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赵付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形成了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这一重要论述遵循“什么是党的建设质量、为什么要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怎样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逻辑理路，形成了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做出了原创性贡献，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的形成并非偶然，有着深刻的生成逻辑。

一、时代逻辑：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新时代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时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彰显的时代。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相契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先建设强党，续写“中国之治”新篇章也需要党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时代逻辑。

第一，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引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经济发展由追求“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必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充分发挥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作用。在传统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阶段，GDP是考核的主要指标，甚至出现了唯GDP论的政绩观。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GDP所反映不了的。习近平指出：“必须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对各级各部门党组织负责人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考核，首先要看抓党建的实效。”[1]“党建最大政绩观”的提出，实现了政绩观的新飞跃。将党建的实效排在其他任务之前，这是对用好考核这根“指挥棒”的重大改变，有助于淡化GDP情结和速度情结，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同时，在新常态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质量强国，对党的领导经济工作水平和驾驭我国经济这艘大船的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增强各级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力，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提高执政本领。

第二，强国必须强党，强党必须提质。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指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伟大梦想必须推进伟大工程，在“四个伟大”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强国和强党是个辩证统一体，没有党坚强而全面的领导，不加强党的建设，就不可能实现强国的目标。因此，要实现强国的目标，“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2]，“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3]。目前，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基层党组织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党来说，数量应该没什么大问题，难的主要是提高质量。”[4]如何由“世界上最大”变成“世界上最强大”，关键是要在质的提升上下功夫。“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一要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持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二要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既能靠理想和纪律将全党组织起来，又能牢记初心使命将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三要具有强大的战斗力，能攻坚克难，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伟大的自我革命。显而易见，如果党的建设质量不过关，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质量视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命，始终遵循“自身必须始终过硬”的原则，推动中国共产党从数量规模型政党向质量效能型政党转变，实现从大党向强党的跃升。

第三，书写新时代“中国之治”新篇章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其中，党的领导是最大优势。“中国之治”的本质是“制度之治”，“制度之治”的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使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这就是“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5]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为显著和深刻的变局，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化。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6]新时代就是这“两个大局”历史交汇的时代。“两个大局”交汇决不会风平浪静，“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7]。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掌控战略全局、运筹世界变局，书写新时代“中国之治”新篇章，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8]。

时代是思想之母。只有善于聆听时代声音，积极回应时代要求，才能产生科学的理论。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正是在积极回应新时代内在要求的过程中形成的。

二、理论逻辑：承续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要原则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未提出和使用过“党的建设质量”概念，但他们在创建和领导无产阶级政党过程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其中，所包含的质量建党的若干重大原则，成为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理论逻辑。

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党员质量。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党员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建设的整体质量。因此，处理好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是政党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首先就要严把党员的入口关，从源头上保证党员质量。早在1847年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恩格斯就对盟员的入盟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强调盟员必须具有革命毅力、承认共产主义并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团体、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党的引诱力”[9]使党员激增。对此，列宁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告诫全党：“党的组织绝不应当以降低党员的质量为代价，来换取党员数量的增加”[10]，“党内总的任务不是在数量上扩充党的队伍，而是改善它的质量，提高全体党员的觉悟。”[11]他特别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12]，“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 ”[13]为了提高党员质量，列宁主张要把入党条件规定得更严些，延长新党员的预备期，提高入党介绍人的条件和责任，使预备党员接受极其认真严肃的考验。在严把党员入口关的同时，还要畅通出口，通过清党及时把那些不合格的党员从党内清除出去。在列宁领导下，俄共（布）分别于1919年和1921年开展了两次清党活动。经过清党，尽管党员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党的战斗力却大大地增强。

第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先进性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主要目的是为了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无产阶级政党是由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在恩格斯看来，加入者应该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士兵。列宁指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的任务决不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带领群众前进。”[14]也就是说，如果把党的任务理解为仅仅是反映群众的一般水平，就会消解党的先进性，也会影响党的建设质量的提升。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其最低纲领或最近目的，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5]。为了实现以上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6]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成为一个有别于一切旧政党的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战胜有产阶级的联合力量，才能实现党的纲领。夺取政权需要高质量的无产阶级政党，巩固和发展政权更需要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的角度，提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17]。当然，共产党能否成为“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以及是否具备领导一切政治经济工作的本领，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党的建设质量。

第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从严管党、治党。从严管党、治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品格。一要严明党的纪律。马克思最早提出和使用了“党的纪律”这一科学概念。1859年5月18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8]在此基础上，列宁把党的纪律看作是战胜资产阶级和实现党的团结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并强调在党的纪律面前没有“特权人物”。二要始终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19]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20]。也就是，如果脱离了群众，党就会失去生命力，就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当然也会严重影响党的建设质量。要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反对官僚主义。为此，列宁专门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包含了丰富的质量建党的思想意蕴，提出了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为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历史逻辑：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高度重视党的建设质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指导，立足于党自身建设的实际，逐步探索出了一套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有效做法，形成了质量建党、质量强党的优良传统，积累了党的自身建设的宝贵经验。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历史逻辑。

早在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就明确论述了党员数量与党员质量之间的关系，指出：“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九月以后，厉行洗党，对于党员成分加以严格的限制。……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21]这实际上就告诉我们，并非党员数量越多党的战斗力就越强，如果投机分子混进党内对党的事业造成的危害要比在党外大得多，及时清除不合格党员有助于提高党的战斗力。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又严厉批评了党的组织松懈问题，指出以后发展新党员要注重质量，并具体提出了党员的条件，包括：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并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延安时期，陈云针对一部分党员质量不高的现象，明确提出了“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22]的著名论断。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建党18年来的经验，首次将党的建设称为“伟大的工程”，把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并强调要“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23]，要求把党员的数量的发展与质量的提高相结合，实现“大”与“强”的有机统一。1948年11月，在纪念十月革命31周年的文章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24]显然，这样的“革命党”必定是高度重视党建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最高领导力量，毛泽东特别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25]。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观点。这实际上就内在提出了建设一个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政治要求。随着革命的胜利，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已摆在党的面前，需要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本领，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告诫全党：“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26]可见，毛泽东对党的建设质量的思考，是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紧密相连的。新中国成立之前，主要围绕着如何推翻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而展开的。新中国成立后，则主要围绕着如何依靠和领导人民执掌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展开的。但是，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建设，都需要一个高质量、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则是一以贯之的。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郑重地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7]的问题。在他看来，“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28]。基于此，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9]。这实际上就指出了党的战斗力是衡量党的建设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要增强党的战斗力，其前提就是要提高党员质量。江泽民深刻地分析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1989年8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指出：“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千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不能搞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党员放在党内比在党外更危险。”[30]在2000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再次强调：“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是如果数量过大，不能保持统一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质量。”[31]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江泽民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指出，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他强调，必须要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这一基础工程，坚持不懈地提高党员素质。为此，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提高发展党员的质量”。在此基础上，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要求。

回顾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建设史可以发现，我们党一直是把质量视作党的建设的生命线。正是高度重视党的建设质量，中国共产党才具有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带领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正如习近平所说，“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党的十九大总结实践经验、顺应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的重大课题”[32]。可以说，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正是在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深刻总结基础上形成的。

四、现实逻辑：破解管党治党难题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进，党的建设质量显著提高。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管党、治党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应对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这一世界难题，解决党内存在的“四种不纯”“四风”等突出问题，克服党建工作中的“四重四轻”的具体问题，都需要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破解管党、治党难题的迫切需要，是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逻辑。

第一，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党应对“四大考验”“四种危险”的迫切需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处于发展历史机遇期与矛盾凸显叠加期并存交织的时期，“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我们虽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目标，但是目标越接近，党面临的考验和风险也会越大。对此，习近平清醒地指出：“党面临的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33]在“四大考验”中，长期执政既考验着党的初心使命，又考验着党能否跳出“历史周期率”；改革开放既考验着党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又考验着党能否在改革开放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市场经济既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总开关”问题，又考验着党能否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外部环境既考验着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定力，又考验着党能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在“四种危险”中，最大和最核心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就容易产生精神懈怠，出现本领恐慌，导致消极腐败。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党的建设质量就会下降；同样，党的建设质量如果不过关，在“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面前，就要打败仗。

第二，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解决“四种不纯”“四风”等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新时代党的建设任务仍然十分艰巨，特别是“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34]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缺失；有些党员干部不讲政治，对党不忠诚，搞两面派；有些党员干部素质不高、缺乏责任担当；有些党员干部严重脱离群众。这“四种不纯”严重影响了党的先进性、弱化了党的纯洁性。同时，还要看到，“四风”问题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是政绩观错位、权力观扭曲。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35]很明显，“四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除，就会严重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这些都不是就事论事讲的，而是着眼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来的”[36]。

第三，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是克服“四重四轻”具体问题的迫切需要。“四重四轻”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体现在党建和业务的关系上，重业务轻党建；二是体现在具体的党建工作中，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就党建和业务的关系，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认为“党建务虚，经济务实”，在“虚”和“实”之间选择了“实”，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在抓党建的“宽”和“严”之间选择了“宽”，从而导致了“重业务，轻党建”。久而久之，党建工作被虚化、弱化和边缘化。[37]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38]在具体的党建工作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严重，“花拳绣腿”应接不暇，内容却空洞无物；过程搞得轰轰烈烈，主题教育相关步骤一个也不少，实际效果怎样却很少关心；以党员发展的数量、基层党组织设立的数量、组织活动的数量、制度文件出台的数量等来衡量党建工作的成果，但对是否符合和达到党建质量标准重视不够。对此，习近平特别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门党建工作还存在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结果、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看起来热热闹闹，实际效果却不佳。”[39]可见，“四重四轻”现象的存在必然导致党建和业务“两张皮”，导致党建工作的低效甚至是无效。克服“四重四轻”具体问题，必须牢固树立“党建最大政绩观”，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有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才会把理论创新推向前进；同时，只有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也才能为更好地破解难题提供理论支撑。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正是为破解管党、治党难题而生成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五、主体逻辑：习近平的独特贡献与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交互作用

时代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是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客体要件。这些客体要件相互作用，决定了其生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一个思想的生成除了具备客体要件外，还需要主体要件。[40]主体要件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其生成的现实性。习近平的独特贡献、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是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生成的主体要件。二者的交互作用，是该重要论述生成的主体逻辑。

第一，习近平的独特贡献。习近平是该重要论述的主要创立者。从习近平这一主体角度来看，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习近平的责任担当。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在谈到对党的责任时，他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41]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党的建设质量不断提高。之所以会如此，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习近平勇扛千钧之重，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大无畏的担当精神，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敢于动真碰硬，不仅涵养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且生动诠释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责任担当。二是习近平的人民情怀。40多年来，习近平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步一步地成长为我党的总书记，历练铸就了淳厚博大的人民情怀。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民心所向，以零容忍的态度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和人心向背的伟大斗争面前，习近平坦言：“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42]“掂量”这个关键词，道出了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深层考量，那就是人民。基于这淳厚博大的人民情怀，习近平告诫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经常进行思想政治体检，用人民群众新期待“透视”，不断叩问和守护初心，不断坚守和担当使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可以说，他为这个重要论述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贡献。

第二，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上任伊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敏锐地察觉到，作风问题是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解决作风问题的切入口，中央出台了“八项规定”。从“中央八项规定”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党要管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从“打铁还需自身硬”到“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依靠人民，敢于直面问题，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大振。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的过程中，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加以通盘考虑，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纳入“四个伟大”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提高党的建设质量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坚持系统思维、协同推进。同时，又及时将管党治党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提炼上升为理论，用以指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从而推动了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可以说，正是汲取了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营养，这一重要论述才得以生成并持续完善。

综上，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论述是由多重逻辑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必然结果。在这多重逻辑中，既有客体要件，又有主体要件。客体要件的相互作用决定了该重要论述生成的必要性、可能性，主体要件的交互作用决定了这一重要论述生成的现实性。习近平关于提高党的建设质量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就存在于这种必要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