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栻“居敬主一”的主张及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杨玉静，郝继东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张栻（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世称南轩先生，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县）人。中兴名相张浚之子,幼承家学，既长，从师南岳衡山五峰先生胡宏，潜心理学。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集大成者，黄宗羲评张栻：“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自南轩出，而与考亭相讲究，去短集长，其言语之过者裁之归于平正。”正如张栻的理学思想，其散文也以平正为风格。张栻现存的散文共221 篇，全部收录在《张南轩先生文集》中。而张栻的学术思想与其文论、散文创作也联系紧密。本文从其最具特色的“居敬主一”学术思想出发，探讨这一学术主张对张栻散文理论与散文创作方面产生的影响。

一、“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

宋代儒学讲求功夫，对于如何达到上达下学的功夫，诸家大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则主静，二则主敬。主静更多偏重于上达功夫，讲求通明圣人之心；主敬则更偏重于下学功夫，讲求“闲邪存诚”[1](P159)的学术作风。最早提出主静的理学人物是濂溪先生，而后逐渐经由明道先生、五峰先生的发展，确立了“主静即本心”的上达观点。而主敬的观点则从湖湘学派开始讨论，基本发展成为“闲邪存诚”的下学指导。到张栻发展湖湘学派的学术观点时，张栻从“专一”的实践角度，更为深入地延伸了“主敬”的观点，即“居敬主一”。

要解释“居敬主一”，首先要从张栻提出的“心为万物主宰”这一观点开始。[2]“心为万物主宰”，即“心”是认识世界的方式。张栻不仅认为“心”是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认为“心”是道德之本、总摄世界的本体。而要让“心”能够正确地认识世界，就要让“梏于气，动于欲，乱于意而其本体以陷溺”的心放下来，指出：“其于其心也，治其乱、收其放、明其弊、安其危，而其广大无疆之体可得而存矣。”[3](P675)这种允许“放心”，而后又求其“放心”的操存功夫，就是“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在《主一箴》中，张栻更明确地阐述：“惟学有要，持敬勿失，验厥操舍，乃知出入。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主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4](P117)这更多地强调了专一、养心、无妄想。这种“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正是一种强调人在认识世界后所应做到的一种自觉约束，这种约束从他整体的理学观上讲，既是道德上以求仁的自觉约束，也是学问上以“求放心”的追求。

张栻“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对内指向学术上“收放心”“专一”的要求。“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是做好学术的要求，这种学术要求往往通过“求放心”等强调专一的方式来实现。在学术原则上，张栻强调做学术本身要做到“持敬”，指出“若专一工夫积累多，自然体察有力”[4](P31)，这本身就是对学术专一性的强调。在学术教育上，张栻在《答湖守薛士龙寺正》中提出“明利义之分，教导涵养”[4](P31)的教育主张，他此处不仅意在强调涵养功夫是传授者要教授给学生的东西，也强调了“涵养功夫”作为学习方法对于学生而言的重要作用。在讨论创作与学术的关系上，张栻也试图通过“居敬主一”来解释二者关系。他在一篇《答朱元晦》中阐述了对吕祖谦生病与“爱弊病于闲文字中”关系的看法，认为“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道？ 何补于后学？ ”[4](P9)应“当专意存养，此非特是养病之方也”。这很清晰地体现了张栻对于精神“存养”的重视，也是其用“居敬主一”中“居无越思，事靡它及”的涵养功夫，对学术研究与他物之间关系的生动表述。

张栻 “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对外指向实践上“思虑言行”的要求。如何做到其理所要求的言行举止呢？在《答潘文叔》一文中，面对为何“遇事接物涣散”的问题，张栻用“居敬主一”的观点给出了回答：“敬则有主宰，涵养渐熟，则遇事接物，此意思岂容遽涣散乎？ 主一之义，且深体之。”[4](P36)然而，张栻用“居敬主一”要求言行举止，并非是刻板印象下的要求人的外表与言行。在《答朱元晦》中，他提到：“某详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动容貌整思虑为先。蓋动容貌整思虑则心一，所以敬也。今但存心，而以此为外，既不如此用工，则心亦乌得其存。其所谓存者，不过强制其思虑，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内外之本一也。”[4](P94)由此可见，张栻“居敬主一”的学术实践要求，并不是僵化的，而是要求从内而外的实践方法论。

由此看来，张栻的“居敬主一”的学术主张，既是有关于以 “心”为世界观察本源的哲学理论，也是张栻对学术标准和言行准则的具体阐释。同样提出“敬”的理念的理学家不在少数，如胡宏、朱熹与二程，他们的“敬”多是求上达或下学，往往指向性情的发省与治学领悟的技巧。而张栻的“敬”，则是单纯的指向一种专注的态度。这也正是张栻理学中“居敬主一”的独特所在。

二、“居敬主一”学术主张影响下的散文创作理念

宋代作为学术与散文关系最为密切的朝代，很多理学观点在散文的写作中得以灵感乍现，而在很多散文的创作中又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理学思维。张栻的“居敬主一”学术主张与其散文理论的形成也密不可分。张栻的 “居敬主一”中主张“持敬”与“专一”，这种“持敬”与“专一”，对张栻的散文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南宋理学家对持敬有所讨论，所以这种在不同的“持敬”观念影响下的写作理论并不算少。最为典型的理学家当是朱熹。朱熹作为南宋大儒，也是张栻学友，在与张栻的书信往来与学案中多次提及“敬”。在朱熹看来，“敬”即是收心。这一点与张栻的观点有重合之处。朱熹在谈何为“敬”时讲到：“然敬有甚物？ 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无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5]（卷48）简而言之，即在朱熹看来，“敬”指的便是不放纵，收敛。文章理论中，朱熹在《晦翁学案》 中提及文字讲说时谈道：“文字讲说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原上加功，须是持敬，以静为主。”[5](卷48)由此可以看到，朱熹认为文字也好，讲说也好，须要持敬的基础上以静为主，即要在下学的基础上，保持内心的上达的发省，才能做好。也就是说，在文章创作上，他仍然沿袭了罗从彦豫章一派的主静发省的观点，强调上达的发省，即文章创作要与更多的内心发省相关。虽然朱熹在“敬”中的“不放纵”与张栻在“敬”中的“收放心”类似，朱熹的“纯一”与张栻的“专一”类似，但是张栻的散文理论却更以下学的实际为要。

张栻作为湖湘学派最后的梳理者，他的“居敬主一”的“持敬”与朱熹的“敬”不同之处在于，张栻的“持敬”更强调的是一种单纯且专注的态度，即一种静中含动的体察方式，他更多强调的是创作的主观能动性，而非上达的发省道理。而这种持敬与专一，一则为“持敬”，意味平淡、平实；一则为专一，意味主动、克制。当这种学术理论潜移默化地转移到散文理论中，便是张栻散文创作理念所阐述的平淡与克制。

张栻是在《答朱元晦》一文首次提出“平淡”的观点。他在谈及学术创作的表达时，提出了对语言表达的要求： “若二先生其犹一气之周流乎？ 何其理之赅而不偏，辞之平而有味也。”[4](P43)即要求文章的写作应理赅而不偏颇，言辞平实却又引人回味。虽然此处并非特指对散文创作的语言要求，但也是张栻对文的创作语言更宽泛的理解。在《四益箴》中，张栻再次提及语言的使用原则，“浮文妨实，我则弗贵”[4](P117)，言下之意也正是批评浮华的文章创作。无论是“理赅辞平而有味”还是“浮文妨实，我则弗贵”，这种重视平淡简要的文的创作观，正符合“居敬主一”中要求“持敬”、平实的思维模式。

张栻“克制”的文论的出现在《顾斋铭》中。他指出：“于其有言，则顾厥为，毫厘之浮，则为自欺，克谨于出，内而不外，确乎其言，惟实是对。”[4](P143)从其观点来看，这是一种对散文创作中的克制，而这种克制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文辞使用的克制，另一方面是对逻辑的克制。文辞的要求是不可以轻浮，要做到“确乎其言”；逻辑上的要求是要做到“克谨于出”，在逻辑内而不外移。这种对文的克制的创作理论，正是“居敬主一”思想下要求发挥主观能动性、克制（收）“放心”的思维的延伸。

就在“居敬主一”的思维特色下，张栻逐渐形成了“平淡克制”创作理论，他的散文理论一如他的理学思想，都焕发着静中有动、专一却又主动的精神。

三、“居敬主一”的学术主张影响下的散文创作

正如上文所言，张栻在学术上“居敬主一”的主张及其发散至散文的“平淡克制”的散文创作主张，自觉地在张栻的散文创作中得到了确认与践行。

（一）主旨情感：关注现实，指向民生与下学之道

无论是官学相重、重情达意的北宋理学，还是广治学堂、重视教化的南宋理学，它们作为中国学术与儒学的圆融部分，归根到底，最终都是指向中国传统的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现实理想的。

黄宗羲评张栻之学言：“南轩之学，得之五峰，论其所造大要，比五峰更纯粹，盖由其见处高，践履又实也。”[5](卷50)可见张栻的学术亦以下学、实际为要。张栻的“居敬主一”，“居”的是学术的“敬”，“达”的是个人学成的“一”，这些本质都是指向现实生活的。由此看来，在南宋各个理学学派讲求“生发”感悟时，张栻已经开始把学术的“居敬主一”引导向现实。正如先前所言，张栻《答朱元晦》中提到：“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道？ 何补于后学？ ”[4](P9)文要“补”于后学，才是文产生价值的地方。张栻的这种关注现实的人文倾向，在其散文中被含蓄地表达出来。

在张栻的《答陆子寿》一文中，张栻谈及学理于现实的关系时说道：“所恨臣下未有以仰称明意，大抵后世致君泽民之事业，大不见于天下者，皆吾儒讲学不精之罪。故区区每愿从世之贤者，相与切磋究之……”[4](P27)由此可见，张栻关注现实，重视学术和现实之间的联系，而非仅仅是学术与散文本身的联系，其本质还是希望将文与学术作为实现儒学理想的工具，用以承接现实。张栻的散文除了在主旨精神上表达出对现实的关注，其散文在现实操作性上也非常可观。张栻的散文中很多涉及言行举止的教化，是直接提出的，对于读者的发省与体悟有着直接的指导作用。如《答周颖叔》中对学问探求的做法的表述，并未从气、理出发，而是实际地从“学贵力行”为出发点，“来论学贵力行，本无许多事，何言之易也？ 学固是贵力行，然所谓力行者，圣门教人循循有序，始终条理。一毫老草不得，功夫盖无穷也。计必常从正字讲论，惟深思而勉之”，进而探讨学习过程中应当循序渐进，“始终条理”。[4](P37)这些学习上的实践有效的指导，亦体现出张栻对现实的关怀，是张栻“居敬主一”中对个人专一的儒学实践的指导性表达。

（二）表达方式：长议论，多叙事，抒情内敛

“居敬主一”讲求“专一”，而这种思维模式下，作者在文章的创作中带有明显的理性、内敛的色彩。相比起朱熹散文中对理学无处不在的、酣畅淋漓的表达，程颢散文中“畅叙幽情”[6]的自在，程颐散文的“严谨自重”[6]的规整，张栻的散文明显带有一种极度自我克制的内敛色彩。

这种表达方式上的内敛，首先表现为非抒情文体的选择。非抒情文体的选择即张栻散文创作中选择的主要文体是实用性文体。张栻所写的散文中，抒情的“文”的特质并不多。这与他不支持过度的诗文创作的创作理论有关。张栻在《答朱元晦》一篇中曾言：“徒自损何益，如编文海，何补于道？ 何补于后学？ ”[4](P94)基于这样的创作思想，张栻在实际创作中以尚理而略情的实用文文体为主。张栻现存散文以书、记、铭、赞、序、表、帖、说、问答的散文形式为主，共221篇，而以抒情为特色的散文——“记”——总数仅仅有28 篇。这种以论、记、书等实用性文体的选择，正是他“居敬主一”理念中“专一”的体现，是张栻对学术与“理”的专一的具体表达，是其对情的抒发的内敛选择。张栻散文在 “居敬主一”理学思维的影响下，选择的文体偏重实用，这种自觉克制、警惕抒情过度的文体的大量出现，为张栻散文营造出了一种严肃却又带有一丝刻板的文学气氛。

而表达方式的内敛，还表现在另一方面：文章叙事、抒情、议论之间的关系处理，即文章中情与理之间的抗衡。在张栻散文的谋篇布局中，多以理胜于情，文章中讲理的比重要远大于抒情的比重。以最具有抒情意味的散文文体“记”为例，张栻的记文内容主要以记物为主，而很少有山水游记。其学记10 篇，建筑人物记18 篇，且无论是学记或是建筑记、人物记，其抒情占文比重甚小，但长于叙事，议论。《镇江府学记》中，张栻首先阐述了“桂林之学”的发展历程，其次展开对“天地之生斯人也，必有其性”[4](P59)的论述，而后通篇就学者职责与圣人立教为议论点展开讨论，整篇记文只一句“嗟夫，此独未之思而已”一句议论性抒情，可见其议论之盛、抒情之淡。《弗措斋记》中，张栻借弗措斋之名，阐述“弗措”之贵，并依次用5 个反问——“学之而弗措乎”“其亦问之而弗措乎”“盍亦思之而弗措乎”“盍亦辨者而弗措乎”“盍行之而弗措乎”——来层层推导“弗措”中“学”“问”“思”“辨”“行”之间的“同体相成“的关系，这种反问的使用让本是枯燥言理的段落变得富有铿锵的情感色彩，但是阐述完毕，张栻后文中的语句使用就便平淡下来。这种理中含情、抒情又点到为止的表达方式，正是张栻文章创作中情与理交融却抗衡收敛的体现。《中国文学大辞典》这样解释“记”这一文体：“记事状物之文。《文体明辨》云：‘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唐以后始盛。内容或记叙亭台楼观，或记山水之胜，以及书画杂物、人生百事。文章常融记叙、议论、抒情于一体，为古文家运用最广泛的一种文体。”[7]张栻的记，显然在记叙、议论、抒情的结构编排上对抒情有所收敛，这种收敛是其“居敬主一”讲求“专一”的思想下、“克制”文论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极具主观能动性的散文情与理的交融与动态平衡。

（三）修辞：文字简明，全无虚饰

“居敬主一”强调“专一”，与张栻强调“平淡”创作观相辅相成。这种强调“专一”的思维方式和文论中强调“平淡”的观点，都将张栻的散文创作指向一个简明平实的表达道路。在修辞上，张栻散文文字简明，全无虚饰，善于引用来扼要地加深观点。这些直白的艺术手法，都与“专一”“平淡”的要求一致。

张栻散文不擅修辞，除去少部分对 “理”“学”“气”的抽象比喻外，很少见其文中修饰。并且，句式在单篇文中的使用显得单一，有的散文中长句为多，有的散文中短句为多，少有长短句混杂的序文。另外遣词造句追求简洁明了，常引经据典。这样的措辞方式往往使得文章感情醇厚雅正。如《论语说序》一文，通篇措辞简练明了，句句真挚醇厚，原本谈及对“学”的态度，承接处却突然引用：“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4](P45)引出对“实践”的解释：“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这种引用不仅使得文章更加有说服力，更给文章增添了雅正之美。

语言上的质朴表达，往往蕴含着散文内容上的平和与理智。张栻作为理学家，和其他众多理学家一样，文章创作多谈及理学内容，且往往以冷峻平和的思考与推理内容为主。这些平和理智的思考内容，与张栻要求“居敬主一”的“专一”精神不谋而合。正是其讲求对“理”的专一，促使他的散文创作时刻不忘探寻“理”的真谛，而后形成了其丰富的理学内容为主的散文特色。即使是在送行诗序中，张栻都不忘讨论“理”，且每谈及“理”，个人情感收束极快，立即转向平和理智地层层分析“理”。如《送曾裘父序》本是送行序，但当张栻一谈及“理”中“仁”“形气”等问题：“道之不传也久矣。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无一息之或间，无一气之或停。太和保合，品彙流形，则通岂有隐而可传者也。其不传也，人之隔之耳。人奈何而隔之，物欲诱因，偏倚滞吝，拘于形气而不能通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心也。天命之所谓性，精奥深微，非言所可穷尽，而妙其蕴者心也，仁者，心志所为妙也”后，立即从个人情绪转入平和理智的思考，讲到：“仁之体至广大，而广大不足以名之，超然得之于形器之表，则洋洋上下，体物不遗”。这也正是“持敬”与“收放心”的理学思维对其创作思维最鲜明的影响，它使其散文往往直截了当地指向理的言说，文章全无虚饰，直指中心。

综上，张栻“居敬主一”的学术主张，影响了其“平淡克制”的散文理论，在此种创作原则下，张栻的散文少有抒情文体，内容多涉及理学，感情表达上收敛自然，主旨直指学术与民生，综合而成了一种精约自然的散文风格。张栻作为南宋湖湘学派集大成的学者，他将其 “居敬主一”的涵养功夫潜移默化到其散文理论与创作中，尽管其文无法摆脱南宋理学重说教的整体散文倾向，但在其力行专注的涵养功夫之下，具有精约自然的张栻风格仍然有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