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编纂与南明忠烈认同
——以历修《广西通志》对“瞿张二公”的记载为例

秦浩翔 谢宏维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南昌330022）

鲜明的时代性是中国古代传统方志的重要特征之一，随着时代变化，地方志内容与形式也随之变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1]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P27)。对同一人物记载的变化是地方志时代性的一个重要体现，方志中对于重要人物的褒贬评价往往直接反映国家或地方的政治观念[2]尹慧琼,谢宏维.史志编纂与地方话语权争夺——以宋至清代对卢光稠的记载为例.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清代不同时期所修地方志中对于南明人物的记载往往有所不同，这一现象与所记载人物是否得到清政府的官方认同存在密切关系。本文以清代历修四部《广西通志》对南明忠烈瞿式耜、张同敞的记载为例，试图揭示清代方志编纂过程中国家认同的体现。

瞿式耜，江苏常熟人，南明重臣。崇祯十七年（1644）明朝灭亡后，瞿式耜继续辅佐南明福王政权，受命巡抚广西。清军攻破南京后，瞿式耜联合丁魁楚、何腾蛟等重臣拥立桂王登基，建立永历政权，继续抗击清军，并取得了三次桂林保卫战的胜利，史称“桂林三捷”。张同敞，湖广江陵人，万历首辅张居正之曾孙，与瞿式耜共同辅佐桂王政权。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破桂林城后，瞿、张二人拒不屈服，其后为清军杀害。二人的忠义事迹一直流传至今，人们将二人合称为“瞿张二公”。

一、鲜见笔墨：康熙、雍正《广西通志》中瞿张的平凡形象

（一）康熙《广西通志》中的瞿、张形象

康熙《广西通志》修成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由时任广西巡抚的郝浴负责总修。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旨檄催天下，各省通志限三个月完成[1]王德恒.中国方志学.大象出版社,2009.(P113)。编纂者之一的黄元骥在序文中也交代了志书修纂的缘由：“今上御极之二十有一年，滇黔勘定，礼乐肇兴，爰命天下郡县纂修各志以闻。于是进粤之诸执事，搜罗讨论，越数阅月而告成。”[2](清)郝浴.广西通志·序.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可见康熙《广西通志》的修纂是在清廷的号召之下进行的，此时“三藩之乱”已基本平定，朝廷希望通过修志活动宣扬国家一统。在如此背景之下修纂的一部志书必然会有其特定的时代特征。

在康熙《广西通志》中记载历代官员的传记有两个，一为《秩官志》，一为《名宦志》。修志者在康熙《广西通志·凡例》中写道：“秩官必上溯秦汉以迄今，兹者以古诸侯之国而吏治焉，所系匪轻，而在西徼为更重，鉴古垂宪，故书之不厌详也。”因此《秩官志》是对自秦汉以来广西历代官员的记载，凡是在广西任官者即可入志。《凡例》中对于《名宦志》的设置写道：“名宦崇祀者，代不数人，其宦迹昭著者所在都有，虽代远人湮必合为一书，彰功德也。”[3](清)郝浴.广西通志·凡例.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可见《名宦志》的入志需要一定的条件，非“宦迹昭著”者不得入志，因此“代不数人”。

瞿式耜仅仅被列入了《秩官志》之中，其记载为：

瞿式耜，江南常熟人，崇祯十八年以佥都御史任[4](清)郝浴.广西通志(卷八).秩官.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客观来说，作为桂王永历政权最为倚仗的大臣，瞿式耜应当可称得上“宦迹昭著”这四个字，而这位声名显赫的大臣却未被列入《名宦志》中，似乎有失公允。

张同敞虽然被列入了《名宦志》之中，但对其事迹的记载却有失重点。其记载如下：

张同敞，号别山，湖广江陵人。万历首辅张居正之曾孙也。生平慷慨，负义气，好吟咏。崇祯间追恤江陵相业，复其官，荫敞中书舍人。是时朝政紊乱，敞痛哭陈言，为忌者所中，遂挂冠归。后授兵部侍郎，与巡抚瞿式耜加尚书留守桂林。每慨然曰：“丈夫苟可以报国，何惜此七尺躯为！”诸镇将惮其风采，不敢以文士轻之。庚寅定藩平粤，敞不屈死之[5](清)郝浴.广西通志(卷二十六).名宦.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显而易见的是，上述记载对于张同敞的忠义之举有所隐晦。对于张同敞拒不降清、舍身成仁等事迹选择了避而不谈，仅用“不屈死之”四字一笔带过。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明朝旧臣才能为康熙《广西通志》的修志者所青睐，进而入选《名宦志》呢？我们结合《广西通志》对其他于崇祯年间在广西任职官员的记载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崇祯年间在广西任职并入选《名宦志》的官员包括张同敞在内共有9位。下面列举四位明臣的列传如下：

林贽，福建人，崇祯十年历本省左布政擢都御史巡抚。时值楚寇数万入境围全州，人情震动，公静镇省城，修练固圉，檄狼兵廖奇等数千赴全授密计破之，寇去，全赖以安，献寇（指张献忠）不敢窥粤皆公守功也。

汪德元，歙县人，领岁荐。崇祯十六年知苍梧县。省刑罚，绝苞苴，爱民尝忧形于色。时楚三藩避寇入梧，德元调護礼敬备。至卫兵骄悍则挺身捍御，禁其暴虐。贺县土寇起，郡戒严，参戎出师防御境上，元往来馈运粮饷，抚循百姓，贼扑灭，城中乃安。以忤当道，罢官去梧，人德之。

朱国玘，浙江严州人，崇祯间任思恩知府。致治保民，卓有济世才。十六年隆安土贼马日仙以妖术惑众，自称齐天大王，建元太平，横肆猖獗。本年四月日仙率众犯思恩，四野流离，人心惶惧。玘乃画计入神，分遣官兵，奇正互用，一战而擒日仙，余氛悉行扫荡，民赖以安，荐绅士感其恩，刻碑颂其功。

董克正，合州人，崇祯间知陆川。时际风鹤，且兼饥洊，公劝课农桑，倡孝弟，署北流兴业两县，剿贼有功，三邑士民均沾利赖，升湖广辰州同知[1](清)郝浴.广西通志(卷二十六).名宦.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藏近卫本.。

从以上列传中可以看出，《名宦传》所载的崇祯年间的明朝官员有一些相同的特点。入传官员都对地方治理有所贡献，或抵御张献忠部的进攻，或平定了土贼作乱，但绝对没有抵抗清军的事迹。有可能入传官员确实未对清军进行抵抗，也有可能修志者对于其抗清事迹有所隐晦。

由于康熙《广西通志》修纂之时，正值“三藩之乱”刚刚平定，统治者希望的是通过修志来宣传“大一统”的观念，如若对于南明旧臣抗清的事迹加以大力宣传，非但不能实现通过修志加强思想控制的目的，反而可能重新引发地方政局的动荡。

（二）雍正《广西通志》中的瞿、张形象

雍正年间共修纂了两部《广西通志》，一部由巡抚李绂修纂，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一部由巡抚金鉷修纂，成书于雍正十一年。但李绂所修《广西通志》（以下简称《李志》）已于雍正六年被朝廷下令焚毁，因此只有金鉷所修《广西通志》流传至今，因此现今所说雍正《广西通志》指的是雍正十一年金鉷所修的《广西通志》。

《李志》被焚毁主要原因是李绂触怒了雍正皇帝。雍正四年（1726），李绂与时任浙江道御史的谢济世揭发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不法，谢济世是广西全州人，而李绂曾任广西巡抚，雍正认为二人结党构陷朝廷大臣，将二人下狱[2]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第一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P491)。雍正六年，皇帝对《李志》谕令斥责：“即如李绂修《广西通志》，率意徇情，瞻顾桑梓，将江西仕粤之人，不论优劣，概行滥入，远近之人，皆传为笑谈。如此志书，岂堪垂世。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葺。”此外，雍正还在谕旨中强调了选录人物的重要性，他说道：“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重采录。”[3](清)允禄等编.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7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雍正《广西通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重新修纂的。

或许“率意徇情，瞻顾桑梓”等词只是雍正皇帝下令焚毁《李志》的借口，但是作为重修者的金鉷，必须对于人物的记载慎之又慎。因此，雍正《广西通志·凡例》中写道：“旧志名宦颇无选择，其失也；滥或全录本传，或节录数行，均于粤西了无干涉，其失也。芜今严于去取，辞有简而事必核，非刻薄先贤，正以征信来哲。”[4](清)金鉷.广西通志·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雍正《广西通志》中记载历代官员的条目同为《秩官》和《名宦》，但瞿式耜、张同敞二人均未能进入《名宦》一目。修志者仍是将瞿式耜列入了卷五十三《秩官》中，并附上一句简短记载：“瞿式耜，常熟人，崇祯十七年以佥都御史任。”[5](清)金鉷.广西通志(卷五十三).秩官·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与康熙《广西通志》中的记载情况完全相同。而原本在康熙《广西通志》中入选《名宦志》的张同敞，在雍正《广西通志》中竟并未单独列传。或许雍正《广西通志》的修志者认为康熙《广西通志》中将张同敞列入《名宦》一目中欠妥，将其从中删除，并且也未将其再归入《秩官》一目中。

纵观整部雍正《广西通志》，关于瞿、张二人的忠义事迹只能见于《艺文志》中所收录的清人谢良琦所作《前明死事五人传》一文[6](清)金鉷.广西通志(卷一百八).艺文·国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反观杀害瞿、张二人的明朝降将孔有德则被列为了卷六十九《名宦》中的第一人，并且其攻破桂林、擒杀瞿张二人的事迹被作为其主要功绩进行了记载：

孔有德，性忠勇，有谋略。本朝定鼎初随征，累功晋封定南王。顺治六年，统师下粤西，败朱由榔所置守将于全州，七年入严关，伪兵将多溃乞降。乘胜破桂林，获留守瞿式耜、督师张同敞，杀之[7](清)金鉷.广西通志(卷六十九).名宦·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综上所述，康熙、雍正年间所修的两部《广西通志》中，瞿、张二人的忠义事迹并未得到彰显，相反修志者还对其进行了刻意的隐晦，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修志加强思想控制，宣扬“大一统”的观念。

二、国家认同：乾隆年间对瞿张等南明忠烈的大旌表

乾隆年间，清政府陆续平定了准葛尔部、大小和卓木、大小金川等叛乱，巩固了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随着国运昌盛，四海升平，乾隆皇帝开始日益重视推行“文治”，即以思想控制为核心的文化建设，整个乾隆朝也以“文治之极隆”著称[1]高翔.近代的初署：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故宫出版社,2013.(P52)。

推行“文治”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前明旧臣的忠义事迹予以旌表。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乾隆皇帝颁布谕旨：

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然自昔累朝嬗代，凡胜国死事之臣，罕有录予易名者。惟我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于崇祯末殉难之大学士范景文等二十人，特恩赐谥，仰见圣度如天。轸遗忠，寔为亘古旷典，第当时仅征据传闻，未暇遍为搜访，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数，迨久而遗事渐彰，复经论定，今《明史》所载可按而知也[2]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上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可见乾隆皇帝认为应当对于忠贞之士予以崇奖，进而“风励臣节”。但清朝定鼎之初，由于未能详细查访，仅仅依据传闻对明朝殉节之士20人赐予了谥号，现今应当根据《明史》等史书的记载对更多的忠贞之士予以旌表。

于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正月，乾隆皇帝再次颁布谕旨：“前以明季殉节诸臣各为其主，义烈可嘉，自宜查明赐谥。因命大学士、九卿、京堂、翰詹、科道等集议奏闻，冀以褒阐忠良，风示来世。”[2]由于乾隆皇帝的大力倡导，一场规模庞大的对前明忠烈的大旌表开始了。

经过朝臣们的讨论，确定了如下旌表对象：

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支拄名教者，各予专谥，共三十三人。若平生无大表见，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其较著者曰“忠烈”，共一百二十四人；曰“忠节”共一百二十二人；其次曰“烈愍”共三百七十七人；曰“节愍”共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诸生韦布及山樵市隐，名姓无征，不能一一议谥者，并祀于所在忠义祠，共二千二百四十九人。如杨维垣等失身阉党，一死仅足自赎者，则不滥登焉[3]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瞿式耜、张同敞二人，作为南明旧臣中坚贞不屈、舍身成仁的典范，成为了此次大旌表的对象。瞿式耜被列为了旌表人员的第一档，被授予了专谥“忠宣”，其评价为：

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桂林留守、桂临伯瞿式耜，常熟人，崇祯中为给事中，搏击权豪，论事切直。福王时为广西巡抚，定乱有功，迎立桂王，力保危疆，支持数载，大兵破桂林被执，不屈死。（见明史及辑览）瞿式耜定议：立君竭诚，奉上义，全忠孝，节贯存亡，今谥“忠宣”[4]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一).专谥诸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被授予专谥的33人当中，大多为不屈而死的南明忠烈，例如史可法、何腾蛟、陈子壮等南明重臣赫然在列。

张同敞则被列为了旌表人员的第二档，被授予了通谥“忠烈”。其评价为：

总督各路兵马、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同敞，江陵人，大学士居正曾孙。总督军务，毎战辄为诸将先，大兵至桂林被执。谕降不从，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而死（见明史）[1]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二).通谥忠烈诸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乾隆皇帝不仅对前明忠烈予以大规模的旌表，并且对于兼事明清两朝的前明降臣进行了讥贬。他说道：“若而人者（指贰臣），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于是下令，“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各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2]清高宗实录(卷1022).清实录(第21册).中华书局,1986.(P694)

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对《贰臣传》的入传人员做出要求，一些只知苟且偷安，反复无常的降臣均不得入传。他在谕旨中说道：

若薛所蕴、张忻、严自明诸人，或先经从贼复降本朝，或已经归顺又叛从吴、耿、尚三逆，进退无据，惟知嗜利偷生，罔顾大义，不足齿于人类。此外如冯铨、龚鼎孳、金之俊等，其行迹亦与薛所蕴等相仿，皆腼颜无耻为清论所不容。而钱谦益之流，既经臣事本朝，复敢肆行诽谤，其居心行事，尤不可问，非李永芳、洪承畴诸人归顺后曾著劳绩者可比。若为之立传，其何以励臣节而示来兹？国史为天下大公是非，笔削法戒懔然，岂可稍容假借？所有《贰臣传》甲乙编内，如冯铨、龚鼎孳、薛所蕴、钱谦益等者，著该管总裁详细查明，概行奏闻撤去，不必立传[3]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百九.清光绪十年长沙王氏刻本.。

乾隆皇帝对于南明忠烈与前明降臣的一褒一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弘扬教化，推崇忠孝节义之风，进而实现“文治”。这一举措使得社会观念发生了根本转变，人们对于明清之际诸多人物的评价也随之变化。

继乾隆四十一年（1776）国家对瞿式耜、张同敞等南明忠烈进行大旌表之后，瞿、张二人的事迹继续得到宣扬。道光二十年（1840），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在桂林叠彩山麓为瞿、张二人立碑，上写“常熟瞿忠宣江陵张忠烈二公成仁处”，并落款“道光庚子抚粤使者梁章钜立石”[4]石碑见于今桂林叠彩山.，对二人的事迹再次进行了认可与弘扬。道光二十五年，汪有典在其著作《前明忠义别传》中，将瞿、张二人并列为一传，对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记载，并对二人给予高度评价[5](清)汪有典.前明忠义别传(卷二十七).瞿式耜传(张同敞附).清道光二十五年墨花斋刻本.。乾隆中期国家对瞿式耜、张同敞的官方认同使得二人在此后修纂的地方志中的形象为之一变。

三、华丽转型：嘉庆《广西通志》与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中瞿张的光鲜形象

（一）嘉庆《广西通志》中的瞿、张形象

嘉庆《广西通志》由时任广西巡抚的谢启昆主持编纂，修成于嘉庆六年（1801），次年刊刻。嘉庆《广西通志》在体例上多有创新，被梁启超誉为“省志楷模”，并称“修志为著述大业，自蕴山（谢启昆）始也”[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商务印书馆,2011.(P361)。嘉庆《广西通志》设《宦绩录》一目专门记载历代官员，瞿式耜与张同敞均列入了《宦绩录》之中，《张同敞传》紧随《瞿式耜传》之后。

《瞿式耜传》中关于瞿式耜的记载可以说非常详尽，其篇幅达到2000余字，远远长于其他列传。传记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之后，瞿式耜为抗击清军所做的努力，包括平定靖江王叛乱、拥立桂王建立永历政权，取得“桂林三捷”等主要事迹。关于历代地方官的记载标准，嘉庆《广西通志》的《叙例》中写道：“循吏之列于史，名宦之在于志，其义一也。然史传必原史要终，著为定论；地志则政绩偏端，无妨节录。”[1](清)谢启昆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点校.广西通志·叙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11)可见修志者认为，地方志中对于地方官的记载只需侧重其政绩即可，无需对其生平详细记录，只需节录即可。然而《瞿式耜传》中却对瞿式耜的生平事迹进行了全面记载，由此可见修志者对于瞿式耜的重视。

在《瞿式耜传》的长篇记载中，最为精彩之处当属对瞿式耜坚守桂林，与张同敞一起慷慨就义的记载。其记载如下：

（顺治）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讦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将戚良勋请式耜上马速走，式耜坚不听，叱退之。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有七日，将就刑，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遂与同敞俱死[2](清)谢启昆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点校.广西通志(卷二百五十二).宦绩录十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6412-6413)。

上述记载塑造了一个忠贞不屈、慷慨豪迈的英雄形象。当南明永历政权大厦将倾之际，众大臣纷纷叛逃之时，瞿式耜依然坚守孤城，与张同敞一起从容赴死，突显了瞿式耜的英雄气概，就义时“天大雷电，空中震击者三，远近称异”等文字的渲染，更是增加了瞿式耜的传奇色彩。嘉庆《广西通志》中无比生动传神的瞿式耜，与康熙、雍正年间的两部《广西通志》中鲜有提及的瞿式耜形成鲜明对比。

《张同敞传》中对于张同敞的记载如下：

张同敞，大学士居正曾孙。以大学士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大将王永祚等久围永州，大兵赴救，胡一青率众迎敌，战败。同敞驰至全州，檄杨国栋兵策应，乃解去。顺治七年，大兵破严关，诸将尽弃桂林走。城中虚无人，独式耜端坐府中。适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守责，盍去诸？”同敞正色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顾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与饮，明烛达旦。侵晨被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乃幽之民舍。虽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阅四十余日，整衣冠就刃，颜色不变。既死，同敞尸植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2](P6414)。

相比康熙《广西通志》，张同敞的形象也更为丰满，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更主要的是对于其拒不降清、与瞿式耜一同慷慨就义的事迹也不再隐晦。嘉庆《广西通志》刻意将瞿张二人的列传相邻排列，也可以看出修志者对二人携手赴死的忠义之举的认同。

嘉庆《广西通志》不仅对于瞿式耜、张同敞二人的形象予以了升华，并且将其他此前并未入传的南明忠烈一并附于二人传记之后。《瞿式耜传》之后附上了焦琏、汪暤、龙之虬、杨钟、梁若衡5人的传记，《张同敞传》之后附上了吴炳、严起恒、杨鼎和、郭之奇、陈象明、余昆翔6人的传记[2](P6401)。以上同时入传的11位南明忠烈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受到朝廷旌表。

除此之外，嘉庆《广西通志》还在卷一百四十一《建置略十七·坛庙二》中提到瞿、张二人，其记载为：“双忠亭，在七星岩葛老桥北。康熙甲午，巡抚陈元龙、提督张朝午建，祀死节瞿式耜、张同敞。”[1](清)谢启昆修.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点校.广西通志(卷一百四十一).建置略十七·坛庙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P4063)值得注意的是双忠亭的修建时间为康熙甲午年，即康熙五十三年（1714），然而雍正《广西通志》中却并未对该亭进行记载，直到修嘉庆《广西通志》之时才将其列入《坛庙》中。有学者指出，能够进入地方志《祠庙》体例的祠祀，多是获得前代或当代朝廷正式“赐额”的官方“正祀”，更多的民间祠祀因缺乏合法性，通常被方志编纂者视为荒诞不经的“淫祀”而摈弃不书[2]王群韬.明代江南方志之《祠庙》《寺观》体例探析.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由于雍正年间瞿、张二人的祭祀信仰尚未取得国家的认同，因此雍正《广西通志》编纂之时并未记载双忠亭，直到乾隆年间瞿张等南明忠烈受到大力旌表之后，双忠亭才得以载入志书中。

（二）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中的瞿、张形象

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为道光年间广西郁林人苏宗经根据嘉庆《广西通志》所编，光绪年间又增补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史料后，于光绪十六年（1890）刊成。考虑到嘉庆《广西通志》“卷帙繁重，读者苦难卒业”，修纂者认为有必要“辑一简明本以便参考”[3](清)苏宗经等辑.广西通志辑要·序.清光绪十六年刊本.，因此光绪《广西通志辑要》的编纂初衷就在于精简《谢志》，便于后人阅读。

光绪《广西通志辑要》的修志者非常重视对忠义人物的记载，沈秉成在序言中说道：“惟思道、咸以来，群盗如毛，时事迁改，而殉难诸君大节凛如日月，均不可任其沦佚。”[3]因此尽管为嘉庆《广西通志》的辑要，但瞿、张二人的忠义事迹仍然得到了充分彰显。

光绪《广西通志辑要》中同样将二人分别列传，依然相邻排列。其具体记载如下：

瞿式耜，字起田，应天常熟人。崇祯十七年，福王立于南京。八月起式耜应天府丞，已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明年夏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谋僭号，式耜执之而告捷于唐王。顺治三年九月，唐王败，式耜与丁魁楚等共立永明王由榔。进式耜吏部右待郎、东阁大学士，明年兼兵部尚书。时由榔迁徙无常，式耜留守桂林，赐剑，便宜从事。三月大兵薄桂林，众官皆走，式耜与参将焦琏战守三阅月，会陈邦彦攻广州，大兵引而东，桂林获全，封式耜临桂伯。七年十一月五日，大兵由严关直抵桂林，各官或逃或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俄总督张同敞至，誓偕死，乃相对饮酒，一老兵侍召中军徐高付，以敕印属驰送王。是夕两人秉烛危坐，黎明数骑至，式耜曰：“吾两人待死久矣。”遂与偕行，至则踞坐于地。谕之降，不听。幽于民舍，两人日赋诗倡和，得百余首。至闰十一月十七日将就刑，天大雷，云空中震击者三，遂与同敞俱死。本朝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宣”[4](清)苏宗经等辑.广西通志辑要(卷一).省总·官迹.清光绪十六年刊本.。

张同敞，湖广江陵人，大学士居敬（正）曾孙，以瞿式耜荐擢兵部右侍郎，总督诸路军务。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本朝顺治七年，大兵抵桂林，城中虚无人，独瞿式耜坐府中。同敞自灵川至，见式耜。式耜曰：“我为留守，当死此。子无城责，盍去诸？”同敞曰：“昔人耻独为君子，公不许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洒与饮，闲达旦。侵晨执，谕之降，不从。令为僧亦不从。及幽之，民舍异室，声息相闻。两人日赋诗倡和，阅四十余日，衣冠就刃颜色不变。既死，同敞尸直立，首坠跃而前者三人皆辟易。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烈”[4]。

作为嘉庆《广西通志》的辑要，就篇幅而言，《瞿式耜传》删减较多，《张同敞传》同样有所缩减。但是予以删减的仅仅是对其生平记载的文字，对于二人最为人称道的忠义事迹依然做了详尽的摘录，志书中依然成功地塑造了二人的忠义形象。此前附于二人传记之后的焦琏、汪暤、严起恒、杨鼎和、郭之奇、陈象明、余昆翔也被列入志书中，并且分别单独列传[1](清)苏宗经等辑.广西通志辑要(卷一).省总·官迹.清光绪十六年刊本.。此外，双忠亭仍然被记载在了卷三《桂林府》中：“双忠亭在七星岩葛老桥北，康熙五十三年巡抚陈元龙、提督张朝午建，祀死节瞿式耜、张同敞。”[2](清)苏宗经等辑.广西通志辑要(卷三).桂林府上.清光绪十六年刊本.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得到了国家的官方认同之后，瞿式耜、张同敞二人在《广西通志》中的形象大为改观，《瞿式耜传》更是成为了篇幅最长的一个传记，二人忠贞不屈、慷慨赴死的忠义事迹得到了充分彰显。此前未能在康熙《广西通志》和雍正《广西通志》列传的南明忠烈，也能够在嘉庆《广西通志》中得以列传。相反，此前在康熙《广西通志》中入选《名宦志》的9人中，仍然入选嘉庆《广西通志》《宦绩录》者仅剩6人，且除张同敞之外，其他人记载都极为简略。

四、结语

清代方志编纂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记载相当重视，对于该人物是否列传以及列传后如何书写往往能够反映国家的政治取向。南明忠烈由于曾经对清军进行过激烈的抵抗，因此成为清代修志者在书写地方志时需要面对的一个特殊政治群体。从清代历修《广西通志》中对于瞿式耜、张同敞等人记载的变化可以看出，清王朝对于南明忠烈的认同有一个长期的过程。顺治年间，国家刚刚平定，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清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高压政策，加强思想控制，以防止明末残余势力的复燃。康熙年间，尤其是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家日益稳定，但满汉之间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康熙皇帝主要致力于解决政治系统内部权力分配的问题。由于继位合法性饱受非议，雍正皇帝也十分重视思想控制，并逐渐消除政敌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3]高翔.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P459)。因此，顺、康、雍三朝均未对南明忠烈予以官方认同，地方官员在编纂地方志之时也并未对南明忠烈的事迹予以旌表，相反对其刻意隐晦。及至乾隆年间，国家真正实现了大一统，乾隆皇帝开始重视推行“文治”。为了歌颂盛世，弘扬教化，清廷对于前明忠烈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旌表，南明忠烈由此得到官方认同。于是清代中后期的地方志中，瞿式耜、张同敞等南明忠烈的形象为之一变，成为忠臣义士之楷模，其事迹也得到大力弘扬。清代地方志中南明忠烈形象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地方志作为官方史志的时代性与政治性，同时也反映了随着时代发展，清代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