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
——相关研究述评及其所反映的历史观

希都日古（内蒙古大学）

17世纪蒙古编年史佚名《黄金史纲》（《小黄金史》）、罗桑丹津《黄金史》（《大黄金史》）、萨冈彻辰《蒙古源流》等都记载了明成祖生母是弘吉剌氏，也就是说，明成祖是元顺帝的遗腹子。[1]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 页；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年版，第186—187 页；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卷8，见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译文与注释，第八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474—475 页。善巴《阿萨喇克其史》，汉译文见乌云毕力格：《〈阿萨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 页。

成书于17世纪初的佚名《黄金史纲》（《小黄金史》），即《汉译蒙古黄金史纲》说：

当彼之帝位被夺之际，乌哈噶图可汗的弘吉剌哈屯已怀孕三月，那哈屯以匿于瓮而落下了，汉人呼瓮为“缸”，蒙古则名之为“博通”，彼哈屯为汉人朱洪武皇帝所收纳，哈屯心想：“如分娩于七月之后，必以敌人之子而被加害；若分娩在十月之后，当视作己子而免于难，愿天父怜悯，再添三个月，凑足十个月吧！”如此祈祷度日，上苍垂恩，于十三个月上，生下一子。洪武皇帝的汉后也诞育了一个儿子。此时，洪武皇帝曾梦见二龙搏斗而西龙乃为东龙所胜，敕令筮者卜其吉凶。筮者说：“此非二龙，而为君之二子。居西者，属汉后之子；其东者，则蒙古哈屯之子将继君之宝座而享有天命。”对筮者的话，洪武皇帝不加辨别，以为“虽系后嗣，但母为敌人之后妃，此人生下的孩子，如即我位，显然不好”。于是驱逐出宫，在长城外面替他修造了库克和坦，住了下来。[1]宝力高校注：《诸汗源流〈黄金史纲〉》（蒙古文），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6 页；朱风、贾敬颜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第46 页。

罗桑丹津《黄金史》（《大黄金史》）则与此基本相同：

当社稷沦亡的时候，乌哈噶图可汗的翁吉剌惕夫人正怀着三个月的孕。那位夫人就藏在［一个］甕里。那个甕汉语叫作“缸”。蒙古语作botong。汉族的朱洪武可汗娶了那个夫人，［留他］住在宫里。那个汉人（此处应作夫人—引者）想，如过了七个月就生产的话，［必］是敌人的儿子，就［把他］杀掉；若是过了十个月［才］生产，就是自己的儿子，不可胡作非为。夫人就［暗中］祈祷说：“我们的天父啊！请你垂恩，给加添三个月，叫过十个月［再生下来］吧！”上天垂恩，果然过了十三个月，才生一个男孩儿，朱洪武可汗的汉族夫人［也］生了一个男儿。

洪武可汗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两条龙相斗。北边的龙胜过了南边的龙。就叫卜者解说：“我这梦是吉还是凶呢？”卜者说：“那不是两条龙，是你的两个儿子。南边的龙是汉族夫人的儿子。北边的龙是蒙古夫人的儿子，［他］有坐你汗位的命运。”为了卜者的话，洪武可汗就想：“虽然同样都是［我的］子嗣，可是他的母亲，曾是敌人的夫人，由她生的儿子来坐我的汗位，实在不好。”就叫［他］从宫里出去，在长城的末尾，建造呼和—浩塔（Köke Khota）城住在那里。[1]罗桑丹津：《黄金史》（蒙古文《大黄金史》），原件影印本，蒙古国国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38b—139b 页；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第186—187 页。

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卷八说：

却说从前，汉人朱哥官人于戊申年从蒙古的妥欢贴睦尔·乌哈笃皇帝手中夺取了大都城，并于［同一］戊申年即了皇位，时年二十五岁，称“大明朱洪武皇帝”。乌哈笃皇帝的第三夫人是弘吉剌氏脱脱太师的女儿，名叫格咧勒台皇后，［她］在怀孕七个月的时候与［丈夫］失散，遗落［敌手］，被洪武皇帝收去。过了三个月，就在那戊申年生下了［一个］儿子。朱洪武降旨说：“从前，天命之主曾对我多加疼爱。现在，不管这个孩子是他的，还是我的，都应该以善行报善德，我要［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你们谁也不许歧视！”就这样当成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另一个汉人皇后［生］的儿子是朱大爷，［洪武皇帝］共有两个儿子。

朱洪武皇帝执政三十一年，戊寅年崩，享年五十五岁。此后，汉人的大小官员们商议说：“尽管蒙古皇后的儿子是长子，但［毕竟］是外人的后裔，因此他长大成人之后，说不定会向汉人复仇。汉人皇后的儿子虽然是弟弟，但因为是［洪武皇帝］自己的儿子，所以应该立他为皇帝。” 朱大爷生于庚戌年，于戊寅年被扶立为皇帝，时年二十九岁。他在位四个月十八天，于同一戊寅年崩。

他没有子嗣。因此蒙古皇后的儿子永乐王子于己卯年即了皇位，时年三十二岁。[1]萨冈彻辰著，策·纳散巴拉珠尔汇校：《蒙古源流》（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2—556 页；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译文与注释，第八卷，第474—475 页。

成书于17世纪后半叶的善巴著《阿萨喇克其史》所记述的这个传说的内容与两部《黄金史》完全相同：

失国之际，乌哈笃合罕的翁吉剌惕氏皇后已有三个月身孕。当汉军攻入［宫内］时，［皇后］藏在一口“博通”里，没有能逃出去。现在汉人称“博通”为“缸”。汉人的朱洪武皇帝收纳了那位皇后，即了皇位。那位皇后心里祈祷：“如果我过七个月后就生产，孩子必将以敌人之遗腹子而被害。愿苍天发慈悲，［让我］足十三个月后分娩！”［皇后］十三个月而生［一男孩儿］。洪武皇帝的汉人皇后［也］生了一个儿子。洪武帝梦见两条龙互相搏斗，而且东龙战胜了西龙。于是，敕令巫者卜吉凶。巫者说：“您所梦见的并非两条龙，而是您的两个儿子。西龙为汉人皇后所生之子，东龙为蒙古皇后所生之子。蒙古皇后所生之子享有天命，将会即您的皇位！洪武皇帝心想，虽然都是我自己的儿子，但［其中之一的］母亲是敌人的皇后，他如果即我的皇位，显然不好。于是让他出宫，在长城外筑造可苛合托城，让蒙古皇后所生的儿子在那里居住。”[1]乌云毕力格：《〈阿萨喇克其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 页；乌云毕力格：《〈阿萨喇克其史〉研究》第四部附录《阿萨喇克其史》（蒙古文文本影印），第276—277 页。

朱棣是否为元顺帝遗腹子，为什么产生如此荒诞不经的传说，其生母究竟为蒙古人还是汉人？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批著名学者如傅斯年、朱希祖、李晋华、吴晗、邵循正等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2]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4 分，1931年，第406—414 页；第6 本第1 分，1936年，第79—86 页。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1 期，第1—13 页；《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东方杂志》1936年第12 号，第5—19 页。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1935年第3 期，第631—646 页。李晋华：《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1936年，第45—53、55—77 页。J.S.Shaw(邵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pp.492-498.（邵循正：《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统血缘的倾向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英文]，《中国社会与政治科学评论》1937年第4 期，第492—498 页）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525 页。

傅斯年与朱希祖在明成祖的生母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并就这一问题展开了争鸣。先是傅斯年撰写了一篇《明成祖生母记疑》[1]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记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 本第4 分，1931年。此文后分别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第175—186 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第一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3—41 页。的论文。他在该文的篇首前言说：

民国十八年冬，北平一不相熟之书肆携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叶，而索价奇昂。其中所记皆杂钞明代笔记之类，不能自成一书，询朱逷先先生此书何如，朱先生谓其皆是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遂还一价，而余赴京，两月归来，此书已为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觉可惜。其中有一节，亦抄自明人笔记者，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谓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故齐、黄削藩时，周王受责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战胜入京，与周王相持痛哭，其后周王骄侈，终为保全，而恩泽所及最重。又记时人侈言成祖实元顺帝之高丽妃所遗之子，并记当时民间歌谣，七言成句，末语谓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盖靖难进行革除之后，用洪武三十五年之号也，以上是此时尚可追想者，其他不及记忆矣。近读《广阳杂记》等，重见此事，以为甚可注意，再向书肆求此册，则以事隔一年有半，并忘其为何肆送来，费两日力。苦无头绪可寻，原抄录自何书，当时匆匆南行，亦未记下，自己抄写不勤，史料轻轻放过，实不可自恕，记之以志吾过耳。

此段篇首所记说，民国十八年（1929）冬，在北平有一个书商向他推销一本杂抄明代笔记的抄本书，共二三十叶，但索价很高，对这个书的史料价值他还向朱希祖询问过，朱希祖谓其皆零抄他处者，仍应以原书为准。于是就向书商讨价还价而未买下。两个月后想买时却无从得到了，感到很惋惜。内中记明成祖生母事甚详，大致是说“作者与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传说，成祖与周王同母，皆非高后产也”。以后读刘献廷《广阳杂记》等又发现类似的记述，于是就注意了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告诉他这种说法还见于《明诗综》、《陶庵梦忆》等书。根据这些材料，他撰写了这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傅斯年对疑点较多的明成祖生母详加考证，认为官书失之讳，私记失之诬，皆不足尽信。明成祖生于碽妃，养于高后。碽氏为贱妾，故不彰也。至于碽氏是何人，傅斯年只是做了推论，说她肯定不是汉人，而可能是蒙古人、高丽人甚至是色目人，并断然否定了碽妃是元顺帝的妃子，明成祖是元顺帝之子的说法。根据对各种文献的考证，傅斯年提出碽妃为明成祖生母的观点。

朱希祖读到该文后，对傅斯年的观点并不赞同，于是作了《明成祖生母记疑辩》，随即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朱希祖在文中对傅斯年确信《南京太常寺志》，断定成祖非高皇后子，而为碽妃子，特为高皇后养子耳，因之懿文太子及秦晋二王，亦非高皇后子，而不信《明实录》及《玉牒》的做法表示怀疑，专门制作了《南京太常寺志》（据谈迁《枣林杂俎·彤管篇》所引）与《明史·诸王列传》（《王世贞别集·同姓诸王表》同）明太祖诸子之生母对照表，结果发现四条可疑之处，即：明太祖二十六子，《南京太常寺志》仅知有二十子，而周、蜀、庆、岷、赵五王及皇子楠，皆不载其生母，一可疑也。自楚王以下十六子，不知其母姓氏，二可疑也。有位号之妃，仅载李淑妃，其他以皇妃、皇贵妃、皇贵人、皇美人为次，《明史·后妃传》云：“诸妃位号，取贤、淑、庄、敬、惠、顺、康、宁为称。”生子之妃，除李淑妃外，岂一概无位号耶，三可疑也。马皇后无子，取他妃之子，以为己子，故《南京太常寺志》存其真，取懿文皇太子及秦晋二王属之李淑妃生，成祖文皇帝属之碽妃生，一矫《玉牒》及实录之诬；然其他十六王，《玉牒》所载其生母，岂皆诬耶！何《太常寺志》皆不与之相同也，四可疑也。[1]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 卷第1 期；此文后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75 页。有此四疑，于是复核他书，复有四疑：（一）疑高皇后无子之说似不足信也；（二）疑周王非成祖同母弟之说不足信也；（三）疑碽妃即《广阳杂记》之甕妃，亦即《蒙古源流》之洪吉喇氏也；（四）疑天启《南京太常寺志》之不根据典礼也。[2]朱希祖：《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3年第2 卷第1 期，见朱希祖著，周文玖编：《朱希祖文存》，第261—275 页。由于原文过于冗长，兹不具录。

吴晗撰写了《明成祖生母考》，支持傅斯年的观点，反驳朱希祖；李晋华撰作了两篇论文《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3]李晋华：《明懿文太子生母考》、《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第45—53 页、第55—77 页，1936年。此两篇论文，后都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第一册，第121—129 页；第131—153 页。，也是赞同傅斯年，反驳朱希祖；傅斯年则在李晋华文的基础上又作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4]傅斯年：《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1936年；此文后收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明清卷）第一册，第155—162 页。。李晋华《明懿文太子生母考》一文，分为一、叙言；二、吴晗“高皇后无子”说节要；三、乙未以前太祖无纳妾可能；四、高皇后生懿文太子于太平陈迪家；五、李淑妃不生懿文太子等五个部分。李晋华的另一篇《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论文，则分为上下篇，上篇：一、记太祖诸子生母异同诸说；二、傅孟真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提要；三、朱希祖先生《明成祖生母记疑辩》提要。下篇：一、太祖早年纳妃之多；二、太祖曾纳庚申帝妃；三、燕周同母说之由来及其影响；四、碽妃生成祖及碽妃、汪妃、甕妃之异同；五、国史《玉牒》与《南太常志》（即《南京太常寺志》。—笔者）乖反及《南太常志》不言周王所出之原因。李晋华的两篇文章和傅斯年答朱希祖之文都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 本第1 分册上发表，于是朱希祖又写了一篇《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予以驳斥。

傅斯年在阅读朱希祖的《明成祖生母记疑辩》一文之后，一方面深感其持论之从正，尤感其教诲之义；另一方面，仍不能为其折服，放弃己说。但在一些问题上两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他们都认为《蒙古源流》之不可信，燕周异母之不可信等。傅斯年在《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中，从方法论上委婉地对朱希祖提出批评说：“朱先生深信《明史》，深信《明实录》，此自为史学家持正之立场。然私书不尽失之诬，官书不尽免于讳。果非官书不取，涑水无须采小说撰《考异》矣。”然后，对自己的论点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如将李清《三垣笔记》、潘力田《国史考异》与沈若霖编的《南京太常寺志》对照，说明《南京太常寺志》的史料价值的可靠性；断定李清的《三垣笔记》对孝陵奉先殿位序的记述是正确的，而张岱的《陶庵梦忆》中的记述有误。天启年间沈若霖所撰《南京太常寺志》是明成祖生母为碽妃的主要根据，因《南京太常寺志》已佚，王鸿绪已不及睹，只是从前人的引用中得其片断而已。今若可见，此等细节上的疑问可以一扫而定。

朱希祖的《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是一篇更长的辩论文章，该文首先介绍了这个问题的由来，然后分几步，论证己说：一、自申前辩；二、答吴晗君；三、答傅斯年君；四、答李晋华君；五、辩过信官书。其中以对傅斯年的答辩篇幅为最长。他说，傅斯年文中有两大谬误：其一，误以《天潢玉牒》与《皇明玉牒》为一；其二，误以孝陵飨（享）殿与南京奉先殿为一，此当纠正者也。他对文献版本的源流做了较多的梳理。由此可见，他对明代的礼制、掌故更为熟悉，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更多。他的结论仍然是明成祖的生母是马皇后，所谓碽妃并不存在。在蒙古文文献中，《蒙古源流》的洪吉喇氏，在汉文文献中，刘献廷《广阳杂记》的甕妃，天启《南京太常寺志》的碽妃，都是洪吉喇氏的简译，是转译过程中出现的差异，说的其实是一个人，均不足为信。三书的成书次第：“然则此三书之成，《南京太常寺志》最早，在天启三年；《蒙古源流》次之，在天启五年（朱氏此说明显有误，《蒙古源流》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年。—笔者）；《广阳杂记》最后，在清初。而明成祖生母之传说，则蒙古最先，北京次之，南京又次之。”[1]朱希祖：《再驳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附：明成祖生母洪吉喇氏、碽妃、甕妃三说发生之次叙考），《东方杂志》1936年第12 号；此文后收入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第276—303 页。当然，朱希祖的这些论断也有推断的成分。但他也找到了一条很有力的证据，即他在南京雨花台调查古迹时，发现的一个石碑，石碑刻有“宣武将军佥广武卫指挥使司骠骑将军佥都督府事李公神道碑铭”，朱希祖断定这个碑就是明太祖李淑妃之父李杰的碑。从碑铭中推断，李淑妃与懿文太子年岁相若，绝不是母子关系，《南京太常寺志》之说李淑妃是懿文太子的生母显而易见不能成立，故《南京太常寺志》在这方面的可靠性就值得怀疑，与此相关的明成祖生母为碽妃说也因此不足为信。这里必须特别留意的一点是，朱希祖前文《明成祖生母记疑辩》已明确指出《南京太常寺志》有两种：一为明嘉靖时汪宗元撰，凡十卷；一为天启三年沈若霖撰，凡四十卷。争鸣的关键在于汪宗元撰《南京太常寺志》朱氏未能目睹，而沈若霖撰《南京太常寺志》亦辗转传抄并非原件原书。

如果从当时双方辩论的人数上看，傅斯年他们略微占有优势，不仅他们三位青年史学家，即傅斯年、吴晗、李晋华如此主张，就是老一辈史学家孟森也持这个观点。孟森相信夏燮（夏嗛父）《明通鉴》的记载，并向傅斯年提供了夏燮《明通鉴》中的相关材料。三位青年史学家在明史方面均有很深的素养，特别是吴晗，已经是当时有较高声望的明史专家了。当然，正误不能以人数的多少来定，这次争论中双方都有推论，这些推论都有待于文献的进一步证实。但两者相较，朱希祖掌握的明代文献更多，他购买的明代文献，就私家藏书而言，无人可与其比。从对明代文献的考辨来看，三位的功力与朱希祖的相比还稍逊一筹。朱希祖的文章发表后，未见傅斯年等再发表辩论文章，是被朱希祖的论证折服，还是因抗战爆发而无暇再写就不好说了。[1]周文玖：《论傅斯年、朱希祖、朱谦之的学术关系》，见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6 页。

傅斯年、李晋华都认为成祖之生母为碽妃，而不是马皇后。朱希祖则持相反的意见。可以说当时的学术界倾向碽妃为成祖生母说，而邵循正先生以英文撰写《明朝皇帝具有蒙古血统血缘的倾向这一奇异理论的历史意义》一文，探讨永乐帝的血缘，肯定碽妃不是元顺帝的皇后，而是明太祖一名属于弘吉剌部的蒙古妃子。[2]J.S.Shaw (邵循正),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urious Theory of the Mongol Blood in the Ve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 Review, 20.4.1937, pp.492-498.郑天挺先生在其《明史讲义》中也指出：“案：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七月，年六十五，应生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其时太祖方与陈友谅角逐未至大都也。太祖于洪武九年十月命秦、晋、燕、吴、楚诸王治兵凤阳（《明史》二），如依《蒙古源流》说则燕王仅九岁，乌能治兵哉？”[3]郑天挺：《郑天挺明史讲义》上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99 页。

除此之外，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又引起了国外蒙古学界的注意。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的日译本《蒙古黄金史》（《小黄金史》—笔者）一书以及山本守的一篇论文《永乐帝と建文帝—永乐帝と蒙古伝记》（《永乐帝与建文帝—永乐帝与蒙古传记》），对这个蒙古传说都有所探讨。[4]小林高四郎日译本《蒙古黄金史》（蒙古民族古典）第91 页注3 说：“关于明永乐帝为顺帝弘吉剌妃之子的传说，在中国李晋华、傅斯年、朱希祖等做些论考，是一个有名的事件，也见于田清波神父的《鄂尔多斯口碑集》133 页第39。中国文献方面的最初记载见于明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2，据田清波神父，这是由中国流传到蒙古的传说。”（生活社1941年版）〔日〕山本守：《永乐帝と建文帝—永乐帝と蒙古伝记》，见《辽东の珠》，满洲时代社1944年版，第107—117 页。20世纪50年代，前苏联学者普齐科夫斯基在《13—17世纪蒙古封建时期史学》一文中指出：“这个传说（指永乐帝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引者）的目的是要证实明朝皇帝源自于蒙古皇帝，而且是他们血统的继承人。”[1]〔苏联〕普齐科夫斯基：《13—17世纪蒙古封建时期史学》（俄文），《东方学研究所学术札记》1953年第6 卷。汉译文参见龚方震译：《史学译丛》第5 期，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20世纪90年代，日本两位青年学者永井匠、井上治依然关注这个与永乐帝相关的蒙古传说。他们在合写的论文《〈初期（一七世纪初—一八世纪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记〉の口承文芸の特征と史料价值》（《〈初期（17世纪初—18世纪前半叶）蒙古文编年史〉的口头传承文艺的特征及史料价值》）中说：“永乐皇帝的传说尽管荒唐无稽，但不能忘记与此有关的史实的存在。也就是大都的陷落与靖难之变（靖难之役。—笔者）。还有《明史·鞑靼传》洪武三年条有元朝的皇妃被明朝捕获的传闻。此类历史传说故事的记述，虽说不是淹没整部编年史，但至少存在一定篇幅的民间传说故事的记述。然而考虑到确认与前揭传说相关的史实，而那种民间传说故事大多数以史实为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并非完全毫无根据的杜撰。”[2]〔日〕永井匠、井上治：《〈初期（一七世纪初—一八世纪前半）モンゴル文年代记〉の口承文芸の特征と史料价值》，早稻田大学东洋史恳话会编：《史滴》1993年第14 号。

这里不可忽略的一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些蒙古学家从蒙古文历史文献整理研究的角度，在其文献译注类成果中提到上述那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众所周知，蒙古史学界硕学前辈，如札奇斯钦和乔吉两位先生都曾整理研究罗桑丹津《黄金史》（《大黄金史》）一书。

譬如，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说：“关于这一段传说傅斯年先生于民国二十一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发表《明成祖生母记疑》一文。其后朱希祖氏又在《中山大学文史月刊》二卷一期发表《明成祖生母记疑辩》一文。民国二十五年三月，李晋华氏又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发表《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一文，同时在同一刊物上，傅氏又发表了《跋〈明成祖生母问题汇证〉—并答朱希祖先生》一文。傅、李两氏认为成祖之生母为碽妃，而非高皇后。朱氏则持相反的意见。傅、李两氏所引证的史料极详，惜朱氏之原文此间无法读到，颇觉怅然。小林高四郎氏在他的日译《蒙古黄金史》第九十一页注三中也略提到上述的一些论说，同时他更说到田清波（A.Mostaert）神甫所编著的《鄂尔多斯口碑集》（《鄂尔多斯地区口碑文学集》）133 页第39 亦有记载，并谓田氏以为这是从内地流入蒙古的传说。可惜这本书此间无从借阅。《胜教宝灯》的记载也大致相同。（见日译本《蒙古喇嘛教史》八六页至八八页）”[1]札奇斯钦译注：《蒙古黄金史译注》，第188 页。

又譬如，乔吉校注本《黄金史》（蒙古文）也提到这次学术争论，然后又说：“除此之外，从蒙古有些史籍所说偶尔举一种，则在北京民族文化宫所收藏的有一部叫作《妥欢贴睦尔合汗失政失国》（蒙古文，编号07755）的文章记载：‘……朱洪武（皇帝）进去妥欢贴睦尔合汗的内宫看则发现其小哈屯（嫔妃）留下，而且那位哈屯年轻貌美，善良贤惠，随即迎接朱洪武（皇帝）跪拜叩首，并说尽欢愉享乐动听悦耳之一番话语，朱洪武（皇帝）果真深受感动，并表示朕欲娶此哈屯为妻，其臣僚们虽然以不能以敌人之那可儿当作那可儿为由规劝，但未能奏效，（皇帝）还是娶其为哈屯……话说那位哈屯与妥欢贴睦尔合汗一起生活时就怀有身孕，于是心里想如果将此（孩子）很快就产下，（他们）一定会把（孩子）杀害，幸亏暗中向三宝（梵文Triratna 的意译，即佛教所谓佛法僧三者。—笔者）虔诚静默祈祷，结果在与朱洪武（皇帝）成婚十二个月后生下一个男孩儿……’此书又讲述了一些永乐帝的生长及如何被大明朝排斥歧视之类的故事。”[1]乔吉校注：《黄金史》（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4—585 页。此段汉译文，由笔者汉译，如果有任何翻译错误文责自负。

20世纪80年代末，著名蒙元史专家周清澍先生在《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所反映的天命观》一文中对这个传说做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指出这个传说是元顺帝生父为宋瀛国公之说的复制和再现，它反映了宋朝以来汉地天命观思想对当时蒙古人的影响。此文明确指出，明成祖的故事，是蒙古编年史的作者在天命观的指导下，根据明人笔记杂史，加以附会、演绎而成，作为信史写进书中，再发展为动人的口头故事。[2]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第495—525 页。至此，在蒙汉两地广泛流传，长久不衰的这个传说问题有了最终定论。

乌兰在《〈蒙古源流〉研究》一书中，分析《蒙古源流》的这一传说之后说：“据《元史》，妥欢贴睦尔的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皇后死于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根本不可能在1368年大都失陷时落入朱元璋之手。据《明太祖实录》，明成祖的生母为高皇后马氏，他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而不是1368年以后。因此，所谓明成祖（永乐帝）为元惠宗妥欢贴睦尔遗腹子的故事根本不足信。但这种说法在蒙古、明朝都有传载。蒙古方面，以《源流》的记载最为详细，两《黄金史》和《阿萨剌黑齐史》（即善巴著《阿萨喇克其史》。—笔者）的内容较为简略。明朝方面，一种说法源自《南京太常寺志》，以明成祖生母为碽妃；一种说法与蒙古方面的传说相近，说明成祖生母为瓮氏，蒙古人，本元顺帝之妃。”[1]乌兰：《〈蒙古源流〉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 页，注释第59 条。

不过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个传说本身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元太子和真太子传说[2]Antoine Mostaert, Texte Oraux Ordos,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No.1, Peiping:Universitatis Catholicae Pekini,1937, pp.133-176.《元太子、真太子的口述故事》，田清波：《鄂尔多斯地区口碑文学集》，辅仁大学出版社1937年版，第133—136 页。又见日文译本，矶野富士子译：《オルドス口碑集：モンゴルの民间伝承》，平凡社1966年版，第32—41 页。另外，有关在鄂尔多斯地区蒙古人中流行的这一传说的全文汉译，参见陈学霖：《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的探索讨论仍然没有结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原比利时的天主教圣母圣心会会员，后来移居美国的两位著名蒙古学家田清波（A.Mostaert，1881—1971）神甫和司律思（H.Serruys，1911—1983）神甫，对该传说均做过精湛的研究，此处暂不讨论，下文论及。实际上，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有关永乐帝离奇身世的传说与产生于鄂尔多斯的这个民间传说故事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该说，后者脱胎于前者，当然其故事情节内容较前者更加丰富曲折，历经几个世纪一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笔者的已故导师亦邻真（林沉）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曾将这个蒙古语的元太子和真太子民间传说节译，可惜并未单独发表，只是给周清澍先生探研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的问题时提供了一些史料。[1]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 期；此文后收入氏著：《元蒙史札》，第495—525 页。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司律思（塞瑞斯）神甫撰写《关于永乐皇帝生母传说的一份手稿》一文，探讨这个在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中广泛流传的民间传说。[2]Henry Serruys, “A Manuscript Version of the Legend of the Mongol Ancestry of the Yunglo Emperor”, in John G.Hangin and U.Onon, eds., Analecta Mongolica, Dedicated to the Seventie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Owen Lattimore, Publications of the Mongol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8, Bloomington: Mongol Society, 1972, pp.19-61.（〔美〕亨利·司律思[塞瑞斯]：《关于永乐皇帝生母传说的一份手稿》，见〔美〕杭锦·贡布扎布和鄂嫩·乌尔恭格编：《蒙古研究—庆祝欧文·拉铁摩尔教授七十寿辰纪念文集》，《美国蒙古学学会不定期论文集》第八辑，美国蒙古学学会，布鲁明敦，1972年，第19—61 页）另外，在鄂尔多斯地区蒙古人中流行的这一传说的全文汉译请参见陈学霖《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0世纪90年代，已故美籍华裔学者陈学霖先生曾撰文指出：“这个流言纵系子虚，但对元亡后的蒙古族有特殊意义，意即元廷虽亡，然当今明朝皇帝实系蒙古苗裔，因此并未绝统，也许是一种补尝心理的表现，所以流传不绝。”[3]〔美〕陈学霖：《蒙古“箭程划地界”习俗考索》，台北汉学研究中心编：《汉学研究》1994年第2 期；后收入氏著：《史林漫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0 页。后来，其另一篇《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一文，又有与此基本上相同的论断：“这个流言纵系子虚无稽，但对蒙古族有特殊的意义，意即元廷虽亡，但当今明朝皇帝实系蒙古遗裔，因此并未绝统，也许是一种补尝心理的表现，所以流传不绝。”[4]〔美〕陈学霖：《刘伯温与“八月十五杀鞑子”故事考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4年第46 期；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293 页。除以上两篇之外，陈学霖先生的又一篇十分精湛的力作《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一文[1]〔美〕陈学霖：《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第286 页。，将比利时的昂突瓦耐·莫斯特尔（田清波神甫）从鄂尔多斯搜集到的明永乐皇帝建造北京城故事的蒙古文文献《大明永乐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的全文译成汉文，并结合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记述的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根据元明两代历史文献，包括野史笔记及民间留存相关传说资料，缜密详尽地探讨了蒙古族的这一传奇故事的来龙去脉及蒙汉民俗交流中的特殊意义。这件题名《大明永乐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故事—元太子、真太子》的蒙古文抄本，讲述的是蒙古自17世纪以来流传的关于元朝末帝妥欢帖睦尔合汗，在明朝朱洪武的大军攻破大都城逃回漠北而终，其已怀孕的小皇后下嫁明太祖后诞生其子，命名“元太子”，又为明朝皇帝再生一个儿子，命名“真太子”，两位太子不断斗争而产生惊天动地事端的历史传奇故事。这一历史传说交汇错综复杂的故事，以蒙古流行永乐帝为妥欢帖睦尔合汗遗腹子的传说，糅合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其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于南京宫中焚死，自立为永乐皇帝的历史为架构，从中敷演有关的蒙古传闻异说，又穿插类似汉人野史裨闻，透过说书或撰作者的想象，编织为一件内容丰富、触目惊叹的草原传统历史文艺作品。按照蒙古传统文艺创作的轨迹，故事的作者大概以大小《黄金史》及《蒙古源流》为文本，汲取讲故事者的描绘，汉人的闾阎燕谈或文籍记载，然后以通俗的文字叙述，辗转抄录而流传于长城内外各地。因此，陈先生进而指出：“在内涵来说，作为蒙古史籍的后继者，这个故事传达一个很炫耀的、民族本位的政治信息，就是说，尽管蒙元政权被汉人推翻，由于第二代的明朝皇帝有着元顺帝的血统，而他的子孙一一嗣位，蒙古人可以说是与汉人共同统治二百年，虽然史实并非如此，但未尝不带来一些自嘲式心灵上的慰藉。”[1]前揭陈学霖：《蒙古〈永乐帝建造北京城〉故事探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 本第3 分，2004年；后收入氏著：《明初的人物、史事与传说》，第286 页。这里需要稍做修正的是永乐帝是明朝的第三代皇帝，因为第二代应该是众所周知的建文帝。

无独有偶，令人感兴趣的是，2006年青年学者钟焓的《吸收、置换与整合—蒙古流传的北京建城故事形成过程考察》[2]钟焓：《吸收、置换与整合—蒙古流传的北京建城故事形成过程考察》，《历史研究》2006年第4 期。一文，可以说与陈学霖先生前揭文相得益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钟焓此文从一个崭新独特的视角探讨了蒙古传说“元太子”与“真太子”的故事与北京建城的关系，发表后使人耳目一新，对该传说有了新的认识。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旅日蒙古族学者杨海英，发表了两篇论文《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王朝交替观に关する一资料—“远太子”と“真太子”の物语を中心に》（《蒙古的有关王朝交替观的资料—以“远太子”与“真太子”的故事为中心》）、《永楽帝をモンゴル人と見たてる理由》（《将永乐帝看作蒙古人的理由》），也论及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传说《元太子、真太子的口述故事》及诸蒙古编年史的永乐帝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1]杨海英：《モンゴルにおける王朝交替观に关する一资料—“远太子”と“真太子”の物语を中心に》，《人文论集：静冈大学人文学部、社会学科语言文化学科研究报告》，第23—65 页，五四—二，2004年；杨海英：《永乐帝をモンゴル人と见たてる理由》，〔日〕松原正毅、〔日〕小长谷有纪、杨海英编著：《ユーラシア草原からのメッセージ—游牧研究の最前线》，平凡社2005年版，第163—192 页。也就是说，前者作者以除田清波神甫及司律思（塞瑞斯）神甫翻译的传本以外于1971年发现的该传说另一抄本为文本，考索相关问题，创获颇多，自不待言（与司律思和田清波翻译的传本所写“元太子”不同的是此新获文本作“远太子”。—笔者）；而后者则作者以于1997年2月，从鄂尔多斯地区扎萨克图旗有名的“浑臣”（Qonjin 一词来自于藏语，大约16世纪传入蒙古语，是成吉思汗祭祀仪式总管的名称）[2]乌云毕力格：《十六世纪蒙古“浑臣”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 期；后收入氏著：《青册金鬘：蒙古部族与文化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43—157 页。出身的叫作布延满都胡（buyanmanduqu）的蒙古族老人之子金锁手中弄到的手抄本为文本，将这部蒙古文传说全文译成日文的同时，详尽地论述了这个传说产生的背景以及蒙古编年史与民间文本之间的关系。

笔者结合前贤的论断，认为17世纪蒙古编年史所记述的有关永乐帝身世的传说反映了一种历史观，在多年前的拙著中曾推断：“尽管这个传说内容有些荒诞，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但把它当作思想史的史料，仍不失为一种绝好的材料。诸蒙古编年史所记关于明朝永乐帝的传说，表明了蒙古史家们对蒙元统治者失去大元政权的无限惋惜之情。从这个传说也能够看出，17世纪蒙古史家是始终站在维护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统治的政治立场。……的确，这个传说反映了蒙古史家元朝覆亡后的一种自我安慰心理或心态。在他们看来，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统治，在中原地区仍在继续，它既至高无上又永不覆亡。这个传说的内容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和诸蒙古编年史的宗旨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蒙古史家所持的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正统观的思想。”[1]参见拙著《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与蒙古文文书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8 页。

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不能因该传说的内容荒诞离奇与史事不符合而不做分析探讨其产生及流传的复杂背景而轻易全盘否定；二是该传说所反映的历史观也是17世纪蒙古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而这种历史观在整个蒙古史学思想史的发展演变轨迹中有其独特性。

那么，为什么形成这种历史观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萨冈彻辰《蒙古源流》为代表的17世纪蒙古编年史的特点和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乌兰曾精确地归纳出《蒙古源流》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五条：一、具有编年史的特征，内容基本按年代顺序叙述，这一点与几个世纪前的《元朝秘史》（《蒙古秘史》）无大差别；二、具有草原史书的风格，主要表现为史实传说不分，文学色彩浓厚；三、佛教影响贯穿全书；四、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正统观念强烈；五、史书编撰技能趋向成熟，趋向规范化。缺陷则有两个方面：一是《蒙古源流》仍旧没有脱离草原史书文史不分的传统，史实与传说继续混存，深受藏传佛教影响，全书宗教色彩过于浓厚；二是《蒙古源流》沿袭了前人的不少误记或误传。[2]乌兰：《〈蒙古源流〉研究》导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3 页。

显然，这里除了以上所罗列《蒙古源流》的最后一个特点之外，其余四个特点是其他同时期蒙古编年史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的共同特点。前苏联著名的突厥学家、东方学家巴托尔德曾针对13世纪蒙古人的古老史学传统说过：“和其他原始民族一样，蒙古人也很不了解历史和传说的区别。”[1]〔俄〕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册，“绪论·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 页。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自13世纪又过了整整四个世纪的长时段，但是蒙古人在编撰史书时，所具有的草原史书风格，尤其是史实传说不分这一传统，依然延续不断，仍旧被蒙古人继承下来。而且这一点既是17世纪蒙古文史书的显著特点，又是难以克服的缺陷。在17世纪蒙古史学家笔下，从因失国失政，悔恨无比而哀叹悲歌[2]相传元顺帝失德失政被迫放弃元大都北迁时，悔恨至极而所作的悲歌，在萨冈彻辰《蒙古源流》、大小两部《黄金史》、善巴著《阿萨喇克其史》等17世纪蒙古编年史中都有记载，但详略不同，对此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曾撰专文探讨。参见Hidehiro Okada,“An Analysis of the Lament of Toγon Tem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des Seminars für Sprach-und Kulturwissenschaft Zentralasiens der Universität Bonn,1,1967。〔日〕冈田英弘：《顺帝悲歌の源流》（《顺帝悲歌之源流》），《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一辑，东京外国话大学，1968年。此文后略有改动，元顺帝被改成元惠宗，收入氏著：《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由蒙古帝国向大清帝国》），第1 部“モンゴル帝国时代のモンゴル”（蒙古帝国时代的蒙古）：“6 惠宗悲歌の源流”（惠宗悲歌之源流），藤原书店2010年版，第182—200 页。的元顺帝到与蒙古人关系密切的大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经靖难之役篡位并五次北征蒙古的明成祖（永乐帝），以及在土木之变中被瓦剌也先太师俘虏的明英宗正统帝（在17世纪蒙古文史书中往往被误写成其弟明代宗景泰帝），等等，都无不虚虚实实，若隐若显，史实、史事与传说参半相混。在这些蒙古文史书中，类似这样将重要历史人物或重大历史事件任意改写成各种传说故事所在皆有，比比皆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些出自草原史家之手的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蒙古编年史的编纂模式与高度成熟发达的中原汉地历史编纂学传统迥然不同。因此即使将再荒诞不经、光怪陆离的传说故事纳入其特殊的编纂系统加以叙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17世纪蒙古文史书所记述的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与产生时间上稍晚在鄂尔多斯蒙古地区民间流传的“元太子”和“真太子”的口头传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些在蒙古地区盛行的富有草原民族特色的传说故事与在内地通过元明两朝野史、笔记及口头传闻所渲染的永乐帝的出身之谜等轶闻逸事，其不少内容能暗合、交融。它们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互相吸收渗透，甚至走样变异。不过传说故事和轶闻逸事的内容情节、基本脉络大致不变而在细节上稍微有些详略差异。因而构成了一幅逸趣横生的蒙汉民族之间民俗文化交流、杂糅并交融的历史画卷。明成祖为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反映了当时蒙古人的一种历史观，即17世纪蒙古史家是始终站在维护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统治的政治立场。这个传说的内容所流露出的思想倾向和诸蒙古编年史宗旨的高度一致性，表明了蒙古史家所持的成吉思汗的孛儿只斤“黄金家族”正统观的思想。学术界前辈诸史学大家的缜密的辨析考证，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此类传说故事及轶闻逸事所传播流变的源流轨迹，绝不能当作信史来看待盲目信从。此外，最初由口耳相传到后来被蒙汉两种文字记录下来的这些脍炙人口的传说故事和传闻逸事，至今仍然吸引着国内外史学界几代学者的注意力并受到格外的关注。令人惊奇的是，学界同人对此类传说故事的“马拉松”式漫长的追溯探源，时间跨度竟然长达半个多世纪将近80年之久，也是值得注意的学术史上的一段颇为有趣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