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易堂文风的新变及其情感蕴含

唐季冲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明末清初，魏禧、魏祥、魏礼、邱维屏、彭士望、彭任、李腾蛟、曾灿、林时益九人，隐居翠微峰易堂，称为易堂九子。据邓之诚在《清诗纪事初编》中记载：“(魏禧)与兄际瑞、弟礼，结庐金精翠微峰，与李腾蛟、彭士望、林时益、邱维屏、曾灿、彭任结生死之交，号易堂九子。……禧力持人才支持世界之说，乃出游江南北，遂入浙中，所至以文会友，由邹祗谟遍交当世文人，以播其明道理、识时务、重廉耻、畏名义之说，而尤在结纳其贤豪，备有事之用。”[1]易堂九子怀抱爱国之志，入清后，他们不辱其身，以创作反抗民族压迫，揭露社会弊端，支持并投入到抗清复明的斗争中。隐居翠微峰阶段，他们兴办学堂、讲学造士，以求“火尽而火传”。作为明末清初著名文人团体，易堂九子的创作理念及其实践，深深影响了清初的古文创作。

一、易堂九子文风新变的背景

先秦时期，散文创作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但理论方面还未成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古文理论，唐宋时期两次古文运动完善了古文理论。至南宋时期，几乎每个学派都有相应的古文主张，一时古文理论大增，但是多停留在对古文功用、风格等一般问题探讨上。清初古文理论方面，虽然之前学者有不少论述，并在实践上改变了金元至明初的迂腐之气，也消除了明中叶以后许多古文作品空疏、浅陋等弊端，但是没有产生系统的、足以左右文风的理论。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凡开创一种风气或矫正一种风气者，一方面为功首，一方面又为罪魁，这本是没法避免的事。盖此种偏胜的主张，固可以去旧疾，也容易致新疾。何况在时风众势之下，途径既成，无论何种主张都不能无流弊。”[2]前一古文流派末流之弊的蔓延，会成为后一古文流派崛起的直接动因。

清初古文承晚明余绪尊崇唐宋派，主张恢复文以传道的古文传统，并对道的内容有所修正。其中文以传道的传统自唐宋八大家以来得到发展，在明朝一度受到前后七子尊崇，但是后来受到公安、竟陵派抒写性灵的冲击，“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逐渐式微。直至清初，顾炎武认为：“凡文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的观点基本上成为清初各家的共识，古文创作再次回到文以传道的唐宋古文传统上。清初古文虽然问途于唐宋，但不盲目崇古，也不一味排古，形成谋求自立、取径广泛、文道并重的特色，成为唐宋古文的后劲。清初古文理论的建立，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一，当时程朱理学地位很高，清朝统治者提出“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第二，对明代古文理论的探索和创作经验教训的吸取，明代古文理论流派较多，众派主张各异，清人受明代唐宋派古文理论影响较深，在建构艺术理论时，也会吸收其他众多流派的见解；第三，八股文的写作经验，清代古文家多是八股文出身，他们会用八股眼光论文，将时文审美特征运用到古文创作中；第四，众多古文选本以及评点意见的出现，清代是古文评点的辉煌时期，清人通过编古文选本，以表现他们的古文创作主张。

明末清初，士人被理法束缚，大谈性命之学，其病在于空虚的学术风气。张尔耆在《国朝文录》中描述道：

易堂九子名重天下，最著者为魏冰叔、彭躬庵、邱邦士。魏集出时家弦户诵，群诧为北宋后得未曾有，习久生厌，或以为过于粗豪，或以为策士之文，或以为机变之巧，甚至目之为陋。呜呼！天下太平既久，人皆束于法令，豢养于富贵科名，经济有用之书可不必读。……明代儒者专谈性命，故其病在虚，近代士讲经学，似乎实矣，而破碎支离，揞之于用无当，亦恐不足以续天下之命也。[3]

易堂九子在明末清初，一方面抨击明代不切实际的学风，另一方面在积累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造新的创作方法。他们重视文章立意，坚持写人心之所明、说理务去陈言、理至而情亦至的创作态度，对清初的古文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魏禧专攻古文、历史，魏祥擅长音韵学，魏礼喜欢出游探险，邱维屏、李腾蛟钻研易学，曾灿诗学出众，林时益擅长制茶，彭任对《周礼》《礼记》《仪礼》情有独钟。易堂九子以腹有诗书的人品，诲人不倦的高风，为后代景仰。刘师培曾在《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指出：“易堂九子标名于南赣，证人学会继迹于越东，虽北人尚躬行，南人腾口说，尊王崇陆，各异指归，然恂恂善导，义归训俗，信乎特立之士矣。”[4]徐世昌在《晚晴簃诗汇》中高度评价了易堂九子，推崇九子以文章节义闻名天下：“明季为诸生，见天下方乱，一意学佛，既乃为阳明之学。……时宁都易堂九子、星子髻山七子皆以文章节概名天下，秋水独反己暗修，务求自得。”[5]

二、易堂九子古文的自我革新

(一)取法唐宋，自成一家

易堂九子在积累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积累创作方法，对古文革新有引导作用。魏禧认为古文发展到唐宋，已经相当完善，在《〈宗子发文集〉序》中说：

吾则以为养气之功，在于集义；文章之能事，在于积理。今夫文章，六经四书而下，周秦诸子、两汉百家之书，于体无所不备，后之作者，不之此则之彼。而唐、宋大家，则又取其书之精者，参和杂糅，熔铸古人以自成，其势必不可以更加。[6]

因此魏禧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为门径，在《答孔正叔简》中表示：“善为文者，以六经为寝苗，《左》《史》为堂奥，唐宋八大家为门户。”然后取法古人，自成一家。

首先，易堂九子为文讲求个性，认为文章要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们关注古文与社会政治、现实人生、学术思想、时文、作家天赋和后天修养的关系，对古文的审美特征有独到的见解。魏礼主张借鉴古人的创作思想、创作风格，最后成其我：“述作而无我，我何为而作哉？人之貌不同，以各有其我；人之诗文兢出而不穷，以其有我也。”[7]彭士望也持有相同观点，认为要有自己的风格，不能形似他人：“尽弃己之身而效窃他人之形似，得为其子孙仆隶，欣欣然有荣幸焉，是其人已无志识，顾安得有文章乎？”[7]

其次，易堂九子在创作方法上不断否定旧方法、创造新方法。他们重视古文的篇章结构，也注重古文思想蕴含，但是创作古文不能只取法古人，也要独创格调，出乎其外。易堂九子批评只知模仿古人，自己毫无创造的学者，认为是优孟衣冠，徒有其表。还批评另一类学者不重视古人之法，师心自用。魏际瑞在《与子弟论文》中说：“不入于法，则散乱无纪；不出于法，则拘迂而无以尽文章之变。”又在《〈学文堂文集〉序》中谈道：“善学古人者，熟于规矩，能生变化，其识精而议确。不斤斤学古人者，亦能自以为变化。变化相生，自合规矩。”魏禧《答曾君有书》亦曰：“古之法者，因天下之不定而生其一定；后之用法者，因古人之一定而生其不定。”所以要取法古人、博采众长，继而创新，自成一家。

在具体写作上，易堂九子认为学习古人创作不是在字句上亦步亦趋，而是学习其真精神，讲求自己的真情实感与古圣贤神明相冥合。彭任在《〈历代文约〉序》中云：

古文至于今二三百余年，其间兴败盛衰不一，而或者乃曰：“文章与时代为升降，至于今，文日趋而靡也。”……吾尝谓文以理为主，以气为辅，而神意行乎其间，辞足以自达而已，后之人师其法不袭其辞，而文章之道思过半矣。若夫博学深思，穷理研几，得其神与气，神而明之有存乎其人，是以不为治存，不为乱亡，岂世运之所可限邪？[8]

彭任主张求古人之意与法，然后有我，惟意所从。古文的发展，一代有一代之文章，古文发展至今已有二三百年，然而发展到今日，古文风格日趋靡弱。接着说明理与法的关系，法不是死法，如同人的性情变化无穷，因此学习古人既要有法度，也要有性情。最后归结到神明，要讲求方法，得其神，也得其意，这样才能与古人神明冥合。

另外，易堂九子认为立言先立品。如果人是而文非，或者文是而人非，皆不可取。那么如何培养自己的品德，九子认为古文创作中要注重两点：一方面勤攻己阙，相互攻谪规益；另一方面，通过读书自省，来保持坚贞不移的气节。魏禧曾讲到他与彭士望切磋古文的情景：

三十五年如一日，虽一父之子，无以过也。……然吾两人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文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6]

魏禧与彭士望通过勤攻己阙，来立言、立节，即使两人争论辩驳到面红耳赤，流涕不止，也不影响彼此的感情。争论之后，反思对方的话，汲取有用之处加以改正，这样才能提高创作水平。魏禧将彭士望的指正视为瑰宝：“其言之切中，可奉为韦弦，而其不必中者，吾亦可储为药石也。”[6]

易堂九子一方面抨击明代空疏无用的学风；另一方面坚持从自己做起，取法唐宋，自成一家。正是在不断砥砺中，九子革除前者弊端，独创格调，为清初古文发展树立了标杆。清人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中对易堂九子为文主实，抒真性情，写真文章，予以称赞：“微特不逮古人，视国初汪、魏二家，亦往往瞠乎其后。钝翁湛深经术，瓣香南丰，文自精实。三魏文皆有理致。如《里言》《偶书》诸编，时有见道之言，杂记中论文亦造微。叔子笔势尤雄放，其论事、叙事之作，多得史迁遗意。易堂九子、邱邦士、彭躬庵亦佳。邦士笔力拗折，微嫌其碎。躬庵真气涌溢，虽辞多愤激，足见性情之厚。”[9]

(二)实学经世，躬行实践

明末清初一批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一方面抨击明代崇尚空谈、不切实际的学风，另一方面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顾炎武讲“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黄宗羲是研究宋、元、明理学史的大家，他总结明亡教训，从政治制度着眼提出了许多大胆而深刻的见解。王夫之在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上极具批判精神，他从学理上批判宋明理学的谬误，将之归结于统治者专制制度和政治的酷虐。继顾、黄、王之后，提倡经世致用学风的还有颜元及其弟子李塨。颜元认为：“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其如儒统何！其如世道何！”[10]倡明了学术与人才、政事、民命关系密切，为学不可空谈不切实际。

易堂九子不仅注重古文文法革新，还强调古文实用功能，将古文创作与社会政治、现实人生、学术思想等相联系，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观点相似。彭士望从学术上反思、追寻明朝衰亡的原因，将矛头直指宋明理学：

南宋诸贤以正心、诚意为经术，终无救于宗社，陈同父为之叹息。近代集大成者，必推阳明，而念庵、荆川、泾阳、定兴诸公，咸有其意，卒为权臣、奄寺所摧抑，未意厥施，陵迟至今日难言矣。夫学术不明，则人才不立，经济不实，性情不笃，而文章举归于无用。[11]

然而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在文治方面沿袭宋明理学，若有人非议程朱理学，便遭卫道士攻讦。除了宋明理学，魏禧在《明右副都御史忠襄蔡公传》中指出道学对国家治安的危害性：

国家之败亡，风俗之偷，政事之乖，法度纪纲之坏乱，皆由道学不明，中于人心，而发于事业，始若山下之蒙泉，终于江河之溃下而不反。然世儒之谈道学，其伪者不足道。正人君子，往往迂疏狭隘弛缓，试于事，百无一用。即或立风节，轻生死，皎然为世名臣，一当变事，则束手垂头，不能稍有所济，于是天下才智之士率以道学为笑。道学不明而人心邪，人心邪而风俗政事乖，法度乱，纪纲失，而国家亡矣。推厥所由，则亦儒者迂疏狭隘有以致之也。[6]

宋明理学、道学等腐朽的学术空虚不实，致使吏治腐败、国家灭亡。彭士望在《与方素北书》中指出：“其不学无术，缓急无一真实可用之人才。官日益尊，识日益卑，胆日益薄，才日益愚，身日益孤，计算支吾竟成异物。”[11]

理学、道学皆是伪学，须以实学经世。易堂九子提出为文主真，认为只有以真人品求真学问才能扭转当时的学风。魏禧在《〈鄱阳史惺堂先生文集〉序》中强调为文以真为主，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嘉隆间讲学渐生病痛，惟以收敛暗淡，不露声光，不畏强御，方是真人品、真理学。”[6]与此类似，彭士望在《与宋末有书》中谈道：

天下五六十年，患虚病极矣。其下者不足言文章、经义、名誉、气节，皆虚病也。……其真欲救之者，亦惟核名实，黜浮伪，专事功，省议论，毕力于有用之实学；胆识以充，器量以宏，精神以敛，博杂以去，强力以优；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以沟壑为家，以忠信才敏之友为命；操练精熟，宠辱不惊，庶足以任宇宙之大常大变而无所于挠。[11]

当国运衰退，百姓生活艰苦之时，学者应该去除虚名浮利，聚敛精神，心系天下，为民谋生，创作一些经世致用的文章，以有利于治国。

易堂九子强调明理积识。林时益在《朱中尉集》中说：“世人论诗，稍涉道理，便云殊有宋气，其实出之精蕴，便见《风》《雅》。至处说理精实者，《雅》《颂》盖不胜指矣。”彭士望与林时益都指出为文如果缺少理识，便空洞无物。魏禧在《魏叔子文集》中提到：“吾易堂诗独尚理识，每用古文法，自写性情，以发抒其怀抱，不汲汲求肖于汉、魏、三唐。”[6]读书能明理，明理能经世，魏禧在《左传经世叙》中指出学者须博览古人之书，明治乱之故：“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故读书不足经世，则虽外极博综，内析秋毫，与未尝读书同。”[6]魏礼在《温匡云诗序》中说作诗犹如治学，博学之后，有益于实务：“是故诗之道，博学以培气，淡荡以写情，体事以广识，绘物尚乎虚灵，声调归于风婉，此古今学者同源而异流，诗之或正或变，各成一家言者也。”[12]易堂九子积极强调明理积识，以求实用。

易堂九子在清初古文创作中坚持以实学为旨归，得到了诸多名家的肯定。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赞曰：

江西在北宋，为欧阳永叔、曾子固、王介甫产地，在南宋为陆子静产地。其士之秀者，咸以“蓄道德能文章”相厉，故学风亦循此方向发展。清初则宁都魏善伯、冰叔和公，号“宁都三魏”。与同县邱邦士、南昌彭躬庵等九人，同隐于翠微山之易堂，号“易堂九子”，而冰叔为之魁。[13]

北宋时，江西出现了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等文学大家，发展到南宋时，以陆子静为名，直至清初，易堂九子以实学为旨，享誉文坛，促进了明末清初古文发展。蒋方增在《〈耻躬堂文钞〉叙》中认为清初文章以易堂九子为盛：“自秦汉天下，古文之学，盛于唐宋而衰于元明，至国朝初年，英才辈出，……而江右则以宁都易堂为首称，程山、髻山亦附见。”[11]显示了易堂九子在清初文坛的重要地位。

(三)厚积薄发，深入平出

易堂九子创作各有特色，魏际瑞善于汲取文章的艺术技巧；彭士望读书着眼于整体，有时粗疏却注重其实用价值，他在《与方素北书》中自述：

少尝读书至生死盛衰、磊轲不平事，辄抵几痛哭，愈疾读，声泪湓溢，即欲剖割无良人，虽死不悔。独不喜章句，碎细比栉，甚或讹字画音韵时有之。惟一览见大意，可实用，辄欣然忘寝食，恨不得吾身施行之。于诗文绝不喜留连光景，雕绘仿逐，见古今盛名人有此，皆以为贱语。[11]

彭士望读书重实用，魏禧则文无专嗜，杂采众长，他在《与诸子世杰论文书》中说：“吾少好《左传》、苏老泉，中年稍涉他氏，然文无专嗜，惟择吾所雅爱赏者。至于作文，则切不喜学何人人何篇目，故文成都无专似。”[6]

易堂九子读书作文虽有不同之处，但主要相同之处则是追求厚积薄发，深入平出。易堂九子不轻易为文，认为只有当“心思学力有其至，切而不浮，婉而有旨，道以之明，俗以之正，其精神意气所结，如金石不可销铄”[7]之时，才能够写出传世之作。魏禧在《初蓉阁诗叙》中以《诗经》为例：“三百篇，人不尽作，作不过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无有者，弗强道也。”[6]魏际瑞在《论文语》中也表明惟有厚积薄发才能独工于世：“君子之博也，能得其意，而操其至约，以善其用。故愈博而愈精。”[14]魏祥曾以钟、锣、大炮、小铳作比喻，辩证分析了厚积与薄发的关系，在《与子弟论文》中说：

近听而震耳者，钟不如锣，冯夷大炮不如行营小铳。然钟、炮闻数十里，锣与铳不及半而寂然矣。浮息之气，躁滑而无力。凡扣而即鸣、鸣而即传者，皆力量气魄之不足以自侍也。文章大家、小家之辨如此。[14]

易堂九子认为做学问要博览，不能只攻一门。曾灿在《龚琅霞诗序》中说：“古人攻一经者，必通他经之理；擅一艺者，必明众艺之情。是故善诗者必多读书，其取材也博，其类物也精。经、史、百家之蕴，贯穿淹润于胸中，而后诗可得而成焉。”[15]所以只有广博地积累才能养成学者的才性。魏礼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在《温慕李诗序》中，魏礼以木成才作比喻，指出人才的形成，探究本源在于厚积而成：“木之速成者材弗坚，锋铦利者易缺，士名夙惠者，多跅弛而无当。故古人成就人才，必使探本索源，厚其积以巨其发。”[12]为此，易堂九子提倡博览百家，贯穿经史。

易堂九子认为治学不仅要厚积，更要深入研读后在写作中平实而出。魏禧将治学比作农民耕田，只有精耕细作，禾苗才会秀实，在《耕庑说》中说：“耨耕不深，则草荄不尽，士膏不发。虽有土化之法、燎山之沃而不入，则苗不秀，秀不实。”[6]治学贵在对所读之书有精当的评论，了解古人的深心良意。魏禧在《日录·杂说》中评论唐宋八大家文章：

退之如崇山大海，孕育灵怪。子厚如幽岩怪壑，鸟叫猿啼。永叔如秋山平远，春谷倩丽，园亭林沼，悉可图画；其奏札朴健刻切，终带本色之妙。明允如尊官酷吏，南面发令，虽无理事，谁敢不承。东坡如长江大河，时或疏为清渠，潴为池沼。子由如晴丝袅空，其雄伟者，如天半风雨，袅娜而下。介甫如断岸千尺，又如高士谿刻，不近人情。子固如陂泽春涨，虽漶漫而深厚有气力，《说苑》等叙乃特紧严。然诸家亦各有病，学古人者知得古人病处，极力洗刷，方能步趋；否则我自有病，又益以古人之病，便成一幅百丑图矣。……学子厚易失之小，学永叔易失之平，学东坡易失之衍，学子固易失之滞，学介甫易失之枯，学子由易失之蔓。惟学昌黎、老泉少病，然昌黎易失之生撰，老泉易失之粗豪，病终愈于他家也。[6]

魏禧对唐宋八大家为文特色作了精细剖析，可见其对八大家文章进行了深入研读，才有如此感悟。如果深谙古人治学之道，再在写作中以平实出之，那么作品虽看似平实无奇，实则蕴含隽永。魏礼在《桂荫堂文集序》中说到：

为文者朴而则，人观之若易，而为之实难。熣炫谲诡者，人观之甚难，为之者或甚易也。华之敷不旬日，而根干之养，非累岁月不至矣。是故为佳赏之文易，为平朴无可喜，而旨趣隽永，味之不可穷、变动无方之文难。[12]

魏际瑞在《与周公书》中也认为平实之文易好：“愚窃以为大家之文，其奇者在至平，其密者在至宽，其曲折周翔断续转换者在直，其味在平淡，其腴丽姿致在朴。”[14]

易堂九子写作后重视删改，追求完美。魏禧在《与门人王愈融》自叙自己每次作文，必会认真反复修改稿件：“余作文颇敏，顷刻数纸，特搜剔删削，每旬日不休。大较用工作之十三，琢之磨之十七也。”[6]关于删改，易堂九子提出句中删字，篇中删句，集中删篇的方法，这样文章更精炼。魏禧在《复罗珂雪》中作了一个比方：“文章如用兵，贵精不贵多，韩淮阴多多益善，王翦六十万，古兵家亦少有是人。”[6]除了自己删定，他们还相互删改诗文。彭士望在《耻躬堂文钞自叙》中记述自己写好诗文，会请魏禧、林时益删改：“予文为叔子定者十七八，邦士定十一二。诗为林确斋、和公定十一二。”[11]曾灿写成文章后也会请魏禧定稿，在《〈魏叔子文集〉序》中说：“生平为诗文，单辞只字，虽千里外必就正叔子。”[6]魏礼会请魏禧校定，魏禧在《〈魏叔子文集〉序》中说：“伯定者十一，他友十二，余多予所校。”[6]魏际瑞认为删改了那些繁杂的，精要的就会显现，在《删诗序》中说：“善取者不如善舍，善改者不如善删。予既删诸古文、辞赋，递及于诗。凡五删之，由八十卷而至于二十者，有如此。”[14]而邱维屏会把工夫用在打腹稿上，但在写成后不重视删改：“性又惰，率或一二年不操笔，或纵笔随成，不加点次，文成或数年不一再视。”[11]易堂九子关于删改意见虽然不同，但都追求创作深入平出，力求完美。

王庆麟在《书〈魏叔子集〉后》高度评价了魏禧的古文创作：“观叔子文，最长人见识。叔子盛推朝宗……朝宗故当不及也。”尚镕说：“最深者莫如陆稼书，而稼书则推叔子，确是一家言，直与欧苏相上下；最博者莫如杭堇甫，而堇甫则推叔子为古文大家；宁都学显，望溪亦尝推之也。”[16]当时九子名声远播，受到许多人士赞颂：“魏叔子庚戌间再游吴越，人传诵其文章，谓为南宋以来所未见。求之者无虚日，削版待之，朝成夕登，即日流布，海内所推一二，耋旧大耄之老争识面，引为忘年交，士无识不识，皆知有宁都魏叔子。”[11]

三、易堂九子古文的情感蕴含

(一)抗节砥义、文品俱高的遗民情结

作为遗民，易堂九子热爱故国，保持个人尊严，追求社会理想，即使隐逸山林，也不忘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高尚的爱国情操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易堂九子少怀壮志，具有临危不惧的侠义衷肠、念人之难的救世精神，也有相互砥砺的宽广胸怀，更重要的是具有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他们任侠豪气，魏禧“不乐嬉戏，嗜古论史，斩斩见识议”[17]。曾灿“思以功业自见，折节下士，士翕然归之”，彭士望“性慷慨，尚气节”，并“立义声事公卿闻”。当初曾灿与彭士望相识于危难之际，出入于戎马兵戈之间，以图谋事而败，遂抗节而隐，躬耕翠微峰以求其志，以坚贞之节名垂史册。林时益原本家庭显贵，“入则安处高明之居，出则车马呼唱于外”[18]，而后遭遇战争，林时益带着家人隐居翠微峰，过着清淡的耕读生活。

易堂九子当初为避难，隐居翠微峰，躬耕自食。魏礼在《先叔兄纪略》中记载了九子在翠微峰上谈文论道，相互砥砺节操的情形：

宁都居赣上游，地遐僻，四方士罕至者。而先生独敦古朋友谊，如友人谢廷诏、谢大茂亡，孤不能自存，先生则抚教安业之，为授室，得延其嗣。凡朋友有过，如芒刺在身，法言巽语，涵溶渐渍，蔪其改而后即安。……往僧无可公至山中，叹曰：“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12]

易堂九子抗节以隐，不仕清朝，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赢得世人赞叹。

易堂九子生活在明末清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禾黍之悲、人生无常，触动很深，他们将所见所闻所感，记录在作品之中。从易堂九子的人物传记中可以看到殉难的抗清志士、落魄矢志的文人，还有刚直不阿的朝臣。那些记录山林隐逸、侠客壮士的传记文，人物形象被易堂九子刻画得神采飞扬，呼之欲出。他们创作了《江天一传》《独弈先生》《泰宁三烈妇传》等人物传记，再如《高士汪飒传》《大铁椎传》两篇作品，前者为刚介自守的遗民作传，渲染其高蹈处世的侠义风范；后者为沉沦草野的侠客立传，突出其身怀绝技不为世用。《大铁椎传》一文把大铁椎与盗贼决斗的场面写得惊心动魄：

时鸡鸣月落，星光照旷野，百步见人。客驰下，吹觱篥数声。顷之，贼二十余骑四面集，步行负弓矢从者百余人。一贼提刀纵马奔客曰：“奈何杀我兄？”言未毕，客呼曰：“椎！”贼应声落马，马首尽裂。众贼环而进，客从容挥椎，人马四面仆地下，杀三十余人。宋将军屏息观之，股栗欲堕。忽闻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尘且起，黑烟滚滚，东向驰去。后遂不复至。[6]

大铁椎临危不惧，以一当百，面对众多盗贼，施展武艺，杀贼无数。文中结尾评论意味深长：

子房得力士，椎秦皇帝博浪沙中。大铁椎其人欤？天生异人，必有所用之。予读陈同甫《中兴遗传》，豪俊侠烈魁奇之士，泯泯然不见功名于世者又何多也？岂天之生才，不必为人用欤？抑用之自有时欤？[6]

易堂九子由于身经亡国之痛，《大铁椎传》寄托了作者不满现实之情，希望依靠豪杰之士反抗清朝暴政的理想。

阅读易堂九子古文作品，可以看出九子怀抱经世救国的理想，探析理想品格的塑造的形成，实际上离不开他们从小受到过的良好家庭教育。魏禧兄弟出生在一个“素封八世”的家庭，祖辈因常行仁义受到朝廷的旌表。曾灿的父亲曾应遴为官清正廉洁，以敢于直谏闻名朝廷。彭士望的父亲临终前叮嘱儿子要师从贤臣黄道周，做对民有用的人。邱维屏的祖父邱一鹏是位廉吏，下属为了贿赂他，将一个纯金的大盘涂上土漆当作普通铜盘送给他，后来被其识破，原物送回。林时益出身名门望族，怀有四海之志，与他父亲严格的教育分不开。李腾蛟、彭任的家庭教育也一样。在如此良好家庭教育氛围中成长，长辈们示范在先，易堂九子从小耳濡目染，这为他们日后行为处事，培养良好品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易堂九子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节砥义，文品俱高，为后人称道。张尚瑗在《〈邱邦士文集〉序》中评价易堂九子：“其足以自守者，则伏处环堵，颓然枯槁，不使面目见知于人，采山耕陇，食力自给。”[19]

(二)讲学造士、重振师道的教育情怀

易堂九子认为教育对国家民族关系重大，如果一国教育不兴，会导致经世之才流失。魏禧在《端友集后序》中阐释了教育的重要性：“天下治乱风俗之淳漓，人心忠孝廉耻之存亡，莫不由于教化，故师道为甚重。”[6]本着振兴教育，培养经世之才的目的，易堂九子在翠微峰上创办易堂书院，传道授业解惑，为重塑师道尊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首先，为师者律己须严。魏禧在《日录·里言》中记载道：

往授徒水庄，易堂诸子尝相过从。余谓诸生曰：“此磨镜匠也。”诸生愕然。余曰：“先生如镜子，诸生各来取照，然积久尘昏，镜子自体不明，若不得人磨洗，安能照人？”[6]

作为老师，一言一行影响着学生，魏禧要求为师者首先严于律己。因为老师是磨镜匠，学生是镜子，如果镜子不经过磨镜匠磨洗，怎么能照人？老师学识不精湛，怎能教好学生，岂不是误人子弟？由此可见老师严于律己的重要性。

其次，规范弟子言行。据魏禧《日录·里言》记载：

其一曰立志。古今天地内止有此身，安肯碌碌甘为人下？温饱安逸毕世而已。上者忠孝信义为俊杰奇伟之人，次亦谨言慎行不失乡里长者。至于文章，首当明理练识，为有用之学，徐攻格调，争衡古人也。其二曰肃规。规凡六。其三曰勤课。……其四曰广益。诸生毋蓄疑而不问于师，毋耻不能不问同辈，勤学虚心，自然事事有得。[6]

魏禧从树立志向、严明规矩、勤于功课以及转益多师四方面要求学生，建立学堂制度。易堂九子还注重因时而进，劝诫学生尊重师长、举止端正，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

易堂九子十分重视青少年培养，魏禧在《答南丰李作谋书》中说：“独仆生平以朋友为性命饥渴，而十余年间则尤笃意于少年卓荦之人。盖任天下难事，当天下之变，非少年血气雄刚不足胜任。而为涂日长，其才与学皆可深造，而不足量其所至。……今天下不乏卓荦之人，方其少年，焰焰然若火之始盛。既而志衰于嗜欲，气夺于祸患，心乱于饥寒，行移于风俗，学术坏于师友，及至强立之年，则萎靡沉溺，而向时之志气熸乎若死灰之不复燃。”[6]少年强则国强，如果青少年教育得好，则是国家之大幸，在天下有变之时，能挺身而出，成就复明大业。

易堂九子致力于教育，目的是培养“经文纬武”的有用人才，教育渗透着经世致用与性理哲学的思想火花。魏禧在《答南丰李作谋书》中表达了办学目的：

又仆所交程山、易堂、二峰之人，其长者年逾六十，少者亦且四十，皆渐就老死，终恐不获得志于天下，以自验其学。古人有言曰：火尽而火传。然欲火之不息，在于积薪；欲志之不灭，在于得人。[6]

人寿有尽之时，而传道则无尽，魏禧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人才，达到薪不尽火不灭的目的。易堂九子兴办教育，是其强烈的爱国之志和民族责任感的体现。

四、结语

从明末清初古文发展总体来看，易堂九子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不仅强调古文实用功能、文法革新，而且对古文的文学质素、审美特性以及创作艺术不断开拓，提高了古文艺术品位。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更加注重古文与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的关系，作品中充满了浓厚的遗民情结。此外，易堂九子富有教育情怀，在翠微峰上兴办讲学，培养了诸如梁份、魏世效、魏世俨等一批文学家。其遗民情结与教育情怀，成为九子推动明末清初古文发展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