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丂”字新釋*

2020-02-24 00:57李春桃
甲骨文与殷商史 2020年0期
关键词:筆者金文問題

李春桃

(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古籍研究所)

甲骨文中有A類形體,其寫法如下:

學者過去一直將這類形體隸定成“丂”,當作“考”的異體。《説文》:“考,老也。从老省,丂聲。”金文中也出現了A類形體,(2)相關形體參東蓮池: 《新金文編》,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頁551—552。多用爲“考”。所以將甲骨文中A釋作“考”一直爲學界廣泛接受。至於構形,大多數學者認爲其象斧柯之形,是“柯”的象形寫法。(3)屈萬里: 《殷虚文字甲編考釋》,《屈萬里全集》第6册,臺北: 聯經出版社1984年版;于省吾主編: 《甲骨文字詁林》,北京: 中華書局1996年版,頁3457。張世超、孫淩安、金國泰、馬如森: 《金文形義通解》,京都: 中文出版社1996版,頁1128;季旭昇: 《説文新證》,臺北: 藝文印書館2014年版,頁391;李學勤主編: 《字源》,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沈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419,此條目由金國泰先生撰寫。王帥: 《甲骨文“丂”、“昜”新解》,《甲骨文與殷商史》新8輯,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頁386—395。若僅着眼於形體,將上録A形釋成“考”似乎並無不妥,但仔細分析後可知此説尚有可疑之處。從用法上看,A在卜辭中多用作地名,以往對此地的解釋都存在問題(詳後文)。至於A的來源,其形體與“可”、“何”等字所从的“柯”旁寫法存在差異;讀音方面,“柯”是歌部字,而“考”是幽部字,兩者韻部相差很遠,讀音並不相近。無論將兩者看作同源關係還是假借關係都十分牽强。所以關於A字的釋讀和來源,仍有重新討論的必要。

隨着資料的不斷增多,學界對相關形體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這爲重新探討A形提供了新的契機。商周文字材料中有下列形體:

B1B2CD1D2E31231236348048014948①②9096909635383539③25012502①②③《》2003。《》1984—1994“”。《》2012“”。

上古音中“考”是幽部字;“昜”是陽部字,兩者讀音並不相近,無法視作同源關係,也不宜當成通假現象,所以A形與“考”、“昜”的關係需要討論。事實上以往學者在相關研究中已經涉及此問題,其中王正、雷建鴿兩先生的觀點值得注意,現將相關討論轉引如下:

在這段話中,他們認爲“丂”像手杖之形,所以有陽部字的讀音;又認爲使用手杖的人可稱爲“考”,所以也可用爲“考”。這些看法很有見地,尤其把“丂”看作手杖之形是極具啟發性的觀點。陳劍先生也持類似意見,並做了進一步論述:

通過分析“考”、“老”以及“可”、“河”與“昜”等字形以及甲骨金文相關从“丂”之字,可知音“苦浩切”之“丂”實係由“考”字中截取分化而來,早期獨立成字之“丂”本來應既爲“柯”之表意初文又係“杖”之表意初文,由此可對卜辭及商代金文中的“”等字做出新的分析與釋讀。(9)此段文字引自陳劍先生參加臺灣政治大學所舉辦之“2018 深波甲骨學與殷商文明學術講座”(2018 /11 /1)的海報,陳先生詳細論述可參其講座視頻(http: / /ctld.video.nccu.edu.tw /media /1458)。

陳先生認爲讀“苦浩切”的“丂”是從“考”字中截取分化而來,並對“”進行了重新釋讀,這些都很有道理。由此可知,“丂”形既是“考”字異體,同時也是“杖”字的表意初文。(10)本文認爲“丂”與“柯”無關,詳後文。爲便於區别與表述,後文以“丂”(考)代表“考”字的異體“丂”;以“丂”(昜)代表杖的表意初文“丂”。(11)之所以將其括注爲“昜”,是考慮到此形作爲聲符可直接代表“昜”形,而且後文還會談到卜辭中的A形就應該讀爲“昜”。那麽甲骨卜辭中A形,有可能像過去認爲的那樣是“丂”(考)字,同時也很可能是“丂”(昜)字。通過考察形體出現時代、文字寫法、構形功能、卜辭用例,筆者認爲A是“丂”(昜)的可能性更大。

從形體出現早晚來看,“丂”(昜)本來是“杖”的初文,其出現時代應該較早。而“丂”(考)是從“考”字截取而來,勢必先有“考”字,其後才能進行截取。事實上目前所見到的材料,殷墟卜辭中並未出現“考”字,過去認爲卜辭中“老”、“考”爲同一個字,可能並不正確,至少在商代甲骨卜辭中“老”字没有用爲“考”的確定例子。這涉及語言的使用習慣問題。我們知道不同時代對語言、文字的使用也略存差異,商、周兩代亦如此,這在“考”字的使用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出土文獻中,早期“考”字主要用於對亡父的稱呼,傳世文獻也有記載,如《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嫔。”但這一記載並不符合殷商時期人們的使用習慣。筆者對商周兩代父稱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考察、統計,殷墟卜辭中父稱十分常見,無論生稱還是死稱,都直接用“父”字,使用數量接近二千,而没有一處使用“考”字。與此相關的是商代金文,其中父稱亦較爲常見,也都使用“父”字,數量也達到千餘例,亦未見使用“考”字者。這足以説明“考”不是商人用語。(12)恰似“阿瑪”一詞是滿族人對父親的稱呼,在滿族全面統治之前,中原地區人對父親的稱呼不會使用該詞語。從時間上看,直到西周時期的金文中才開始出現稱亡父爲“考”的用例,可見“考”是周人用語,(13)黄國輝先生在討論商周稱謂時亦注意到此,其推測“‘考’稱蓋爲周人稱謂”,詳參黄國輝: 《商周親屬稱謂的演變及其比較研究》,《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那麽“考”字早期應該用於周人統治區域,大規模出現應在西周時期,恐不會早到商代,那麽截取自“考”的“丂”(考)形出現時代也不會早到商代。所以商代卜辭中的A形是“丂”(考)的可能性就實在太小了。

3381338733903391741174127413859211499

在用法方面,A所在的相關辭例如下:

(1) 丁…貞: …己巳…A…

《合集》101

…卜,在A,…王步于…,亡灾。

《合集》36777

(3) …A其合…

《合集》20860

(4) 于三且庚、父A。

《合集》22188

《合集》32033

《合集》32616

(7) …在A牧

《合集》35240

(8) 丁酉卜,貞: 在A妥來羌二人,延〔于〕丁用。

《合集》228

筆者認爲將其改釋爲“丂”(昜)後,就應直接讀爲“昜”。由上録第1條卜辭可知,A地與地臨近。而“昜”在卜辭中也常用爲地名,其中一條相關辭例如下:

《合集》6063

根據上述所知,卜辭中昜、示兩地與丂地的方位可以重合,基本都在長子和臿之間。這個丂地應該爲示地,而非昜地。其理由有如下三點……(28)胡嘉麟: 《史簋與西周陽國考》,《商周青銅器與先秦史研究論叢》,北京: 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按,其所説的“臿”就是本文隸定的“”形。又,其所説的“長子”指例1中和例9中,過去討論這一問題的學者,多把它們誤釋爲“長”,認爲其地是今天的長子縣。從形體上看,前者應該是“微”字的聲符;後者應是“徵”字。它們並非同一地點。

其説“昜”、“示”與“丂”地方位可以重合,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但他認爲丂地就是示地恐怕是有問題的,他的立論基礎爲“示”、“丂”同源,而事實上這兩個字並非同源關係。與其相反,鑒於上文所討論的“昜”、“丂”之間的關係,以及相關地理位置,筆者認爲丂地(即A地)所指的可能就是昜地。此外,上録第6、7兩條卜辭都提到“丂牧”,所以《商代地理與方國》一書認爲該地設有牧場。(29)孫亞冰、林歡: 《商代地理與方國》,頁117—118。此部分由林歡先生撰寫。與此相同,卜辭中也有關於“昜牧”的記載:

(10) 甲戌卜,賓貞,在昜牧獲羌。

《殷契遺珠》758(30)金祖同: 《殷契遺珠》,上海博物館藏本,第758片。

“丂牧”與“昜牧”正可相互對應。再者,上録第10條卜辭貞問在昜牧能否“獲羌”,是昜地與羌地相距不遠。而上録第5條卜辭提到“丂以羌”、第8條卜辭提到“丂妥來羌”,(31)裘錫圭先生懷疑此句中“丂”、“妥”之間殘去了“牧”字,另外裘先生對上録與“牧”有關的卜辭進行過討論,詳參裘錫圭: 《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衛”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衛”等幾種諸侯的起源》,《裘錫圭學術文集》古代歷史、思想、民俗卷,頁161—163。是丂地與羌地距離亦相近。以上諸多材料很難都看作巧合,這説明“丂”與“昜”所指的很可能就是同一地點。所以釋A爲“丂”(昜)是能够合理解釋A的用法的。至於昜地,饒宗頤先生認爲其是《漢書·地理志》所載的潁川郡之陽城。(32)饒宗頤: 《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 中華書局2015年版,頁303。“昜”同時還是方國名,孫亞冰先生對此曾有專門研究,她據公簋銘文(《銘圖》4954)銘文“遘于王令昜(唐)伯侯于晋”一句,認爲卜辭中的“昜”指“唐”,其地理位置在今山西洪洞坊堆——永凝堡遺址附近。(33)孫亞冰: 《昜國考》,《古文字研究》第27輯,北京: 中華書局2008年版,頁49—54。關於唐的地理位置學界一直争議很大,囿於篇幅,此處暫不展開討論。

以上從出現時代、形體寫法、構形功能、卜辭用例等角度討論了A形的釋讀,綜合各個方面來看,筆者認爲將A釋成“丂”(昜)要更爲合理。《説文》:“昜,開也。从日、一、勿。一曰飛揚。一曰長也。一曰彊者衆皃。”事實上“昜”從A得聲,《説文》解釋“昜”爲“飛揚”,A也可能兼有表意作用。若此,則“A”、“昜”二字的關係極爲密切,後者是在前者上面增加日形而來。(34)《説文》:“陽,高明也。从阜,昜聲。”又“暘,日出也,从日,昜聲。”“陽”、“暘”二字多與日、明義相關,“昜”很可能是“陽”或“暘”的早期形體。《合集》11499中“昜”字便用爲“陽”。

下面談談本文對“丂”(昜)、“丂”(丂)、“柯”之間關係的認識。過去學界多主張“丂”(考)是從“柯”分化而來,就算注意到“丂”有陽部字的讀音後,學者們亦多持此説,或認爲“丂”屬於一形表多字,可以分别代表“丂”(昜)、“丂”(考)、“柯”三個字。事實上,“柯”是歌部字,與“昜”、“考”的讀音相距甚遠,把他們當成一字分化並不合適。至於一形表多字的意見,也有難通之處,因爲“丂”與“柯”的寫法並不相同。下面分别列出以“柯”爲聲符的“可”、“河”、“何”字,其形體如下:

188921889518898279902799130355202781231119037270812936330108134131454055228324105210682

與“丂”相關的還有“乎”、“兮”二字。《説文》:“乎,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説文》:“兮,語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很多學者認爲“乎”、“兮”是一字分化。尤其是東周及漢代文字材料中“可”及从“可”得聲之字常與“兮”字通用,(38)用例參白于藍: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頁477—479。王輝: 《古文字通假字典》,頁16、53。“可”从柯聲,《説文》謂“兮”下部从丂,這使大家更加相信“丂”是從“柯”字分化出來,同時又是“兮”的聲符。其實不然,甲骨文中“乎”、“兮”二形的典型寫法如下:

13173331652366633694382442282190646819815198872368636518

康侯在F師,賜作册疐貝,用作寶彝。

關於F形,存在釋“柯”、(41)張亞初: 《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 中華書局2001年版,頁4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第1261頁,北京: 中華書局,2007年。釋“朽”、(42)董蓮池: 《新金文編》附録二,北京: 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頁480。釋“析”(43)胡嘉麟: 《史簋與西周陽國考》。等不同意見。以字形觀之,“柯”、“析”二説皆不可信。此字釋讀的關鍵是F左部的辨識,若其爲“丂”(考),則形體應釋爲“朽”。然而商代、兩周文字資料中都没有出現“朽”字。《説文》以“”字爲篆文,以“朽”爲其或體。睡虎地秦簡中出現了“”字,而未見“朽”。從目前的材料看,“朽”字出現可能較晚。若把F釋爲“朽”,上無源頭可溯,下無支流可繼,似乎並不合理。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知“丂”(昜)的特徵是形體中横畫上揚,F形左部正與此特徵相符,前文所録早期“觴”、“昜”的聲符與其寫法也是一致的。作册疐簋屬於西周早期器物,所以F左部仍然保存了早期形體的特徵。所以本文認爲應將F釋成“楊”字。

“楊”在銘文中用爲地名。“楊”作爲地名及國名在金文中曾有出現,如上述逨鼎銘文:“余肇建長父,侯于楊。”董珊先生曾討論此銘中的“楊”,(45)董珊: 《略論西周單氏家族窖藏青銅器銘文》,《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4期。可參看。山西北趙晋侯墓地M63出土有楊姞壺,引起了學界關於楊國分封、族姓的討論。近年又公布了兩件楊伯簋(《銘圖》4302、《銘圖續》0347),(46)吴鎮烽: 《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簡稱“銘圖續”。這些都是有關楊國的資料。(47)關於楊國和兩件楊伯簋的討論參李樹浪: 《新見楊國銅器及相關問題》,《出土文獻》第11輯,上海: 中西書局2017年版,頁404—428。目前關於楊國的分封是否能早到西周前期,學界尚有不同意見。但作爲地名,“楊”是極爲有可能在西周早期就存在的。作册疐簋屬於西周早期器物,其銘文中的“楊”與上録西周晚期的楊是否爲同一地,因資料有限,還無法做出確定的判斷。但釋出西周早期的楊地,對於研究西周地理是十分有意義的。

最後總結一下本文的結論。本文認爲殷墟卜辭中的A形應改釋爲“丂”(昜),在卜辭中破讀爲“昜”。A形與“柯”的寫法存在區别,兩者並不同源,它們是兩個不同的形體。而“丂”(昜)與“丂”(考)屬於不同時期的同形字。從早期形體寫法看,“乎”、“兮”二字存在差異,並不是由一字分化而來。西周時期作册疐簋銘文中F形應釋作“楊”。

附記: 本文的部分觀點筆者曾在2018年古文字研究會年會上的論文(所提交論文爲《釋甲骨文中的“觞”字》)宣讀和討論環節中加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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