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黄雀记》中叙事的鬼魅性研究

周珊伊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110034）

新世纪以来先锋作家向现实向度的集体转型业已具有了经典化的可能，从《蛇为什么会飞》《碧奴》与《河岸》，苏童新世纪的长篇显示了其作为先锋思潮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去标签化”的努力。既往的文学经验使苏童对“写现实”的呼应中不免带有先锋主义的质素，王德威就曾以“散布鬼话者”指认苏童的现实主义写作，虚实交织、幻魅并行的鬼魅叙事已经成为苏童文学书写与投射显示的重要底色。《黄雀记》作为一部带有显著的“返归”性质的长篇，几乎凝集了苏童既往以“香椿树街”基点的原乡写作中的全部要素。其中，保润三人之间复杂纠葛的情爱和新生共死亡并行的宿命交织，指涉当下社会之乱相的同时让颓靡诡谲的鬼魅氛围笼罩于文本之上。祖父“丢魂”与“寻魂”的故事则在触及历史的同时暗含着“鬼魅”元素，真实的历史在荒诞的书写中成为虚化的背景，而其无常性则如幽灵般在故事中循回。

一、鬼魅叙事的虚构之基：意象的堆积与建构

“意象”是人之感性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复合体，文本中独特意象所带来的“间离”既可以延长读者的审美时延，也能赋予平白直露的叙述以深广的阐释空间。《黄雀记》中处处可见带有“鬼魅性”特征的意象，它们以语言的凝练性中和了意象本体的丑恶，使一种奇异的交织着神秘与颓败的美感浮现于文本之上。

《黄雀记》中的鬼魅性意象的建构指向的是人类精神、命运及历史的“鬼魅性”，使得苏童的有关“堕落的南方”的文学书写始终保持着连贯性。如《黄雀记》中在保润家的老屋中游走的“充满着祖先的叹息声”的蛇与《蛇为什么会飞》中的“蛇”意象同构，共同指涉着时代格局移易下，金钱浊浪冲击所带来的人性的畸变。而水塔中的“乌鸦”则成为兼备神圣与不祥两重象征意义的意象物，乌鸦在水塔中的诡异的两次出现皆预兆了“凶祸”：仙女在水塔被柳生强奸而离镇、仙女篡改口供诬陷保润入狱。同时，“乌鸦”的眼睛又象征着人类道德良知的外化，充当了文本中的“道德之眼”，主人公正是藉由“乌鸦”这一他者的凝视完成了对自身的罪恶的体认。白小姐回到水塔时感觉到“乌鸦正以苍老的眼神俯瞰着她，俯瞰着她蹊跷的命运”，冥冥中似乎也预示了三人命运的悲剧性[1]182。

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黄雀记》中并行的两条线索被有意置于双重空间中，保润、柳生与仙女之间的情感上演在时代变动的现实社会空间中，家庭的崩裂与情爱的悲剧折射着社会结构变革下的现实症结与精神冲突；而以祖父为核心的“寻魂”则被置于精神病院等异质空间中——这一空间极其具有形而上的象征意味，祖父的“疯癫”实则是苏童着意建构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一来祖父的“疯癫”象征着理性社会文明的表皮下掩盖的暴力本质。因“丢魂”而疯癫的祖父成为了家庭中的“异类”，被儿媳逐出家门只能寓居在疯人院中，被孙子牲畜般捆绑而失去自由。祖父因“疯癫”而成为社群中的异类，他的被排斥、被放逐象征着传统道德伦理在现实社会中的褪色与崩塌。其次，导致祖父疯癫行为的“丢魂”则更是苏童在《黄雀记》中苦心营建的意象。

《黄雀记》中氤氲着神秘、阴森之气的意象凝结着对主体畸变扭曲的精神世界与悲剧命运的双重指涉，意象之“鬼魅”即人性之“鬼魅”。但苏童对鬼魅性意象的构建与其叙事的根本指向依旧是写实，写出这个人所生活着的当下社会的“实”。这种“现实”被鬼魅叙事所变形、夸张乃至以高度象征性的意象表露，将改革开放语境下时代之风的大变与小人物直面的生存之艰并置于文本，共同完成了对现实本质的有力洞穿与批判。

二、鬼魅叙事的表意策略：寓言与虚构

鬼魅叙事的“鬼魅性”源自于叙事中“虚构”与“写实”之间的交构，通过离奇、荒诞的“虚构”指向“现实”正是鬼魅叙事的终极目的，而寓言与虚构正是苏童在《黄雀记》中用以完成鬼魅叙事的两大叙事策略。

詹姆逊曾言：“寓言精神具有极度的断续性，充满了异质与分裂……它的形式超越了传统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本身。”[2]239也即是从故事的表文本中隐含另一深层文本，苏童正是通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往返，通过回溯历史而完成了对当下的寓言。《黄雀记》通过祖父的“寻魂”经历与香椿树街居民的“黄金热”回溯了被历史掩盖的家族辉煌史，但是两种目的所导向的行动的目的却相悖而行——祖父的“寻魂”面向的是“过去”，是在当下社会濒临失落的传统，这荒诞的行为背后隐藏着对于生死轮回的虔信；而香椿树街居民的“寻魂”指向的却是“未来”，轰轰烈烈的改革狂潮激发了人们对“金钱”的狂热，隐藏着道德崩塌下物质欲求的膨胀——然而这注定是失败的。时代的变局以断裂的形式隔绝了人与传统之间的联系，使人的想象力趋于贫瘠；对金钱物质的狂热与现实中可攫取资源的有限，使现代人始终处于矛盾与困厄之间无力抽身。借助寓言的形式，苏童以荒诞的行动完成了对历史认知与当下批判的表达，读者也将在离奇的情节中惊觉这行为背后意义的深刻性。

《黄雀记》的鬼魅叙事更借助“鬼魅”因素的虚幻性延展了文本表现的空间，以离奇的情节、诡异却合理的叙述逻辑表达的现实看似荒诞，却在领悟其深意后唤起读者的深切共感。《黄雀记》中祖父“寻魂”故事之虚构性显而易见，却不因其与现实之间的偏离而失真。由疯癫的祖父透露的虚无缥缈的旧时代的遗物引发的小街居民的“掘金热”暗示着当下社会的浮躁心态与欲壑难填，祖父的被遗弃乃至被如牲畜般捆绑的肉身更如同一座交杂着屈辱与沉默的碑石，转述着传统道德秩序在现代浪潮之冲击下崩塌碎裂的叹惋。鬼魅叙事下的《黄雀记》如同现实生活的述本，以虚构和寓言的形式洞穿了现实生存的本相[3]37。尤其在媒介所传递的“现实”是如此之琐碎而浩瀚，乃至远超作家之经验与想象力所能够把握的当下，对纷繁的社会现象进行整合乃至提炼的无力感成为笼罩作家的阴翳。而苏童以鬼魅叙事表述现实的叙事策略无疑为当下作家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更提供了一种“写现实”的新方法。

三、鬼魅叙事的现实指向：道德沦落与历史虚无

鬼魅叙事不仅是“含魅”与虚构的，在“传统”与“现代”的置换间，鬼魅叙事的意涵也生成了转变：它指向的不仅是名词性的、以死亡为疆界的世界中的“鬼”，更指向形容词性的、现实中人所处的生存状态的荒诞及异化。面对现代化浪潮席卷带来的理性与疯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黄雀记》在鬼魅叙事的深层，无疑指向了当下社会道德沦落的危局及历史的虚空化。“人性”始终是苏童文学书写的不变之基，于是“历史”便也成为苏童观照和表达人及人性的叙事方式。然而当人性中的阴暗晦涩主宰了历史的言说，历史便因堆积着荒诞不经的事物与异化的人而具有了“鬼魅性”。虚写的历史与实写的人性交织于文本中，真实的历史意义便逐渐变得景观化乃至虚无化[4]23。

相较于余华《第七天》中所谓的“正面强攻现实”的失效，苏童的“现实主义转向”似乎殊为成功。首先，《黄雀记》是一部充满了时代感的作品。“香椿树街”系列中处于“成长停滞期”的少年似乎终于走向了成年，成为了商贩、公关小姐乃至囚犯——苏童刻意地以时代分野或可以充当时代标识的物象赋予了小说以鲜明的时代感。然而，苏童对于历史及变动社会中复杂现实的书写态度却实在是浅尝辄止，乃至一触即离的。《黄雀记》中关于柳生谋利求财的“旁门左道”、仙女作为“公关小姐”在各层社会的逢迎，以及保润与监狱各类犯人之间的交际等几近于空白。

且《黄雀记》中流淌的时间也并没有明确的指向。文本唯有细枝末节的时代风物提示了文本中历史的流动与时节的移易，而这种诗性的叙述方式解救了苏童在面对和处理“现实”的无力[5]64。《黄雀记》的叙事场域依旧是南方小镇的老街旧巷——与香椿树街别无二致，男女之间的情爱纠葛也是苏童驾轻就熟、惯于铺排的，只要在情节中不露声色地与时代发生些许勾连，编织以时代变动的隐痛便足以使个人介入宏大历史之中。这就使我们不免疑虑：《黄雀记》中个人与历史之间的联系是否是作家构思的产物？在文本中引入时代标识不过是苏童对“现实主义转向”的审慎呼应，因循既有的写作惯性并向历史延伸触角成为了苏童向“写现实”调整的方法。而祖父的“丢魂”更充满了现代荒诞的意味及神秘性，祖先遗失的骨骸、老屋中游走的蛇及死去魂灵们的窃窃私语使整部小说蒙上了“鬼气森森”的氛围，隐喻着当下社会中道德失范的现代伦理困局。然而吊诡之处便在于，苏童试图以“鬼魅性”的叙述勾连“虚构”与“现实”之时，其中的“鬼魅”元素的虚构性便有意无意地达成了对“现实”的解构——祖父的“寻魂”与疯癫被过度地象征化，文本的现实指涉意义为对“丑”的展览而取代——这也始终是苏童文学书写中的一个深刻悖论。

《黄雀记》中的保润、柳生乃至仙女自然都是鲜活的“人”，但他们显然有别于现实主义传统层面的“人”的写实，他们的生存显然不具备显在的社会学意义。他们并未与世界发生任何联系，也并未觉察自己与时代的脉搏有何共振。以“鬼魅性”的叙事遁入历史的暗处不如说为苏童通过虚构来叙写人性提供了一个更自由的、可供想象性飞扬的空间，正是这种矛盾与模糊带给了苏童以丰富而暧昧的空间，这是苏童的妙处，也揭示了苏童历史的写作始终是个人意义层面的、超历史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