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披肩“交谈”
——《拉拉的褐色披肩》对墨裔生存空间的想象再现与身份构建*

2020-01-19 15:44郑锦菁谢美彬
菏泽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希斯族裔拉拉

郑锦菁,谢美彬,吴 婷

(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多种社会思潮与运动。其中的反主流文化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等不仅引起了非裔、犹裔的参与,亦引起了墨裔(又称西语裔/拉美裔)美国人的共鸣。他们发起的奇卡诺运动旨在“争取民族自由、平等权利”[1],由此促进了美国少数族裔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继美国非裔、犹太裔、华裔文学之后,墨裔文学也展现了从边缘向中心挺进的发展路向,这与“族群日渐增长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毕竟墨裔目前是“美国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2]。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Sandra Cisneros)于200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拉拉的褐色披肩》(下文简称为《披肩》)是其中的佼佼者。与早期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一样,该小说涉及成长小说的元素,讲述了小女孩塞拉亚·雷耶斯(拉拉)的女性意识的变迁。但不同的是,主人公拉拉在追溯四代家史中从宏观视角上,即从1910的墨西哥革命一直伸展到20世纪70年代,展现了对墨西哥历史与文化的关注。 “披肩”这一墨西哥文化符码构成了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言的“原型”,蕴涵着一脉相承的传统,并在反复出现的“织”与“拆”的两个动向中点出了贯穿全书的主题。在主题的背后,该小说对空间叙事的倚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如双语(英语和西班牙)的混杂使用,即凸显了“墨西哥裔美国作家的双语能力在美国少数族裔文学中独树一帜”[3],也是“有意在美国文学与文化中为西班牙声音创造一个特异空间”[4]。在笔者看来,作者对空间的关注与对披肩的重复叙写有其深层的原因。因此本文试从空间视角,在表征之身、越界之家和重返之地的变迁中,探讨拉拉从初遇、对话到品味披肩的进程中对墨裔生存空间的想象再现与身份构建。

一、表征之身——初遇披肩

文本的叙述者拉拉与作者希斯内罗丝的早年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她们都出生于芝加哥,母亲是墨裔美国人,父亲是墨西哥人,有六位兄长,是家中唯一的女孩,每年跟随父母,从芝加哥启程,驾车前往墨西哥城。因此,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频繁迁徙具有浓厚的自传性色彩,虽然被“意识淡忘了”,可是“身体会永远记得它”[5],而且“同语言相比,身体更真诚,更可信”。在此,身体作为“个人的地方、区位或位址”,走向前景,“标志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6]。在故乡——墨西哥南部港市阿卡普尔科,“可怕祖母”索莱达的初次亮相就饱含区隔性特征,她“把呈十字形搭在胸前的黑色带绒球网状披肩扔到一旁,那披肩就像一个女战士身上的子弹带”。在此,“可怕祖母”以披肩建构了自身的族裔印记。但是,拉拉与披肩的初次相遇并不是可喜的体验,因为披肩的“黑色”在场勾起了拉拉身体被规训的场域回忆。当祖母命令美发师剪掉拉拉的所有头发时,“父亲点头称是”,“无论祖母吩咐什么,父亲总依命行事”。祖母一家之主的形象折射出希斯内罗丝所言的,“墨西哥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儿子崇拜母亲的文化体系”,其文化是“母系文化”[7]。不仅如此,祖母对拉拉的身体改造彰显了身体的“生成性”(becoming),而非“存在性”(being)(西蒙娜·德·波伏娃语),也凸显了年幼的拉拉尚且处于“无法表达自我意愿的时候”,是无声的从属者。

在此地,拉拉从父亲那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条披肩,后者对墨西哥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在形式上得到了延续,也促使拉拉首次认识自己的奇卡娜身份。拉拉的第一条披肩也在祖母的质疑声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书写。作为著名的披肩制作家庭的女儿,祖母坚信披肩“早就没有了,如果你想要一条货真价实的披肩,你就得找一个愿意卖的人家”。披肩不仅在物质上处于缺席的状态,在文化传承功能上也处于断裂与空白。对祖母而言,年幼丧母,她从母亲吉列米娜得到了一件尚未完工的披肩,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同披肩‘交谈’”,“把披肩的花穗儿叼在嘴里嚼来嚼去”,渐渐地养成了“把披肩的流苏编上又拆开” 的习惯。对像拉拉的后辈而言,他们更不了解披肩的价值,甚至“觉得这东西很俗气,只是铺在桌子或床铺上的一块布”。作为年轻一代的代表,拉拉对披肩抱有的负面情绪既是对母国历史的淡忘,更是对自身族裔身份的缺失,无怪乎随父母和兄长们回墨西哥看望祖父母时,拉拉认为墨西哥是“我们最近的南方邻居”,而不是自己的母国或故乡。在文本伊始,希斯内罗丝对拉拉这种身份的缺失有隐喻般的阐释,“照片上没有我”,“这就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二、越界之家——“对话”披肩

对家里的噪声,拉拉是这样说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们家里发出的所有噪声都叫做‘讲话’,这种‘讲话’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讲话而讲话。在我们家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讲话’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你听不到几次真正的‘对话’”。在笔者看来,这种“讲话”并未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每次“狂欢节式的庆贺、礼仪、形式”[8]背后,是拉拉所经历的一次次的越界之旅:“‘胖脸’叔叔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宝贝儿’叔叔的绿色大羚羊,父亲的红色雪佛兰旅行车”以墨西哥国旗的三大主色调从芝加哥向墨西哥城挺进,漫长旅途中不乏堂兄妹间混杂语言的插科打诨,父母间、叔婶间的打情骂俏;拉拉的父亲从得克萨斯打来长途电话,“大声叫喊着”“我们有家了!”“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母亲听到消息后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所房子,拉拉!”,在喧闹声后是一场“脱离了常规的生活”[8]的“家庭变故”——父亲在祖母的资助下,购买了位于得州圣安东尼奥“黄金国”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在“宝贝儿”叔叔和“胖脸”叔叔的指导下,“三个雷耶斯装潢店”的生意蒸蒸日上,他们还在宣传合影里带上了王冠,穿上了王袍,其中拉拉父亲的表情“就像李尔王”,在这种“笑谑地给国王加冕”[8]的仪式中,拉拉随父母再次回到芝加哥——拉拉的出生地。从芝加哥到墨西哥城,到圣安东尼奥,再到芝加哥的环状之旅中,拉拉困惑了,“回家?家在哪里啊?北方还是南方?是墨西哥、圣安东尼奥,还是芝加哥?”。这也印证了文本第一章所言,“他们称作‘家’的房子并不属于他们自己”。拉拉跟随家人这种居无定所、不得其所的奔波鲜明再现了墨裔移民,其中包括非法入境的“湿背人”的真实图景。作者希斯内罗丝不仅在微观层面上隐射了拉拉因“家”的流动性进而引发的身份焦虑,也在宏观层面上探讨了墨裔生存空间的边缘状态。

拉拉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也因“房间”的缺乏而加剧。房间是拉拉口中反复提及的字眼:在墨西哥城的“命运大街”——“乖乖祖父”和“可怕祖母”的家里,拉拉不无抱怨道,“从来没有自己的房间”,并希望“有朝一日能拥有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在芝加哥的临时租房里,父亲向拉拉许诺,“在下一个家,我(拉拉)会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再次表明了拉拉压抑已久的渴望“我想要一个房间,一间门上有锁的房间”。拉拉对房间的渴求与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存在互文的关系,但作者希斯内罗丝摆脱了“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语),在文本中暗藏对女性空间的修正。“事实上,空间上的缺乏并没有抑制拉拉流动式的叙事能力,相反却生产了它”[7]。这与米歇尔·福柯对空间生产性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在缺乏私有空间的情况下,拉拉并没有写作,而是阅读其他女性的传记,如埃及艳后,“圣女贞德,琼·哈洛,玛丽·安托瓦奈特”,其行为带有明显的消费性。也正是在“消费”与“生产”的“张力中”,催生了拉拉的叙事能力,进而拉拉有能力在文本主体部分,“消费祖母的故事来阐释自己的故事”[7],毕竟“您(祖母)的故事就是我(拉拉)的故事”。

与祖母共同谱写家族历史的进程构成了叙事的双声道——将“我”扩展为“我们”的群体性自传,不仅让祖母的叙事生命如魔幻现实主义般超越了生死的界限,也让拉拉受到了母性文化的熏染。披肩的传承意味在此凸显:它犹如一条文化纽带,将“过去”与“未来”编织起来,“所有的旋转聚集在一处,就像巧巧糖的彩色斑纹”。对祖母而言,“把玩着那些已经编完的流苏和尚未编完的缕缕线头,她先用手指把花穗穗拉直,然后又在上面轻轻地摩挲着。这会让她平静下来”。拉拉也承继了祖母与披肩的“对话”方式:她开始学“用钩针打毛线活儿”,并延续狂欢化的语言风格,戏谑地称自己为“被锁在国王宫殿里的纺织女孩儿”。同时,她与披肩沉默的“对话”方式也暗示了在主流社会中失语的墨裔。那是一群沉寂的人群,即便是从美国军队光荣退役的父亲,面对移民局对其公民身份的核实,尽管告知他们在二战期间曾“在美国军队里服过役”,是杜鲁门将军引以为豪的美国士兵之一,但也只有提供证件才能放行。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失语症”在文本中高频出现,而且无性别之分。从时序上看,首先是拉拉的曾祖父埃略泰里奥·雷耶斯,他“咕噜咕噜地讲着一种奇怪的语言——除了索莱达(祖母),没人能理解这种由哼哼、手势和口水构成的‘语言’”;然后是祖母,在北上芝加哥后,她离乡失根的忧愁在周围人的侧目而视中变得更为严峻,最终一场“突发的疾病将她(祖母)变成了僵硬而呆滞的 ‘冰冻人’”“失去了说话能力,还不停地流口水”;最后是拉拉的父亲伊诺森·西奥,他“就像‘菲尔德博物馆’地下室里的木乃伊一样”“已经说不了话了”。面对身边无意义的“众声喧哗”和至亲的失语,拉拉身份的塑造困难重重。在以叙事挽救祖母灵魂的进程中,尽管有拉拉的不羁之言与祖母的呐喊控诉,拉拉也在相互渐渐认同的“祖孙之情”中,启动了身份构建的过程。这种身份的构建不是个人的自由行动,而是建立在集体继承的文化记忆中。在此背景下,与披肩的对话更显得弥足珍贵。与披肩对话使得拉拉尝到了构建身份的“甜蜜”。这在充盈着含混语义的书名中有所暗示。书名(Caramelo)在双语的映衬下实现了意义增值的狂欢:它不仅指代焦糖色的披肩,墨西哥人棕褐色的皮肤,而且在西班牙语意味着“糖果”,而拉拉最后的回归之地正是有享誉世界的“糖果之都”的芝加哥。

三、重返之地——品味披肩

在希斯内罗丝的笔端,她的出生地芝加哥俨然成了文化地理的符码:从诗集《不择手段》(My Wicked, Wicked Ways, 1987)到短篇小说集《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1984),该城市反复出现。《披肩》也延续了她对芝加哥的深情。但不同的是,芝加哥不是主人公拉拉一直停留的地方。从总体结构上看,如题诗“坐在早餐桌旁,心事重重……还有你的重重心事” 所暗示,该小说构成了环形结构。虽然出生于此,拉拉在重返芝加哥前经历了无根的漂泊,饱含流浪汉主题元素。其中,与埃内斯托·卡尔德龙的私奔点明了拉拉对女性既定人生的逃逸,更是反抗社会中“边缘化”生存状态的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在对朋友比瓦·奥祖娜的认可中已埋下伏笔,“有时候,你必须要推着命运往前走,就算采取激烈手段也在所不惜”。值得关注的是,希斯内罗丝将他们私奔的日子定在“墨西哥独立日”,但地点设在了曾发生过“十日浩劫”的“中心广场”。所以读者的“期待视野”在此(姚斯语)得到了满足:这样的出走并未让拉拉尝到爱情的甜蜜,反而遭到抛弃,并成为了她的“耻辱”。在此,披肩再次发挥了它的疗伤功效,赋予拉拉精神的诉求空间:她“把披肩穗叼在嘴里吸吮。我很熟悉它的味道,甜甜的,像胡萝卜,像红薯,这种味道让我觉得心里很踏实”。

正是出走的经历促成了叙述者拉拉回归后的成长。如果说在重述祖母故事的过程中,拉拉开始向母国文化靠近,从而渐渐向族裔身份靠近,那么重回芝加哥的拉拉在清晰认识墨裔边缘生存空间的情况下,有效建构了自我的身份。虽然拉拉生于此,长于此,但她与芝加哥这座城市的沟通是有局限的。与她的“胖脸”叔叔全家一样,拉拉与家人虽然住在繁华都市芝加哥,但常去的地方是麦克斯维尔街。“这条街最初时是芝加哥的一个跳蚤市场,其历史超过一百二十年”,但“随着‘伊利诺伊大学’的扩建,这里就被吞并了”,“就像以往一样,可怜的穷人被再度扫地出门,从人们的视野和记忆中消失了”。作者希斯内罗丝在注解的位置上,隐射了它的边缘性,这和它的历史是相符的。麦克斯维尔街在移民史中一直占据着特殊的地位:数十年来,它主要是犹太人的聚集地,而后它又注入了墨西哥的血液。对拉拉的父亲而言,这条街为他提供了多感官的体验,使他“想起墨西哥的露天市场”。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拉拉而言,这条街已然不是纯粹的消费地,而是人际互动的场所,但仅限于少数族裔的视角。

法农(Frantz Fanon)曾指出,“讲一种语言是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一种文化。”[9]在用双语吟诵加西亚·洛尔加的诗时,拉拉直言,“还是西班牙语好听”。她对西班牙语的态度转变是她认可墨西哥文化的表征。更为重要的是,拉拉通过披肩这一集体记忆的载体,对个人身份的认识从个体延伸至集体。在美国黑人女性小说中,拼花被子是其常见的意象,“这种场合下拼缝出来的被子代表对破碎生活回忆的整理,是对自己的个体、种族身份的认同”[10]。本书作者希斯内罗丝则以披肩构建了拉拉对墨裔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是封闭性的,而是像披肩一样富于生产性:有女性脉络的身份认同,在父母的三十周年庆典上,拉拉“把祖母的驼色大披肩往身上披”,“假如祖母活着,她也一定会让我这么打扮的”,并决定“要在我的内心世界中为祖母找到一个位置”;有代际间的身份认同,“父亲心里装着祖母,我心里装着父亲…… 就像披肩上的一缕缕丝线”;更有普适性的社会认同,“世间万物好似一块布,人类就是相互交织的纤维。一个人都同我联结在一起,我也同他人联结在一起,就像披肩上的一缕缕丝线一样。如果把一股线拉开,整条披肩就会解体。所以说,无论是谁,只要他(她)介入了我的生活,我的那部分‘披肩图案’就一定会受到影响,反之,我也会影响到别人的‘披肩图案’”。该身份的构建在文本中也以客观对应物的存在得以证实:重回芝加哥,拉拉一家终于获得了自有住房,为归属感的确立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撑。

四、结语

《拉拉的褐色披肩》涉及广义上的墨裔生存空间——从身体、到家、到城市、直至国家,步步深入剖析了族裔身份构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在希斯内罗丝笔下,披肩成了维系过去和当下以及墨西哥和美国的中心,虽重复在场,但有差异。这差异的力量源自拉拉与其的积极互动。作为移民中的第二代,拉拉勇担传承的责任,在墨西哥大历史下重挖家族小历史,并尝试与披肩的“交谈”,最终在回归与创新中建构了自我的族裔身份。

希斯内罗丝曾坦言要创作不同以往作品。对此,国内学者石平萍认为,“作家在此书中的女性主义意识并不突出,她致力于挖掘本族群的文化与历史本源”[11]。但笔者认为,作者以“披肩”为联结载体,将少女成长的历程、女性意识的觉醒,移民的文化冲击与身份危机编织在一起。也正是在这种跨界的书写中,希斯内罗丝在轻松自如的叙述中不仅展现了她的文化策略——需置于更大的历史语境来考量混杂身份,也在美好期许中流露出她对现实问题的严肃思考,“他们和那些同时代的异乡人在一代代的联姻之后,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大家彼此都成了家人……我们都是手足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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