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效益研究

李金叶 教授 李春莹（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乌鲁木齐 830047）

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作为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先行者（Brautigam，2013），受到大量学者的关注。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一方面以土地出售、经营性资产出租和土地升值等方式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为埃及创造经济与社会民生效应（马霞，2016；冯维江，2012）。俄罗斯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泰中罗勇经贸合作区作为2006年中国商务部批准成立最早的一批境外合作区，通过中国对俄罗斯与泰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工程承保业务的增加，持续拉动两国经济增长（李春顶，2008；洪联英，2011）。海尔-鲁巴工业园、西港特区等工业园助力企业自有品牌与本土化战略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合作国家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新格局（刘佳，2016；叶尔肯·吾扎提，2017）。截至2010年，中国已在赞比亚、埃及、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五国建立六个经贸合作区，为非洲国家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冯兴艳，2011）。合作区通过转移中国富余产能，带动沿线国家人口就业，改善国际合作关系，进而推进全球区域一体化进程（曾敏，2017）。

但是，随着境外经贸合作区数量的不断增加，顶层设计缺失、发展定位模糊、园区布局失衡等因素开始影响合作区建设效应（王建华，2018）。合作区建设中出现盲目鼓动的急躁现象，外保外贷和外保内贷的服务缺失加上人才储备不足与语言、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最终导致合作区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叶尔肯·吾扎提，2017）。进一步研究中国在非洲建立的合作区，虽促进了当地制造业发展（Auty，2011），但在十年间，合作区就业人员从20万下降到12万（Burgaud＆Farole，2011），源于合作区忽略了有针对性的集群和技能开发形成的创新和协同作用（Bräutigam，2014）。吸引外国投资，建立国内研发能力是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的关键因素（White，2011），但是，如果合作区内使用的技术水平同国内技术水平的匹配过于复杂，则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使当地生产商达到外国投资者现有供应商需要的质量、速度与一致性产品（Shrank，2001）。

（二）理论分析

根据2017年《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文件，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深化投资合作、移植复制中国发展经验的重要载体，中国部分地区结合自身特色，积极探索建设“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区，打造面向欧亚、对接周边的现代国际贸易聚集平台。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通过以下三个“集聚”作用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第一，合作区的建立将增加该国从他国引入的对外直接投资，既有助于促进当地技术和管理实践的创新，形成创新集聚，又有助于投资企业有机衔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参与全球价值链重塑，进而促进合作国家经济的共同增长。第二，合作区的建立将降低入驻企业的生产成本，既推动中国企业加速、加力、加大规模走出去（王建华，2018），又改善当地商业环境，吸引配套企业聚集建设和上下游产业链条发展，形成产业集聚，为当地经济注入发展动力。第三，合作区的建立将通过资金融通，扩大沿线国家双边本币互换、结算的范围和规模，既增加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提高融资便利性，又加强地区金融稳定性，增强市场信心，形成信用集聚，进而推动国际合作的逐步加深。

表1 描述性统计

图1 相关性分析

图2 平行趋势检验

表2 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将中国与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协议的103个沿线国家全部纳入考查范围，其中37个国家与中国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已与46个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8个国家数据由于严重缺失问题，以及2018年吉布提与中国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年限不在本文研究时间范围之内，因此本文考察37个国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从总体效益、时间趋势等视角考察合作区的建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以及影响机制。文章取得的贡献在于：第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强度展开全样本研究，弥补了既有研究在样本上的局部性和片面性；第二，对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益进行时间趋势的分析与背后机制的讨论，更能准确揭示出合作区经济效应的动态变化特征、趋势及作用机理；第三，对功能异质性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应进行具体分析，丰富了该领域研究的考察维度。

研究设计

（一）渐进性双重差分法

双重差分法作为评估政策效应的研究方法之一，目前已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应用（如Thorsten Beck，2007；郭峰，2018）。双重差分法的原理：通过控制其他因素，比较政策干预前后有政策干预的干预组与没有政策干预的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从而评估该政策效果。但是，研究对象在大多数情况下受到干预的时间存在差异，使得传统的双重差分法受限，因此，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形成。1995-2017年，37个国家与中国陆续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基于合作区建立的“分期分批”，本文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境外经贸合作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效益的影响。

（二）回归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其中，Ys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s国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Dst（虚拟变量）表示s国t年是否建立合作区。控制变量Xst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GDP之比表征固定资产投资水平（gd）；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表征贸易依存度（my）；一般政府财政支出与GDP之比表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zf）；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与GDP之比表征社会消费水平（jm）；第一产业产值与GDP之比表征第一产业发展水平（ny）；第二产业产值与GDP之比表征第二产业发展水平（gy）。As表示国家虚拟变量，用来控制一定时间内不可观测的国家特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t表示时间虚拟变量，用来控制随着时间变动所带来的国家内大变动及其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εst为随机干扰项，如表1所示。

双重差分法适用性检验

（一）假设前提一：合作区的成立是否受经济增长影响

“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是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兼顾各方利益，力求充分发挥各方潜力，而不是取决于该国经济绩效，因此初步满足了双重差分法的适用性前提。为进一步检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否影响合作区建立国家的选择，本文考虑在合作区建立之前各国GDP均值与GDP平均变动率对合作区建立的影响，发现无论是合作区建立之前的GDP均值或GDP平均变动率均与合作区的建立无显著相关性，t统计量分别是1.53和-0.09，满足本文的第一个假设：合作区的成立与否未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1所示。

（二）假设前提二：合作区建立前各国的GDP变动率走势是否有相同趋势

早建立合作区和晚建立合作区的国家在建立合作区之前的发展趋势应该不存在系统差异，或者即使存在差异，差异也是固定的，即两者发展趋势一致。为检验这一“平行性”假设，本文将合作区建立按时间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将后一阶段的国家视为前一阶段国家的对照组，考察它们在此前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结果表明，干预组和控制组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合作区建立前的走势非常一致，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系统差异，合作区的建立对各国经济增长而言，具有较好外生性这一假设得到支持，如图2所示。

实证分析

（一）境外经贸合作区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

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建立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严格控制各国经济特征后，合作区的建立促进国家经济上涨4.2%。进一步分析控制变量：gd、my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发展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ny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沿线国家正处于以农业发展为重心向以工业发展为重心进行转型，第一产业不是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力；jm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由于沿线国家国内市场分割加剧，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导致经济资源的配置扭曲（沈坤荣，2003）；yb系数不显著，说明沿线国家的政府干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甚微，可能源于部分沿线国家政府动荡导致政府对市场活动的关注度较低；gy系数不显著，主要源于建立合作区的沿线国家大多为欠发达地区，第二产业水平不高导致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尚不显著，如表2所示。

（二）境外经贸合作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

本文借鉴郭峰（2017）的做法设定如下模型：

其中，LnFdist表示s国家的合作区在第t年引入的对外直接投资； LnBusinessFreest表示s国家的合作区在第t年形成的商业自由指数； LnMondetaryFreest表示s国家的合作区在第t年形成的货币自由指数。

合作区的建立显著促进FDI的引进率提高约7.2%。一方面为东道国带来大量技术与管理的创新，形成创新集聚，我国发起并推动的国际产能合作，将国内先进技术装备与资本向外转移，特别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为东道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助力；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使得中国企业借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丰富的资源要素和巨大的市场规模，有机衔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国际产能合作将我国强大的优势产能和合作国家土地、劳动力、能源资源等结合起来，有力促进合作国家进行全球产业再分工，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合作区的建立使得沿线国家商业自由指数提高约1.7%，商业自由指数越高，代表企业建立与经营时遇到的繁琐和冗余的法规障碍越少，生产成本越低，一方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截至2018年底，通过确认考核的合作区入区中资企业共计933家；另一方面减少了法规对企业生产力和盈利能力的阻碍，不断激励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吸引配套企业聚集建设和上下游产业链条发展，形成产业集聚。

合作区的建立使得沿线国家货币自由指数提高约1.1%，货币自由指数越高，代表该国金融环境越稳定，投资风险越小，一方面促进合作区的资金融通，降低了换汇成本。截至2019年，中国先后与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另一方面增加了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的支持，提高了融资便利性，扩大了人民币在投融资中的使用，更好满足市场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形成长期的信用集聚，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交易往来更加便捷，将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理念落到实处，如表3所示。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标准回归中加入一系列虚拟变量，如式（5）所示，追踪合作区对经济增长的逐年影响（见图3）：

合作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存在滞后现象：合作区建立前8年至建立后4年，经济呈缓慢上升态势，合作区建立后5至12年间经济大幅增长30%，其可能源于合作区主要集中于我国周边国家以及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地区。在8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中，非洲32个、亚洲41个，占到合作区总数的91.25%。经济欠发达，生产基础设施水平低下，加工、物流等服务业发展不足，导致合作区建设周期平均长达4-8年。如中国-印度尼西亚聚龙农业产业合作区总体规划年限8年，其中一、二期规划年限均为4年。合作区建立后第13-14年，效应水平下降，表明合作区在所观测的时间段中没有产生趋势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合作区的试验属性，合作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目前主要通过制度红利，而非优惠政策。

图3 合作区建立与经济增长

表3 境外经贸合作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

表4 境外工业园区、境外农业园区建立与国家经济增长

对合作区经济效应异质性的进一步分析

（一）功能异质性分类

2017年5月，中国发布《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农业合作的愿景与行动》着重强调：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愿和基础条件，共建一批农业合作示范区，构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的新载体和新样板。因此，本文将境外经贸合作区主要分为农业开发型的境外农业园区（A-Zone）和包括资源利用型、多元综合型、加工制造型、商贸物流型与技术研发型的境外工业园区（I-Zone）。

境外工业园区和境外农业园区的建立均显著促进国家经济增长。Y-21与Y-22栏显示，工业园区的建立均在1%的水平显著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工业园区的建立使得东道国经济上涨6.7%。Y-31与Y-32栏显示，农业园区的建立至少在5%的水平显著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农业园区的建立使得东道国经济上涨5.8%，如表4所示。

（二）境外工业园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

工业园区的建立显著促进FDI的引进率提高12.5%。2013-2018年，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建立的工业园区直接投资超过300亿美元。FDI引进率的提高一方面为东道国带来了大量技术与管理创新，形成创新集聚，中白工业园、中泰罗勇工业园等工业园区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方面借鉴了我国的发展经验和成果，建设成效显著；另一方面使得中国企业有机衔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产业供给和市场需求，2013-2018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5000亿美元，有力促进全球产业再分工，推动沿线国家经济的共同增长。

工业园区的建立使得沿线国家商业自由指数提高2.1%，一方面表现在工业园区带来的双重成本优势。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引入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海关等入区办公，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区内企业不出园区便可办妥相关手续，极大降低建立成本；同时，税收、土地、外汇等优惠政策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双重成本优势大力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截至2019年，中资企业占西港特区引进企业的86.4%；另一方面通过吸引配套企业聚集建设和上下游产业链条发展，形成产业集聚，西港特区内，自建水厂、电厂、污水处理厂等服务中心齐全，银行、物流清关公司等服务性机构聚集，为当地经济注入发展动力。

工业园区的建立使得沿线国家货币自由指数提高3%，一方面促进了合作区的资金通融，2015年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签署有关设立中阿共同投资基金互认协议，提高了融资便利性；另一方面增加了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的支持，通过中阿投资基金，形成了长期信用集聚，服务“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共赢发展。

（三）境外农业园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

农业园区的建立没有显著促进FDI的增长，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第一，首批农业园区的建立兴起于2004年，但两年间仅建立3个农业园区。农业园区的再一次建立则是6年之后的莫桑比克-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截至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与中国建立境外农业园区的国家仅有12个。农业园区的建立虽远早于“一带一路”倡议，但合作国家的重视程度与支持力度的缺乏，使得农业园区虽与工业园区建立时间相差甚微，但建设数量与成果较低，引入的对外直接投资也相对较少。第二，农业发展是一个受资源、技术、产品贸易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多维问题。首当其冲的农业生产土地资源就表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特征，以俄罗斯和中亚五国为代表的中间部分国家拥有极其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东边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与西边以德、法、英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则处于农业资源短缺困境（王博，2017）。尽管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但以中亚五国为代表的中部国家，自身政治局面的动荡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能源、贸易等领域的牵制与军事、安全领域的干预，使得该地区政治形势复杂，降低了与中国开展农业合作的可能性。截至2017年，中部地区与中国合作建立的境外农业园区仅有吉尔吉斯斯坦亚洲之星农业产业合作区、中塔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区和与俄罗斯建立的农业合作区。

表5 境外工业园区与境外农业园区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作用机制

农业合作区的建立使得沿线国家商业自由指数提高约2.6%，主要源于两个因素：第一，在农产品结构方面，中国与建立农业合作区的国家之间存在很强互补性，为双方进行农产品商业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中国西部省区立足旱作农业与中亚国家开展粮食、畜牧、棉花等领域合作，北部省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展粮食、蔬菜等种植合作，中国南部省区立足热带农业，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开展粮食、热带经济作物等种植合作，发展态势良好。第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十分重视农业基础地位，更加注重全球农业资源的整合利用和农产品市场的深度开发，对开展农业国际合作的诉求也十分强烈。中巴经济走廊从洪其拉甫至卡拉奇沿线设立中巴农业合作园区，为巴基斯坦每年带来120亿美元的出口收益。综上所述，物质基础与意愿保证的存在使得境外农业园区提高了东道国商业自由指数，进一步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共同增长。

农业园区的建立使得该国货币自由指数提高约4.8%。沿线国家以现有合作机制为基础，不断加强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合作，探索利用全球及区域开发性金融机构创新农业国际合作的金融服务模式，一方面促进金融环境与资金融通向好发展，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相互提供短期流动性资金的支持，提高融资便利性，形成长效的信用集聚，稳步推动国际合作的持续加深，如表5所示。

研究启示

第一，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不应以短期经济增长为目标，应致力于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体制改革，推行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进程的深化，利用制度创新红利带动沿线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第二，不同国家合作区的产业功能选择应因地制宜，其产业功能应定位于引领国家产业结构升级，避免产业低端锁定，实现境外经贸合作区的经济效益。以境外工业园区为主的国家，应打破制约潜力发挥的种种约束，激活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以研发、创新为主体，打造产业链的转型升级，促进沿线国家经济整体发展；以境外农业园区为主的国家，应重点发挥园区引进的积极作用，利用本国土地、环境优势，引进资金、技术、管理及营销等方面的创新技术，结合园区“产业集聚”、“信用集聚”，推进境外农业园区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