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情感剧的艺术探索及话题建构
——从电视剧《都挺好》说开去

李勇强

从2019年年初至年末，荧屏故事一如既往的热闹纷呈、异彩缤纷，广大观众也在剧情体验中感知着时代行进的跫音。由于近年来国家政策的调控以及媒介环境的变迁，影视行业进入新的发展调整阶段。曾经一度风行的穿越剧、戏说剧等逐渐淡出荧屏，含有“腹黑”“宫斗”“玄奇”等元素的作品也被严格挑剔，不再是市场宠儿，而取材于当下生活的都市情感剧却逐渐成为无法忽视的荧屏景观之一。这些作品描摹现实图景，直视当代人面临的情感、道德、价值等各种困惑，将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呈现于荧屏上。

一年间，颇受大众欢迎的此类作品包括《都挺好》《山月不知心底事》《如果可以这样爱》《小欢喜》等，其以悲喜交织的人生际遇、丰富而复杂的人物内心世界，透露出创作主体对于当下社会的某种思考，剧中关注的情感困惑或大众议题不断向深层次拓展，不仅有婚变、“出轨”等较为常见的男女情感纠葛，而且有引发全社会关注的老人赡养、留学移民、都市高房价、青少年教育等问题。总体来看，撷取当下社会热点作为剧情的元素之一，会诱发大众关注、促进此类作品的广泛传播，而作品对社会话题的折射与回应往往又带动了更为深入的社会关注与大众接受。因此，上述作品在荧屏播出后依然有很高的网络点播率，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作为都市情感剧的一个范例，长达46集的《都挺好》一度在多个省级卫视频道同时播出，受到诸多观众的认可与好评，已成为2019年重要的荧屏现象与文化景观之一。其以长卷形式描绘了当下江南都市的生活图景，将镜头聚焦于苏州城普通的一家人。这家人由于性格、观念、情感等的差异，在经历了一连串令人唏嘘感慨的矛盾、误会与冲突后，重新感受到亲人的关爱、亲情的可贵与家庭生活的温暖。如果从电视剧艺术角度来观察，该剧塑造了贴近时代气息的人物形象，构建了多样化的矛盾冲突，将个人情感、家庭生活的主线，与职场打拼、社会生活的辅线相交织，呈现出主要人物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

剧情开端以苏家三兄妹参加母亲葬礼发生争执来制造悬念，引起观众的收视期待。之后的情节围绕如何更好地照顾父亲苏大强的晚年生活来展开，渐次穿插三兄妹在职场中所面对的不寻常事件，情节一波三折、紧密交织。最后，以苏明玉发现了隐藏于父亲、兄长内心难以言说的爱与愧疚，终于找回亲情为结，颇具感染力。不难发现，该剧的特点能够反映出此类都市情感剧的一些艺术进展。

一、对情感表达的探索

对于荧屏受众来说，他们关注的是人物形象和剧中人物的命运。谭霈生在《论戏剧性》中认为“戏剧艺术的对象是人。读者、观众所关切的也是人，人的遭遇，人的生活道路，人的命运……在一出戏里，冲突应该是尖锐的，而且必须是有意义的。可是，对于观众来说，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人，只有他们了解了冲突中的人物、关心人物的命运，才会真正感受到冲突的尖锐程度，才能真正感受冲突的意义。”[1]谭霈生：《谭霈生文集·论戏剧性》，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75页。这一观点对于情感剧来说也颇为恰切，荧屏观众只有对人物有了印象，才能进一步追踪剧情、对剧作的冲突及冲突的意义产生理解。因而，不同人物的矛盾冲突，人物在社会环境中的经历，以及人物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都是电视剧着力表现的内容。由此不难发现，电视剧《都挺好》将主要人物置于具体、真实的时空环境下，特别注重在差异与比较中刻画人物、烘托其个性。

电视剧的开篇以苏家当家之人亡故一事勾连起众人的反应与行动。父亲苏大强内心有愧——抢救老伴时自己有错却不敢承认、一言不发，等待孩子们安排所有事项。大儿子苏明哲得知噩耗的刹那，瘫坐在地板上，向妻子哭诉自己未能对母亲尽孝的内疚。二儿子苏明成双眼噙泪、喃喃自语“为什么会这样”，掩饰不住失去母爱庇护的茫然与无助。然而，女儿苏明玉则冷静自制、甚至神色如常，按部就班地安排母亲后事。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出，围绕“母亲去世”这一事件，苏大强与孩子们的言语、行动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就是在这些“差异”中，他们的人物性格被“显影”了。

此外，在剧情进展中，人物即使面临目标一致、同向而行的状况，仍然表现出内心的分歧、反应的无法同调。比如，作为兄长的苏明哲为弥补无法接父亲到美国生活的遗憾，回国就业时决定为父亲买房养老，并且愿意独立出资。从赡养老人、为父尽孝的长久规划来看，苏家人对此全部认可、颇为支持。然而，当他明确提出想法（在苏州为父亲买房）与办法（自家出资不用弟妹资助）时，其妻吴非虽表面上同意，但也劝告他量力而为——“国内现在的房价不比美国低！”弟弟苏明成积极响应、代为跑腿，其妻朱丽则觉得为父尽孝不是大哥一个人的事——“我们也应该出一份力”，但明成却不以为然地直接说出“大哥愿意出就让他出呗”。妹妹苏明玉对此举认可但不热心，仿佛置身事外、不大愿意参与此事。于是，当这一想法真正付诸实践之时，众人的行动选择便出现了分歧与意外。吴非最终在选择定案的关键时刻“抽身而退”，让明哲自己做决断。明哲执意坚持却又无法说服、强迫妻子帮忙。而明玉在得知面临的困境与难处后，暗中出资帮助过关。

以上分析试图说明——这种暗含比较、同中有异的方式能够烘托人物个性，以细腻、周到的影像方式描画出人物形象。在这里，父亲苏大强显得老年“叛逆”、仿佛将不经世事的“天真”与积年累月形成的“逆来顺受”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拥有海外教育背景、在美国旧金山成家立业的苏明哲渴望担当，颇具家族“老大”的责任心与荣耀感，可实际上力有未逮、“言不胜其任也”。相对的，习惯被母亲照拂宠爱的明成则鲁莽冒失、有些任性。而较早自力更生、踏入职场的明玉则显得独立而理性、本性善良却又倔强、尖刻。

除此而外，电视剧《都挺好》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根由做了构想与呈现，并将人物个性的形成归结于童年经历、家庭教育。明玉在重男轻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较少得到母亲的关爱和保护，因此显得独立、倔强，甚至冷淡。明成自小受到母亲的偏爱甚至宠溺，难免形成飞扬跋扈、自我中心的性情。原生家庭塑造了人物性格的“基本面”。而当他们逐渐长大、脱离父母，继而走入职场，当代社会的竞争性、复杂性便使其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变异。

比如明玉，被所有职场同侪认为是杀伐果断的“女强人”，可是在遭遇上司训斥、同事抱怨后，竟醉卧浴缸昏昏睡去。依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观点，“睡在浴缸中”其实是婴幼儿时期缺乏关爱的补偿性表现，这呈现出主人公缺乏安全感的潜意识。其次，她千里迢迢从海外买回立体玩具拼图的“庭院”，多次把玩、欣赏，也是渴求家庭温暖、家人认同的症候之一，观众于此能够发现她内心隐秘的童年创伤与成长经验。我们暂且不论这样的归因是否恰当，但至少表达出都市情感剧的一些趋向性努力——探索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微妙性。而况，将童年经历、生活往事渗入现实情节，还有利于呈现矛盾与冲突。

一般而言，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是电视连续剧不可缺少的要件，而充满张力的矛盾是推进情节的重要因素。《都挺好》详尽展现了职场与家庭两种场域间的人物矛盾，同时，为了让矛盾的呈现能够紧紧吸引观众视线，该剧在处理上颇为讲究。在电视剧中，可以“按照生活现象中长短、快慢、强弱、动静、浓淡、舒缓……的节奏，把人物动作组织起来，使剧情鲜明、生动、和谐地反映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本质内容”。[1]高鑫：《电视剧创作概论》，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117页。的确如此。剧中，众诚集团孙副总与柳青等人较量，明成与领导关于私人投资问题龃龉反目，剧作注意了矛盾的强弱、积累的快慢等节奏，由此铺排成长线的故事。而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对立等，剧作运用了冲突与抵触等方式。这使剧情颇为曲折，能够让观众体验到矛盾两级中的人物心理。

图1 电视剧《都挺好》海报 （图片来源网络）

剧情主线上对立最明显的是明成、明玉的矛盾冲突。在公司集团内部一次争权倾轧中，孙副总等人延请第三方审计所全面审核分公司财务，这自然是对柳青、苏明玉等人的打击清算。眼看无法阻止，明玉却意外发现审计人员中有二嫂朱丽。她“将计就计”——借由她与朱丽的亲属关系不符合审计规范而令审计行为流产，不过此举却让本无过错的朱丽十分难堪、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明成得知情况后要为妻子讨个说法，而明玉此时一心想探查公司总裁蒙志远的病情、无法详细解释原委，情急之下直接回复二哥“当面解决”。两人的对立与矛盾达到顶峰，于见面地点——车库发生了正面冲突。明成拳脚相向，将明玉打倒在地。从镜头语言分析，车库封闭的空间使人物情感的对立得到了强化，暗夜昏暗的光线以及镜头的摇移凸显了人物心理状态的起伏与不稳定。显然，剧作在处理人物矛盾时，重视浓淡的对比、从弱到强的增压，由此情节也进入高潮部分。

更进一步而言，该剧还探索了处理人物间矛盾关系的他种方式。在涉及微妙的亲情、伦理与道德原则相互交缠的状况时，电视剧也采用了“抵触”方式进行人物心理的探照，这与同样是描摹父女关系的戏剧经典《天边外》（尤金·奥尼尔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剧中的苏大强与苏明玉是父女，却保持距离、似乎有些心结。两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来往很少，父亲甚至并不清楚女儿的职业、单位名称以及住房门牌号码。苏大强多次面临“去哪儿住”的问题，但宁可等着被接到异域美国，也不选择住到女儿那里，其实是记着妻子曾与女儿的口头协议——“将来我们不用你管”。可当他被某理财公司诈骗六万多元，痛心之余住进了医院，面对儿子的关切与质问，喃喃自语：“我不吃，我不喝，我就要钱，钱回不来我也不想活了”时，内心却希望女儿明玉能巧施妙计追回自己的钱财，最后明玉自己垫付了钱款还圆谎令父亲开心。剧情结尾处，明玉言明利害、间接地辞退了父亲的保姆蔡根花，这令父亲大为光火，但当其“爱情”受挫后才明白女儿是对的，却也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一番闹剧后被女儿接回家中照顾。

此番来看，上述对于父女间矛盾的展示，剧作始终慎用“人物冲突”与激烈的动作场面，而多采用了“心理抵触”的方式。这不仅能够揭示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挣扎，而且更为契合人物的行为方式、人物间的情感关系以及情感表达的含蓄性。换句话说，电视剧对于当下现实社会矛盾的观照，注意到了其多维度和复杂性，家人间的矛盾并非只能发展成“冲突”形态，人物内心的“抵触与对抗”同样具有普泛性。

二、对公众话题的建构

一般而言，现实题材电视剧在折射客观真实之时，还应艺术化地对当下现状以及社会问题进行深层次反省。现代戏剧家洪深曾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与状态，有特殊的思想，人事与背景……凡一切有价值的戏剧，都是富于时代性的”。[1]洪深：《洪深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第11页。取材于当下生活的情感剧，除了生活细节和人物情感的书写之外，还需真切地把握此刻的热点现象、时代氛围。那么，在纷繁万千的现象中找寻艺术观察点就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角度而言，《都挺好》《山月不知心底事》《如果可以这样爱》《小欢喜》《我们都要好好的》等剧的观测角度不一、都有自身的独特性。

例如，《都挺好》将焦点调校至进行时态的当下生活，讲述全球化背景中都市家庭的日常生活与职场故事，更巧妙地触碰了引起大众讨论的社会性话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老人的照顾与赡养。此剧对养老的问题与方式都予以了表现。当妻子离世后，苏大强不愿回到故居独自生活，起先暂与二儿及儿媳同住，却总是等不到两人准时下班一起吃饭，晚上自己又多次“起夜”……显然，年轻一代与老人共同生活时有着生活方式、作息规律等方面的诸多不便；他也曾计划着去美国旧金山与长子一家享受生活，然而现实的困难摆在眼前——语言不通无法交流、环境不熟悉、老人很孤独。再次，单为老人买房、使其独居、聘请保姆照顾生活起居如何？苏大强一个月内三次辞退保姆，还险被骗取所有积蓄。在此，剧集揭示出当下养老问题的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面向。

无独有偶，情感剧《我们都要好好的》从家庭生活的角度出发，观照当代社会中情感、家庭与职业追求的复杂关系。在社会地位、物质需求被主体重视而情感存在裂变可能的情况下，当代人应如何处变不惊？人到中年、事业成功的经理人向前渐渐发现无法同妻子心平气和地交流，原本的生活、事业平衡被一一打破，不仅屡遭妻子埋怨、婚姻生出变故，而且在公司遭受构陷、不得不离开公司。与此同时，女主人公因为在七年之久的婚姻生活中无法实现自身价值而罹患忧郁症，在医生“你的病情很严重，已经带不了孩子了”的忠告下情绪崩溃。该剧情节就在两人再度寻找生命价值的主旨下展开，女主人公在走出家庭、求职受挫等困难中最终获得生命价值的独立。不难看出，作品在各种复杂的关系中展开书写，对于中年危机、心理病症等社会焦虑都有所触及。

综上而言，都市情感剧择取特定的观察角度，从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中找寻细节，在描摹艺术形象之时试图对情感困惑或大众议题有所反映，相较于此前，这种观照的独特之处在于：

图2 电视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海报（图片来源网络）

其一，体现在辩证地、多维度地看待社会话题。从电视剧生产与消费的实际而言，观众对电视剧作品的接受有“期待视野”的问题，惯于观看剧集的当代观众具有影视剧观赏时“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1][德]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换言之，中国电视剧60年来的发展实绩以及同类型作品已成为观众的“先在结构”。因此，情感剧的创作与生产需要顾及观众已有的观剧经验。“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得到‘客观化’，即与一个客观的标准相符，才能获得接受，而这种超主体的客观标准，恰恰又是期待视野”。[2][德]H.R.姚斯、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页。虽然接受美学的观念并非针对影视剧作品，但仍然是适用的，现今的都市情感剧要适当地考虑观众的“期待视野”，就不能停留于对现实生活细节的展示与呈现，还应该对客观真实进行辩证式思考、艺术性重构。生活之流永不止歇，创作者只有站在最前沿，对社会发展、人的状态提出思考，将对于大众议题的揭示融入剧作情节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方能更好地体现该类题材电视剧的功用。显然，2019年播映的都市情感剧对于“超主体的客观标准”的观众期待视野有所拿捏。

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与调整，国人对于在国外留学、工作以及相关问题日益关注，如何将新语境下的中国人海外生存状态予以荧屏呈现，是不少电视剧着力考虑的内容。在2019年播映的都市情感剧中，《如果可以这样爱》《小欢喜》等对于此热点现象的择取就体现出辩证的、多向的特征。《如果可以这样爱》结合近年来海外华人的现实生存状况以及留学、归国等时代元素，讲述三位主要角色间的情感故事。曾在美国西雅图居留、打拼的钢琴家耿墨池经历过各种人生困境，而回国演出之际更是产生了千般体验。该剧在叙事结构上进行创新，大量运用了闪回、插叙，使过去的海外经历作为影响人物现实行动的元素，一方面将华人海外生存的各种问题渐次呈现，另一方面也让故事有了双重维度——在过去与现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交叉行进，充满了悬念的张力。综合来看，该剧对于海外奋斗、经商等的间接描写切近了全球化语境中的社会现实，触碰的是更为深层的情感归宿与文化认同命题。对华裔、华人的异域奋斗，既肯定其历经艰辛所获得的光鲜耀目，也不回避其异域求生所承受的身体与心灵创伤——耿墨池与妻子分居四年、也不了解妻子抑郁症的病情。这些都呈现出全球化时代故事讲述者的包容性、辩证性态度。

其二，表现在艺术化地回应与建构社会话题。《都挺好》将当下社会的养老话题与恋爱情节有机融合。已进入大众视野的养老问题是本剧涉及的社会热点，剧集在呈现都市男女的情感抉择中渗入对此问题的回应。剧情从苏大强失去老伴的家庭危机开端，面对父亲的生活轨迹必须改变的现实，苏家子女应该如何行动？换句话说，孝敬老人、照顾父母应该采用什么方式呢？纵观整部剧集，苏家子女无一不对父亲怀着真诚的“爱”——愿意为父亲尽孝、更希望父亲能够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可即使如此，仍然会有方式方法上的失当与过错。明哲信誓旦旦地要接父亲到美国养老，却因自己失业而无法实现承诺，令父亲颜面扫地、大为伤心；明成被大哥批评“照顾不周”后片刻不离父亲身边，这让父亲失去了自我空间、十分难堪；明玉认为父亲糊涂、无理取闹，一时冲动对其大吼大叫，竟导致老人病发、住进医院。不难看出，剧集细腻地表达了养老问题的“哀愁”面向。最终明玉辞职，一心一意地照顾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父亲。电视剧在此戛然而止、结束剧情，并未作之后的交代。而观众不免会问——然后呢？主人公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吗？这是解决养老难题的最佳方式吗？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早在记录孔夫子言行的《论语》中就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论语·为政》对于“孝”曾有发问——“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第20页。而“色难”应解释为侍奉父母时的容色，即“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篇》）显然，《都挺好》剧集尽力还原当下真实状态——既呈现了“色难”，又表达了“孝”的当代困惑与难点。从这个角度看，剧作对“孝”之“爱与哀愁”的双向描摹正是对于社会性话题的回应与建构。

总体来看，都市情感剧试图艺术性地融入公众话题，观照当前社会中人的情感褶皱与生存现状，继而建构公共话语空间。从更广的范畴而言，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也在进行深层次的转型，群体情绪与公众心理往往呈现出某种集体症候，这些剧集对于触及到的婚姻、家庭等敏感问题，并未择取单一立场、偏执地进行谴责或批评，而是呈现出辩证的反思意味。相对全面地表达出社会问题的多重属性，呈现了当前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现状，这是值得记录的努力。

三、对娱乐属性的趋就

艺术性地撷取大众议题，着力揭示当代人情感的复杂性、多面性与矛盾性，是当下都市情感剧的主要旨归。然而，随着消费文化的渗透，这类剧集的娱乐化倾向增强，甚至有模式单一、情节雷同的毛病。诚然，电视剧具有为大众造梦的娱乐属性，注定无法完全摆脱消费文化的制约，但只瞄准了市场与消费的作品却容易滑向庸俗化的深渊。

首先，为了情节的吸人眼球，不少作品刻意夸大男女主角的心理距离，无意中忽视了健康的、自然的美好人性。“出轨”“病症”“畸恋”等元素被大肆使用。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的剧集《如果可以这样爱》在主要的两对人物关系上均使用了“出轨”桥段，耿墨池的妻子叶莎与“病友”祁树杰暧昧是情节起点，而耿墨池偏偏与祁树杰的妻子白考儿“冤家路窄”、渐生好感。这种类似于王家卫导演的电影《花样年华》中的桥段被恣意取用。《我们都要好好的》中为凸显女性人物缺乏安全感，也多次呈现了职业男性的“出轨”状况，剧情开端就安排次要女性角色弯弯跟踪丈夫、发现其不轨行为……这些情节看似颇为奇巧，但因为被千篇一律地重复着，有着影视观赏经验的当代观众已习惯、甚至麻木了这种“刺激”。归根结底，这类套路化、模式化的创作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向观众提供娱乐快感，装点着喧闹与浮华。这当然偏离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前进方向，最终所反映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错觉。

其次，未将社会议题有机融入主线情节也是不足之处。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带着爸爸去留学》，此剧试图呈现远在异域的中国留学生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情感纠葛，然而似乎偏离了“学习”“学业”的主要方面，停留于几位主要人物间的感情嬉闹。在父亲阻止孩子发生“早恋”行为的那一段戏中，展现了父亲爬墙跃窗紧急阻止孩子的行为，以及两位青少年被撞破的尴尬状态，看似热闹活泼，然而却回避了应该揭示的深层次问题——留学生的情感需求、心理调适。

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中的情节元素和日常生活不相符合。即便质量上乘的《都挺好》，也有这样的弱点。本剧用了很多笔墨铺排为父“买房”事件，明哲、吴非、明成等都牵涉其中。而当苏大强想追求保姆蔡根花时毅然卖房，并用了极短的几日就办妥了。显然，这里不但不符合生活的实际，且夸大了剧情的突发性、偶然性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某些剧作对个人情感与阅历的表现过于简单、粗疏。如《都挺好》中，对于女主人公苏明玉个人爱情的描摹不够细致，其恋爱对象的选择、随之的爱情行动都显得随意、盲目，观众往往觉得不够有说服力。《我们都要好好的》聚焦女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转向，可是为了其心理重建，身边的所有人都要为此改变。这令观众觉得不真实，同时也表明了剧作情节与常态生活的脱节，更暴露出情感剧创作初衷的偏差——“不是从生活规律出发，而是从技巧、桥段、场面的成规出发来设计情节、塑造人物，对技巧的崇拜高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1]李勇强：《莫让农村剧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光明日报》2016年6月11日。

综上所述，2019年的都市情感剧融入了家庭、教育、养老、心理症候等公众热点，渴望引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其力求贴近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呈现多样的社会矛盾是值得肯定的。而况，存在主义哲学家、戏剧家萨特认为“一个好的剧本应当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2][德]萨特：《萨特戏剧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89页。——电视剧无需为大众争议话题“开药方”、提出解决方案。确实，坦然地面对大众议题、致力于以个性塑造来艺术性地把握社会矛盾、注重主流价值观的建构，是都市情感剧被期待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