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北“三农”题材剧创作的通俗化艺术特征
——以陈明剧作为例

李 晓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5)

陈明是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剧作家。“三农”题材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多年来，作为乡土剧的探索者与实践者，陈明始终坚持以“三农”题材为自己的创作方向，坚持与时代发展同步，为社会记录，为平民画像，为时代立传，创作了如《鸡毛蒜皮》《是是非非》《菜籽花开》《半车老师》《十品村官》等多部表现乡村生活和讴歌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描绘了一幅幅现代乡村生活的风情画卷。他的作品曾多次入选江苏省和全国的艺术工程资助项目，有多部作品获得文化部文华剧作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等国内戏剧界大奖。有三部作品曾为全国党代会作献礼演出，取得了现代戏剧创作史上的辉煌业绩，在全国文化、戏剧界引起了广泛的轰动效应[1]。

围绕现实题材进行创作是当下戏剧人应有的时代担当。剧作家应该跟上时代节奏，为时代发声，切实做好记录与表现时代的工作，以创作出既有时代感又具引领性的优秀戏剧作品。这也是时代赋予剧作家的重要责任与神圣使命。正因为此，关注社会现实、聚焦时代精神应成为文艺工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陈明就是这样一位强烈关注农村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乡村生活的洞察、思考和发现的剧作家。他创作出了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艺术高度同时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有情感温度的一批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力作。陈明觉得，乡土剧创作最重要的就是深入生活，要从生活出发到融入生活[2]，对生活作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同时还要有提炼生活的艺术本领，这样，剧作家才能创作出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有着自己对生活的洞见又有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的作品。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理念，陈明的三农题材剧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审美特征与艺术风格。

一、题材世俗化

在文艺作品中，戏剧是较为接近大众的一种文化艺术，也是反映现实社会生活最直接、与人民群众情感最靠近的一种艺术样式。陈明创作最多的就是表现当代农村生活题材的现代戏，其剧作的题材多表现出世俗化、日常化和平民化的鲜明倾向与特点，形成了其剧作鲜明的通俗化审美特征。

陈明是一位乡土剧作家，其笔下的故事多取材于“三农”题材，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苏北淮剧(与上海都市淮剧相区别)现代戏创作的乡土化特征，这也反映出其坚定而明确的创作方向与定位。陈明长期生活在农村，十分熟悉农村生活与农民朋友，对生他养他的乡村大地有天然的亲近感，这种“关注现实，关爱农民”的乡土平民意识早就融化在其血液中，流泻在其笔端，表现在其“村组长三部曲”系列作品《鸡毛蒜皮》《是是非非》《十品村官》等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诸多作品中。

他的成名作《鸡毛蒜皮》，呈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发生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等邻里矛盾，写的是秧田放水、棉花打药、鸡蛋销售甚至小孩上学、妇女结扎等琐碎小事，叙述的是小人物、小事件、小冲突，这些题材非常平民化，有着浓郁的乡村生活气息。

《是是非非》是三部曲中过渡的一部。剧中的老组长李成海和新组长李其芳是父女关系，女儿各项工作都干得很出色，但老组长就是不放心，总是“担心她工作之中有疏漏，工作上顾了大事把小事丢……我还是当其芳的老助手……始终把村里事情挂心头”。其他村民都称其为“组长顾问”。他反对亲家公曹二福捉卖青蛙赚钱，也反对其借六十岁生日大办酒席的陈规陋习。为了移风易俗，形成文明乡风，他与亲家公上演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大戏。题材虽日常化、生活化，却极具时代精神。

在《十品村官》中，村里的男子外出打工，而妇女留守村庄。青年村民田来顺勇挑重担，顶住压力，在村里建起了养狐场，探索饲养进口种狐的科学方法，最终在专家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带领村民走上了共同发展致富的康庄大道。

《半车老师》中，即将退休的村小老师田半车，为了村小的办学，多方筹集办学资金，毅然进城向一学生索讨其曾答应的助学捐款。田老师历经艰辛却未能要到捐款，反而欠下一笔巨额账单，他决定出售自家房屋以偿债。后来田老师在众多学生的帮助下解决了问题。

剧作家描写的是农村中常见的普通生活琐事，其笔下的人物也是一些平凡的小人物，如《鸡毛蒜皮》中的老村民组长尤三、《十品村官》中的青年村民组长田来顺、《菜籽花开》中的顾双成等，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不过是做了一些在农村常见的事，如办养鸡场、养狐场等，却成了作家笔下精心塑造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尤三和田来顺同是农村村民组长，却各有鲜明的特点。尤三是位老村民组长，几十年来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地工作在农村第一线，始终为村组的经济发展、文明建设竭尽全力，不仅时刻关心着各家各户的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如秧田放水、棉花打农药、科学养鸡以及签订销售合同等，同时也解决村组里的小孩上学、修河码头以及村民因一些鸡毛蒜皮的琐碎小事而发生的纠纷，等等。从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中，可以看出一个老村民组长具有的崇高使命感以及脚踏实地工作的高尚情操和奉献精神。剧作家塑造了一个既热心又踏实、智慧又狡黠、还可爱可敬的老党员、老组长的动人形象。

同样，《是是非非》中的老组长李成海也是一个甘愿为全村人着想、退而不休、辛勤工作的模范人物，“总觉得退居二线不挑担，可毕竟入党的誓言记心间。应当是流尽最后一滴汗，为群众再苦再累心也甘”。他不仅将新组长扶上马而且还要送一程，为其工作保驾护航。在乡村动辄摆酒、吃喝成风、浪费严重等陈规陋习面前，他大力倡导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尚，在移风易俗方面倾心尽力。

《十品村官》中的田来顺，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村组青年干部。他主动承担起帮村民讨要当年众村民办厂而被骗走的集资款，毅然接受老组长要他留下来担任代理组长带领村民走共同发展致富路的重任。他大胆破除封建迷信，发动村民科学养狐，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发展致富的道路。剧本由此塑造了一个富有朝气与活力、有文化、懂经济的年轻有为新型村组干部的光辉形象，借以“表现出他们立足本土、建设美好家园的理想和追求，旨在告诉人们：致富的路就在脚下，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只要你热爱这片土地，并为之付出努力，就能实现腾飞的理想”。“那些富有创新意识和强烈责任感的剧作家，总会在丰富多样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表现对象，从而给人们带来新的感悟。”[1]

尤三、李成海、李其芬与田来顺，虽同是普通而平凡的村组干部，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这两老两少，相映成趣，成为近年来戏剧舞台上众多村组干部中的“这一个”而放出灿烂的异彩，成为舞台上鲜活生动人物形象的典型代表。

陈明认为，要真正地去表现农民真实的生活与所思所想，仅对其持同情的态度还远远不够，还要尊重他们。这是因为，所谓同情，对农民往往采取的是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因此很难深入去了解和接近农民，应该换尊重的态度，即采取平视甚至仰视的态度去看待、对待他们，唯有“以尊重的姿态面对他们……以他们的眼光来打量这个变革的时代，以他们的情感来体味人情冷暖，以他们的思维来评判纷繁复杂的人和事，就能真实地再现农村，再现农民的劳动、生活、情感”。陈明剧作反映的虽然是苏北农村中农民平凡而普通的现实生活，写的也是小人物、小事件，却能从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日常琐碎生活里，表现出新时期农民的新生活、新气象，反映出新农村的新进步和新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诚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陈明剧作“擅长写普通人的命运沉浮，表达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然而，在他们的笔下，写小人物表现大情怀，以小事件映照大时代”[3]。陈明始终关注着农业、农村的发展状况以及农民的喜怒哀乐、精神与文化需求，在自己富有特色的乡村题材作品中，“为我们生动地刻画了农民的生存轨迹，描摹了农村的风土人情，记录了农村的社会变迁，考察了农村的乡风民俗，追问了农村的历史未来，从而丰富了戏曲文学自身的价值，拓展了戏曲文学生存的空间”[4]。陈明还以自己的创作经历阐释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总结了把表现农村生活作为自己创作方向与主流的重要原因，即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对农民倾注的感情，尤其是农村的变化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因此，他愿意成为广大农民的“代言人”[2]。

二、故事大众化

陈明从普通大众中来，了解大众的审美需求。大众喜欢听故事，觉得戏剧的欣赏关键是要有好故事，陈明便在每一个剧本中精心编织一个个曲折而动人的精彩故事。

《鸡毛蒜皮》讲述了某村组邻居之间由经常吵闹到握手言和的富有生活气息的趣味故事。三寡妇和二阴阳两家多年不和，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吵不休，既影响到村组的经济发展，也影响到村组的文明建设。老组长尤三化解了两家老人多年来的积怨，促成了他们儿女的美好爱情，使他们成为了儿女亲家。这当中，以村组的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为经，人物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为纬，特别是尤三、孔二先生与胡玉花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冲突，还有穿插的小字辈孔瑜与小芸、田根三人之间的爱情矛盾与误会，这些都为戏剧情节的发展起到了烘云托月、推波助澜的艺术效果。

同样，《是是非非》中的新村民组长李其芬是老组长李成海的女儿，也是村民曹二福的儿媳妇，因此李成海和曹二福是儿女亲家。李成海公而忘私，曹二福则有点自私贪财，因此两人间经常产生冲突和碰撞，用曹二福的话来说就是“亲家公看我不顺眼，常常是三天两日把杠抬，常言道鸿儒白丁不同界，这叫做秀才遇兵难同台”。曹二福先是怂恿大宝下田捉青蛙上街去卖钱自己则从中分成，被李成海发现后两人发生严重冲突，一个坚持要卖，“卖出豁子我向儿媳妇做检查”，一个坚持要管，“管出纰漏来，我向女儿请罪”，夺过田鸡随手放进稻田而压倒了部分秧苗。稻田主人铁耙子以前曾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遭老组长李成海严肃处理，故不依不饶，李成海无奈只得答应赔偿其秧苗了事。后来曹二福自己捉青蛙去市里大饭店售卖，李成海发现后紧追不舍，不仅将其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还让他写检查在村组公布，曹二福觉得亲家公此举让他在村里抬不起头。曹二福为了收回以前的人情债，向村里人广发自己六十岁生日的寿宴请帖，李成海则紧跟在其后面，设法将所有请帖一一收回，直气得曹二福七窍生烟，也产生强烈不满。最后，在新村民组长李其芬的支持下，李成海为曹二福办了一场面向全村人的别开生面的贺寿电影晚会，这使他觉得分外风光和喜庆，从心底里感谢老组长。这种借儿女亲家之间的冲突和交锋来反映乡村移风易俗的故事，既滑稽幽默，又生动有趣，颇受乡村百姓的喜爱与欢迎。

《菜籽花开》则讲述了一个孤女认父的传奇故事。在某知名企业家顾双成被提名为市十大道德模范候选人之际，一个叫翠花的陌生小女孩突然手拿刊登顾双成照片和事迹的报纸找上门来，口口声声称其为“父亲”，还言之凿凿地表示，“我妈说了，我爸就是顾双成”。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这位道德模范候选人有什么令人不齿的丑事，要不哪来的私生女？妻子、岳母质疑，村民议论，其他候选人在等着看笑话，远近大大小小的记者更是闻讯蜂拥而来。处于社会舆论风口浪尖的顾双成一时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从自身地位、名声、利益等方面考虑，实在是难以相认，然而从翠花的悲苦身世、远道寻访而来的艰难以及从人性、人情角度考虑，确实也难以断然拒认。经过一番心灵的纠结，他最终认下并接纳了小翠花。最后通过翠花娘密藏在鞋垫里的纸条，说明顾双成是她心目中最值得信任的人，也是翠花未来最值得依靠的人，真相因此而解开。顾双成经过自己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实现了灵魂的自我拷问与救赎，更由此表现了“诚信”“大爱”的社会主题。全剧既具有戏曲情节上的传奇性，又具有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陈明不仅善于讲述故事，而且擅长精心制造悬念，以激发、调动、吸引观众对戏剧的审美好奇心。《菜籽花开》一开场即制造强烈的悬念，以此形成观众追寻、期待的审美感受，让人处于非得往下看不可的欲罢不能的状态。这个悬念设置颇为吸引人，戏的整个内容由此而展开。作者通过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的反复渲染，直至全剧结束时才解开这个精心设计的扣子，由密藏在鞋垫中的布条，说明翠花母亲小香子最终决定将女儿托付给自己信得过的好人顾双城，这等于说其仿佛也在参与当下这场道德模范的评选活动，而且是用自己生命的担保，来给顾双成投上最为重要最为宝贵最具分量的一票。对整个剧作来说，这是非常绝妙、成功的一笔，是对“舍利取义”“讲究诚信”者的最高褒奖与礼赞。这个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巧妙结尾，将全剧的艺术境界和品位一下子提升起来，给观众留下难忘的深刻印象。

同样，《半车老师》则在大幕拉开时就交代并形成了田老师能否顺利讨回学生曾经许诺却迟迟未能兑现捐款的一个艺术包袱，造成悬念，使得观众一开始便紧张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半车老师历经艰辛，不仅没讨回捐款，反而因住进高级客房而欠下了一笔巨额账单。在大家都为他如何解决这一新的难题而焦急时，他毅然决定，用自家的房屋作抵押来偿还这笔债务。他的学生们闻风而动，纷纷向学校捐款，曾答应捐款却又未能及时兑现的学生焦浩运也深受感动和教育，将先前承诺的助学捐款及时地打到了学校账户上，使得问题得到了完满的解决。谜底解开了，观众的心到此时才彻底地放下了。这种巧妙的结构安排起到了制造悬念的效果，有着引人入胜、曲径通幽的审美效应。

另外，《鸡毛蒜皮》《十品村官》《遍地月光》也都讲述着曲折动人、波澜起伏的故事，同时也都能在剧中精心设计悬念，让观众始终带着一种急切期待的心理，关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当悬念最终解开，观众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剧场。剧作者重视剧情的故事性和悬念的设置，既符合戏剧创作的根本要求，也符合基层民众的大众化审美需求，因而他的戏，观众爱看，喜欢看。纵观其创作，我们就会发现，陈明的剧作“鲜明地张扬着基层社区的民间智慧，紧密地贴近着老百姓的欣赏趣味，曾经的优秀作品大多立足于基层小人物的辛酸苦辣，展现小人物在真实生活面前的小情趣和大智慧，代表着当代现代戏创作的一种方向……不但里面的人物及其情感是基层百姓式的，就是情节结构也充溢着基层百姓的乐观自信与幽默风趣”[5]。归根结底，这种状况是作者了解观众、熟悉民众的审美需求，更是剧作者对观众的“尊重”和“服务”的创作心态使然。

三、风格轻喜剧化

陈明剧作的通俗性艺术特征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他对轻喜剧样式的创新性采用。剧作家既需要跟上时代的脚步，也要注意从观众的审美追求的变化中去推陈出新，采用新的艺术样式、类型和风格，体现新的时代审美风尚，满足观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这样才能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淮剧文化的传统特征之一是悲剧美，尤其是传统淮剧剧目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不仅剧目多为苦情戏、悲情戏，而且题材与人物的悲情性特征尤为鲜明。然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现在人们已过上了美好而幸福的新生活，因此戏剧的审美趣味与风尚自然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陈明敏锐而及时地发现并捕捉到民众审美的这一变化，于是转向对“轻喜剧”的创作，并由此逐渐形成其鲜明的创作特色和风格特征。

这些特征在其成名作《鸡毛蒜皮》已有所体现。剧中的老组长尤三，是一个正面人物，也是一个喜剧人物。村组里的大事小事，如秧田放水，棉花打药，甚至小孩上学，妇女结扎等，任何事关发展经济、文明建设的工作他都要管，而且还要管好。这些工作繁杂琐碎、普通平凡，和他所怀有那种极其认真的工作态度与敬业精神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神圣感与庄重感，两者之间形成“错位”和“反差”现象，由此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喜剧效果。如“骑墙断案”一场，他就像古代的清官包公一样，对胡、孔两家多年来的积怨进行审理宣判，为表现不偏不倚，他竟然居中骑墙而坐，摆出一副“为民伸冤”的公正架势，用敲破脸盆代作“惊堂木”，“升堂”后便发令“传三寡妇”，在原告、被告陈述后据公判结，结束时大声宣布“退堂”，明里这是何等的隆重，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威严，暗中则有装腔作势之嫌，然正是这样使得观众为之拍手称妙，尤其是其中对一些古代庭审用语的巧妙借用，更是充满了强烈的喜剧色彩。

同样，“对篓审鸡”一场戏，既巧妙地照顾到了孔二先生的面子，又起到了审鸡训人的良好效果，还反映了尤三智慧的另一面，起到了喜剧效果，真是让人忍俊不禁。再如，尤三为了做好孔二先生的思想工作，竟然将三寡妇胡玉花赠送自己的定情之物“武功带”转送给他，让曾经对胡玉花有意后因经常争吵而灰心丧气作罢的孔二先生喜出望外，遂闹出了胡玉花生气、二阴阳不满、尤三尴尬的一出大笑话。这既说明了尤三在情急之下的良苦用心，也表现了其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喜剧色彩，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到这个普通而平凡的小人物的可贵和可爱之处。此剧还着意在所使用的道具上大做“巧合”“误会”文章，以此来制造“笑料”。如田根送小镜子给小芸，恰巧被孔瑜撞见而嫉妒，误认为小芸爱的是田根。老组长尤三不顾天黑帮助两家人下河修水码头，便将总是随身携带着的电喇叭放在岸边，遂引起寻找他的众人惊慌，误认为他“光荣”了。这些情节的巧妙设计和道具的安排使用，使得剧情的发展前后呼应，严丝合缝，更充满了生活情趣，还使得剧作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

再如《是是非非》中有一段两个亲家公斗嘴和交锋的精彩场景。曹二福：“李成海！你是太平洋警察，管得太宽了！你已经不是组长了。”老组长李成海：“我虽不是组长了，但我还是组长的顾问。”曹二福：“我偏要卖！”李成海：“我偏要管！”曹二福：“卖出豁子我向儿媳妇做检查。”李成海：“管出纰漏来，我向女儿请罪。”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曹二福语含挖苦嘲弄，李成海坚持原则不动摇、不退让。喜剧性的语言，喜剧性的人物，跃然纸上，既让观众忍俊不禁，又让观众印象深刻。另外，李成海为了表示自己遵从老太婆要他钓钓鱼、打打拳等锻炼、保养身体的要求，假意扛着鱼竿外出钓鱼，却托大宝替自己从市场买回鱼来当作是自己钓的，最后被老太婆发现、识破的趣事，也让观众看得喷饭称妙。再如，老组长李成海为促成大宝和赵桂英的恋爱，竟然帮助没有文化的大宝作一首打油诗：“一座堂屋两间房，中间隔着一道墙，墙外人扒着墙里望，何日拆去这堵墙？”只因大宝缺少文化不会抄写，只得用画圆圈和方块来代替某些字，遂使得此诗成了圈圈画画的谜语。而李成海匆忙间错将给别人的避孕药放进大姑娘赵桂英上衣口袋里，使得大宝和赵桂英之间的恋爱顿起风波，闹了一出误会。这些内容都颇接地气，极具乡土生活气息，充满喜剧色彩，故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

《十品村官》同样充满喜剧色彩。在讨债过程中，田来顺无奈之下带回了从外国进口的名贵品种的狐狸崽子，准备在村里饲养，却遭到了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刘六妈等人的嘲笑，说本来村里就多为留守妇女，现在养狐狸就更加地“阴盛阳衰”了，她带头反对饲养“狐大仙”。看到来顺饲养狐狸成功了，她争着要加入养狐场。当狐狸养殖事业出现危机时，她又闹着要退股。最后，她再也不要退股了，这种戏剧性的冲突与转变，正反映了田来顺在带领村民共同发展致富事业上的成功。刘六妈不仅说话直来直去,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而且自私中带点泼辣，是个善变的典型喜剧人物。另外，田来顺和女友小月、前恋人李彩珠之间的三角关系的设计，以及由此发生的矛盾冲突，另外徐干娘和谭二爷之间的语言冲突和调侃等，皆为此剧增添了不少的喜剧色彩。

《半车老师》中，一方面，人物关系的设计即充满喜剧色彩。如田半车老师和当年的学生玉秀之间的情感纠葛。又如马丽丽是半车老师的学生，也是焦浩运的同学，更是其商业发展上未来的依靠与伙伴，这种特殊关系使得后来情节的发展显得更加合情合理。焦浩运的惧内与妻子卫鸿的强势，是造成此剧矛盾冲突的关键。另一方面，从故事情节发展来看，半车老师在酒店大堂对公司财务总监卫鸿的那一番义正辞严的批评教育，当着卫鸿的面对藏在柜子里的焦浩运进行的理直气壮的“审柜训人”，接到共“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元”的住宿餐饮账单时的惊讶、自责，讨债未成反而欠下一大笔新的债务时的恼怒与内疚，还有那个“我是招商局八处第九副处长”小丑式的喜剧人物的自我标榜、自我陶醉、自以为荣的表演，这些都反映出此剧的轻喜剧化风格特征。

《菜籽花开》中的田妈，凡事上纲上线，开口闭口“高度”，仅此一词就反复使用了多次。剧作家将一个曾经担任基层领导职务，没有什么文化但行事却颇为高调、显摆的农村妇女干部，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又入木三分。如田妈所主导的“家务会议”一场戏，既生动风趣，又滑稽幽默，尤其是田妈唱的“万里东风红旗飘”及其精彩表演，更是“生动而漫画式地塑造了基层妇女干部的典型特点”[5]。这不仅与其剧中人物身份、性格相契合，也使得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愈发饱满。诚如剧作家所云，将“深刻的、社会的、人生的、民族的内涵蕴藏在喜剧的表层之下，触动了笑之神经后，使人进入极冷峻的沉思”。“我们的作品不仅要适应观众,而且还要引导观众，提高观众。也就是说，要在努力加强作品思想性的前提下，注重提高它的文化品位。”[6]正因为此，陈明剧作多呈现出寓庄于谐、雅俗共赏的鲜明特征。

四、语言表达生活化

陈明剧作的语言有着苏北农村特有的乡村生活气息，给剧中人物取名字，大量使用地方方言、歇后语等，既接地气，又极具趣味性。

从陈明剧中对人名的设计与安排来看，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以《鸡毛蒜皮》中的“三寡妇”和“二阴阳”两个人的外号来说，就起得颇为讲究和巧妙。三寡妇性格刚强、为人泼辣，说话更是粗门大嗓，常常是得理不让人。二阴阳则是个略懂文化、曾当过替人看过风水的阴阳先生，尤其说话总是阴阳怪气的，故被称为“二阴阳”。这两个外号颇为贴切两个人的性格与形象。再如二阴阳的儿子是个有文化的大学生，故取名为“孔瑜”，颇有书卷气；而“田根”之名，则显得缺少文化意味，有点乡土气，这两个名字也都颇为符合两人的身份和形象。

陈明剧中大量方言的运用，使得剧本语言既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是是非非》中“天有阴晴风和雨，太阳出东又转西”。语言浅近，直如白话，通俗易懂，可谓老妪能解。其剧中大量土语的运用，为剧作增色不少。如“狗拿老鼠”(指多管闲事)、“捞外快”(赚份外钱)、“挺尸”(指长时间睡觉，多为骂人语)、“屙屎离三砖”(故意离得远远的)、“敲竹杠”(指讹诈)、“斧头认凿子，凿子认木头”(多指一物降一物，也指一层一层地对直接人进行追究)、“听壁根”(偷听)、“抬杠”(故意争辩)等，可谓形象生动、风趣幽默。剧中有一段曹二福和老组长李成海之间的精彩对话：“这不明摆嘛？说你是一线不是一线，二线又不像二线，难道还有一线半的？”“你不要老是亲家公、亲家母的，三爷处理问题从来是对事不对人”。这里的“一线”是指在职，“二线”指离职，曹二福以此挖苦老组长是多管闲事；李成海则批评其不要老是“亲家公”“亲家母”的套近乎，更不要拿亲戚关系说事，表明自己坚持原则不动摇。人物语言与其人物身份、性格、形象极其吻合。同样《鸡毛蒜皮》中三寡妇认为自家鸡不下蛋都是孔阴阳“作弄的”，尤三警告三寡妇“你少要翘尾巴”，觉得“只要两家和好致富，我双眼一闭气一断，愉快快下大炉”，两家最后愿意和好但希望有人从中“带个弯子”等，都是盐阜地区农村群众的口头语，生动活泼，颇为接近地气。再如《秋天的思念》中出现的“开请请”(离开)、“拿翘”(故意装摆、为难)、“充魂”(指无目的地瞎逛、乱跑)、“一跷一搭”(指说话互相配合)、“豁边了”(出问题)、“大银镯子”(手铐)等，更是乡土语言，既形象生动，又幽默俏皮，让人忍俊不禁，拍手称妙。再如《半车老师》中的“相呆”(指无目的的观看、玩耍)、“缠蛮”(不讲道理地纠缠不已)、“将就”(勉强、凑合的意思)、“花头经”(指各种形式、花样的坏主意)等，“用更精准而细致的日常生活用语为观众还原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活图景”[7]，既浅显易懂、生动形象，又妙趣横生，令人难忘。

与其他剧作家比较，陈明在剧作中还喜欢用一些盐淮地区地域性很强的一种歇后语，如“老母鸡给黄鼠狼当秘书——要钱不要命”“小媳妇进产房——升(生)啦”“云头上下棋——有高招”“被窝里数脚指头——算几把手”“煮熟的鸭子——嘴巴硬”“黑夜磨刀——见着亮了”“扁担量布——心里有数”“冬天喝凉水——滴滴在心”“赶驴过河——牵须(谦虚)”“庙门前的旗杆——老光棍”“屁股上挂水桶——忙得起浪”“站在庙门口骂秃子——跟和尚过不去”“太平洋警察——管得宽”等。对村民们充满乡土气息的日常生活话语，或直接采用，或略作加工，便化腐朽为神奇，使得这些原本就积淀了劳动大众日常生活智慧的方言俗语，既通俗形象又生动传神。

陈明是对当下农村生活有深入观察和独到见解的剧作家，他是“从讲乡村故事，写乡村人物，抒乡村情怀起步的，至今还在这条道上艰难跋涉”[2]。他始终坚持“从生活出发到融入生活”，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沸腾而火热的农村生活和新人新事,有着一种超乎寻常的艺术敏感性，能够把握农村各类人物的性格特征并加以艺术地再现，并注意以农民大众的思想感情为基准来进行创作，充分表现他们的苦与乐、爱与恨、是与非。“这些感情和感受都是剧作家来之于现实生活中长期的积累、近期的触发，带着世事的焦虑、人生的体验和生活的感悟的色彩。”[1]陈明总是“践行自己的创作原则，要在作品建立自己的价值判断”，使剧作成为“一个时代的镜子”[8]，同时又“融娱乐性、趣味性、冲突性与反思性于一体……呈现出寓庄于谐、雅俗共赏的轻喜剧风格”[9]。诚如有关专家的评论，陈明剧作“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物形象、清新的喜剧色彩、生动的群众语言……作者有生活，戏很‘土’，但土得有味，真正是俗中见雅……犹如一幅当代苏北农村的风俗画”[10]，由此也形成了其剧作通俗化的鲜明审美特征。这些也正是陈明的戏受到广大农民观众的热烈欢迎且充满长久生命力和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