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中的伦理混乱、伦理困境及伦理建构

2020-01-16 07:30
华中学术 2020年3期
关键词:喧哗与骚动尔西福克纳

王 娜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威廉·福克纳被誉为美国“南方文学的旗手”,其代表作《喧哗与骚动》(1929)是“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作品”[1]。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作品主题思想、文学形象、叙事艺术、修辞艺术、翻译技巧等方面展开了研究,对其伦理问题,如性别伦理、种族伦理、生态伦理、基督教伦理、伦理环境、伦理关系、伦理身份、伦理禁忌、叙事伦理等,有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生态批评、神话-原型批评、伦理批评、文学伦理学批评、后经典叙事学等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进行了探讨。具体来看,对该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涉及伦理环境、人物伦理身份缺失以及昆丁的伦理选择等方面内容,对内战后的社会状况、经济发展和家庭秩序进行了一般性介绍,没有谈到骑士精神衰微、实利主义兴起以及移民现象带来的伦理混乱,缺少对昆丁以外其他主要人物的伦理困境分析,缺乏伦理建构方面的研究。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再度解读这部作品,审视“新南方”进程中骑士精神衰微、家庭伦理失范、实利主义盛行以及移民现象对主仆伦理和人与人之间友善关系的影响,分析代表人物康普生先生、昆丁以及凯蒂等人所处的伦理困境,探究福克纳对“新南方”伦理建构的设想。

一、“新南方”进程中的伦理混乱

美国历史上通常将南北战争作为“旧南方”和“新南方”的分野,内战之前的南方称为“旧南方”(The Old South),内战之后称为“新南方”(The New South)。罗伯特·科特里尔认为,在“旧南方”和“新南方”这两个术语之间隐含着“旧南方”“新南方”和内战三个概念,“旧南方”充满传奇色彩,今天已经无处可寻,“新南方”与“旧南方”割断了联系,内战摧毁了“旧南方”的秩序,让一切都重新来过[2]。然而事实上,“新南方”与“旧南方”之间的界线并不是那么清晰,中间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转型期和过渡期,直到20世纪20年代南方才真正意义上步入“新南方”。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展示了这一过渡期社会的急剧变化和伦理混乱状况,具体表现为:骑士精神衰微,家庭伦理失范,实利主义盛行,黑人移出南方瓦解了贵族庄园传统的主仆伦理,新移民到来导致人与人之间友善关系的瓦解。

骑士精神源于中世纪的欧洲,以荣誉、爱情、尚武、忠贞为核心信条,在美国南方扎根,成为“旧南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内战以后,骑士精神衰微突出表现在荣誉不保,不再强调诚实与忠贞,也没有了纯美爱情追求。福克纳将骑士精神概括为荣誉和诚实,“为了荣誉的目的而信奉纯粹的荣誉,为了诚实的目的而信奉诚实”[3]。他在《喧哗与骚动》中描写了康普生家族通过囤地、从军、参政获得荣誉,因失去土地家族走向衰落、失去荣誉的过程。昆丁的祖父杰生将军在内战中打了败仗,将土地抵押给新英格兰来的暴发户,后来索性放弃了家族荣誉,下半辈子四十年功夫都在零敲碎打地逐块卖地。昆丁的父亲康普生先生在挣扎不成功之后便不再为荣誉而战。昆丁虽然有一种誓与荣誉共存亡的担当,却缺乏捍卫荣誉的力量。整个社会不再坚守诚信,投机取巧、偷奸耍滑大行其道。杰生的老板艾尔诚实守信、安守本分,将赢利控制在百分之八以内,还常常捐钱给教会,他的农具店也经常为农民提供便利,但这样有良知、有诚信的商人却无法维持经营,最后买卖被杰生收购。而杰生这类商人不信奉诚信和本分,通过投机倒把、买卖期货追逐暴利,却能适应新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纯美的爱情,整部小说中不见夫妻、恋人之间的脉脉温情,只有爱的疏离、爱的异化,甚至还有通奸、乱伦。康普生夫妇之间隔阂深重,夫妻形同陌路;昆丁舅舅与有夫之妇通奸;凯蒂与多人通奸,非婚生子;昆丁爱上了自己的妹妹;杰生一直没有组建家庭,用钱买情爱,和情人过着周末夫妻的生活;姑娘们穿着暴露,打扮得花枝招展,在街上闲逛,吸引过往行人。

南方贵族家庭伦理是“旧南方”伦理大厦的基石,战败后贵族家庭呈现出混乱的局面,不绝于耳的喧哗,阵阵不安的骚动,以及家庭伦理失范。玛格丽特·米切尔在《飘》中展现了战前南方宁静和谐的家庭关系和等级分明的主仆关系,也反映了战后实利主义重构家庭伦理、基督教核心价值观重铸人们之间友善关系的状况。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则着重描绘了战后南方家庭乱象——家长不负责任、兄弟姐妹关系失常、主仆关系颠倒。家长们逃避责任,康普生先生沉醉于往昔家族荣耀,愤世嫉俗,毫无作为;康普生太太躲在“南方淑女”身份的躯壳里惺惺作态,无病呻吟,对孩子们缺乏温柔和关爱。兄弟姐妹间要么感情越界,要么隔阂渐深,甚至恶意伤害。昆丁将对女性所有的期待都寄托在妹妹身上,陷入不伦之恋;班吉对姐姐产生了“恋母情结”;杰生憎恨家里所有人——恨白痴弟弟让家族脸面尽失,恨哥哥上大学花光了家里的钱,恨姐姐失婚让他丢了银行里的工作,还将恨意转嫁到外甥女小昆丁身上,辱骂她“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4],恐吓要送她做阉割手术,折磨她,直至将她逼走。主人和黑奴之间关系发生了颠倒,主人不理家事,黑奴成为家里的支柱。迪尔西取代了母亲的角色,把昆丁、凯蒂、班吉、小昆丁带大。迪尔西还成为家长们的家长,她安抚康普生太太,劝慰康普生先生。在昆丁和康普生先生相继离世后,迪尔西安排一家人生活起居、维持老宅的体面,太太能够一如既往地躺在床上,杰生回家有可口的饭菜,班吉和小昆丁得到妥帖的照顾。

骑士精神日渐衰微,实利主义大行其道,实利主义者无视荣誉、自私自利、无情无义、唯利是图。小说中的实利主义代表是杰生。“随着金钱势力在南方上升,他已顺应潮流,成为一个实利主义者,仇恨与绝望有时又使他成为一个没有理性、不切实际的复仇狂和虐待狂。”[5]他反对骑士精神中的慷慨、爱名誉,对没有回报的金钱付出都嗤之以鼻。在他看来,父亲常年资助州立大学是沽名钓誉,卖地送哥哥上大学得不偿失,艾尔给教会捐钱是伪善。杰生具备实利主义者的本质特征。迪尔西曾说:“杰生,如果你总算是个人,那你也是个冷酷的人,我要感谢上帝,因为我比你有心肝,虽说那是黑人的心肝。”[6]在他的眼里没有任何人值得眷顾,母亲和弟弟是累赘,外甥女是天生的贱坯,黑人都是吃闲饭的,只有自己是家里唯一正常的男人和顶梁柱。杰生最冷酷之处在于罔顾手足之情,辱骂白痴弟弟“是一个外来的野种”[7],送他做去势手术,还送他进精神病院。杰生为了钱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为了迅速敛财,他让全家人节衣缩食,他抠抠搜搜地积攒自己做店伙计的微薄工资,把大宅间隔成小间出租,把省下的钱和收入所得拿到期货市场倒卖棉花;为了省钱,他克制正常欲望、牺牲了一个三十岁单身汉有权并理应享受的一切快乐——对酒产生了厌恶之情,沾酒就呕吐,对家庭本能排斥,只接受钱色交换的周末夫妻关系。

南北战争以后,黑人移出及新移民进入改变了南方人口的基本构成,传统主仆伦理进一步瓦解,人与人之间友善关系发生改变,产生疏离和隔阂。有数据显示,“在世纪之交,有90%黑人生活在南方城市,到20世纪60年代,有650万人移出。黑人移民、城市化进程和无产阶级化改变了美国社会经济状况,造成南方劳力短缺,黑人移民的意义和可能性结果引起骚动性争论”[8]。黑人移出加速传统南方庄园经济瓦解,消解了依附于此的主仆伦理。小说中描写威尔许、弗洛尼、T.P.等人成年之后离开康普生家,在圣路易、孟菲斯等地安家,只剩下年迈的罗斯库司和迪尔西带着未成年的外孙勒斯特,康普生家劳力不足,迅速衰败。老黑人对主人仍然恭敬有加,年轻人在思想和行为上却不再受制于主仆伦理。大量亚美尼亚、意大利等国移民进入美国,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陡增,在人际交往中金钱往往取代情感起到重要作用,如昆丁好心帮助小姑娘,不仅挨了家人一顿揍,还被告蓄意强奸幼女,警察为了炫耀自己抓捕有功,只想做实罪名,法官也不分青红皂白,最后昆丁付了赔偿金才得以脱身。

二、康普生家族的两难选择困境

伦理混乱深刻地影响着康普生一家的选择,深陷困境的他们举步维艰,不选择便没有出路,选择之后等待他们的也不是期待中的出路。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人物还原至“文学作品存在的历史空间”和伦理环境中,结合其伦理身份分析其伦理选择,“甚至要求批评家自己充当文学作品中某个人物的代理人,做他的辩护律师,从而做到理解他”[9]。在理解、体谅人物的基础上,把握时代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审视他们的选择,寻求可能性突破。

康普生先生面临是否卖地两难困境,在选择卖地嫁女、送子上学之后,康普生家不可挽回地衰落下去,家族复兴希望落空,他从此一蹶不振。康普生领地是发家的起点,祖宅是荣誉和颜面的直接体现,现在就只剩下一块高尔夫球场大小的地和一间凋敝的祖宅。卖地和不卖地都是危机和机遇并存的选择。一方面,两种选择都隐含危机:卖掉祖产意味着失去了家族最值钱的产业,是败家、对祖宗的背叛;不卖地等于坐以待毙,嫁女儿和送儿子上学的钱筹措不到,儿女前途黯淡,家族未来无望;如果计划失败,女儿失贞的事暴露,儿子们前途渺茫,康普生家将彻底失去希望。另一方面,两种选择又都孕育着希望:卖地的钱可以让女儿风光出嫁,如果她能够瞒过丈夫,在婚内生下孩子,就解决了当下康普生家最棘手的难题,倘若事态发展良好,女婿为二儿子谋得银行的职务,甚至进一步资助长子完成学业,康普生家未来可期;留下地为家族留下保底的资本,未来可以采取更稳妥的投资方式或者静待机会。后来,康普生先生选择卖地,事态朝着不如人意的方向发展——女儿被赶出夫家,长子中途辍学、选择自杀,次子仇视一切,整个家迅速衰败。事实上,隐患早在选择依靠赫伯特时就埋下了。赫伯特家底殷实,但是此人劣迹斑斑,在哈佛考试、打牌作弊,还和镇上的小寡妇厮混。以赫伯特的人品,即使凯蒂的事情没有败露,他也不一定会兑现承诺,鼎力支持康普生家。而且,以为昆丁上了哈佛就会有锦绣前程的想法也不切实际。康普生先生的种种举动暴露了传统南方骑士身上固有的问题:充满理想主义,缺乏实操能力、应变能力和务实精神。

长子昆丁面临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陷入不伦之恋的两难困境,荣誉感和说不出口的爱隐秘地交织在一起,使昆丁无从选择,最后在愤懑、痛苦和绝望中选择自杀。昆丁的荣誉感比起祖辈和父辈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祖父游戏人生,父亲在努力不成之后消极避世,而昆丁却有誓与荣誉共存亡的担当。但是昆丁无力捍卫荣誉,又不能继续沉醉于不伦之恋,于是陷入左右失据的境地。年幼时,坚守荣誉意味着守护好妹妹的贞操,可是昆丁体格弱小、心智尚未成熟,无法控制凯蒂,只能看着她堕落;妹妹失贞之后,把家族荣誉放在首位,必须舍弃妹妹,可是昆丁爱妹妹,更关心她与人厮混时的感情状态,因而不断追问,“你当时爱他们吗?凯蒂你当时爱他们吗”,并想象着自己和妹妹发生了关系,“我比你力气大我会逼你说是我们干的你过去以为是他们干的其实是我听着我一直是在骗你其实是我你当时以为我在屋子里”[10]。他向父亲谎称自己犯了乱伦罪,要拿着卖地的钱带凯蒂和班吉一起逃跑,然而凯蒂拒绝了,毅然选择嫁人,这令昆丁痛苦不堪。荣誉不保、爱而不可得成为昆丁自杀的最隐秘原因,昆丁的骄傲和脆弱令他不能忍受不伦之恋影响到家族荣誉,他最后选择了掩盖爱之隐痛为荣誉而死。

凯蒂在个人欲望与家庭伦理之间抉择,最终被迫远离家人、出卖身体、失去了本心。幼年的凯蒂纯洁、美好、善良,有同情心,“生机勃勃、任性而富于变化、独立自主”[11],在兄弟们之间处于支配地位。后来,张扬的个性和欲望使她一步步沉沦:从青春期开始叛逆,15岁与男子接吻,17岁失贞,与多人厮混并怀上私生女小昆丁,为遮羞而出嫁,却因真相败露遭丈夫抛弃,最后沦为妓女、纳粹的情妇。凯蒂堕落的过程也是反抗传统贞操观和妇女观的命运悲剧。从传统伦理道德来看,凯蒂背离亲人训诫,自我放纵,所以铸成大错;而于凯蒂个人而言,这是本能的宣泄。正如她的情人达尔顿·艾密斯对昆丁所说:“凯蒂也是个女人,请你记住了。她也免不了要像个女人那样地行事。”[12]但是“旧南方”社会严苛的贞操观和妇女观不允许女性追逐个人欲望。当母亲发现凯蒂和男孩子接吻,便直接穿上丧服宣称女儿死了。在《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恋爱中的艾米丽被全镇人围观,大家异口同声地嚷着要拯救她。“旧南方”社会对犯错女性的惩罚极其严厉——被家庭放逐、被社会厌弃。在凯蒂生下私生女小昆丁、被丈夫扫地出门之后,父亲将孩子带回来抚养,母亲却不允许凯蒂回家,因此她被迫与女儿两地相隔、无法见面。凯蒂长期在外漂泊,为了养活自己并供给女儿只能出卖身体,成为妓女,最后沦为纳粹的情妇,酿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后果。除了道德制约,爱的缺失和亲人疏离也是造成凯蒂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康普生太太对女儿的漠视和指责直接导致凯蒂在家庭之外寻求温暖,尚未成年就与男性厮混。文中描绘了这样一幕:凯蒂在大雨中追赶载着小昆丁的马车,杰生却让车夫加速赶车,她只能眼睁睁看着车子飞驰而过、越走越远,这是凯蒂与亲人渐行渐远的真实写照。

三、“新南方”伦理建构设想

“旧南方”随风而逝,“新南方”尚未建成,南方将走向何处?内战结束之后,南方改革派发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南方社会转型的“新南方运动”(New South)[13],反对“旧南方”的经济和传统,主张改变蓄奴制度基础上建立的种植园体系,呼唤南方社会的现代化和与联邦的完全整合。“新南方运动”包括经济建设和道德伦理建设两个方面。“1865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南方经济遭到重创,通货膨胀严重,南方人变得赤贫。他们手中积累的现金一文不值。储存的债券没有用。……政府垮了。他们的农场也被南北双方的军队和政府搜刮一空。”[14]在经济滑坡的形势下,“新南方运动”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从农业经济向以工厂、矿业和作坊为基础的现代经济转型。在道德伦理建设方面倡导以新思想、新思路迎接新形势,如“新南方”运动政治代言人亨利·格雷迪宣称:“这个‘新南方’不是单纯对‘旧南方’的反对,而是因为出现了新形势、新条件,如你所好,还有新思想和新思路。”[15]但是他对伦理道德建设的具体建议不多。

进入20世纪,忽视伦理道德建设的隐患暴露出来,相对于日渐恢复的经济状况,伦理道德建设滞后,南方社会持续的伦理混乱证明了这一点。福克纳深刻反思“新南方”进程中的种种问题,特别重视伦理重建的问题。从《喧哗与骚动》中南方社会及康普生家的伦理状况可以看到,福克纳深入思考了骑士精神和实利主义两种思想体系固有的弊端及其对南方建设的影响,认为二者都无法独立支撑南方走向未来。骑士精神在日新月异的南方社会缺乏灵活性和竞争力,崇尚荣誉、理想浪漫、肆意洒脱、慷慨大度的骑士精神和风范与务实激进的时代精神脱节,需要适时调整;实利主义存在贪婪、功利、冷漠等弊病,应当予以批判。

康普生家族的衰败是“旧南方”向“新南方”转型时期南方现实的反映,这种道德沦丧甚至带有某种末世色彩。康普生家的人不爱上帝、不敬上帝、不去教堂、不爱人,其中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康普生太太和杰生。康普生太太虽然整天都把《圣经》放在手边,可是连它掉下床都不肯弯腰捡起来。杰生为防止迪尔西让凯蒂见孩子,甚至拿《圣经》来诓骗迪尔西,给她读《圣经》中关于麻风病人的段落,告诉她凯蒂得了麻风病,身上的腐肉会一块块掉下来,只要凯蒂看上班吉或小昆丁一眼,他们就会染上麻风病。康普生太太漠视亲人,杰生憎恨亲人。在昆丁和康普生先生相继离世、凯蒂离开家后,康普生家冷冰冰,只有迪尔西的厨房让人感到温暖。小说将救赎的希望寄托于基督教伦理,突出“救赎意识”[16]。福克纳认为这是“新南方”伦理建构的希望。信、望、爱是基督教信仰的三大支柱,最基本的是信,最长久的是望,最大的是爱,爱是基督教伦理的最高原则。黑人女仆迪尔西身上充分体现了爱、怜悯、宽宥、平等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在小说第四部分,迪尔西带领家人和班吉去教堂,会众感受到耶稣的存在,至此整个世界一改之前的乱象,呈现一片祥和宁静。

小说呼吁人们虔诚地信奉上帝、爱上帝,以此获得救赎的机会和希望。小说借迪尔西之口呼唤人们敬畏上帝:“眼下就需要有个能人,好让这些不成器的黑小子心里对上帝敬畏起来。”[17]这个“能人”是圣路易来的客席牧师,他向会众宣告末日和拯救的到来:“我可以看见鳏居的上帝关上了他的门;我看见洪水在天地间泛滥,我看见一代又一代始终存在的黑暗与死亡。接下去呢,看啊!弟兄们!是的,弟兄们!我看见了什么呢?我看见了什么,罪人们啊?我看见了复活和光明……我见到了末日的霹雳,也听见了金色的号角吹响了天国至福的音调,那些铭记羔羊鲜血的事迹的死者纷纷复活!”[18]讲道结束后,会众对牧师看到光明和神谕的说法深信不疑,教堂里的声浪此起彼伏,大家纷纷举起双手,班吉也心醉神迷、瞪大双眼。福克纳呼唤爱回归家庭和社会,用有责任和有义务的爱之坚实力量维系家庭和社会。凯蒂即使受到母亲和兄弟的怨恨仍然时时牵挂家人。迪尔西把太太和先生当成亲人一样照顾,将康普生家的孩子视同己出,即使太太劝她离开:“受罪的并不是你,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可以离开。你不用一天又一天地背这副担子。你不欠他们什么情分。”[19]迪尔西依然坚持留下,就算不付报酬也不离开。艾尔知道杰生冒领母亲的钱、私吞外甥女的抚养费,便提出严肃警告,还规劝他不要偷奸耍滑,要做个诚实本分的生意人。

小说宣扬怜悯和宽宥这两种美德,试图以此化解恶意、重铸团结。小说将迪尔西和康普生太太形成对照,前者的怜悯和宽宥将家庭成员团结起来,后者的冷漠和苛责令其离散。迪尔西将怜悯和宽宥内化为本能,以此对待需要的人:她对缺乏关爱的班吉和小昆丁多加照拂,为了保护他们甚至遭到主人仇视和世俗偏见;她宽恕凯蒂,私自安排小昆丁见亲生母亲,让班吉和姐姐见面;即使并不喜欢康普生夫妇和杰生,她也能尽职尽责地服侍他们。康普生太太标榜自己慈善,其实内心极度冷酷:她对和自己个性相似的杰生偏爱有加,对其他的孩子不管不顾,客观上造成了手足之间的间隙;她对唯一的女儿无情无义,一边念着她可怜,一边却阻止她回家,连名字也不允许在家里提起,逼得她漂泊在外;她对外孙女只有无尽的怨怼,虽然把教育孩子和可怜孩子挂在嘴边,却忍不住抱怨她给家人带来了痛苦,终至小昆丁也离家出逃。

关于南方建设,福克纳特别提倡种族平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南方社会不平等意识深重,白人对黑人的歧视由来已久,“新南方运动”的倡导者们延续了种族歧视观念。格雷迪在1888年的一场演讲中公然宣称:“白种人相对于黑人的优越性应该永远持续下去,对黑人的控制应该在各个方面、不顾一切危险地贯彻下去,因为白人是优越的种族。这并不是宣告新的事实;它已经留在我们的骨髓中,并将与滋养着盎格鲁-撒克逊心脏的血液一道流淌至永远。”[20]福克纳通过迪尔西表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也不分聪慧愚钝。康普生太太动辄抱怨班吉的痴呆是对自己的惩罚,迪尔西则每天耐心地给他穿衣、喂饭,给他喜欢的小玩意儿,从无怨言。有些人认为班吉是个傻子,不配上白人教堂,又认为黑人教堂不够格让他去,迪尔西却严正地回应他们:“告诉他们慈悲的上帝才不管他的信徒机灵还是愚鲁呢。”[21]上帝也不会在意他的信徒是白人还是黑人。

通过迪尔西、艾尔、康普生先生、昆丁、凯蒂等人,小说赞颂了人性之美和人格力量,包括善良、宽容、同情、诚实、正直、忍耐、忠心等品德,勇敢、独立、果断、豪爽、谨慎、自持等个性,以及荣誉感、责任感、原则性等行为准则。虽然康普生家所有的成员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人格缺陷、性格缺陷,但不乏人性之美,如康普生先生善良、宽容,昆丁正直、诚实、充满同情心和荣誉感,凯蒂善良、富有同情心、勇敢、独立、果断、充满活力。在康普生家以外,厨娘迪尔西和农具店老板艾尔是最具人格魅力的两个人物,他们身上闪烁着更加耀眼的人性之光,为“新南方”点燃了希望。小说对艾尔这个人物着墨不多,却很出彩,在艾尔劝说杰生踏实从商、停止私吞小昆丁抚养费的这几页中,一个正直勇敢、诚实善良、谨慎自持和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南方绅士跃然纸上。迪尔西“勇敢、大胆、豪爽、温存、诚实”,充满爱、同情、怜悯和忍耐,且待人待事有原则,“在整幅阴郁的画卷中,只有她是一个亮点;在整幢坟墓般冷冰冰的宅子里,只有她的厨房是温暖的;在整个摇摇欲坠的世界里,只有她是一根稳固的柱石。她的忠心、忍耐、毅力与仁爱同前面三个叙述者的病态的性格形成了对照。通过她,作者讴歌了存在于纯朴的普通人身上的精神美”[22]。

结语

对比分析美国南方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的小说可以发现,卡森·麦卡勒斯、弗兰纳里·奥康纳、沃克·珀西等作家的小说突出神性力量,浓郁的宗教意识往往冲淡了创作题材的伦理意蕴,与她们的小说相比,福克纳小说的救赎观念“具有强烈历史意识和现实性”[23];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多反映知识分子的迷惘、失落、孤独和异化,带有鲜明的成长小说特征和自传性特点,较少展示广阔的历史背景;罗特·佩·华伦和艾伦·泰特等“重农学派”作家迷恋“旧南方”的农业文明,反思精神相对缺乏。福克纳小说将宗教救赎意识、伦理意识、历史凝重感和反思精神结合起来,使《喧哗与骚动》不仅成为其创作生涯的里程碑作品,而且堪称南方文艺复兴时期小说创作的标志性成果。

注释:

[1] 潘小松:《福克纳全传》,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年,第63页。

[2] R. S. Cotterill, “The Old South to the New”,TheJournalofSouthernHistory, Vol.15, No.1,Feb. 1949,p.4.

[3] F. L. Gwynn, J. L. Blotner,FaulknerintheUniversit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59, p.8.

[4]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5] 李文俊:《译本序》,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页。

[6]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7]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8] C Lester, “Racial Awareness and Arrested Development:TheSoundandtheFuryand the Great Migration (1915-1928)”, In P. M. Weinstein,TheCambridgeCompaniontoWilliamFaulkn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p.128.

[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6页。

[10]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153页。

[11] J. Pikoulis,TheArtofWilliamFaulkn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2, p.21.

[12]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96页。

[13] H. W. Grady,TheNewSouth,New York:Robert Bonner’s Sons,1890.

[14] H. W. Grady,TheNewSouth,New York: Robert Bonner’s Sons,1890,p.170.

[15] 这段文字出自1886年12月22日《亨利·格雷迪的“新南方”演讲》。参阅https:// georgiainfo. galileo.usg.edu/topics/history/article/late-nineteenth-century-1878-1900/henry-gradys-new-south-speech-dec.-22-1886.

[16] 刘道全:《论美国南方小说的救赎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第64页。

[17]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86~287页。

[18]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19]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70页。

[20] G. Myrdal,AnAmericanDilemma:TheNegroProblemandModern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Publishers,1944, p.1354.

[21] [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

[22] 李文俊:《关于〈喧哗与骚动〉》,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福克纳作品集》,李文俊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471页。

[23] 刘道全:《论美国南方小说的救赎意识》,《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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