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编纂的模式与方法*

潘明福

(湖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浙江 湖州 313000)

两宋时期所编纂的文人文集中，有许多前人的文集，在这其中，除了一小部分是唐代以前文人的文集以外，大量的是唐人的文集。深入探讨唐人文集在两宋时期编纂和传播的具体情况，有利于深入了解两宋文人的文学接受与文学成长，对于深入探讨影响两宋文坛生态和文风变迁的深层次原因，也有一定价值。

两宋时期对唐人文集的编纂，主要通过“辑编”“重编”和“选编”三种模式。所谓“辑编”，就是“辑录”加“编纂”，是指文集的编纂者首先从各类史料和典籍中将与所要编集的某一位或某几位作家的相关作品辑录出来，然后再将收集的作品整理并按照一定的原则编纂成集。所谓“重编”，就是在已有文集的基础上，重新对作品进行调整、修订或增删，然后再重新编纂成新的文集。所谓“选编”，就是从已有的文集中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一部分作品，然后再将其编纂成集。在这三种编纂模式中，“辑编”的难度最大，但其对唐人作品的保存和传播的贡献也最大。而“重编”和“选编”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编纂思想和文学观念，对于全面了解两宋时期的文集编纂理念和图书编纂生态，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的辑编

两宋时期，在印刷技术的推进下，书籍的获得变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为容易。许多文人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他们在对所藏书籍进行阅读、校勘的基础上，辑录了许多前代文人，特别是唐代文人的作品，并将所辑录的作品加以编纂，从而形成了许多唐人文集。北宋前期是唐人文集“辑编”的一个高峰时期，许多文人都参与到唐人文集的“辑编”中。在众多的“辑编者”中，宋敏求是典型的代表，唐代许多著名文人的文集，比如李白、颜真卿、刘禹锡、李德裕等人的文集，宋敏求都进行过辑编。且看苏颂《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所云：

公讳敏求，字次道，宣献公讳绶之长子也。……公生十年而承家学，摛辞据古，早有过人者。自经、传所载，师儒所传，靡不旁通而浃洽，而于唐世及本朝尤为练达。礼乐之因革，官阀之迁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录，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归趣。……纂唐文章之散逸、卷部不伦者，有《李翰林集》三十卷、《李北海集》十五卷、《颜鲁公集》十五卷、《刘宾客外集》十卷、《孟东野集》十卷、《李卫公别集》五卷、《百家诗选》二十卷。复采晋、唐人诗歌见于石者，作《宝刻丛章》三十卷。……家书数万卷，多文庄、宣献手泽与四朝赐札，藏秘惟谨，或缮写别本，以备出入。退朝则与子侄翻酬订正，故其收藏最号精密。平生无他嗜好，惟沉酣简牍以为娱乐，虽甚寒暑，未尝释卷。(1)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341，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2册，第20-25页。(为免繁赘，以下引《全宋文》仅注明册数和页码，不再注版本。)

宋敏求自己拥有丰富的藏书(2)范镇《宋谏议敏求墓志铭》云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日集子孙讨论翻绎，以为娱乐”。(《全宋文》卷873，第40册，第312页)。按：宋敏求家藏唐人文集及作品颇多，仅诗歌就有“百馀编”，王安石编纂的《唐百家诗选》，就是在宋敏求所收藏的唐人诗歌基础上“择其精者”，选编而成。关于这一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说得很明白：“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馀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全宋文》卷1398，第64册，第275页。)，且勤于阅读，其不仅个人著述多(3)宋敏求著有“《闱前集》二卷，《后集》六卷，《西垣制词》四卷，文集若干卷，《东京记》三卷，《河南志》二十卷，《长安志》二十卷，《三川官下录》二卷，《春明退朝录》二卷”，此外，还有“以韵类次《宗室名》五卷，自唐武、宣、懿、僖、昭、哀以来六朝宝录百四十八卷”。参范镇《宋谏议敏求墓志铭》，《全宋文》卷873，第40册，第313页。，而且在平日的阅读中，辑录出大量唐人作品，分纂成集。可以这么认为，宋敏求是两宋时期第一位大量“辑编”唐人文集的人，对于唐代文人作品的保存及其在两宋时期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两宋时期文人对于唐代文集的“辑编”，存在着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在已有唐人“旧集”或“残集”的基础上，辑录散逸的作品，然后将辑录的作品与先前的“旧集”或“残集”汇集在一起，重新进行编纂，从而形成新的唐人文集(4)这一点类似于唐人文集的“重编”，但“重编”是在原有文集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重新编次，没有“辑录遗逸作品”这一环节。；另一种是在没有“旧集”或“残集”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编纂者辑录全部作品而编纂成“全新”的文集。

(一)有“旧集”基础的辑编

两宋，特别是北宋时期，由于去唐不远，许多唐人文集都还在文坛上传播。即使一些唐人文集已经残损，仍然会为辑编工作提供许多便利，宋敏求辑编李白等人的文集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便利。且看其《李太白文集后序》所云：

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二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5)《全宋文》卷1114，第51册，第284页。

宋敏求在乐史编纂的李白文集(6)乐史对李白文集的编纂，亦属于“辑编”一类。其《李翰林别集序》云：“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全宋文》卷52，第3册，第257页)乐史“别收”的十卷李白诗歌与从三馆中得到的李白十卷“赋、序、表、赞、书、颂等”，就是乐史辑录所得。、王溥家藏李白诗集和传承下来的唐人魏万编纂的李白诗集的基础上，再与自己所辑录的七十七篇李白作品合在一起，编纂形成新的《李太白文集》。这种“辑编”唐人文集的模式，虽然有良好的“底本”作为基础，但编纂者毕竟进行了一定的“辑佚”，文集的最终成型和编纂者的辑录之功是分不开的(7)李白文集原收录作品七百六十篇，经过宋敏求的辑编以后，所收作品增加至一千余篇。曾巩《李白诗集后叙》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全宋文》卷1252，第57册，第349页)，由此可见，宋敏求对于李白文集的辑编，其贡献是卓著的。，因此，笔者把这类唐人文集的编纂模式归入到“辑编”一类。

宋敏求对中唐诗人孟郊诗集的编纂，也属于有“底本”的辑编，其《题孟东野诗集》云：

东野诗，世传汴吴镂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别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浚用退之赠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余不为编帙，杂录之，家家自异。今总括遗逸，擿去重复，若体制类者得五百一十一篇，厘别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怀寄、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十四种，又以赞书二系于后，合十卷。嗣有所得，当次第益诸。(8)《全宋文》卷1114，第51册，第287页。

在宋敏求编纂以前，孟郊诗集存在着“汴吴镂本”“周安惠本”与《咸池集》等多个文本，这些文本的存在，给宋敏求的编纂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宋敏求在这些已有文本的基础上，经过“总括遗逸，擿去重复”，重新对孟郊的诗集进行了编纂。既然有“总括遗逸”的工作，就说明宋敏求曾对孟郊遗逸的作品进行过辑录，因此，其最终编纂完成的《孟东野诗集》，应当也属于“辑编”类文集。值得注意的是，宋敏求“嗣有所得，当次第益诸”之言，说明孟郊诗集编纂完成以后，其辑录工作仍在继续，随着新的作品被不断辑录出来，文集也必然会被不断重编，从而形成一种开放的、“不断完善”的文集“辑编”模式。

两宋时期“辑编”的唐人文集，以“旧集或残集基础上的辑录再编”这一模式为最多，除了上述宋敏求的唐集编纂以外，田概对杜牧文集的编纂、黄伯思对杜甫诗集的编纂，都是如此。首先来看田概编纂杜牧文集：

集贤校理裴延翰编次牧之文，号《樊川集》者二十卷，中有古律诗二百四十九首。且言牧始少得恙，尽搜文章阅千百纸，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疑其散落于世者多矣。旧传集外诗者又九十五首，家家有之。予往年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近汶上卢讷处又得五十篇，皆二集所逸者。其《后池泛舟宴送王十秀才》诗，乃知外集所亡，取别句以补题。今编次作一卷，俟有所得更益之。(9)[宋]田概：《樊川文集序》，《全宋文》卷1759，第80册，第377页。

从“往年于棠郊魏处士野家得牧诗九首，近汶上卢讷处又得五十篇”之言可以看出，在田概编纂杜牧《樊川文集》之前，也有一番辛苦的辑录工作，《樊川文集》的编纂完成，也是属于“辑编”的成果。

再来看黄伯思对杜甫诗集的编纂：

杜子美诗，古今绝唱也。旧集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余尝有意参订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秘书郎黄长睿父博雅好古，工于文辞，尤笃喜公之诗，乃用东坡之说，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始末皆有次第，然后子美之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灿然可观。盖自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之诗凡千四百三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羇旅艰难、悲愤无聊一见于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未为多，遭乱亡逸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寖失旧文，乌三转而为马者不可胜数。长睿父官洛下，与名士大夫游，裒集诸家所藏，是正讹舛，又得逸诗数十篇参于卷中。及在秘阁，得御府定本校雠，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长睿父没后十七年，余始见其亲校定集卷二十有二于其家，朱黄涂改，手迹如新，为之怆然，窃叹其博学渊识，而有功于子美之多也。……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观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语文章妙天下而已。绍兴四年甲寅六月朔序。(10)[宋]李纲：《重校正杜子美集序》，《全宋文》卷3748，第172册，第21-22页。

文中“黄长睿”即黄伯思，“长睿”乃伯思之字。据文中所言，黄伯思的编纂是在“裒集诸家所藏”的基础上，又辑录了“逸诗数十篇”，显然是属于有“旧集”基础的辑编。

(二)无“旧集”基础的辑编

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的另一种“辑编”模式就是在没有“旧集”或“残集”提供基础的情况下，文集的编纂者通过辑录所有遗逸作品，进行“全新”的编集，这是一项带有创造性的工作，所编纂完成的文集也是“全新”的文集。

所谓“全新”，这里包含两个概念：一是所编纂的唐人作品是首次成集，以前未曾结集；二是所编纂的作品以前曾经结集，只不过文集已经散佚或者不存，此次虽然是重新编纂成集，但与此前的文集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也可以视作是“全新”的文集。

相对于有前期“底本”作基础的辑编而言，这类无“旧集”基础的辑编需要付出的时间更多，要作出的努力也更大，但对于唐代作品的保存以及唐人文集的传播而言，这类辑编的价值更大，影响也更深远。刘敞《颜鲁公文集序》提及的吴兴沈氏编纂颜真卿文集，就属于这一类型：

鲁公极忠不避难，临难不违义。是尘垢糠粃，犹祗饰而诵习之，将以劝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鲁公没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书者。其在旧史，施之行事，盖仅有存焉。而杂出传记，流于简牍，则百而一二；铭载功业，藏于山川，则十而一二。非好学不倦，周流天下，则不能遍知而尽见。彼简牍者有尽，而山川者有坏，不幸而不传，则又至于千万而一二，未可知也。吴兴沈侯，哀鲁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惧久而有不传，与虽传而不广也，于是采掇遗逸，辑而编之，得诗、赋、铭、记凡若干篇，为五十卷，学者可观焉。盖君子多见，则守之以约。沈侯好学，喜聚书，至三万卷，若是多矣，然犹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鲁公之文，使必传于天下，必信于后世，可谓守之以约，而尚友者乎。(11)《全宋文》卷1285，第59册，第205页。

由“采掇遗逸，辑而编之”的表述可知，沈氏对颜真卿文集的编纂属于典型的“辑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颜鲁公集》云：“唐颜真卿……其集见于《艺文志》者有《吴兴集》十卷，又《庐州集》十卷，《临川集》十卷。至两宋皆亡。有吴兴沈氏者，采掇遗佚，编为十五卷。刘敞为之序。但称沈侯而不著名字。”(12)[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0页。颜真卿虽曾有《吴兴集》《庐州集》《临川集》等文集，但到了北宋时期，皆已不存，沈氏编纂颜真卿文集，其实并无底本可依，算得上是“白手起家”。其对于颜真卿文集的成功编纂，归功于丰富的藏书以及“常汲汲而不足”的阅读精神。两宋时期文人依靠丰富的藏书和广泛的阅读而形成的学者型人格、丰富的著述以及对于文献整理的杰出贡献，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北宋后期彭州刺史赵子湜对于高适文集的编纂、南宋童宗说对于卢肇文集的编纂，也都属于这种类型，首先来看赵子湜对于高适文集的“裒编”：

唐高常侍有诗名，尝为彭州刺史，今太守赵公裒其诗文二百四十篇，厘为十卷，刻之板。……赵公名子湜，字彦清，善属文，诗尤清丽，有江左唐人之风，而仕亦不遇。其为彭州，与适相望三百馀年，乃广其诗文而传之，将追适而与之友，则亦适徒也。予故备载之云。靖康元年四月十七日，眉山王赏序。(13)[宋]王赏：《高常侍文集序》，《全宋文》卷3128，第145册，第230页。

《新唐书·艺文志》载录《高适集》二十卷(1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60，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册，第1603页。，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五“别集类一”亦载：“《高适文集》十卷”(15)《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43页。，然查考北宋时期文人的各类著述，在赵子湜之前，几乎没有高适文集的传播，故赵氏之编纂，很难找到现成“底本”作为参考。又，文中明言赵子湜在高适文集编纂之前，做了“裒其诗文二百四十篇”的工作，一个“裒”字，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了此次文集编纂是在散篇辑录基础上的汇编，亦即无“旧集”基础的辑编。

南宋童宗说对卢肇《文标集》的编纂也是在旧集亡佚、无所依凭的情况下，经过辛苦搜罗而进行的一次全新的“辑编”：

子发讳肇，姓卢氏，宜春人，子发字也。唐武宗会昌三年，以词赋魁天下，仕至集贤院学士、歙州刺史。殁后三百年，郡人许衷集其遗文仅百篇，目曰《文标集》。传笔日久，序存而集亡，《文粹》所载《海潮赋》、《汉堤诗》、《新兴寺碑铭》、《上王仆射书》四篇而已，其余如《通屈赋》、《注大统赋》志在艺文者，学者亦罕见之。自建中靖国辛巳迄绍兴庚辰又六十年矣，会建安邵公来守是邦，崇乡化以厚风俗，谓宗说搜缀阙文，子职也。既授以《云台编》广其传，又俾求子发遗书，得古律诗二十六篇于刘松《宜阳集》，得《阅城碑》、《震山记》于古庙嵌岩中，得《剑赞》于清江玉虚观，合赋序图状四十有二篇，分为上中下三卷，名从其初，序取其旧，附以成应元举榜、祖择之、梅圣俞诸公卢石题咏，镂木于郡庠，以贻永久，又论其出处之大概而尾诸集焉。(16)[宋]童宗说：《文标集序》，《全宋文》卷4758，第214册，第238页。

卢肇，晚唐诗人，卒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据童宗说所言，“殁后三百年，郡人许衷集其遗文仅百篇，目曰《文标集》”。卢肇“殁后三百年”则当在北宋徽宗时期，又，据“自建中靖国辛巳迄绍兴庚辰又六十年矣”之言，则知“建中靖国辛巳”(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宜春人许衷就已经编纂过卢肇的《文标集》，但是，仅过了六十年，就已经“序存而集亡”了，于是，童宗说奉郡守之命，“搜缀阙文”，重新编纂了一部《文标集》，并且“镂木于郡庠”，实现了卢肇文集的刊印传播。

二、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的重编

文集的“重编”和“辑编”不同，虽然一些辑编的文集也是在原有文本的基础上重新加以编纂而成的，但在新生成的文集中，必然会有编纂者新辑录的作品。换言之，在原有文集基础上经过辑编而形成的新文集，其作品数量一定会比原来的文集多。而重编则是将原有文集中的作品按照某一标准重新进行编排，一般而言，作品数量并不会增加(至少不会由于编纂者的刻意辑录而增加)。有些重编的文集是在对原有文集进行校订的基础上重新加以编纂的，在经过去伪存真以后，作品的数量不但没有增加，有时反而会有所减少。因此，在文集编纂以前，编纂者是否刻意做过作品的辑录工作，文集在重新编纂以后，作品的数量是否增多，这是区分“辑编”与“重编”的重要标准。

两宋时期，由于印刷技术的推动，书籍的获得相对比以前更为容易，而宋王朝崇文抑武的国策，又推动了文人对各类书籍，包括唐人文集的广泛阅读。两宋时期的文人，大多兼具学者的气质，他们在阅读典籍的过程中，常常喜欢从学者的角度来进行审视，因此，两宋时期文人的阅读，常常会融入“审”“辨”“校”“注”等工作，体现出学者层面的综合性、学术性阅读，这可以从两宋文人的墓志或行状对文人阅读习惯的描述中知晓。两宋时期文人浓厚的学者气质，会让他们在编纂唐人文集的时候，不自觉地将“学者视角”放入到编纂工作中。根据两宋时期文人知识结构和编纂习惯的不同，可以将两宋时期的唐人文集“重编”分成“在多个底本的基础上详加校勘、重新编纂”“在一个文本内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作品重新编排后再编纂”和“在对文集作品进行注释的基础上，融作品和注释一起重新编纂”三种基本模式。

(一)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

如果说“辑编”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关注文集中作品数量的完备与否，那么“重编”则是更多地从文献学的角度来关注文集本身的质量。文集重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版本质量不高的文集或多个不同版本的文集重新编纂从而形成一个质量较好的版本，以利于传播。因此，重编的文集，大多会经历一个作品校勘的过程。两宋时期对唐人文集的重编，很多都是在校勘以后再进行编纂。苏溥重编韩愈文集、曾巩重编鲍溶诗集、王钦臣重编韦应物集，都是如此：

益部所雕《昌黎先生集》，虽传行久矣，文字脱烂，实难披阅，唯余杭本稍若完正。庆历辛巳岁，溥求荐王府，时从兄涣以小著宰鄢陵，因即观之。语及古学，且谓：“退之文自轲、雄没，作者一人而已。予近获河东先生所修正本，虽甚惜之，于子无所隐耳。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类者十三四。”越明年，从兄改秘书丞，倅南隆，复以故龙图烨所增修本为示。又且正千馀字，并获集外三十八篇。又得嘉州李推官诩传欧、尹二本重加校勘。溥既拜厚赐，不敢藏于家，期与好古之士共之，乃募工镂板，备于流行。(17)[宋]苏溥：《昌黎先生文集后序》，《全宋文》卷938，第43册，第368页。按：北宋政和年间，沈晦撰《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有“韩文屡经名士手，顷余又为雠勘，颇完悉”(《全宋文》卷3796，第174册，第71页)之言，说明韩愈文集在北宋时期曾经历了多次重编。

《鲍溶诗集》六卷，史馆书旧题云《鲍防集》五卷，《崇文总目》叙别集亦然。知制诰宋敏求为臣言，此集诗见《文粹》、《唐诗类选》者，皆称鲍溶作。又防之《杂感》诗最显，而此集无之，知此诗非防作也。臣以《文粹》、《类选》及防《杂感》诗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参知政事欧阳修所藏《鲍溶集》，与此集同，然后知为溶集决也。史馆书五卷，总二百篇。欧阳氏书无卷第，才百馀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馆书所无，今别为一卷，附于后，而总题曰《鲍溶诗集》六卷。……正其误谬，又著其大旨以传焉。(18)[宋]曾巩：《鲍溶诗集目录序》，《全宋文》卷1252，第57册，第348-349页。

韦苏州，唐史不载其行事……有集十卷，而缀叙猥并，非旧次矣。今取诸本校定，仍所部居，去其杂厕，分十五总类，合五百七十一篇，题曰《韦苏州集》。(19)[宋]王钦臣：《韦苏州集序》，《全宋文》卷1580，第72册，第314-315页。按：据王钦臣《序》，此集编纂于嘉祐元年(1056)。又，熙宁年间，葛蘩也曾重编韦应物集，其《校刻韦应物集后序》云：“权知吴县事葛蘩等所校雠《唐苏州韦刺史集》凡十卷，以相校除，定著五百五十九篇，皆以辨析，可缮写。……繇贞元逮今，三百馀年，而刺史之文传于世者，寥寥不知其几也。熙宁九年，天子命度支郎中昌黎韩公出知苏州事。……得晁文元公家藏韦氏《全集》，俾僚属宾佐参校讹谬，而终之于蘩，始命镂板，将以传之于后世。”(《全宋文》卷1762，第81册，第39页)由此可知，葛蘩不仅重编了韦应物的文集，而且还将其刊刻，从而促进了韦应物文集的传播。

从“重加校勘”“正其误谬”“取诸本校定”“去其杂厕”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文集的重编都是在校勘的基础上进行的。

南宋绍兴年间，由多人编纂而成的《杜工部集》也是典型的“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而形成的文集。且看吴若《杜工部集后记》所言：

右《杜集》，建康府学所刻板也。初教授刘亘常今，当兵火瓦砾之余，便欲刻印文籍，得府帅端明李公行其言，继而枢密赵公不废其说。未几，赵公移帅江西，常今亦以病丐罢，属府倅吴公才德充、察推王誾伯言嗣成之。德充、伯言为求工外邑，付学正张巽、学录李鼎，要以必成。踰半年，教授钱寿朋耆朋来，乃克成焉。盖方督府宣帅鼎来，百工奔走，趋命不暇，刀板在手，夺去者屡矣。一集之微，更岁历十馀君子始就。呜呼，事业之难兴如此!常今初得李端明本，以为善；又得抚属姚宽令威所传故吏部鲍钦止本，校足之；末得若本，以为无恨焉。凡称樊者，樊晃小集也；称晋者，开运二年官书也；称荆者，介甫四选也；称宋者，宋景文也；称陈者，陈无己也；称刊及一作者，黄鲁直、晁以道诸本也。虽然，子美诗如五谷六牲，人皆知味，而鲜不为异馔所移者，故世之出异意、为异说以乱杜诗之真者甚多。此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也。他日有加是正者重刻之，此学者之所望也。绍兴三年六月，荆溪吴若季海书。(20)[宋]吴若：《杜工部集后记》，《全宋文》卷3990，第182册，第141-142页。

据文中所言，是集的编纂，“更岁历十馀君子始就”，颇为不易。而具体的编纂过程，乃是在“李端明本”“鲍钦止本”“吴若本”“樊晃小集本”等十余个杜甫诗集版本的基础上，“校足之”，然后编纂而成，属于典型的“在多个底本基础上详加校勘后重新编纂”的文集。

(二)在一个文本内重新编排作品后再编纂

两宋时期，除了“在多个底本的基础上详加校勘、重新编纂”这一唐人文集的重编模式以外，在一个文本内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作品重新编排后再加以编纂，是两宋时期唐人文集“重编”的另一种模式。曾巩在宋敏求所编纂完成的李白诗集的基础上，按照作品创作时间的前后次序重新编排后再进行编纂，就属于这种文集“重编”方式。其《李白诗集后叙》云：

《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21)《全宋文》卷1252，第57册，第349页。

文中“考其先后而次第之”之言，明确说明了“重编”文集的具体方式。

南宋绍兴年间，鲁訔编纂杜甫诗集，也属于“在一个文本内重新编排作品后再编纂”的情况。且看其《编次杜工部诗序》所言：

骚人雅士，同知祖尚少陵，同欲模楷声韵，同苦其意律深严难读也。余谓少陵老人初不事艰涩索隐以病人，其平易处，有贱夫老妇所可道者。至其深纯宏远，千古不可追迹。……名公巨儒，谱叙注释，是不一家，用意率过，异说如猬。余因旧集略加编次，古诗近体，一其先后……绍兴癸酉五月晦日，丹丘冷斋鲁訔序。(22)[宋]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全宋文》卷4250，第193册，第47页。

按：“绍兴癸酉”即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据鲁訔文中所言，其对这部诗集的具体编纂的方法是“因旧集略加编次”，也就是说，在原有文集的基础上，对作品再加以编次，重新进行编纂。很显然，这属于一个文本内部的作品重编，是典型的“重编”文集。

(三)融作品与注释为一体重新编纂

两宋时期，一些文人在面对唐人文集的时候，为了体现自己的学识，经常喜欢对文集加以注释，他们将作品和注释汇集在一起，重新对文集进行编纂，这样就形成了新的文集“重编”模式。两宋时期，随着“百家注李”“千家注杜”等为唐集注释风气的兴起，大量唐集注本涌现，“增注”类的文集重编在两宋也成为一种风气。北宋王得臣编《增注杜工部诗集》、南宋文谠编《详注昌黎先生文集》、董居谊编《黄氏补注杜诗》等，都是这方面的显例。首先来看王得臣的编集工作：

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含今，无有端涯；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予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如《义鹘行》“巨颡拆老拳”之句，刘梦得初亦疑之。后览《石勒传》，方知其所自出。盖其引物连类，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韩退之谓“光焰万丈长”，而世号“诗史”，信哉！予时渔猎书部，尝妄注缉，且十得五六。宦游南北，因循中辍。投老家居，日以无事，行乐之暇，不度芜浅，既次其韵，因旧注惜不忍去，搜考所知，再加笺释。又不幸病目无与乎简牍之观，遂命子澂洎孙端仁，参夫讨绎，俾之编缀，用偿夙志焉耳。……按郑文宝《少陵集》，张逸为之序，又有蜀本十卷。自王原叔内相再编定杜集二十卷，后姑苏守王君玉得原叔家藏于苏州进士何瑑丁修处，及今古诸集，相与参考。乃曰：义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故予之所注，以苏本为正云。时洪宋八叶政和纪元之三禩下元日序。(23)[宋]王得臣：《增注杜工部诗集》，《全宋文》卷1833，第84册，第230-231页。

按：“政和纪元之三禩”即政和三年(1113)。据文中所言，王得臣注释杜甫诗集是因为“每读其文，窃苦其难晓”，因而，通过“渔猎书部”，进行注释。这部诗集虽然编纂完成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但从王得臣“宦游南北，因循中辍。投老家居……再加笺释”之言可以看出，其编注的过程，其实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王得臣对杜甫诗集的注释和编纂，是联合了其子王澂和其孙王端仁一起完成的，祖孙三代人共同参与到杜集的注释与编纂中，这是北宋杜甫诗集编纂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家族成员共同参与杜集编纂，这是杜甫诗歌在宋代被“家族式”集体认可与接受的表现，对于扩大杜甫诗歌在两宋文坛的影响以及杜诗精神在两宋时期的传承，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再来看文谠对韩愈文集的注释与编纂：

韩子不可得而见之矣，得见其遗文斯可矣。……其书由唐而来已逾数百载矣，宜其文次殽乱，传写鱼鲁。以欧阳子之博洽，固尝参考而质正之，然而论者尚谓其以“昌乐”为“乐昌”，“秋鹤与飞”为“秋与鹤飞”，未免如斯之误，况其下者欲以私臆而遂订之乎?谠虽不敏，自幼及壮景仰于韩，恨不得与之同时，亲辱其熏炙。故于萤雪之下，探求其意，采摭其事，推演其说，强为之注。日积月储，寖以成编。其间或可疑者尚疑之以俟，然而食芹自美而已。顾今之世，志圣人、行古道者谁欤?且韫椟而藏之，以为来师韩者之筌蹄云。绍兴己巳孟春序。(24)[宋]文谠：《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序》，《全宋文》卷4574，第206册，第223-224页。

按：“绍兴己巳”即宋高宗绍兴十九年(1149)，据文谠文中所言，其注释与编纂韩愈文集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所传播的韩愈文集错误很多、编次混乱，而且还存在一些人以一己之看法随意篡改作品的现象。作为韩愈文章的追慕者，文谠决定首先对韩愈的相关作品进行注释，然后再加以编纂，“日积月储，寖以成编”，虽说费时费力颇多，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一部融注释与作品为一体的新的韩愈文集。

董居谊《黄氏补注杜诗序》所提到的《黄氏补注杜诗》，可以作为南宋后期“融作品与注释为一体”这一模式的“重编”文集的一个代表：

居谊儿时，闻先君乐道永新大夫黄公之贤，至则令出拜……晚岁杜门，公之子鹤过而道旧，出其《纪年补注诗史》一编，蹙然请曰：“鹤先人生平嗜此，恨旧注舛疏，补订未竟，赍志以殁。不肖勉卒先业余三十年，所谓千四百篇者，不敢谓尽知工部意，庶几十七八矣。盍为我序之!”退披其编，诗以年次，意随篇释，冠以谱辨，视旧加详。……近世锓板注以集名者毋虑二百家，固宜钩析证辨，无复余蕴，而补遗订谬，方来未已，信知工部之诗可观不可尽，然吾于是编，又得以窥黄氏家学之懿，慰满夙心云。宝庆二年三月清明日，郡人董居谊仁甫序。(25)[宋]董居谊：《黄氏补注杜诗序》，《全宋文》卷6521，第287册，第200页。

按：宝庆二年即1226年，是时已到了南宋后期，因此，这部“重编”的《黄氏补注杜诗》也代表了南宋后期杜甫诗集编纂和传播的情况。

两宋时期，为文集“增注”重编的做法，不仅仅用于对唐人文集的编纂，对于许多本朝文人(如苏轼、黄庭坚等)的文集，两宋、特别是南宋文人也积极进行注释和重编，从而使“宋人注宋集”在南宋社会蔚然成风，形成了与“唐人选唐诗”一样的独具特色的文坛风貌。

两宋时期，对唐人文集进行“重编”是一个颇为普遍的现象，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唐人文集之外，柳宗元、薛能等唐代著名文人的文集都在两宋时期被重编过。(26)政和年间，沈晦曾重编柳宗元文集，其《四明新本河东先生集后序》云：“学古文必自韩、柳始。两家文字剥落，柳为尤甚。……韩文屡经名士手，顷余又为雠勘，颇完悉。唯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年大来试为紬绎，两阅岁，然后毕见。凡四本：大字四十五卷所传最远，初出穆修家，云是刘梦得本；小字三十三卷，元符间京师开行，颠倒章什，补易句读，讹正相半；曰曾丞相家本，篇数不多于二本，而有邢郎中、杨常侍二行状，《冬日可爱》、《平权衡》二赋，共四首，有其目而亡其文；曰晏元献家本，次序多与诸家不同，无《非国语》。四本中，晏本最为精密。柳文出自穆家，又是刘连州旧物。今以四十五卷本为正，而以诸本所余作《外集》。参考互证，用私意补其阙……凡漫乙是正二千处而赢。又厘革《京兆请复尊号表》，增入《请听政第二表》、《贺皇太子笺》、《省试庆云图诗》，总六百七十四篇。锓木流行，购逸拾遗，犹俟后日。政和四年十二月望，胥山沈晦序。”见《全宋文》卷3796，第174册，第71-72页；张咏则重编过薛能的诗集，宋祁《张尚书行状》云：“张咏，字复之……尤善诗笔，必核情理，故重次薛能诗，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议者以公自道也。”见《全宋文》卷525，第25册，第73-77页。

三、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的选编

与“辑编”和“重编”这两种编纂模式相比，“选编”则显得相对容易，其区别于其他编纂模式的标准也比较明晰。与唐代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文学编选活动——“唐人选唐诗”相比，两宋时期文人对唐人作品的编选，除了北宋初期的几部大型类书影响较大以外，较为著名的只有姚铉《唐文粹》、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等少数几部文集。虽然如此，两宋时期文人选编唐人文集的影响却不可轻视。首先来看姚铉《唐文粹》的编纂：

大中祥符纪号之四禩，皇帝祀汾阴后土之月，吴兴姚铉集《文粹》成。《文粹》谓何?纂唐贤文章之英粹者也。……铉不揆昧懵，遍阅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撷华，十年于兹，始就厥志。得古赋、乐章、歌诗、赞、颂、碑铭、文论、箴、议、表奏、传录、书序，凡为一百卷，命之曰《文粹》。以类相从，各分首第门目。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故英辞一发，夐出千古，琅琅之玉声，粲粲之珠光，不待泛天风、激深波而尽在耳目。于戏，李唐一代之文，其至乎!(27)[宋]姚铉：《唐文粹序》，《全宋文》卷268，第13册，第281-283页。

一百卷的《唐文粹》，姚铉足足用了十年的时间才最终编纂完成，可见是颇费了一番心力的。由“止以古雅为命，不以雕篆为工，故侈言蔓辞，率皆不取”之言可以看出，选取的标准是严格而又明确的。因此，《唐文粹》编成以后，在整个两宋时期都颇受好评。(28)北宋施昌言称其为“用意精博，世尤重之”(施昌言《唐文粹后序》，《全宋文》卷392，第19册，第101页)；南宋周必大称其为“由简故精，所以盛行”(周必大《文苑英华序》，《全宋文》卷5120，第220册，第184页)。文集编成后不久，就得到了刊印(29)《唐文粹》编纂完成于大中祥符四年(1011)，由于“用意精博”，所以“世尤重之”，又因为“卷帙繁浩，人欲传录，未易为力”，所以，宝元二年(1039)，临安人孟琪就对其加以了刊刻，推动了《唐文粹》的广泛传播。施昌言《唐文粹后序》云：“故姚右史纂唐贤之文百卷，用意精博，世尤重之。然卷帙繁浩，人欲传录，未易为力。临安进士孟琪，代袭儒素，家富文史，爰事摹印，以广流布。观其校之是，写之工，镂之善，勤亦至矣。噫！古之藏书者，必芟竹铲木，殚絙竭毫，盛其蕴，宏其载，乃能有之。今是书也，积之不盈几，秘之不满笥，无烦简札而坐获至宝，士君子有志于学，其将舍诸？若夫述作之旨，悉于前序，此不复云。宝元二年嘉平月，殿中侍御史吴兴施昌言叙。”(《全宋文》卷392，第19册，第101页)，孟氏所刊，颇为精善，故施昌言以“至宝”称之。，而且在整个两宋时期，有多个印本(30)除了宝元二年(1039)孟琪刊本以外，两宋时期，《唐文粹》还存在多个刊本，周必大《题裴晋公撰李西平神道碑》有“裴晋公撰《李西平神道碑》，以校江、浙、闽《唐文粹》本，大率传写脱谬，且经改易，不暇遍举，姑言其甚者”(《全宋文》卷5132，第230册，第407页)之言；杨万里《答福州帅张子仪尚书》有“传闻三山公帑有《唐文粹》大字板本，尝求一编以遮老眼，未拜赐，何也”(《全宋文》卷5314，第238册，第110页)之语，可知《唐文粹》在南宋时期至少存在江、浙、闽等多个版本。，传播非常广泛。

再来看王安石对《唐百家诗选》的编纂：

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馀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31)[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全宋文》卷1398，第64册，第275页。

“宋次道”即宋敏求，王安石在宋敏求家藏的“百馀编”唐人诗歌的基础上，“择其精者”，编纂成《唐百家诗选》。虽说“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其实对于所编纂完成的文集，王安石还是颇为自负的，这一点，从“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的话中就可以看出。《唐百家诗选》编纂完成以后，在两宋时期产生了广泛影响。北宋文人杨蟠于元符元年(1098)首先进行了刊印(32)杨蟠《刻王荆公百家诗选序》云：“夫自古风骚之盛无出于唐，而唐之作者不知几家。其闲篇目之多或至数千，尽致其全编，则厚币不足以购写，而大车不足以容载。彼幽野之人，何力而致之哉！丞相荆国王公……于唐选百家，特录其警篇，而杜、韩、李所不与，盖有微旨焉。噫！诗系人之好尚，于去取之际，其论犹纷纷，今一经公之手，则帖然无复以议矣。合为二十卷，号《唐百家诗选》。得者几希，因命工刻板以广其传，细字轻帙，不过出斗酒金而直挟之于怀袖中，由是人之几上往往皆有此诗矣。……元符戊寅七月望日，章安杨蟠书。”(《全宋文》卷1045，第48册，第242-243页)按：“元符戊寅”即元符元年(1098)。，推动了《唐百家诗选》在两宋文坛的广泛传播。南宋时期，当社会上传播的《唐百家诗选》出现“字画漫灭”之时，南宋文人倪仲傅又于乾道五年(1169)再次进行了刊刻(33)倪仲傅《唐百家诗选序》云：“音有妙而难赏，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无惑乎《唐百家诗选》之沦没于世也。予自弱冠肄业于香溪先生门，尝得是诗于先生家藏之秘，窃爱其拔唐诗之尤，清古典丽，正而不冶，凡以诗鸣于唐，有惊人语者，悉罗于选中。于是心惟口诵，几欲裂去夏课而学焉。先生知之，一日而钥诸笥。越至于今，不复过目者有年矣。顷有亲戚游宦南昌，因得之于临川以归，首以出示。发卷数过，不啻如获遗珠之喜。惜其道远难致，且字画漫灭，近世士大夫嗜此诗者，往往不能无恨。故镂板以新其传，庶几丞相荆国公铨释之意有所授于后人也。雅德君子傥于三冬馀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则发而为篇章，殆见游刃馀地，运斤成风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倪仲傅序。”(《全宋文》卷5394，第241册，第329-330页)按：“乾道己丑”即孝宗乾道五年(1169)，距杨蟠首次刊刻已有七十余年时间。，从而保证了这部文集在两宋文坛的长久传播。

两宋时期文人编选的唐人文集，较为知名者，还有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

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眼意倦罢，不复观书，惟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书为六帙。起家守婺，赍以自随。逾年再还朝，侍寿皇帝清燕，偶及宫中书扇事。圣语云：“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迈因以昔所编具奏，天旨惊其多，且令以元本进入，蒙置诸复古殿书院。又四年，来守会稽间，公事馀分，又讨理向所未尽者。……今之所编，固亦不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乐府》与稗官小说所载仙鬼诸诗，撮其可读者合为百卷，刻板蓬莱阁中，而识其本末于首。绍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焕章阁学士、宣奉大夫、知绍兴军府事、两浙东路安抚使、魏郡公洪迈序。(34)[宋]洪迈：《万首唐人绝句诗序》，《全宋文》卷4916，第222册，第45-46页。

据文中所言，洪迈编唐人绝句原是为了给家中幼子诵读，后因孝宗皇帝的要求而最终编成一百卷上献。其具体的编纂方式是“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又取郭茂倩《乐府》与稗官小说所载仙鬼诸诗，撮其可读者”，属于典型的“选编”。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编纂完成并上献朝廷以后，得到了孝宗皇帝“选择甚精，备见博洽”的评价，并且收获了丰厚的赏赐：

得圣旨宣谕臣，比观向所进《唐诗绝句》，选择甚精，备见博洽，今赐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贴，熏香二十贴，金器一百两。……顷因心好于唐文，辄尔手编于诗律。尝蒙宣索，每恨疏芜。比岁旁搜，遂及万篇之富；成书上奏，幸尘乙夜之观。敢觊华褒，更加异宠?(35)[宋]洪迈：《进唐诗绝句获赐谢表》，《全宋文》卷4913，第221册，第375页。

君主的高度评价让这部《万首唐人绝句》拥有了其他文集所不具备的重要地位，在整个南宋中后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辑编”“重编”和“选编”是两宋时期唐人文集编纂的三种基本模式，大量唐人文集经过宋人的整理和编纂，得以在后世广泛传承。两宋时期是唐人文集编纂和传播的第一个黄金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