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艺创作与扶贫攻坚题材交互的优势与发挥

贾振鑫

2020年11月4日至6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的新时代曲艺星火扶贫工程成果巡礼展演在北京二七剧场成功举办，“星火圆梦”“巴山欢歌”“大美长治”3个专场依次登场，涉及相声、快板、单弦、瑶族铃鼓、长子鼓书、四川扬琴、四川谐剧等31个曲种。演出紧紧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这一主题，节目精彩纷呈，体现了“有人、有事、有情、有趣儿”的曲艺特质，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仅受到了现场观众好评，而且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央视新闻直播间等多家媒体给予了专门报道。

上述成功，既有广大曲艺工作者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与担当，也有对艺术执着追求的不懈努力，是曲艺发挥艺术优势融入这一伟大时代的典型体现，继而有了用优秀曲艺作品鼓舞人、温暖人、快乐人的艺术效应。

说起曲艺的艺术优势，可谓多不胜数，如：创作时限相对较短、节目主题鲜明的“轻骑兵”优势，雅俗共赏的大众艺术特色，地域特点鲜明的区域文化特点，等等。就“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 是党和国家旨在解决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的伟大创举的实际分析，曲艺之于“扶贫攻坚”题材创作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于百姓艺术特色的彰显。曲艺源自于民间大众的创造，是表现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生产劳动、思想情感、愿望诉求的行家里手，最能体现民意、反映民声，从而深受基层百姓的爱戴，成为拥趸众多的艺术。这一特点与“扶贫攻坚”服务于基层百姓的现实具有极大的契合，二者的交互可以迅速完成社会能量与艺术能量的相互有效转化，实现艺术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的目标。如此，推动编演人员走入扶贫攻坚第一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感诉求，深入体验扶贫干部的生活点滴，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就能夠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曲艺作品，然后在服务“扶贫一线”的演出中经过反复打磨就有可能形成标记时代的曲艺精品。或者说，“扶贫攻坚”一线烟火气息的鲜活案例，一旦与曲艺的百姓艺术特色产生碰撞，一定会升腾起曲艺作品的冉冉之火，去温暖每一个参与、关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人的心怀。因为曲艺接地气、惠民生的百姓艺术特质，只有亲民、爱民的艺术表达，才会受到百姓欢迎。这，是曲艺之于“扶贫攻坚”题材创作的艺术优势，也是曲艺安身立命乃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应该讲，和基层人民大众打成一片，自古就是曲艺的拿手好戏。这种优势体现在扶贫攻坚题材曲艺创作的方方面面，讴歌扶贫攻坚一线扶贫干部的优秀事迹，赞美劳动人民的勤劳、朴实、执着向上，坚持用具体的事实说话，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的表达方式带领观众进入到曲艺的艺术世界，都是曲艺百姓艺术的特质所在。这些作品聚焦在奔波劳碌、不辞辛苦扶贫干部的聪明才智、扶贫业绩，聚焦在因家中变故致贫的普通百姓在帮扶之下的奋发向上、柳暗花明，聚焦在那些“懒散闹、等靠要”的致贫者们在帮扶之下的知耻而后勇，生动鲜活，富有表现力，且真实感人，做到了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的高度统一。这些作品，把曲艺思维、曲艺表现手法转化为对观众产生作用的艺术能量，并渗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既有创新又不失曲艺特点。如袁国虎创作的四川竹琴《生日礼物》，表现形式上突破了传统曲艺表演的“一人多角”，故事中的说书人、主要人物进行了角色分工的具象化呈现，多有适应“视觉时代”观众审美需求的同步。表现内容说的是积极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带着资金与技术回到家乡铁树湾，跟着政府合作办果园、修公路、盖楼房、搞养殖，带领乡里脱贫致富的移民张玉兰带领帮扶对象“懒汉”吴仁耀走上致富路的故事。故事中的张玉兰富有聪明才智，对扶贫对象充满大爱，有热心、细心、耐心，了解普通百姓的内心世界，把一个贫穷懒惰、得过且过、混日子、等死“无人要（吴仁耀）”的懒汉，变成了事业、爱情双丰收的人，艺术感染力极强。紧凑的故事结构，一波三折的情节充满悬念，扣人心弦，既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更有作者曲艺智慧的艺术创造，在历次演出中赢得好评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要强调的是，曲艺创作与扶贫攻坚题材交互优势的发挥，最终在于全部艺术目标的达成与落实。类似扶贫攻坚题材的主题曲艺创作，娱乐人、温暖人只是一方面，重要的还在于形成鼓舞人、引领人的社会效应。如此引领效应的形成，自然是要有如上述《生日礼物》一样受到观众喜爱的作品，首先能让观众听得进去、看得进去，然后才能打动观众，进而产生欣赏之后的“咂摸”，把曲艺作品温暖人、鼓舞人、引领人的主旨深入人心，这也是人们日常欣赏艺术作品的“入耳（目）、入心、化情”的妙处所在。就曲艺的口头表演艺术实质而言，作品舞台呈现的首要目的是确保作品信息对受众传达的到位。这一艺术传达过程的顺利完成，曲艺观演之间沟通与交流渠道的顺畅是必须的前提，而演员的叙述者角色定位是否合适，表现内容、表现手法是否和观众欣赏需求相适应，都至关重要。从曲艺文本分析，一定要把作品的“可演性”放在第一位，“唯文学性”的做法不可取，保证“可演性”基础地位的牢固，作品锦上添花的文学性才更有意义。因为曲艺时刻保持“精彩点”的存在，是吸引观众、铺陈故事的重要手段，也是维系观演之间沟通与交流关系的必须。一个曲艺节目，从头到尾都没有叫好声、喝彩的掌声抑或心动的“感叹”与欢笑，虽不敢说算不得好的曲艺作品，但总是感觉缺了点什么一样的无滋无味。文本的可演性不一定非得是“活保人”的作品，但总得是让演员劲儿能使得上，本事能发挥出来，有舞台表现潜力的文本。要知道不是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适合曲艺演出，曲艺作品一定要有曲艺的艺术思维与表达，人物行动的画面感与具象化、叙事的“扣子”、语言的通俗易懂对于曲艺作品的可演性至关重要。文本的可演性有了，就等于给作品精彩的舞台呈现上了保险，自然也就容易受到观众喜爱。因此，一定要明确“可演性”是曲艺文本的基础，这个基础好不好关系着作品是否立得起来、传得开、叫得响、留得下的系列问题，如果作品没有可演性也就意味着作品后续创作的基础不牢，再华丽的辞藻堆积、再优美的遣词造句也保证不了作品能立得住。一个转瞬即逝没有立得住的曲艺作品又怎么算是好作品呢？之所以强调这些，一是想说明新时代曲艺星火扶贫工程成果巡礼展演的作品具有了曲艺思维、符合曲艺创作规律、彰显曲艺百姓艺术特质方能获得成功，再就是想强调包括扶贫攻坚题材在内的主旋律曲艺创作，都应该坚持重视作品可演性的根本艺术原则。

还有，我们平时对事物的理解，一般基于个人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这是人的思维惯性所致。艺术欣赏中，观众的思维惯性起着作品优劣判断的关键性作用，那些偏离观众的生活、知识积累太远的作品是不容易被他们接受的。因此，曲艺创作中的故事关注点、兴趣点、切入点和观众思维相近，表现内容和欣赏者的生活体验、知识积累抑或学养相适应，就可以保证他们听得懂、愿意听。在此基础上的思想、价值引领就容易实现。所以说，曲艺的“通俗”是一个具有“对象感”的动态概念，是就受众生活阅历、知识学养之俗，目的是让他们听得懂、愿意听，绝不是人们主观表达的随意之俗。而让受众听得懂、愿意听才会产生引领的可能，这是“入耳、入心、化情”的第一步。听得懂不仅是语言的通俗易懂，更在于表达方式的深入浅出，自然、贴切和观众之间形成平等沟通交流关系，从而利于发挥作品的引领作用。从传统看，曲艺表现内容的选择总是和受众“有兴趣点”的生活息息相关，不管是说史讲古，还是现实题材，曲艺作品总是选择受众感兴趣的家国情仇、生离死别、忠奸善恶、男情女爱的故事，既有金戈铁马，也有家长里短，但作品抑恶扬善的正能量主题突出了“说书唱戏点化人”的引领。当然，上述只是曲艺创作中结构故事的常见题材，实践中还可以结合时代特点、具体题材、曲种实际、演出语境进行适应性的创新与转化。由上述可见，新时代曲艺星火扶贫工程成果巡礼展演的成功，正是有了一个个贴近百姓生活、表达富有曲艺思维的作品才会产生广泛的艺术影响。如焦桂英创作的二人转《青春之歌》便是其中的佳作之一，作品技巧娴熟，语言生动形象，艺术化地再现了广西百色第一书记黄文秀心系百姓冷暖，舍小家顾大家、一心幫助百姓脱贫致富、因山洪暴发不幸牺牲的感人故事。在情节设计上，富有艺术的匠心，但又不脱离人物原型的真实事迹，更关注到了观众的情感期待，所以会让人即使已经熟知黄文秀的光荣事迹，也会在曲艺的魅力之下心灵受到震撼、得到启迪、受到感动，为黄文秀无愧青春年华的光荣事迹、崇高人格所折服。

总之，艺术家是靠作品说话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面对“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这一宏大的历史事件，曲艺创作有责任、有义务发挥曲艺艺术优势为扶贫攻坚助力，同时用曲艺记录、讴歌这伟大的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民族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是曲艺工作者的使命所在，也是曲艺融入国家、民族发展大计，获取自身发展能量的必由之路。

（作者：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副教授、中国曲协理论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