。18至19世纪中叶,邓肯·麦克唐纳、约翰·爱默生、托马斯·曼迪、山姆威尔等人的旅行游记,记录下皮毛贸易和农业定居时期白人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形象的嬗变,即由高贵的合伙人转变为凶残的野蛮人。其嬗变原因在于,殖民者既害怕在恶劣的加拿大环境中沦为野人,又不愿看到被杀死的印第安人身上承载有价值的文化；由此殖民者不断妖魔化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强调两个种族的差异性而非共性。

《加拿大的鲁滨逊》《丛林中的艰苦岁月》《艾米莉·蒙塔古往事录》等文学文本,描述农业拓殖的殖民者定居时期最可怕的动物——印第安人形象,将殖民者的掠夺行径与暴力行为合理化。加拿大沦为英属殖民地后白人人口发生几次大增长,特别是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结束之后,英属殖民地白人与印第安人人口的逆转,前者成倍增长、后者不断下降。结合彼时大英帝国的印第安人政策及印第安人与白人交往的历史史实,可知印第安人死亡的原因在于战争、疾病、酒精与种族屠杀。与此同时,印第安人的土地不断被侵占、掠夺,印第安人被迁往荒凉贫瘠的保留地。由此可见,加拿大由红种人向白种人逐渐过渡的种族化过程,亦是空间权力掠夺的过程和民族权力位移的过程。英语文学文本中的种族主义叙事,与殖民者在北美土地上实行的种族屠杀形成共谋,白人作家的动物叙事潜在参与了帝国主义的殖民进程。

结语

总而言之,作为审美现代性的表现形式,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以反残忍、反屠杀和人道关怀为核心,提倡动物人道、动物伦理和动物福利,逐渐建构起现代动物保护法的基本框架[32]。19世纪中后期以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动物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将法律关怀从人类扩展到动物,使善待动物成为法律义务和文明规训,藉此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准和文明教养,最终实现民族文明和国家治理[33]。就此而言,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与加拿大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密切关联,呈现出重叠、交互、溢出等多重关联,表现出本土与外来碰撞、传统与先锋融合、主流与边缘交互的态势。本质而言,加拿大英语动物文学通过动物他者形象的多元化塑造、动物与人类关系的多维度建构,意在彰显其国民的个性价值、道德觉醒和文明规训,以文学审美和公共话语方式参与表达个体形象、民族理念和殖民意识。

注释：

[1] F. Hammill,CanadianLiteratur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6.

[2] See S. Baker, et al.KillingAnimals:TheAnimalStudiesGroup， Urba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6.

[3] See M. O. Robles,LiteratureandAnimalStudi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4] See L. Frew,AKinshipwithOtherness:SettlerSubjectivityandtheImageoftheWildAnimalinCanadianFictioninEnglish,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York, 2011.

[5] See J. Giesbrecht,KillingtheBeast:AnimalDeathinCanadianLiterature,Hunting,Photography,Taxidermy,andSlaughterhouses, 1865-1920,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2.

[6] T. R. Dunlap, “‘The Old Kinship of Earth’: Science, Man and Nature in the Animal Stories of Charles G.D. Roberts”,JournalofCanadianStudies, Vol. 11, Issue. 1, Feb., 1987, pp. 104-120.

[7] T. R. Dunlap, “The Realistic Animal Story: Ernest Thompson Seton, Charles Roberts, and Darwinism”,Forest&ConservationHistory, Vol. 36, No. 2, Apr., 1992, pp. 58-59.

[8] See J. L. Oswald,EnvironmentalandAnimalRightsEthicsinChildren’sRealisticAnimalNovelsofTwentieth-CenturyNorthAmeric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regon, 1994.

[9] B. Morris,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Woodcraft Movement”,JournalofContemporaryHistory,Vol. 5, No. 2, (Apr.,1970), pp. 183-194.

[10] See B. Morris,ErnestThompsonSeton,FounderoftheWoodcraftMovement1860-1945:ApostleofIndianWisdomandPioneerEcologist,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ess, 2007.

[11] See D. L.Witt,ErnestThompsonSeton:TheLifeandLegacyofanArtistandConservationist， Salt Lake City: Gibbs Smith Publishers, 2010.

[12] See Goldie, Terry,FearandTemptation:theImageoftheIndigeneinCanadian,Australian,andNewZealandLiterature，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See D. Francis,TheImaginaryIndian:theimageoftheIndianinCanadianCulture, Vancouver: Arsenal, 1992.

[14] J. Sandlos, “From Within Fur and Feathers: Animals in Canadian Literature”,TopiaCanadi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 Vol. 4, Fall, 2000, pp. 73-91.

[15] T. Hodd, “Charles G.D. Roberts’s Cosmic Animals: Aspects of ‘Mythticism’ in Earth’s Enigmas”, In J. Fiamengo,OtherSelves:AnimalsintheCanadianLiteraryImaginatio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p. 184-205.

[16] R. H. MacDonald, “The Revolt Against Instinct: The Animal Stories of Seton and Roberts”,PsychologicalFictions:Myth,Carr,Lowry,Spec, issue ofCanadianLiterature, No. 84, Spring, 1980, pp. 18-29.

[17] B. Johnson, “National Species: Ecology, Allegory, and Indigeneity in the Wolf Stories of Roberts, Seton, and Mowat”, In. J. Fiamengo,OtherSelves:AnimalsintheCanadianLiteraryImaginatio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p. 333-352.

[18] M. Dean, “The Mania for Killing: Hunting and Collecting in Seton’sTheArcticPrairies”, In J. Fiamengo,OtherSelves:AnimalsintheCanadianLiteraryImagination,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7, pp. 290-304.

[19] M. Jones, “Animal Stories and Indigenous Claims in Ernest Thompson Seton’sWildAnimalsIHaveKnown”,JournalofCanadianStudies, Vol. 42, No. 3, (August, 2008), pp. 133-149.

[20] M. Dean, “Political Science: Realism in Roberts’s Animal Stories”, In M. Dean,GreeningtheMaple:CanadianEcocriticisminContext,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Press, 2013, pp. 369-386.

[21] 参阅姜礼福：《动物与帝国主义：英语文学中的后殖民动物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2] 参阅丁林棚：《自我、社会与人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小说的文化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3] 蒲隆：《世界儿童文学中的一支奇葩——加拿大写实动物故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125～130页。

[24] 朱宝荣：《20世纪欧美小说动物形象新变》,《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第25～32页。

[25] 刘捷：《加拿大动物文学的流变》,《外国文学》2005年第2期,第79～85页。

[26] 参阅丁林棚：《荒野性：论加拿大文学的生态想象构建》,《鄱阳湖学刊》2018年第5期,第83～91页；《加拿大文学批评中的国家与地域》,《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9期,第100～108页；《加拿大想象和想象加拿大：加拿大文学批评的嬗变》,《国外文学》2017年第2期,第25～34、156～157页；《论〈羚羊与秧鸡〉中人性与动物性的共生思想》,《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第110～118页。

[27] 参阅赵谦：《加拿大动物文学中生态哲学思想的发展流变》,《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第110～114页；赵谦、袁霞：《加拿大文学中的动物伦理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第27～30页；赵谦：《罗伯茨〈野地的亲族〉引发的生态反思》,《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2期,第107～108页。

[28] 参阅涂慧：《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39～48页。

[29] 涂慧：《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44页。

[30] 涂慧：《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45页。

[31] 涂慧：《殖民进程、动物死亡与民族生成：加拿大英语文学里的写实动物》,《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41页。

[32] 参阅田琳：《加拿大的动物福利制度》,《世界环境》2005年第2期,第40～44页；亦戈：《加拿大的动物健康制度保障及经验教训》,《兽医导刊》2007年第3期,第55～57页。

[33] 刘宁：《动物与国家：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立法及启示》,《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37～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