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我是长在敦煌大树上的一根枝条

2020-03-12 04:49易铭
现代妇女 2020年3期
关键词:樊锦诗敦煌研究院洞窟

易铭

初到敦煌: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

樊锦诗1938年生于北京,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受父亲影响,她从小对历史文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初中历史课本上对于敦煌的描写,在她内心里种下了一个关于敦煌的梦。

1959年,樊锦诗考取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大四时,她争取到了去敦煌研究院实习的机会。当梦想中的敦煌艺术作品真正呈现在眼前时,她被镇住了:“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烁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我们面前,令人惊心动魄。”

工作环境也是异常艰辛,最让樊锦诗头疼的就是攀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蜈蚣梯。一根绳子直上直下地在悬崖上吊着,沿绳一左一右插着脚蹬子。每次爬时,她都心惊胆战。

没待到3个月,樊锦诗就病倒了,不得不提前结束实习。“我再也不想来这个地方了”。离开敦煌的时候,樊锦诗暗暗对自己说。

然而不到一年,她却食言了。毕业分配时,敦煌研究院来北京大学要人,名单里就有樊锦诗。出于心疼女儿,樊锦诗的父亲给校领导写了一封长信,恳请学校不要让瘦弱的女儿去那么艰苦的地方工作。可这封信却被女儿悄悄扣下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是当时的主流价值观。”但是,留守荒漠不是单靠一腔热情就可以的。半夜里,当房梁上老鼠吱吱地叫着掉在被子上时,当因水土不服整天病恹恹时,望着透过窗纸的清凉月光,她还是伤心地掉下了眼泪。重返敦煌,也意味着樊锦诗和爱人彭金章从此分隔两地,一个留守大漠,一个在武汉大学教书。两人就这样过了19年的分居生活。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樊锦诗调到丈夫所在的武汉大学,这时,樊锦诗却犹豫了:“我在敦煌没做什么,难道就这么走了?”

最终,为了她热爱的敦煌,彭金章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一切,奔赴敦煌。他主持了多项考古发掘,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樊锦诗和爱人,一个是敦煌的女儿,一个成为了敦煌的女婿。

扎根敦煌: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从到敦煌工作的第一天起,樊锦诗就开始意识到,由于自然环境的侵蚀和洞窟本体的老化,窟内文物的损坏已经愈发严重。莫高窟是历经千年的文化瑰宝,如此厚重珍贵的历史遗产,怎么能轻易毁掉?

樊锦诗开始逐步了解文物保护的具体手段和方法,比如壁画坏了或者翘起来了,要给它打针。慢慢地,她明白了文物保护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除了考古发掘以外,还需要借助于文学、艺术、民族、历史乃至理工科的知识背景和工具。樊锦诗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石窟‘保重身体,尽量老得慢一些,争取让它再活1000年。”

经过多年的努力,樊锦诗带领文物保护团队,探索出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文物管理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2011年推出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著作,在洞窟形制、内容、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更是被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评价“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爱上敦煌: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

1998年,60岁的樊锦诗接棒段文杰,成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通过数据实验,找到了洞窟所能承受的临界线,但统计出来的人数少得可怜。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接触到了电脑,她说:“那时我就感觉,莫高窟有救了”。65岁的她脑洞大开,首先提出了“数字敦煌”的大胆构想——要为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彩塑建立数字档案,用数字技术让更多的人看到敦煌,让不可再生、不可永生的文物“容顏永驻”。

今天,“数字敦煌”已经走向现实,成果斐然。“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成立,让全世界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免费欣赏30个洞窟、10个朝代的高清图像,实现全景漫游。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了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2015年,77岁的樊锦诗卸任后,仍一直住在敦煌研究院那个不起眼的小房子里,从未离开。正如她所言:“我醒来是敦煌,躺下还是敦煌。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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