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个人的辩证统一
——布鲁姆、艾略特与伍尔夫文学批评思想的再阐释

蒋竹雨

引 言

“canon”大概是英文中与“文学经典”这一概念最为契合的词。探究“canon”一词的词源，我们发现，它原本指代的是一种测量工具，在苏美尔、巴比隆和闪米特文化中都出现过(Carravetta, 2011: 364)。文学经典作为“canon”一词的延伸意义，与词源的联系与呼应不言而喻。文学经典对个人才能与创作来说，是一种衡量工具和评判标准，具有选择性和排除性。查看“canon”一词在牛津英文字典中的词条解释，我们不难发现用来定义“canon”的名词多选用“规则”“法规”“原则”“标准”和“测验”等等这样的词汇。更为甚者，OED(牛津英文词典)中解释“canon”的词条里出现了这样一个词组：“一种辨别(或区别？或歧视?)的手段”(a means of discrimination)①。文学经典不仅仅指代具体的文学作品，更成为一种权威的象征与客观的榜样。人们用文学经典来评判和辨别个人创作的优劣，排斥个性的或是不符合“规矩”的文学作品。然而，文学经典这种标尺性的功用似乎将个人文学创作与创新置于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处境。个性创作或是新的作品能否被文学经典的固有“原则”所接受是一个令创作者忐忑的问题。正如海明威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宴会演讲中所提到的，伟大的作家应该“总是尝试别人没有尝试过的或者别人尝试失败的东西。那么有时，再加上极大的运气的帮助，他就会成功了”②。“运气”似乎成了海明威的关键词与重点。创作者们想要突破文学经典所提供的范本，似乎不太容易，海明威调侃的语气，也暗示了文学经典的“排他性”。

然而，文学经典是否真的排斥个人创作？文学经典用来“排他”的固有“原则”是否又是绝对广泛而客观且一成不变的？文学经典是否需要“吐故纳新”或是“包罗万象”？尤其是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人与人之间日益频繁的个性碰撞，学科之间前所未有的融合以及不同文化与国别文学之间的推广交流，似乎都在挑战文学经典所谓单一或固定的“排他原则”。事实上，当我们去探究文学批评者关于文学经典与个人创作关系的论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除了注意文学经典的“排他性”之外，他们还强调文学经典的“集体性”和“融合性”。这种关于“集体性”与“融合性”的见解，对我们解决当今文学经典所面临的挑战，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哈罗德·布鲁姆：精英化的经典

进入二十世纪，学者们对文学经典“排他性”的讨论依然不绝于耳。哈罗德·布鲁姆(1930-)在其《西方正典》一书中提到，文学经典的精髓在于其“美的价值”。这种美的价值，虽然能够通过艺术家或是批评者的“解读”获得，但是对“美的价值”的“感知与认知”却不能机械获取的。只有拥有“高度完美个性”的人才能够欣赏经典，因为他们对美有着一份敬畏之心 (Bloom, 1994: 17-24)。 这样的观点让我们想起艾略特在阐述“成熟”概念时的想法，他与布鲁姆相似的是，他认为成熟的概念也是无法让“不成熟”的人了解与悉知的。事实上，布鲁姆关于“感知和认知”能力的青睐和对人为“解读”的排斥也会让我们想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关于创作的对立论述。柏拉图(Plato, 1963: 8)在《申辩篇》中提到，诗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并不是因为他们拥有理性或智慧，而是因为“一种本能或灵感”，这种“本能与灵感”就像“预言者”所具有的超能力一样，是不能人为获取的。在柏拉图眼中，诗人不需要阅读文学经典以学习文学创作的技巧，人为的技巧与天赐的“灵感”，在柏拉图看来，是不能于一身并存的 (Murray, 1996: 9)。亚里士多德透过他的《诗学》反映了不同的观点。作为一部手册式的文学创作教科书，《诗学》详细阐述了诗歌的起源和结构技巧。在亚里士多德眼里，诗歌的创作源于人类对“模仿”的本能。通过模仿，人类可以获取“理解”的快乐，再加上“音律”与“节奏”，人们就得到了诗歌创作的雏形 (Aristotle, 1995: 37)。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和他所倡导的创作教条与范式与布鲁姆的人为“解读”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布鲁姆显然更同意柏拉图的说法，那就是感受“美的价值”的能力是不可人为或故意获取的。正如他所说的，真正的读者或是作者会“感觉他们自己是被祖辈人物们所选择的”，他们是幸运儿，也是捍卫文学经典纯粹的人。因此，布鲁姆主张文学经典不仅要对创作者进行“排他”，对读者群体也要进行慎重的选择：“我们需要有选择性的教授(文学经典)，寻找那些少数能够有能力成为独立的读者和作者的人”(Bloom, 1994: 17)。

布鲁姆笔下的文学经典不仅仅是对个体的创作者或是读者有“排他性”，在学科上同样具有“排他性”。布鲁姆似乎非常不喜欢时下流行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经典的“侵犯”，他认为“审美是个人的事情而非社会的关注”，并直截了当地评价道：“文化批评是另外一个令人反感的社会学科，但是文学批评，作为一种艺术，一直都是也一直会是一个精英现象”(Bloom,1994:16-17)。他主张将文学经典研究限制在一个封闭的学科里，而不是“被强迫开放”接纳其他的学科，因为文学经典的存在“就是为了施加界限，并订立一套非政治性或伦理性研究的标准”，以对抗“文化批评”中的“无界限的理想主义” (Bloom, 1994: 35)。布鲁姆心中文学经典研究的理想状态是，只有“当我们的英文文学系或其他文学系把它们的维度缩小到古典学系，并放弃它们在大量文化研究中的粗俗的功用的时候，我们也许才可以回归到真正不可避免的研究中，(例如)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伴们，毕竟是他们创造了我们” (Bloom, 1994: 17)。

艾略特：经典中的“集体人格”

文学经典对于个性创作的评判与排斥，是其具有排他性的原因之一。艾略特似乎是文学经典“排他性”的拥趸之一。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化学反应式，艾略特(Eliot, 1989: 54)在其著名的文章《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喻指个人才能并不是文学创作的决定性物质，而只是文学创作中的“催化剂”。他将诗歌创作的过程比喻成发生在容器里面的氧气和二氧化硫的化学反应，个人创作只是伸进容器里一个细细的铂金丝，作为催化物促成主要反应物质的转化与新物质的生成。反应中的氧气和二氧化硫喻指文学传统与文学经典，它们才是文学创作中的主角，而非那根细细的铂金丝。艾略特(Eliot, 1998: 28)指出：“没有一个诗人，也没有一个来自任何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能够完全拥有属于他自己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他的鉴赏价值，只能通过他与故去的诗人与艺术家的关联来判断。你不能去单独地衡量他，你必须将他与那些故去的人放在一起作对比和对照”。

在另外一篇文学批评文章《什么是经典？》中，艾略特(Eliot, 1944：10)提出了“成熟”(Maturity)的概念，进一步阐释了文学经典是如何“排他”的。“成熟”有三个层次的意思：语言的成熟、文学的成熟以及思维的成熟。文学经典能够跨越语言文化与个性的不同而被认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需要文学经典本身所在的语言和文化环境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二是作者本身心智思维的全面发展。语言的成熟与本国语言环境中文学历史的悠久与否有关；文学的成熟则看文学是否能够“反映产生此文学的社会环境”；而作者个人的成熟则仰仗其所在的文化及语言环境。虽然艾略特承认作者的才能也会反过来推动语言与文学的发展，但他补充道：“即使个人的才能出众心智成熟，如果他的先人们没有为他奠定基础，他也无法推动语言与文化的发展与成熟”(Eliot, 1944：11)。不难看出，艾略特还是将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即语言和文学的成熟，放在先于个人创作的位置，它们是个人创作的基础与前提。艾略特(Eliot, 1944：10)对文学经典排他性的态度是强硬的，他有些残忍地评判道：“让不成熟的人去理解甚至是接受‘成熟’的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化学反应的比喻和“成熟”的定义，艾略特(Eliot, 1944：13-14)还在《什么是经典？》中提出了三个时期的概念：先经典时期、经典时期和后经典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里，个人创作都是不合时宜或是不被强调的。在先经典时期和后经典时期里，带有个人特色的风格与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异常”或者“不合常规”，个人创作在先经典时期容易被接纳是因为缺乏“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在后经典时代，因为经典时期的鼎盛造成了“盛极而衰”的停滞甚至荒芜的状况，个性创作被当作希望的标志，这种标新立异的意义暂时取代了“正确性”的意义；而在经典时期，个性的创作是应该被隐藏的，是更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更精进的，隐藏在“普遍风格”和“群体的品味”中的。结合他对先经典时代和后经典时代的描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经典时代，个性或个人创作是应该妥协于“被普遍接受的标准”和“正确性”的。

到此为止，我们不难发现艾略特笔下的文学经典排斥的是一种个体性，推崇的是一种集体性、融合性，例如语言文学大环境的“成熟”“普遍风格”和“群体的品味”等等。同样在《什么是经典？》中，艾略特以维吉尔为例，详细阐释了文学经典这样的集体性与融合性。文学经典，在艾略特(Eliot, 1944：7-27)看来，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多样性”。意指经典的内容及涵盖范围深邃而广泛，吸引各个学科或者专业领域学者的兴趣并且经受得起各个角度的推敲与琢磨。“没有一个专业领域的知识或者素养能够穷尽对维吉尔的研究，称自己拥有唯一能够研究维吉尔的角度”。二是“全面性”。文学经典“最大可能地囊括并表达各种情感”，“具有最广范围的吸引力”，并且“能够在各个阶层各个境况下的群体中得到响应”。三是“关联性”，即跨语言、文化以及国别的交流借鉴。“对于一个文明来说，能够借鉴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学比只利用自身旧时的文学经典更高一等”。 维吉尔之所以被艾略特所推崇，正是因为他“借鉴了希腊文化与早期拉丁诗歌”，使他的史诗主题有了“特别的重要性”。因此，文学经典在艾略特心中，包罗了学科上、情感上和文化上的多样性。这种集体和融合的特点，与艾略特之前关于文学经典“排他性”的论述相互对照。

在总结文学经典这种“排他性”和“集体性”的关系时，艾略特(Eliot, 1944：14)运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文学经典作品就像是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我们总是能够看到“家族的特点”，即使他长成蓬勃少年，在青春期叛逆的时候反抗父母的信仰，对抗所强加的行为方式与习惯，“在成长成人回溯往事便会发现，他继承了家庭的传统，保留了家族本质的特征，他行为上的不同之处也只是他所处境况及年代所带来的不同”。创作文学经典作品时，艾略特阐述道，需要追求一种“无意识的平衡”，在过去的时光中所形成的“集体的人格”与后代的、现时的创造性之间的平衡。当我们总结艾略特关于文学经典创作的关键词时，“集体的人格”应该是贴切的、合适的选择。它既反映了艾略特关于文学经典应该排斥极端个性、“排他性”的阐述，又迎合了他对具有“集体性”的文学经典与文学传统的偏重。

伍尔夫：经典中的“两性融合”

文学经典应该具有“集体性”和“融合性”的观点在伍尔夫这里得到印证。只是伍尔夫更多地从女性角度去批判文学经典的“排她性”并鼓励文学经典创作中的“两性融合”。在伍尔夫之前，甚至在伍尔夫的同时期，文学经典是具有“排她性”的。在《一个人的房间》中，伍尔夫在看似纷乱但实际犀利的思绪中刻画了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排斥女性创作才能的男性教授形象：“我正在刻画一张脸，一个身影。那张脸，那张身影属于教授冯某某(von X, 暗示有贵族血统)，他正忙于创作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女性的思想，道德及身体劣势》”，“他们用声称自己具有优势的方式来反对另一性别的平等性”。这样的偏见与不公平待遇，导致了文学经典中女性创作的匮乏。文学经典的“排她性”，剥夺了女性施展才能的机会，并导致了女性阅读经典的困难与无助。伍尔夫(Woolf, 2015: 77)批评道：“(男性主导的经典) 不仅仅只是颂扬了男性的德行，强化了男性的价值观和描述了男性的世界：其中所渗透的情感也是女性不能够理解的”。

与艾略特相似的是，伍尔夫同样认识到文学传统对于个人(女性)创作的重要性。因为文学经典的“排她性”，女性创作的作品先例是缺失的，这更进一步恶化了女性创作的环境与基础，因此伍尔夫(Woolf, 2015: 100)说：“(女性)写作先例的缺失，写作经验的欠缺与不充分都将大大影响女性的写作创作。另外，写作并不是单句的简单罗列而是需要精心的架构。如果借用图画来描述，那就是写作就像是建造拱廊或者穹顶。但是这些建筑的设计总是由男性依照自己的需要及意愿所做”。有学者进一步阐释了伍尔夫这一“建筑”隐喻的内涵：“经典作品并不是在没有背景或历史的情况下被孤立地创作出来的。相反，正如伍尔夫声称的那样，它们应该是隶属于某一传统的顶点，且只有当现实环境支持——至少不打压——艺术家(们)，文学经典作品才能得以繁盛。在男性世界生存的女性们，缺乏创作自由的必要自主权”(Rosenman, 1995: 29)。对伍尔夫来说，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女性作家在小说写作方面，相对于诗歌散文来说更为活跃。文学体裁的历史越悠久，根基就越难动摇，女性创作就更难萌芽，更难被包容或被接受，因此女性作者多数选择小说这个历史较短、“可塑性”更强的题材入手 (Woolf, 2015: 100)。

然而即使是在小说领域里委曲求全的尝试，对于女性创作者来说，已经是莫大的突破与进步。因为她们创造了属于她们、适合她们的经典，渐渐对抗文学经典的“排她性”。正如艾略特所提到的“文学的成熟”的概念一样，前行者为女性创作与才能的发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芙拉·贝恩和简·奥斯汀等前辈女性作家所做出的努力尝试以及所铺设的道路是值得尊敬也是值得追随的，她们对女性人物生活以及内心的刻画让更多人关注到女性的创作。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设置了这样一个人物：玛丽·卡迈克尔。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卡迈克尔探索了之前未被发掘的领域：女性之间的关系互动。在伍尔夫(Woolf, 2015: 64-67)看来，卡迈克尔“捕捉到了之前没有被记录的行为，没有发出的或没有完全发出的声音”，这些创举曾经因为女性“被压迫和隐藏的惯性”而被埋没。但是有了前人的努力，卡迈克尔感受到了“光芒”，勇于去发掘更多“千百年来被掩盖在巨石影子下的(女性创作的)激情”。这些光芒，是女性作家们不断努力所发出的，正因为有了阿芙拉·贝恩、简·奥斯汀等前辈在恶劣的创作环境与背景下发出了微弱但重要的女性创作声音，卡迈克尔才没有被质疑与鄙夷的声音打倒，反而伴随着“同伴的精神在小小的，充满香气的房间里”，更加有动力地延续并保护着女性创作的新传统。

然而，虽然伍尔夫鼓励女性创作者对文学经典“排她性”进行反抗，她却并不主张两性之间极端的对抗。与艾略特相似的是，她强调文学经典创作中的“集体性”与“融合性”，即“两性融合”。对于男性创作者来说，片面强调“排她性”让他们的作品具有局限性和闭塞性。伍尔夫(Woolf, 2015: 77，74)这一次设置了B教授这一人物来说明这一道理：“他们(男性作家)虽然很有能力，敏锐又有学识；但麻烦的是，他的情感没有得到交流；他的思想似乎被分隔在不同的房间；这些房间之间没有任何声音的交流。所以当我们把B教授作品中的一句话拿出来理解会发现它突然跌落在地上—死掉了”。与B教授形成对比的是柯尔律治和莎士比亚。在伍尔夫看来，这两位都有一颗“中性”的心。伍尔夫写道：“当一个人是男人时，他大脑当中的女性部分仍然而且必须对他有影响；当一个人是女人时，她也必然会与她的男性部分交流”。当我们读柯尔律治的作品时，我们会发现“它迸发并激发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它是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它“没有阻碍地传递着情感”，“这种情感自然而然地具有创造性，热烈性与不可分割性”。莎士比亚也拥有这样一颗“中性”且得到“充分开发”的心，这样的心境让他从来不会局限于性别问题。

对女性作家来说，道理是一样的。伍尔夫(Woolf, 2015: 74)说：“一颗纯粹男性化的心并不会比一颗纯粹女性化的心更具有创造性”。不同于B教授，伍尔夫(Woolf, 2015: 58)这一次举了现实中的例子来说明女性创作中太执着于两性对抗的片面性：“女性的性别是否会影响一个女性小说作者的完整性，作为创作基础的完整性？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从《简·爱》中截取的片段吧，很明显，愤怒影响着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小说作者的完整性。她用她的故事，也是她的所有贡献的成果，来迎合一些个人的痛苦”。与柯尔律治和莎士比亚不同，伍尔夫用来对比夏洛蒂·勃朗特的女性作家不再是现实中的创作者，而是之前我们提到的玛丽·卡迈克尔：“她拥有一些优势，是那些拥有更高才能的女性作家所不具有的，即使是半个世纪前。男性在她看来不再是‘反对派’；她不需要浪费时间与他们对抗；她不需要爬上屋顶或打破她自己内心的平静去向往旅行，经历与那些她不曾了解的世界与性情。恐惧与仇恨已经基本消失……”(Woolf, 2015: 70)。

在强调文学经典创作的集体性和融合性上，艾略特与伍尔夫似乎不谋而合。更为巧合的是，与艾略特“集体的人格”相呼应，伍尔夫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概念——“内心的统一”。艾略特用家族遗传在新生个人身上的体现来比喻“集体的人格”，而伍尔夫则借用一幕场景来阐释“内心的统一”：一位穿着“漆皮靴”的女孩，一个穿着“深红色外套”的男人和一辆出租车，他们共同聚集在了伍尔夫的窗下，出租车停了下来，“男人和女孩也停了下来；他们上了出租车；然后出租车像是被哪里来的波浪推着一样滑远”(Woolf, 2015: 73)。这样一个简单而平常的场景，却让伍尔夫沉思良久：“当我看到这一对人儿一起进入出租车的时候，我那颗之前被分隔开来的心，又再一次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就是，很明显的，性别之间的合作是自然而然的”(Room：74)。这样的融合，让她意识到“思想上的两性”与“身体上的两性”得以相互沟通呼应，让她获得了“完全的满足与快乐”(Woolf, 2015: 74)。

结 语

对读者“排他”、对创作者“排他”、对学科“排他”，布鲁姆笔下的文学经典似乎将“排他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这样的文学经典，在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学复兴发展的背景下是否还能够保持活力与生命力呢？当读者和学者面对数量上日益增加的、来自不同国别和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像艾略特和伍尔夫笔下具有“融合性”和“集体性”的文学经典概念来应对这些我们之前可能忽略但是同样具有优秀价值的文学创作呢？事实上，文学经典的概念在当今已然超越了其“排他性”的特征，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或是拥有特定精英读者的文学作品清单了，而是一个具有高度融合性与集体性的抽象和包容的概念。彼得·卡拉维塔在其文章《世界文学的经典(们)》[The Canon(s) of World Literature]中提到，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有“审查”这一环节，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审查功能当作是“包括或排斥(某些)文学思想体系的工具”，而是应该把这种审查功能看作是一个“指南针”,它指引我们选择开放的“旅程”，让更多“文字上或是意识形态上选用不同语言的文本”和“向我们展示全新形式的文本”加入旅程中来 (Carrevetta, 2011: 270)。正因为这样的“旅程”，新时期的文学经典又多了一个特征：流动性。卡拉维塔(Carrevetta, 2011: 270)借用“移民”和爱德华·萨义德的“游走的理论”这两个概念来描述文学经典的流动性。无独有偶，大卫·达莫若什也将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种“流转的状态”(Damrosch, 2003: 5)。在这种融合和流动的过程中，文学经典将个性、语言、思想、国别以及文化上的“不同”转化为“多样性”和“混合性”，让我们看到“无尽的异体与理解的可能，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是或者能够成为最终的答案”(Carrevetta, 2011: 271)。

注释：

① 详见牛津英语词典(OED)“Canon. n”词条。

② 详见海明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54/hemingway-speech.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