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与当代意义

杜运辉 兰美丽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新型文化观植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是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研究文化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对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科学总结和创新发展。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对国外文化的开放性之高度统一，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提升到全新境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化发展繁荣中愈益彰显其真理品格与历史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也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巨大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建设;理论特质;历史意义;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 G1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4479（2020）01-0010-08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重要论述，大致分为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1982-1985）的萌蘖初生、福建工作期间（1985-2002）的奠定雏形、浙江工作期间（2002-2007）的基本成熟、2007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统深化四个时期，其间有着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的高度统一。这种新型文化观阐明了文化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空前高扬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繁荣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作用，指明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这不仅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而且是对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巨大贡献。

一

立足于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理解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立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p287），“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p53），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决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精髓，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p1031）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4]（p208），“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5]（p17）。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实践观点紧密关联、人民性与实践性有着内在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6]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p501）。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7]（p314），唯物史观第一次“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7]（p313），彻底否弃了从“天命”“天理”“圣人”“英雄”或抽象人性看待人类历史的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绵延流长的人类文化的真正创造者，这是我们看待文化问题的根本立足点。一方面，文化是人民群众通过物质生产生活实践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并同时变易人性的精神成果;另一方面，文化表征着“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是融化、渗透在人民群众实践活动各环节中的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8]（p53）的伟大力量。只有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才能揭示人类文化的一切秘密。

坚持文化的实践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区别于其他文化理论的根本标志，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鲜明特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也是人类文化的创造主体、享受主体和评判主体。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9]（p314）“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9]（p319）人类的多样性文化是世界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如果说“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10]（p136），那么“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10]（p132）则是当代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和丰厚土壤。要避免孤立、片面、抽象地看待文化问题，避免就文化论文化的陈旧思维，就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只有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出发，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对立互动基本格局形成、演变的深层原因和历史趋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前进方向等重大的基本问题有深刻理解和正确判断。

人类社会实践是文化产生的最终源泉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文化本身又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巨大反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深刻揭示了独特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民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有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野。马克思主义者侧重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维度，论证中国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性。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1]（pp663～664）这种“影响和作用”是指“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替新民主主義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服务。毛泽东同志虽然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1]（p708），但还没有明确提出“旧文化”之中的“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对“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的“影响和作用”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抽象地夸大文化作用，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推论未来的经济政治制度，如张君劢在《立国之道》中试图以“挑战—反应”模式说明文化起源，强调由“彻底改造”人生态度而生出“新文化”，由“新文化”而生出“新政治制度与新经济建设”。冯友兰认为“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本有底，现在须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以“在道德方面是继往，在知识、技术、工业方面是开来”[12]（p332）论证“中体西用”的发展模式。习近平同志深刻透察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在人类物质生产生活的基础上重新界定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他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是国家的“精神命脉”、是中华民族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13]（p156），主张从基本国情、历史命运和文化传统的“历史合力”中看待中国道路的客观必然性。他认为文化自信比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根本，“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9]（p339）。我们要看到，不论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还是文化自信，都是中国人民社会实践活动的具体表现，因而这与所谓的“文化决定论”有着本质区别。

鲜明的实践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是贯彻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中的一条红线，这是其真理性和现实性的深厚源泉，也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其他文化问题的理论基石。

二

正确的立场决定科学的研究方法。唯物地、历史地、辩证地研究文化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方法。

习近平同志深刻阐述了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这既是对“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14]（p668）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继承和运用，也是在新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

早在正定县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主张保护历史文物和传承民族文化，确定了“工业兴县”“科技兴县”与“文化兴县”并举的发展战略，促进旅游产业与历史文化传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强调“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与“继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4]（pp23～124），指出“物質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过程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关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4]（p149）。不仅如此，“摆脱贫困”首先要“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4]（p216）。完整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是人民过上富足生活与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的内在统一，这对当前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15]（p201），指出“文化是根，文化是精神支撑，文化是构成综合竞争力的软实力”，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16]（p66），并上升到“更好地把握文化与经济互动的规律”[16]（p290）的理论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17]（p55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高度统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要更加自觉、辩证、全面、均衡地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关系，更加重视文化建设和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战略地位和巨大作用。

习近平同志强调用战略思维、时代要求、发展眼光来审视文化建设，阐述了文化与当代社会全面发展的多维度辩证关系。他指出“在扶贫工作中要注意保护传统特点”;城市建设要体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城市建设会不断融入现代元素，但必须同步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17]（p603），只有保存悠久的历史记忆、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协调，才能创造多姿多彩、生活舒适的中国特色现代城市;他还指出，“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17]（p60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强文物的修复利用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因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诸环节都应高度重视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这就对当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基本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文化、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和党建文化、军事文化、外交文化、生态文化、共同体文化以及创新文化等一系列重要论述，都启示我们要树立一种新型的大文化观，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问题的一次历史性的思想飞跃。

习近平同志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4]（pp562），应从人类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来理解理论的生成和演变。中国共产党人向来主张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强调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倡导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发动一场启蒙运动，要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人民的实践为基础来发展“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3]（p832）或“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3]（p858），从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形式和亚洲形式的马克思主义”[18]（p192）。习近平同志科学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在福建工作期间就强调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17]（p114），“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6]。他特别强调“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9]（p341），这个重大论断是对马克思“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9]（p22）的精辟诠释，指明了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他还指出，我们“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6]，不断开辟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本性和反思特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必须坚持社会实践观和辩证发展观，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相融合，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

习近平同志倡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列宁指出：“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20]（p134）人类文化发展是连续性与变革性、累积性与时代性的矛盾统一，毛泽东主张在尊重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全面看待其中的腐朽文化与人民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1]（p107），继承其中的“好东西”并“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3]（p191）。鲁迅认为对旧文艺要“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21]（p24）。张岱年主张克除、破坏、扫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害的文化赘瘤”，保持、发展、提高、扩充“有永久性的文化遗产”，这都体现了对待民族文化的辩证态度。习近平同志一贯主张历史地、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提出既要“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既要促进民族文化传统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以丰富中华文化内涵，又要“用具有中华民族特性的先进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16]（p290）。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成、演变、历史作用和当代意义，特别是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学这个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主张对儒家思想“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11]（p707）;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13]（p156）、“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p313），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方针的系统总结，也是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代转型的正确指针，鲜明地体现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既要运用阶级分析法揭示儒学的阶级性、等级性而反对全盘化的“儒学复兴论”，又不能把儒学与封建专制简单划等号而宣扬全盘化的“儒学否定论”，正确做法是“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22]，创造性地把包括儒学精华在内的、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转化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有机成分。

习近平同志既主张汲取外国文化之优长，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论。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主张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毛泽东同志强调对外国文化要“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1]（p707）;鲁迅反对盲目的“闭关主义”、奴才式的“送去主义”、被动的“送来主义”而主张自觉的“拿来主义”，认为对外国资料“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应用”[23]（p138）;张岱年认为中西文化都具有两重性与可析取性，“对于外来新文化必须汲取，然而不能是全盘的承受”[24]（p413）。习近平同志具有宏伟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人类视野，深刻总结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就提出既要“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又“决不能在文化观念上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简单模仿”[16]（p290）。党的十八大以来，他指出必须汲取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认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創造的有益文明成果”;同时，又“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17]（p700），坚决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9]（p327）的错误倾向。我们既要“以我为主”，坚持中国人民生产生活实践的本源性和文化创造的主体地位;又要“兼收并蓄”人类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并使之中国化，更要把当代中华文化推向世界，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三

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种文化资源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正确处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种文化形态的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重要论述的两个关键环节。在这些基本的重大问题上，都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实践的基本立场和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的圆熟运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西文化分析批判、存真取精、综合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既是对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易传·系辞传》）、“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徐光启）等综合创新文化思想的总结与弘扬，也是对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极端重要性。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他就提出“我们一定要反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原著”[4]（p211）;在浙江工作期间，他提出要“切实增强政治意识、政权意识、忧患意识”[16]（p46），强调“始终坚持用先进文化牢牢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统领意识形态领域”[16]（p290）是文化自觉和文化安全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为什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就坚持马克思主义而言，他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3]（p15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25]（p73）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既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理论特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和中国命运的客观事实，更基于“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9]（p66）的科学判断。在近一百年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马克思主义早已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6]，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我们国家的立国之本。今天，人类依然面临着摆脱剥削制度、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53）的历史任务，“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重要论断是我们保持战略定力的科学依据。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必须坚决反对和严肃批判任何企图动摇、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

数千年来绵延赓续、日新进步的中华文化表现了鲜明的独立性和创造性，表征着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体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充满高度自信。他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3]（p192）习近平总书记把“独立自主”提升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高度，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17]（p699）。他提出“四个讲清楚”，反对“去中国化”，高度强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和原创性，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浴火重生、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为中国道路提供“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9]（p339），因而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具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独创性，“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9]（p344）。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充分体现中国人民的主体性和首创性。

五四以来，中国文化历史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互动的基本格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张岱年等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主张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外文化并加以创新发展，如毛泽东同志倡导“古今中外法”[11]（p400）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6]（p598）;《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张岱年、方克立等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27]和“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28]（p25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生动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提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多搞‘自主创新和‘综合创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25]（p69）。2016年，他强调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9]（pp338～339）而综合创新，才能创造21世纪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些重要论述都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和对待外国文化的开放性三者的辩证统一，指明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面向未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忘本来，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吸收外来，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需要强调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西方文化的借鉴地位，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中是一个完整的、严密的有机统一体，不能实用主义地机械割裂和抽象解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儒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关论述立场鲜明、表述清晰、系统连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不可分割、有机统一的辩证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9]（p33）这就要求我们明确辨析和正确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绵延赓续，创造了“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独创性和包容性相统一的民族精神，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根”和“源泉”。另一方面，我们未能在传统文化中找到应对近代以来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的良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指明了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9]（p344），而是“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9]（p31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实文化”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相融相通，才能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现当代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革命文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主体和主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直接诞生地。另一方面，主要以变革社会基本制度以解放生产力为主导的革命文化，也要创造性地转化为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成分，并在当代伟大斗争中创造、生成新的革命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丰富与完善。在一定意义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已经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我国当下和未来相当长一个历史阶段所要建设的新文化。二者实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然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看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完成形态。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完整表述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已经存在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事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来源、基本前提和社会历史条件;“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则精辟地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土壤和最终动力。因此，这段话表述完整、逻辑谨严、不容割裂，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有机统一关系，全面阐明了当代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完整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深刻阐发了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规律，体现了科学性与真理性、人民性与实践性、时代性与开放性的高度统一，把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提升到全新境界，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化发展繁荣中日益彰显其真理品格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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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建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