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咨议传统源流考辨

张海波 张亚红

（1.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广州510000；2.河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焦作454000）

咨议即咨询、商议，是盛行于先秦时期的政治传统，在《尚书》《诗经》《逸周书》《国语》《左传》等传世文献及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现有的研究成果尚不系统，如夏德靠先生认为，《国语》中“某个人遭遇到重大疑难，于是主动向他人求教，这种形式就是咨政行为”[1]夏德靠.《国语》叙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P190)。过常宝先生在《试论瞽史的谏诫职责》一文中认为：“‘谟’同‘谋’，来源于传说中的咨议传统……年老者对王的教诲可称为谋，也就是谟。”[2]过常宝.试论西周瞽史的谏诫职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5).此外，过常宝.论《尚书》典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一文也持有类似观点.惟因上述观点不是通过对咨议传统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而得出的，故对这一传统的起源、发展、演变及概念界定等相关问题均未能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故此，笔者不揣谫陋，依据现有材料，试厘清咨议传统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以就教于方家。

一、起源与发展:咨议传统渊源及其在西周时期的兴衰

（一）咨议传统的起源。与咨议传统相关的词语，主要见于《诗经》《左传》等文献，据《诗经·小雅·皇皇者华》：“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周爰咨谋……周爰咨度……周爰咨询。”毛序云：“君遣使臣也。”[1]孔颖达.毛诗正义(卷9).皇皇者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564)程俊英、蒋见元不赞同此说，认为这是毛序对《左传》襄公四年“《皇皇者华》，君教使臣”的附会，并认为“这是一位使者外出调查情况、采访意见的诗”[2]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P444)。其说可从。《左传》襄公四年：“《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1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813)《国语·鲁语下》的记载与《左传》略有区别：“……咨才为诹，咨事为谋，咨义为度，咨亲为询……”[4]徐元诰.国语集解(第5).鲁语下.中华书局,2002.(P180)正如专家指出的：“（《皇皇者华》）后四章，‘咨’与‘诹’‘谋’‘度’‘询’连用，虽各有专义，但混言之，只是使臣遍到各处访问商讨的意思。”[2](P447)故此，我们无需纠缠于“诹”“谋”“度”“询”的具体所指，因为从文献记载来看，极少有使用“诹”“度”的情况，较为常见者主要是访、咨（谘）、谋、询等。《说文解字》云：“谋事曰咨”“泛谋曰访”“虑难曰谋”[5]许慎.说文解字(卷 2 上,卷 3 上).中华书局,1963.(P32,52)。《尔雅·释诂》云：“访，谋也。”[6]郭璞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卷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14)《玉篇》云：“访，问也。”[7]顾野王.宋本玉篇(卷9).中国书店,1983.(P165)由此可见，“访”“咨”“谋”等皆可归入“咨议”这一范畴。

咨议传统有着悠久的渊源，《礼记·内则》云：“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五帝宪，养气体而不乞言，有善则记之为惇史。三王亦宪，既养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礼，皆有惇史。”[8]孙希旦.礼记集解(卷 28).内则.中华书局,1989.(P755)这是对上古帝王乞言传统的追溯，文中的“乞言”大概就是咨议的原始形态。我们不妨再列举几则相关史料：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9]孙希旦.礼记集解(卷 14).王制.中华书局,1989.(P378-383)

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10]孙希旦.礼记集解(卷20).文王世子.中华书局,1989.(P576)。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8](P754)

从以上材料可知，“老”有“国老”“庶老”之别。从年龄上看，五十岁以上即为“老”，享受一定级别的养老待遇，据《礼记·曲礼》：“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1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 1).曲礼.中华书局,1989.(P12)从有虞氏到周人，养老皆与学校教育有关，耆老亦可备天子顾问。对此，常金仓先生认为：“三老五更更遥远的前辈就是原始社会男子会社中循着年龄阶梯步入长老阶层的人，他们历世深、而经验多，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人们最初的领袖。但当国家出现后，会社的许多职能如宗教、军事、社会公共事业的讨论都移到国家机构里去，社会又产生了他的政治领袖——国王，会社渐渐成为青少年的教育机构，而原来的长老现在成了师，古人总是君师并提，君是贵贱等级的代表，师是长幼年龄等级的代表。”[12]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P81)这种解释颇具启发意义，遥想知识匮乏的上古时代，老年人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积累，自然也就成为咨询、商议的主要对象，可见咨议传统与上古时代尊老、养老制度有着极深的渊源。但《礼记》上述制度可能出于后世的追记、构拟，实际情况未必如其所述的那么齐整。

有文字可考的咨议活动可上溯至尧舜时代，伪《古文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等篇即是这一传统的反映。《书序》云：“皋陶始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益稷》。”[1]孔颖达.尚书注疏(卷4).大禹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85)《今文尚书》中无《大禹谟》，而是将上述三篇中的《皋陶谟》《益稷》合为一篇，叫做《皋陶谟》。《说文解字》云：“谟，议谋也”，《尔雅·释诂》：“谟，谋也。”《史记·夏本纪》：“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与语帝前。皋陶述其谋……”[2]司马迁.史记(卷2).夏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P96)司马迁作《夏本纪》全录《皋陶谟》，将其作为帝舜与禹、皋陶等大臣商议政事的记录。

从《尚书·微子》可约略了解到商人的咨议传统，《尚书·微子》：“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9).微子.中华书局,2004.(P259)上述引文的最末一句，《史记·宋微子世家》作“不用老长”[4]司马迁.史记(卷38).宋微子世家.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P1943)，侧面反映了商代存在咨议传统，只不过在商末被破坏了。其实《尚书·微子》也是一篇反映咨议传统的文献，该篇的背景是微子屡次劝谏而纣王不听，“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4](P1943)，太师分析形势后，建议微子出走。可见这是一篇微子咨议于太师、少师的记录。

（二）西周初年咨议传统的初兴。周人早在灭商前就十分重视这一传统，《国语·晋语四》记载：文王即位时，“……询于‘八虞’，而谘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5]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0).晋语四.中华书局,2002.(P361-362)上博简（九）《举治王天下》记载周文王访于师尚父。《史记·伯夷列传》：“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6]司马迁.史记(卷61).伯夷列传.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P2583)以上反映文王咨议活动的史影，说明周族应是有着悠久咨议传统的。

武王灭商后，访于殷遗耆老，《尚书·洪范》就是一篇武王咨议于箕子的记录，该篇开头即云：“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7]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2).洪范.中华书局,2004.(P292)《史记·周本纪》云：“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8]司马迁.史记(卷4).周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修订本.(P168)于是箕子答之以“洪范九畴”。《吕氏春秋·慎大》记载武王“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9]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15).慎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P2583)可见新生政权的统治者广开言路，迫切地向殷商遗老访求治国良策。《尚书·康诰》中，周公对卫康叔的诰辞中强调“汝丕远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10]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5).康诰.中华书局,2004.(P851)，也能作为周人重视殷商遗老意见的佐证。上博简（七）《武王践祚》则记载武王向师尚父询问黄帝、颛顼、尧舜之道[11]该篇亦见于《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关于其史事的真实性，晁福林先生认为：“《武王践祚》篇所述古史充满着周初的史影，但又不能完全信据。又信又疑，信所当信，疑所当疑。这不仅是我们对于《武王践祚》篇的正确态度，而且也应该是我们对于战国时期一批古史作品的基本态度。”参见晁福林.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纂.史学理论研究,2011,(1)可见对该篇内容我们应谨慎对待，然其反映的确是西周初年咨议传统的“史影”，上博简《举治王天下（五篇）》之《古公见于太公望》《文王访于师尚父》等篇所反映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新近问世的清华简（五）《厚父》记载王与厚父的问对，对话涉及天命、民心、戒酒之后裔”[1]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P109)，可从。李学勤先生指出：该篇是《周书》，“王”乃是武王[2]李学勤.清华简《厚父》与《孟子》引书.深圳大学学报(人社版),2015,(3).。若此，则又多了一篇关于武王咨议活动的书类文献。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中《大开武》《小开武》《酆谋》《寤儆》《大聚》等篇，皆为武王与周公的问对，虽成篇年代尚有争议，然其所反映的史事无疑是周初咨议活动频繁的真实写照。

武王享国日浅，成王冲龄践祚，朝政由周公暂摄。据清华简（一）《皇门》简1：“呜呼！朕寡邑小邦，蔑有耆耇虑事屏朕位……”[3]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P164)此言出自周公摄政期间的讲话，意谓周邦没有强有力的老臣莅国事，作为执政的屏藩[4]今本《逸周书·皇门》作：“呜呼！下邑小国克有耇老据屏位，建沈人。”（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44）与清华简本中的意思正相反，此从简本。据朱凤瀚先生推测，《皇门》当作于“周公东征归来后到七年致政成王前的几年”。朱凤瀚.读清华楚简《皇门》.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196.。《尚书·君奭》：“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2).君奭.中华书局,2004.(P455)《尚书·召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6]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8).召诰.中华书局,2004.(P397)由以上史料可知，周公重视对耆老的咨议。周公的行为影响了成王对咨议活动的参与，上博简（八）《成王既邦》简1云：“成王既邦，周公二年，而王厚其赁，乃访……”记述了周公二年，成王既邦后第二年，愈发厚重周公，“乃访”后文字虽然残缺，但由后文则可确知是成王向周公请教洁身自修及天子之正道等问题[7]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邦’当为继承王位之意，‘周公二年’指的是周公辅佐成王的第二年，即周公摄政的第二年。”参见曲冰.从战国楚简看“周公摄政无纪年”——兼谈上博八《成王既邦》简1释读.学术交流,2013,(11).(P169)。《诗经·周颂·访落》是一篇反映成王谋于群臣的诗作，《毛序》云：“访落，嗣王谋于庙也。”该诗首句云：“访予落止。”毛传：“访，谋；落，始。”[8]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9).访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1346)诗作反映了成王与群臣商议开始执政的事情。《逸周书》中《官人》《本典》《大戒》等篇也是成王咨议于周公的记录。然而，并非所有贵族都支持成王访求良言之举，据清华简《皇门》简8、9记载：“我王访良言于是人，斯乃非休德以应，乃维诈愚以答，俾王之无依无助。”[9]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今本《逸周书·皇门》作：“王阜良，乃惟不顺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维直以应，维作诬以对，俾无依无助。”（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五).皇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53）文意不如清华简本明确。(P164)意即现在我王访求良言于一些人，但这些人不以美善之德回应王，而是假装作很愚钝的样子来作答，使王陷入无依无靠之困境中[10]译文参考朱凤瀚.读清华楚简《皇门》.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P197)。这段出自清华简的文字，透露了一些贵族大臣不配合成王咨议的史实，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周初咨议活动的真实情况。

由于周初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咨议在西周时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德行——咨。《国语·周语下》：“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11]徐元诰.国语集解(第3).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P102)史佚是西周初年的太史，他提到的“敬”“俭”“让”都是德目，又将“咨”与这些德目并列，可见“咨”也应是一种德行。《国语·周语上》：“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肃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12]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周语上.中华书局,2002.(P23)将“不干所问”“不犯所咨”与“孝”相联系，可见咨议与德行关系密切。陈来先生曾根据古代的德性体系，把中国古代德性论的全体区分为性情之德、道德之德、伦理之德、理智之德四种类型，其中的理智之德就包含智、咨、询、度、诹、谋等德目[13]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三联书店,2009.(P366)，是较为恰当的分类。

（三）西周末年对咨议传统的破坏。据《国语》记载，从周穆王开始，出现了天子拒谏的情况，如“祭公谏穆王征犬戎”“邵公谏厉王弥谤”“仲山父谏宣王立戏”等，此时忠臣劝谏尚且不纳，何谈主动咨议？咨议传统遭到破坏自不待言。尤其是周厉王时期，“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1]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周语上.中华书局,2002.(P10)，厉王刚愎自用不听邵公劝谏，钳制言论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一时期，朝中充斥着奸佞之臣，如“好专利而不知大难”[1](P13)的荣夷公，“谗谄巧从”[2]徐元诰.国语集解(第 16).郑语.中华书局,2002.(P473)的虢石父，周王以此类人充任心腹、股肱之臣，还能有何良言可咨、良策可谋呢？无怪乎《诗经·小雅》中的一些怨刺诗对其进行的揭露和讽刺了。如《诗经·小雅·小旻》，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3]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2).小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736)朱熹《诗集传》云：“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义从善，而作此诗。”[4]朱熹.诗集传(卷 12).中华书局,2011.(P181)都是对诗旨的正确理解，诗中“谋臧不从，不臧覆用”及“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等句皆能体现这一点。据上博简（一）《孔子诗论》简8：“《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也。”[5]关于此句句读尚存在不同观点，原简作“小旻多疑=言不中志也”，马承源先生作“《小旻》多疑矣，言不中志也。”（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6）将“疑=”理解为“疑”和语气词“矣”两字。廖名春先生断为：“《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也。”(《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1期)晁福林先生则断为：“《小旻》多疑，疑,言不中志也。”（见晁福林：《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607页）此处句读从廖名春先生观点，然对句意的理解则与廖说不同，廖先生将“中”读为“忠”，认为“多疑之言反映出对上不忠心”，其实此处直接将“言不中志”理解为“言不由衷”即可，无需将“中”字读破。晁先生将“疑”解释为“周王朝佞臣们的疑虑”（《上博简〈诗论〉研究》，第612页），较为迂曲，我们认为，还是将其理解为该诗作者的疑虑为妥。从诗句中“我视谋犹，伊于胡厎”（我看现在佞臣们的所谋之策，到底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朝堂上你一言我一语，哪个敢真正负责任？）等疑问来看，《小旻》诗旨应是诗人对王朝佞臣言不由衷之谋的疑虑。《小雅》其它诗篇如《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等也都是诗人对西周末年这种乱政的怨刺之诗。其中《小雅·十月之交》的作者还发出了“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6]孔颖达.毛诗正义(卷12).十月之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P727)的慨叹，西周末年咨议传统的破坏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二、复兴与变迁：春秋时期咨议传统的若干新特点

随着王权式微，政权下逮，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逐渐走向历史的前台，成为咨议活动的主角。此时的咨议活动主要记载于《左传》《国语》以及一些出土的战国竹简等文献中，其中以《国语》的记载最为集中，颇具代表性。《国语》中的对问体文本，就内容而言，大多与春秋时期的咨议传统有关；就数量而论，可与其中的劝谏文本平分秋色。李佳女士曾对这类对问体进行过细致分类（如分为简单问答和复杂问答等形式）[7]李佳.国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P111-121)，但并未注意到其与咨议传统的密切关系。夏德靠先生则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规谏与咨政是《国语》文本的两种主要话语方式。规谏是针对别人言行的缺误而引起的，咨政则是因重大疑难问题而主动向人请教……”[8]夏德靠.《国语》叙事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P190)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然使用“咨政”一词却并不十分恰当，因为在《国语》的咨议活动中，不仅有关于重大政治问题的咨询，如《国语·晋语四》“晋饥，公问箕郑”，“文公问元帅于赵衰”等，也有关于政事以外问题的咨询，如《国语·楚语上》“司马子期欲以妾为内子，访之左史倚相”。《国语·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羊而使问之仲尼等等。虽然夏先生其后也注意到“《国语》也载录一些私人层面的咨询活动”，但“咨政”一词显然只适用于前者，而以“咨议”代替“咨政”能涵盖所有情况，相比而言更为合适。

《国语》《左传》等文献中的咨议活动较为明确者为“某访于某”，而“某问（于）某”其实多数情况也是咨议行为。据《国语·晋语八》范宣子与和大夫争田长期没有解决，宣子打算以武力解决，遍问于伯华、孙林甫、张老、祁奚、籍偃、叔鱼等大夫而未决，叔向听说后对宣子说：“闻子与和未宁，遍问于大夫，又无决，盍访之訾祏……”于是“宣子问于訾祏，訾祏曰……”。文中叔向建议范宣子“访之訾祏”，而后却是“宣子问于訾祏”[1]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4).晋语八.中华书局,2002.(P423-425)，可见“访”与“问”指的都是咨议行为。这里有必要对咨议行为做一界定，咨议传统源于上古帝王向三老乞言，到了虞夏商周时期发展为君王向耆老等智者的咨询、商讨，春秋时期政权下逮，诸侯、卿大夫向智者、贤臣的询问、商议成为主要的咨议行为。故大体而言，咨议者应是君王或诸侯、卿大夫等有位者，咨议对象一般为耆老等智者。文献中一般性的问对与咨议较为容易区分，如《国语·晋语四》：“楚子问于公子曰：‘子若克复晋国，何以报我？’”[2]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0).晋语四.中华书局,2002.(P331)还有弟子向老师问学，如《论语·颜渊》中的“颜渊问仁”等都不属于咨议行为。

春秋时期，常见的咨议形式可分为对问和商议。如《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祁胜与邬臧通室，祁盈将执之，访于司马叔游。叔游曰……”[3]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1561)即为一问一答的简单问对。还有多次问答的复杂问对，如《国语》中的《郑语》是郑桓公咨议于史伯的记录。西周末年政局纷乱，郑桓公问史伯如何可以逃死，两人就此问题展开多次问对。《齐语》记载齐桓公与管仲关于如何富国强兵的问对，也属于这种多次问对的形式。商议的形式见于前面提到的叔向与和大夫争田而遍问群大夫一事，还有《吴语》记载的越王勾践在对吴国开战前与范蠡等五位大夫的谋议也属于此类。

与西周时期相比，咨议传统在春秋时期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咨议范围扩大。首先从咨议者来看，西周时期主要是周天子，然而随着政权下逮，各国诸侯、卿大夫成为春秋时期的主要咨议者，咨议活动在这一时期遍布各国，更为普遍。再从咨议对象来看，与西周咨议传统的重耆老相比，春秋时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耆老、史官及博物君子并重的态势。

1.耆老。《尚书·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寿俊在厥服。予则罔克。”[4]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8).文侯之命.中华书局,2004.(P546)这篇命辞出自春秋初年的周平王，可见其对耆老的重视。春秋时期的卿大夫委任家臣管理采邑及家族事务，家臣职官之长为“宰”，“家宰可尊称为老、室老或家老，其职则为私臣之长”[5]谢乃和.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考述.史学月刊,2011,(10).。以晋国为例，訾祏为范宣子家老，《国语·晋语八》叔向云：“訾祏实直而博，直能端辨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吾闻国家有大事，必顺于典刑，而访谘于耇老，而后行之。”[1](P424)訾祏死后，范宣子对其子范献子说：“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顾焉，以相晋国，且为吾家。”[1](P426)像訾祏这样如此正直、博闻的耆老自然是卿大夫委以重任并经常咨询的理想对象。

2.史官等专业人员。由于这类人群掌握着典册、占卜等官学知识，故长久以来一直为君王所咨询，《说苑·政事》就有周成王向史佚问政的记载。春秋时期，这类人群逐渐成为重要咨议对象，如《周语上》周王问内史过，《郑语》郑桓公问史伯，《晋语四》晋文公问董因，《楚语上》司马子期访于左史倚相等等，史官等专业人员正以其职守担任王侯的重要智囊。

3.博物君子。由于知识的进一步普及，春秋时代出现了不少“博物君子”。郑国的子产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晋侯有疾，子产认为不是鬼神作祟之故，而是饮食哀乐不节所致，被晋侯誉为“博物君子”。《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以“政如农功”为喻对之。不宁唯是，子产还善于咨询于郑国博物君子，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裨谌能谋”，子产“与裨谌乘以适野，使谋可否”。因此郑国在与他国的外交中“鲜有败事”[1]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1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1163)。此外，鲁国的臧文仲、晋国的叔向、楚国的观射父、齐国的晏婴等皆为名噪一时的“博物君子”，成为诸侯、卿大夫咨议的首选。

（二）咨议礼节减省。如前所述，咨议传统源于君王向耆老的乞言，与养老、敬老传统密切相关，那么君臣之间的答拜之礼必不可少。《尚书·皋陶谟》在记载舜与大臣禹、皋陶之间的咨议过程中，既有臣子的“禹拜昌言”[2]“昌言”.史记(卷2).夏本纪.作“美言”.96.说文解字(卷7)上云：“昌，美言也。”138.、“皋陶拜手稽首飏言”，也有帝舜的“帝拜”，可见这种答拜美言的仪节来源有自。尤其是西周以降，咨议传统逐渐发展为“咨德”，作为一种德行，与其相匹配的仪节自然不可或缺。以《逸周书·祭公》为例，由文章开头“不吊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予懿德”[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卷8).祭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P925)几句话可知，这是一篇周穆王向国家宿老祭公的咨询，“祭公拜手稽首”后开始向王陈述建议，结尾有“王拜手稽首谠言”作为答拜礼。文中“谠言”清华简《祭公》作“举言”，整理者认为二者意思相近，都有美言、善言之义[4]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P178)，目前学界基本认为该篇为西周文献，故其所反映的礼节当去西周咨议之礼不远[5]此外,《逸周书》中的《大开武》《小开武》《酆谋》《寤儆》等关于武王、成王咨议于周公的几篇中，多有君臣答拜的记录，反映了咨议传统的相关礼仪，颇值得注意。。而文献中所见春秋时期频繁的咨议活动中，却难以寻觅相应的答拜之礼。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从《论语·子罕》的记载中窥知大略。孔子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依照传统礼仪，礼帽都用麻料来织，而今大家都用丝料，孔子认为这样做省俭些，故同意大家的做法。按照传统礼仪，臣见君要先在堂下磕头，升堂后再磕头，而今大家只在升堂后磕头，孔子认为这是倨傲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但他仍然主张要先在堂下磕头[6]译文参考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P87)。可见面对春秋时代的礼制变迁，孔子既表现出因循古礼的执拗，又表现出随波逐流的无奈[7]据《国语·周语上》记载：“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国语集解.31-32）由此可约略窥见春秋时人对于拜礼的不重视。，而咨议拜礼的减省应与礼制变迁有关。春秋咨议活动中出现的使人代访现象，也有助于我们对咨议礼节减省的理解。如《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8]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1780-1781)此事亦见于《国语·鲁语下》。从这段史料可知，孔子当时已为鲁国国老，然而季孙咨询孔子却不亲自前往而使冉有代访，可见春秋晚期贵族对咨议的态度远不及西周时期庄重，遑论答拜之礼了。关于使人代访的例子，还有《鲁语下》季桓子穿井获羊，使人问仲尼；《鲁语下》“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楚语上》“灵王城陈、蔡、不羹，使仆夫子皙问于范无宇”等，虽然以上例证都发生在春秋晚期，但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春秋时期减省咨议拜礼的现象了。

（三）鉴戒功能凸显。《逸周书·大戒》篇可反映咨议与鉴戒的关系。该篇开篇云“维正月既生魄，王访于周公曰……”，接下来是周公针对成王问话所作的回答，可见此篇显系以咨议为内容的问对。然以“戒”字名篇，说明咨议是具有鉴戒功用的。春秋时期虽然“礼崩乐坏”，对咨议传统的态度也不及前代庄重，但此时仍是靠礼乐制度维系的宗法血缘社会，耆老等智者掌握着故实、卜筮等大量相关知识，尚足以对此时的政治、军事等各方面问题提供指导，故诸侯、卿大夫对咨议传统依然重视。《国语·鲁语上》记载，臧文仲想要国人祭祀停在东门之外的海鸟，展禽说了这样一段话：“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1]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鲁语上.中华书局,2002.(P161)反过来细绎，那么不知道而去询问即是“智”的表现，可见咨议行为仍具有理智之德的属性。由于这一时期政治斗争激烈，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咨议依然是为诸侯、卿大夫提供良策的重要方式，咨议活动在此时也最为频繁。从文献记载来看，被咨议者往往能够提供善言、良策，这些对咨议者而言，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和鉴戒意义，因此，能够采纳建议的咨议者往往会得到好的结果，如《国语·齐语》齐桓公采纳管仲建议而称霸，《国语·晋语八》叔向采纳訾祏的建议解决与和大夫的争端等等，这类例子在《国语》中不可胜举。反之，不采纳建议者往往会遭到失败。如《楚语上》楚灵王不采纳范无宇的建议而筑三座大城，结果“陈、蔡及不羹人纳弃疾而弑灵王”。又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穆公想在晋国办丧事之际偷袭，于是“访诸蹇叔”，蹇叔认为：“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2]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第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P403)穆公不听，结果遭晋人伏击，全军覆没。事后，秦穆公在《尚书·秦誓》中自我检讨：“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3]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29).秦誓.中华书局,2004.(P552)可见咨议在当时的指导作用及鉴戒意义还是相当突出的。

三、蜕变与延续：咨议传统在战国时代的际遇

战国是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西周春秋时期官府垄断学术的文化格局被彻底打破，知识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而是流向民间，世卿世禄制也逐渐让位于新的选官制度。平民阶层如饥似渴地诵读着诗、书、礼、乐，钻研着诸子学说，想藉此改变命运、提高地位，他们正逐渐成为新时代知识阶层的主力。与以往贵族知识阶层相比，战国时期的士阶层表现得异常活跃，他们积极游说诸侯、卿相，宣扬自己的思想或政治主张，一时间各国人才流动频繁，所以君王、卿相不用像以前那样，纡尊降贵地去咨询耆老等智者了。而这一时期，春秋以来的“礼崩乐坏”真正跌至谷底，从时人的言语中，再寻觅不到咨议与德行关系的蛛丝马迹，就连尊崇古礼的儒家所提倡的各种道德观念中，也罕见“咨”德的影子，古老的咨议传统因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走向终结。然而，注入时代精神的新的咨议传统却正蜕变重生，并以下面几种方式延续下来。

（一）礼贤下士。《战国策·齐策四》记载：齐宣王见颜斶，齐宣王叫他上前来，而颜斶也叫齐王上前来，齐王很不高兴，王左右之人也说：“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于是他们就“王贵”还是“士贵”问题进行争论。颜斶认为：“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趋势，不如使王为趋士。”最后还发表了这样一番言论：“……斶闻古大禹之时，诸侯万国，何则？德厚之道得，贵士之力也。……是以尧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汤有三辅。自古及今，而能虚成名于天下者，无有。是以君王无羞亟问，不愧下学。是故成其道德，而扬功名于后世者，尧、舜、禹、汤、周文王是也。……夫尧传舜，舜传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称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贵也。”[4]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11).齐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640)最后连齐王也不得不承认：“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愿以重礼“请受为弟子”[1]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卷11).齐策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P641)。这条史料的可信程度尚不可确知，然上述言论确实反映了古老咨议传统在新时代虽遭遇尴尬，而礼贤下士之风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早在战国初期，“当时各国政府着手进行政治改革，就迫切需要从各方面选拔人才，来进行改革工作。选拔的对象主要就是士。有作为的国君招揽并敬重所谓贤士，使为自己效劳；一些大臣也常常向国君推荐人才，以谋富国强兵，因而在战国初期，就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和礼贤下士之风。”[2]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P463-464)其中魏文侯、赵烈侯、燕昭王等都是以“礼贤下士”闻名的君王，故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风气可视为咨议传统的另类延续。

（二）养士之风。战国时期波谲云诡、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也促使各国注重招揽、储备人才，养士之风即是在这一背景下兴起的。战国时期著名的“四公子”门下都有食客上千，这些士人品流复杂，其中不乏有受过正统教育的儒林士子，但多数还是凭借谋略或一技之长，为权贵出谋划策、奔走效劳者。像齐国公子孟尝君门下就有会学鸡鸣、钻狗洞的“鸡鸣狗盗”之徒。这种士阶层人数的庞大和品流的复杂，以及干禄于王侯、寄食于权贵的社会地位，即是导致前面“君贵”与“士贵”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招揽、储备人才方面，当时齐国的稷下学宫堪称典范。稷下学宫始建于田齐桓公，齐宣王之时，招致天下名士，儒、道、法、名、兵、农、阴阳等百家之学会集于此，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申不害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这里讲学、论辩。据专家研究，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议政和咨询；第二，培养人才，推荐官吏；第三，出使他国；第四，制造政治舆论。其中的“议政和咨询”又可分为：进说、进谏、咨询、演讲、辩论、著书立说等内容[3]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P58)。这都无疑为齐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而咨议传统也是在这一形式下得以延续。

（三）托古之作。为了增强说服力，战国时人往往假托古代圣贤著书，借以表达自己的学术思想，其中多数采用的是反映咨议传统的问对体形式。如《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沈钦韩先生认为：“《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4]转引自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P113)从清代严可均、马国翰、洪颐煊等学者的辑佚本来看，皆为文王、武王与太公的问对之辞，显系战国时人根据咨议传统的托古之作。上博简（九）《举治王天下（五篇）》中有古公与太公望、文王与师尚父、尧与禹关于怎样才能举政成治的问对，应该也是这类假托圣贤咨议的作品。此外，小说家《务成子》十一篇，班固云：“称尧问，非古语”“务成子即务成昭，传为尧舜师。下《数术略》五行类有《务成子灾异应》，《方技略》房中类有《务成子阴道》”[5]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修订版).三联书店,2013.(P116)。可见这类假托的作品应是以尧、舜与务成子问对的形式成篇的。还有方技略中的《黄帝内经》十八卷，也是假托黄帝问道于岐伯、少师、雷公、伯高、少俞等群臣的形式写成的。近来问世的清华简（伍）中多有这类作品，如《汤在啻门》就是“汤问小臣古先帝之良言，小臣答以成人、成邦、成地、成天之道……以汤与伊尹为依托，成文当在战国”[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中西书局,2015.(P141)。《汤处于汤丘》亦为汤与伊尹的问对，与《汤在啻门》“形制、字迹相同，内容相关，为同一抄手所写，并属战国时期作品”[6](P134)。《殷高宗问于三寿》则是“假托殷高宗武丁与三寿（主要是与彭祖）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思想观念”[6](P149)。以上皆为咨议传统在战国的延续。

四、结语

综合以上对先秦咨议传统“起源—发展—兴盛—蜕变”过程的勾勒，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咨议即咨询、商议，是先秦时期的政治传统，有访、问、咨、谋、询等多种表达方式。从文献记载来看，它的产生与上古时期的养老制度有关，至迟起源于上古尧舜时代，《尚书·皋陶谟》即是舜与禹、皋陶等大臣商议政事的记录，而《尚书·微子》则是商末微子对太师、少师的咨议。西周初年，文王、武王、周公、成王等统治者广开言路，咨议活动频繁。他们重视对耆老的咨议，《尚书·洪范》即是武王咨询箕子的文献。清华简《皇门》《诗经·访落》等篇则是反映周公、成王咨议活动的重要史料。由于周初统治者的重视，咨议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德行—咨。西周末年，厉、宣、幽等王阻塞言路，咨议传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诗经·小旻》等篇即是对这种现象的揭露和讽刺。

（二）春秋时期的咨议传统蓬勃发展。此时政权下逮，诸侯、卿大夫向耆老等智者的询问、商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咨议行为，《国语》等文献较为集中地记载了他们的咨议活动，主要包括问对和谋议两种方式。大体上讲，咨议者应是君王或诸侯、卿大夫等有位者，而咨议对象一般为耆老、史官、博物君子等智者，一般性的问对及弟子向老师的问学都不属于咨议行为。与西周时期相比，此时的咨议传统出现了咨议对象扩大、咨议礼节减省、鉴戒功用凸显等若干新特点，体现了这一传统在春秋时代的变迁，即便如此，其理性之德的属性尚未改变，咨议传统仍然为诸侯、卿大夫所重视，各国咨议活动频繁。

（三）战国时期，春秋时代的血缘政治为地缘政治取代，学术下移，知识普及，平民逐渐成为知识阶层的主力，士人普遍游说诸侯以宣扬思想、求取禄位。古老的咨议传统虽因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走向终结，新的咨议传统却由于注入时代精神而焕发生机，礼贤下士及养士之风正是这一传统在新时代的延续。此外，战国诸子依旧通过假托君王咨议耆老等智者的问对体形式表达思想，战国时人依旧编纂像《国语》这样记录大量咨议活动的典籍。咨议传统这道亮丽的文化景观，对先秦及后世无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