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与交通
——明蒙交涉人物事迹考述

特木勒（南京大学）

一

明朝和蒙古沿长城沿线的互动是前近代东亚农耕国家与游牧国家的最后一次对峙。在200 余年的演进过程中，双方有过“兵连祸结，华夷交困”的战争年代，也经历了“华夷兼利”，“胡越一家”的封贡和互市阶段。无论战争与和平，明蒙双方都有一批由所谓“越境人”充当通信使者、通事或家丁，他们的背景复杂而多元，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活跃于南北交通的前沿地带的独特群体。长城“九边”是明朝的北部边界，同时也是蒙古的南部边界。[1]本文所使用的汉文史料中多次出现的“中国”一词，当然都是指代明朝（1368—1644）这个前近代的王朝国家而已。另外，本文所使用的“蒙古”一词是历史名词，是1368年以后元朝统治集团退守北方以后的游牧政权，是前近代王朝国家。在明代长城沿线，有很多被称为“夷使”、“通事”或“家丁”的人活跃于南北交涉的最前沿。在交涉过程中，蒙古的使节和明朝的通事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多人掌握了蒙、汉两种语言。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长城沿线很多明朝边将及其麾下的家丁具有蒙古背景，而蒙古方面的很多“夷使”具有汉地背景。这些活跃于明蒙交涉前沿的相对底层的人物，我们或可称为“越境人”。他们身份和职业的造成，未必都是主观意愿的选择，所发挥的作用也良莠不齐，但是他们在明蒙交涉和互动中发挥了非常能动的作用。这些人物及其行迹是明蒙关系史中最鲜活和生动的内容。

这里有必要提到富路德和房兆楹主编的《明代名人传》。在今天看来，此书很多词条可能都需要订补了，但是我们应该发现，该书词条的选择并未局限于明朝的名人，而是选择收录了大量明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物，视野开阔是该辞书优长之处。此书收录了北元重要历史人物如达延汗等人，也收录了投降明朝的蒙古人如也先土干等人。[1]L.Carrington Goodrich &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与这些名人相比较，通事和夷使地位通常都比较低，当然未足以构成专门词条。1959年，圣母圣心会司律思（Henry Serruys，CICM）神父在《华裔学志》发表《十六世纪漠南蒙古的汉人》中对于散见于汉文史料的夷使和通事多所涉及，他将活跃于蒙古社会的汉人按照所从事的职业和进入蒙古的路径分为战俘和避难者、移民、间谍和向导、书记官、工匠和农民等几类。[2]Henry Serruys, “Chinese in Southern Mongoli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Vol.XVIII, 1959, pp.65-66.同年，胡钟达先生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发表《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文中对明朝通事鲍崇德在隆庆四年明蒙交涉中的行迹做了细致的考订。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条件，司神父和胡先生当然都没有能够参考彼此的研究。《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曹永年先生撰写）对明蒙交涉的一些跨境人物都有涉及，例如15世纪中期服役于漠北瓦剌也先帐下的“山西榆次李员外”[1]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 页。、16世纪服役于漠南土默特万户俺答汗大营的石天爵等。另外，司律思神父《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一文中提到正德年间服役于“虏酋脱罗干部下”的“兀弩骨赤等本山西人”。[2]司律思撰，王苗苗译：《〈洪武时期在中国的蒙古人〉节译》，见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 页。隆庆四年（1570），俺答汗与宣大总督往复谈判之际，鄂尔多斯万户派遣使臣打儿汉小厮到陕西延绥镇联系和解事宜，明朝方面了解到“本夷原系靖边营军余，本名马天禄，先年被虏，收在吉能帐下，颇见亲信。臣谓汝系中国人，骨血在此生长，何忍背华向夷？彼谓有心归来，但生长男女，俱在虏巢，亟不得便耳。彼感动泣下，遂不复夷语”[3]《明经世文编》第5 册，中华书局影印明刻本，1962年，第4147 页。，看来其不说汉语很久了。隆庆五年（1571）正月初，明朝宣大督抚派出的使臣李宁与杨亮到永谢布和喀喇沁万户，劝说老把都的喀喇沁万户加入“封贡”体系。他们在喀喇沁老把都大帐之内，看到做通译的也是一个汉人，名字是侯天禄。《兵部奏疏》说“中国被虏识字又会打造器皿汉人侯天禄，夷名威敬达而汉，号称笔写契，专与永邵卜、老把都儿、察罕儿即土蛮三家主事”[4]《兵部奏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明刻本，2009年，第279—280 页。云，这些都是明朝的使节或蒙古方面具有汉地背景的人物。明朝方面的很多人物同样具有“越境人”特征，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和研究。

已故的印第安纳大学教授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在他的论文《中古内亚的翻译人》中说：“在内亚东部的、中国的内亚的边境上，对翻译的需求像内亚西部地区交往所需求的一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1]丹尼斯·塞诺：《中古内亚的翻译人》，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1—202 页。他的确注意到了内陆欧亚东部，但是他论文的一部分“内亚东部的古典时期”截至大蒙古国时期，对于明代的情况没有涉及。长城是明代中国的内亚边境，明朝对“翻译的需求”表现非常旺盛，其翻译人的绝对数量可能远超内陆欧亚西部，这也是那些兼通双语者能够在明蒙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一个不同的历史舞台上，中国人和他们内亚邻居的交往也没有导致他们着手学习他们的语言。和西方一样，尽管并不完善，翻译人在东方仍然是与内亚进行交流的最好桥梁。对于不同人群之间保持联系，翻译人的服务至关重要。”[2]丹尼斯·塞诺：《中古内亚的翻译人》，见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第222 页。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应该主要是指汉人而言。需要说明的是，塞诺先生所说的“翻译人”并不限于明朝翰林院的通事而已，还包括很多越境人群。1779年代以后，明朝在长城中西等边与漠南蒙古右翼达成了和平互市贸易关系，明朝方面很快就认识到明蒙“互市之权我与虏共之者，一低一昂，势居然也”。在双方“尊俎折冲”的交涉过程中，那些夷使和通事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语言构成的障碍和文化的差异，联系和沟通南北的一些具体事务是封疆大吏的盲区，不得不依赖那些双语人群。这些通事虽然地位不高，却活跃于明蒙交通的前沿地带，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

板升汉人是相对集中的较大的移民群体，且在明蒙关系方面一度影响巨大。有关这个群体的研究已经很深入。同时，16世纪明朝长城沿线总兵官麾下，有相当一批蒙古人充当家丁。在1571年隆庆封贡以前，他们也是相对集中的群体，可惜作为个人，没有人名和事迹被记载下来。本文试图对散见于汉文和蒙古文史书的“越境人”进行考订。实际上，我们难以统计在明朝和蒙古有多少“越境人群”，能够考证的只是那些被明人和蒙古人注意而在汉文史书中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人物而已。有些人虽然留下记录却没能留下名字，王琼《北虏事记》所记为蒙古担任通信使的“韦州人”就是一个例子：“宁夏镇城至花马池三百余里，运粮者循边墙而行，骡驮车挽，昼夜不绝。一日早，虏贼五至兴武营暗门墩下，问墩军曰：‘我是小十王、吉囊、俺答阿卜孩差来边上，哨看你墙里车牛昼夜不断，做甚么？’答曰：‘总制调齐千万人马，儧运粮草勾用，要搜套，打你账房。’贼曰：‘套内多多达子有里，打不的，打不的’，又言‘我原是韦州人，与你换弓一张，回去为信’。墩军曰：‘你是韦州人，何不投降？’贼曰：‘韦州难过，草地自在好过，我不投降。’举弓送墙上，墩军接之，不换与弓，贼遂放马北奔。”这是很多学者经常援引的史料。这个因留恋“草地自在好过”而拒绝回到明朝的“贼”是韦州汉人。他的语言顺序已经不是一般的汉语，他说“套内多多达子有里（哩）”明显带有蒙古语宾谓倒置特征。这个“韦州人”只是由于充当鄂尔多斯万户吉囊和土默特万户俺答汗的使臣而在文本中一闪而过，人名都没有留下。

在史料挖掘和汇编方面，自1994年以后薄音湖和王雄两位先生陆续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已经出版12 辑，点校排印了关涉蒙古和明蒙关系的内容相对集中的史籍，极大地方便了学者的研究，早在第一辑出版以后不久，学者盛赞其书“有益学界，功德无量”。1990年代末以后《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等多种丛书陆续出版，为学者们深入发掘富矿，搜罗散佚史料提供了很好的条件。17世纪的蒙古地区产生了一批蒙古文史书，近20年来，这些蒙古文史书的利用也越来越方便。随着更多的蒙古文和汉文史料的发现和研究，我们有可能在司神父、胡先生和曹先生研究的基础上，仅就读书所得，对那些前人曾经提到或者间或讨论的人物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对那些尚未被关注的人物进行初步考订。错漏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二

1.石天爵

石天爵生逢明蒙之间“兵连祸结”的年代，他作为汉人却为蒙古俺答汗充当使节，如履薄冰，最终死于明朝边吏之手。关于石天爵的生年，迄今发现的史料还没有相关记载。关于他的身世，司律思神父说石天爵是俺答汗在1522年所掠战俘之子[1]Henry Serruys, “Chinese in Southern Mongolia during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Vol.XVIII, 1959, pp.65-66.，其史料根据应该是《万历武功录》所记俺答汗“然后进天爵问状。天爵者，卒石文宗子也，嘉靖初往红石匣，被俺答所逮，服役至今，颇亲爱之”[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中三边·俺答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 册，第421 页。。按，司神父对史料的理解有两点误会。首先，俺答汗俘虏的不是石天爵之父，正是石天爵本人。《明实录》说 “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是明证[1]《明世宗实录》卷251“嘉靖二十年七月丁酉”条，《明实录》第44 册，第5030 页。。其次，俺答汗掳掠石天爵的时间只有一个笼统的“嘉靖初”而已，而未必是嘉靖元年（1522）。

石天爵第一次以俺答汗使者的身份出使明朝是在嘉靖二十年（1541），这也是“俺答第一次出面求贡”。这一年七月，他和蒙古人肯切一同到大同阳和塞，转达了俺答汗的贡市请求言：“其父諰阿郎在先朝常入贡蒙赏赉，且许市易，汉达两利。近以贡道不通，每岁入掠，因人畜多灾疾，卜之神官，谓入贡吉。天爵原中国人，掠居虏中者，肯切系真夷，遣之同来，果许贡，当趣令一人归报，伊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当饮血为盟誓，否即徙帐比鄙，而纵精骑南掠去。”当时的大同巡抚史道上报此事说：“虏自弘治后不入贡且四十年，而我边岁苦侵暴，今果诚心归款，其为中国利殆不可言；第虏势方炽，戎心叵测，防御机宜臣等未敢少懈，乞亟下廷臣议。既而贡议不允，虏乃大掠三关而去。”兵部起初的意见是“果虏酋乞贡出自诚心，别无黠诈”，则可以许贡。但是嘉靖皇帝反诘说“虏侵扰各边，猖狂已甚，突来求贡，夫岂其情？”“皇上意图如此明朗，朝廷气氛顿时逆转”，五府九卿一片挞伐之声，于是嘉靖皇帝下达“绝彼通贡”的圣旨，甚至下令悬赏擒斩俺答汗。当时俺答汗“遣天爵与肯切至，约以十日返报，比朝议久不决。虏索天爵等急，都御史史道乃留肯切，遣天爵先返，并贻以布帛，虏亦以马报之”。大同镇长城地带的南北互动还带着一些温情，殊不知北京舆情已大变，史道因放走石天爵也背上“媚虏嫁祸”的罪名，被罢职削籍。石天爵被指“为虏间谍”，已大祸临头。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辛卯，兵部加给他的罪名是“石天爵虽我边氓，久住虏营，专为向导，顷执箭求贡，不过诡词，谋缓我师，乘间为患”。[1]《明世宗实录》卷253“嘉靖二十年九月辛卯”条，《明实录》第44 册，第5073 页。

第二年（1542）闰五月，毫不知情的石天爵再次奉俺答汗之命，携肯切之子满受秃等人到大同镇边堡，详细陈述了俺答汗求贡意愿。“石天爵所言恳切，应该是事实，如果明朝当道者贤明，不失为妥善处理明蒙关系的大好机缘。但是上年明世宗已经亲自堵塞了通贡之路，大同巡抚龙大有便大胆妄为，令边军诱天爵等三人上墩，缚天爵，杀满受秃等，谎报设计擒获以邀功赏。世宗诏升龙大有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磔石天爵与上年扣留的使臣于市，传首九边。如此倒行逆施，即《明世宗实录》的撰修人也认为‘于时当事者即欲勿许，亦宜有以待之。乃不为长虑，却顾遽杀其信使，夸张攻伐，苟快目前，’表示不满。”[2]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第134 页。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石天爵只是一介信使，却蒙此厄运。明朝兵部提交的意见竟然是“天爵本华民而甘心为虏驱使”，上一年侥幸回到蒙古是因为“守臣失计放还”，由于石天爵回到蒙古，“遂致涂炭山西，震惊畿辅，究其祸本，寔天爵一人致之。兹者凭藉故智，敢复叩关，而边臣能应机擒斩之，真足以剪虏羽翼，寒旃裘之胆，厥功甚大，请优录之以作诸镇之气”云，请求杀掉石天爵，竟然得到明世宗批准。明朝颟顸斩杀来使，却要明朝边境地带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虏闻则大愤怨，遂不待秋期，即以六月悉众入寇，大掠山西南及平阳东及路、沁，悉如天爵语，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辙以执杀天爵等为辞云”。[3]《明世宗实录》卷262“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戊辰”条，《明实录》第44 册，第5208—5210 页。

2.俞方策

俞方策是因明朝在万历二十年（1592）平哱拜之乱时立功而在史料留下记载的，我们对他的生卒年代都不了解。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癸未，兵部因审核哱拜事件功赏，“准俞方策起文到部，不必论其应选年分，即为铨选边腹府，佐县正优缺”，得到万历皇帝许可，被任命为房山县令。“始，议宁夏功成有封爵，后以廷议，功罪成于二人，上有诏免行，待后有勘乱大功与封典昭合者，仍申明格例举行，勿使朝廷失信，以孤报效之意，是时，延安贡生俞方策自陈有大功，于是给谏赵完璧请幽隐当察，而国祯乃上言，功赏不当，大失人心。上有诏，下大司马问国祯，何人亏枉，何人冒滥。后给谏张辅之奏，亦如上意。是时，武生余丁亦有授千百户及指挥者，甚至军士亦赐冠带，策以故鞅鞅不得志。”[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宣大镇宁夏镇》。明末的边政败坏已极，哱拜之乱平，边关武生余丁都得到封赏，却有人有意或无意中遗漏了俞方策的名字，俞本人“上疏自鸣”，这才引起兵部注意。[2]《明神宗实录》卷263“万历二十一年八月癸未”条，《明实录》第57 册，第4871 页。根据《明神宗实录》所记“即为铨选边腹府，佐县正优缺”推断，他当上房山县令应该就在这一年。这是俞方策在西北宁夏的功绩。

两年以后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俞方策又被调往辽东镇边境，充当通判。这一年九月二十日明朝与小歹青部在辽东镇义州大康堡进行木市贸易，具体负责主持木市的正是义州参将副总兵李如梅和通判俞方策。[3]李化龙：《抚辽疏稿》卷3《议义州木市疏》，《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9 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20 页上。《明经世文编》，第4601 页。此前小歹青要求恢复义州木市以顺大凌河放木与明朝交易，辽东巡抚李化龙多方考察，做了很充分的论证和准备，木市终于成功举行。[1]特木勒：《小歹青身世与义州木市》，《民族研究》2010年第4 期。当时辽东边外蒙古人尊称俞方策为“俞那彦”，他在木市贸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之前明蒙在义州一带的贸易关系阻塞多年，主要原因之一是明朝通事在其中起到了坏作用，“向因边吏不通胡音，通事多恣巧诈，抚之则请增赏，剿之则苦凿空，侵盗之惨，岁无虚日。时房山故令俞方策以久任宁夏，习知胡音，且驯夷性，歹青每至义州求贡，辄与亲盟，译者不能设诈。方策抚以私恩，摄以汉法，虏亲畏之，称俞那颜，称俞太师，进止惟命，当道听为指南”[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0《小歹青列传》，第583 页。。这里的“歹青”就是小歹青，也就是岱青杜棱，敖汉旗札萨克的始祖。所谓“私恩”，说明俞方策与小歹青的私人关系相当密切。正是由于俞方策出色的蒙古语水平和他与小歹青之间的亲密关系，杜绝了通事在明蒙之间恣行“巧诈”，义州木市贸易顺利进行。他在明蒙之间所起的积极作用显然得到了蓟辽总督的首肯。

万历二十三年之后不久，俞方策又因所谓“吏议”被罢黜，蓟辽督抚为他“特疏请白”说：“兵家使过使功，不可拘以吏议。今房山旧吏俞方策才与地相宜，功与过不相掩，请以边才起用，居官如故。”[3]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0《小歹青列传》，第583 页。俞方策被罢职和复职应该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之间。《万历武功录》的史料是可信的，此人的名字出现在李化龙《议义州木市疏》中，语言差异在明蒙之间造成严重障碍，不良通事得以在南北之间“设诈”以获利。蓟辽总督李化龙调用能官俞方策居间沟通，可谓慧眼识才。“那颜”（noyan）就是“官人”，所谓“习知胡音”应该是说俞那颜方策会说比较流利的蒙古语，所谓“驯夷性”是说俞方策了解蒙古人的性格，且能以坦诚相待，因此得到了蒙古人的信任。当时明朝与蒙古左翼各游牧集团之间长期敌对，产生了巨大的鸿沟。明蒙关系史大家司律思神父说，明朝和蒙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对方。这也给了俞方策发挥才能的机会，竟至于“当道听为指南”。他的经历很奇特，曾经身为县令，在担任县令前后又服役于宁夏和辽东两镇，为明朝边政做出重要贡献。

3.鲍崇德

隆庆四年九月，俺答汗之爱孙把汉那吉突然降明，明蒙双方就交换人质问题开始交涉，明朝通事鲍崇德因此而“登场”。佚名蒙古文史书《俺答汗传》（Erdeni Tunumal neretü Sudur Orušibai）拼写为“Büchiqbei”，应该是Büchingdei 之误。张居正通过与宣大督抚的通信和其他信息渠道得知鲍崇德及其行迹，他说“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舔犊之情似亦近真”。[1]张居正：《与王鉴川言制俺囚款贡事》，《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 页上。胡钟达先生《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最早对鲍崇德和俺答汗的交涉做了考订。他说：“按根据方逢时‘与内阁高张二老论边情书’前后计六封，鲍崇德同阿勒坦汗共有三次交涉。第一次是十月十日出发的，同去者有田世威，第二次是十月二十日出发的（据《云中处降录》，同去者有李天云），第三次是十一月三日出发的。第一次交涉，并未获得肯定结果。第二次交涉，以赵全等人交换把汉那吉之议才最后肯定下来。第三次是谈判交换的人数和方式。（《大隐楼集》卷12，叶二—八）根据《云中处降录》，鲍崇德和阿勒坦汗的谈判前后有三次也是很显然的。但方逢时在事后追记这件事时，似乎在日期上把第一次和第二次混淆起来，并且把十月二十日出发进行的交涉当作是第三次交涉了。”[1]胡钟达：《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见《蒙古史论文选集》第二辑，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年，第224 页。

司律思神父说：“王崇古得知俺答汗确有诚意结束绵延多年的战争状态以后非常高兴，他派遣一个特使去探听俺答汗的意思。这个被称为‘译者’的特使可能是蒙古人，《明实录》确实显示，这个特使当时曾与俺答汗私下面谈。”[2]Henry Serruys,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3),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75.p.163.司神父所据史料应该来自《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十一月丁丑”条“总督王崇古遣译者鲍崇德偕其使入俺答营，言朝廷待把汉那吉不薄，若赵全等旦致，那吉夕返矣”句。司神父没有提及人名，但是他所说的人应该就是鲍崇德。需要指出的是，鲍崇德是汉人，“善夷语”是他“旧役虏中”的结果[3]《四夷广记·北狄》说：“乃使善夷语者鲍崇德者入虏营。”；与蒙古人关系密切，所谓“与虏相狎”是也。《咸宾录》说“崇德，小字官保，旧役虏中，与虏相狎。及至虏营，俺答大悦”云，就是明证。《万历武功录》卷8《中三边·俺答列传》记“崇德故役虏中，与虏狎”云，所据史料应与《咸宾录》相同。

《两朝平攘录》卷1《顺义王》说：“往者百户鲍崇徳素负胆气，善胡语，慨然请行。时有一总兵以罪系，亦自负勇敢，令之辅行。未中路，总兵恐畏逸去。鲍单骑入虏营，见俺答方盛怒，谩骂曰：‘余自用兵以来杀若干总兵矣！’鲍百户俟其气少平，进曰：‘国家多少总兵？杀之可尽乎？中国倘杀汝孙，汝孙难得矣！今汝孙已部送北京，予官职收养，今欲取归，独有乞恩恳求，何持兵深入挟取，是速其亡也！’答言，颇衔之，乃留鲍，随遣亲虏往觇，则府豫计那吉方蟒貂帽驰马，从容与诸将游猎郊原矣。虏归报，俺答释然心喜。” 1570年明朝中央政府在化解危机，完成人质交换以后论功行赏，“升通事鲍崇德副千户，赏银五十两”[1]《明穆宗实录》卷52“隆庆四年十二月丁巳”条。。《万历武功录》卷8《中三边·俺答列传下》说鲍崇德“是时与虏争定物贾，力抗虏索，虽致忤虏王而不惧者，是时通事副千户鲍崇德功，乃与百户李宁竟得升一级世袭”。“物贾”就是“物价”。所谓“升一级世袭”应该是隆庆五年封贡达成以后的事情，瞿九思在这里用了一“竟”字，似乎对于鲍崇德所得赏犒很惊讶。

4.隆庆四年的蒙古使团

隆庆四年（1570），土默特蒙古人将赵全等八名板升汉人头目“擒献”明朝。明朝则将俺答汗爱孙把汉那吉交给俺答汗。之后，明朝方面希望俺答汗将板升汉人的“余党”执送给明朝。俺答汗向鲍崇德说：“执称板升尚有说伊有天分，诱伊献老营正犯，前因拿赵全等俱各逃避，候皇朝许伊封贡再行执送。”本来土默特万户与明朝之间官方的正式引渡，却不料发生了土默特“部落私通边将”而进行的私下交易。事情的经过是，明朝大同镇“分守威远管参将事副总兵牛相闻知俺答许送妖犯，欲希功赏，差子牛伯杰随送那吉出边，以衣物求媚俺答义子恰台吉，许以厚贿，令执余党送伊报功”。恰台吉擒获张宝、赵天玉、穆天节和孙天用等“四犯，许送牛相，索银二千两、缎布诸物数多，牛相即向所属各堡科派”钱物，希望换回恰台吉擒获的四人的时候，事情败露，牛相父子二人被捕“赴军门”。明朝派珊瑚和鲍崇德带着王崇古的信去“责问俺答”说：“既获妖逆不行献送，纵令部落私通边将等情，本酋愧愤执称：‘不管伊是原被牛相、恰台吉等诱哄，委是伊不是’。复写番文，内开‘有太师差来李宁、鲍崇德、珊瑚、赵锦敖等拿逆贼四名，我差恰台吉儿流唐文安克把都儿台实打儿汉首领土骨赤等伴送前去，上报朝廷赐孙官职，下达太师厚爱之恩，我方知中国仁德，欲要求和，两国久远，乞望早行方便。’”[1]题为《恭报虏酋感恩献逆华人怀忠首妖乞赐赏恤以光圣治事》，《兵部奏疏》，第642页。瞿九思参考并引用了这个奏疏。俺答汗在蒙古文书信的末尾还说“欲要求和，两国久远，乞望早行方便”，是希望尽快与明朝达成贡市关系。俺答汗还在书信中提到几个人名，被翻译为“恰台吉儿流唐文安克把都儿台实打儿汉首领土骨赤”。瞿九思参考了相关奏疏并在他的《万历武功录》卷8《中三边·俺答列传下》引用，只是故事讲得有些不同：“俺答既得委质，为藩臣，共贡职，大喜。告使者曰：赵全等虽诛，赵宗山犹存，此辈不灭亡，终败和约。崇古以闻。诏捕谳狱，先是，汉使使者珊瑚、鲍崇德簿责俺答，使部夷通边。答因遣恰台吉儿流唐文安克把独儿台实打儿汉首领土骨气献我叛人张宝、赵天王、穆天爵、孙天用。”[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续修四库全书》第436 册，第463 页上。司律思神父在其文章《收令哥考》中参考《万历武功录》这段材料，将“恰台吉儿流唐文安克把独儿台实达儿汉首领土骨气”句读并转写为Kiya Taiji, Örlüg, T’ang-wen, Engkebatur-tayiši, Darqan shou-ling, T’u-ku-ch’i (=Toγoči) 等六个人名。[1]Henry Serruys, “Siülengge～Sülengg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92-1(1972),p.94.这里的恰台吉（Kiya Taiji）是Dayun Kiya（达云恰），是俺答汗义子，与明蒙交涉关系很密切，司律思神父《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证》早有讨论[2]Henry Serruys, Genealogical Table of the Descendants of Dayan-qan, IS-Gravenhage:Mouton, pp.89-90.，此处不赘。先说安克把独儿台实，司律思神父将之视为一个人名及其官衔的连写，将之转写为Engke-batur-tayiši，这是正确的。“台实”就是“台吉下得用家人”，也就是台吉家臣。应该是汉语借词“太师”的变异形式。[3]但是汉译17世纪蒙古文史籍记录taiši 的时候，未必要直接翻译成“太师”，因为明代汉文史籍中已经有了相对应的“台实”。冈田英弘的论文在收录到其论文集时，径自译为太师了。与安克把都儿台实应该是一个人。万历元年，安克与黄台吉亚都赤、被虏总旗王继禄因“有传报功，乃比恰台吉、打儿汉例，授百户”。

有“台实”称号的“夷使”还有一个人，他就是土骨气。蒙古文史书《俺答汗传》记录此人为Toqoči-taishi（或Toγoči-taishi），司律思神父的转写T’u-ku-ch’i（=Toγoči）是正确的。关于土骨气的身份，我们大体可以确定，他是服役于俺答帐下的汉人。《兵部奏疏》中出现的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惟夷夏之间介使宜慎，夷使土忽赤原系汉人，通丁李花等原系降夷，中间不无依违迁就。”[4]《兵部奏疏》，第576 页。李花是明朝的通事，因参与鄂尔多斯万户交涉封贡事宜而在文献中留下记录。服役于蒙古土默特万户的“夷使”土忽赤“原系汉人”，而这个明朝的“通丁”李花反而是投降明朝的蒙古人。明朝方面对于这些人物的背景很了解，他们说：“通事家丁类皆犬羊族类，先年海赖等数十余人佯佯然辄便驰去，飞鸟依人，饥饱异态，是可不谨其微耶。”[1]《兵部奏疏》，第565 页。在利用的同时还要尽力防备。这个土忽赤就是土骨气。在隆庆封贡达成之后，此人也被俺答汗升赏为“台实”和“达儿汉”。《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载：“诸生计龙及军余小土谷气台实有书写功，夷使安克、黄台吉哑都赤、被虏总旗王继禄有传报功，乃比恰台吉打儿汉例授百户。诏从之。”[2]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俺答列传下》，第463 页上。这个“军余小土谷气台实”虽然有一“小”，我们还是认为他就是土谷气。土谷气台实因为有书写功劳，比照恰台吉、打儿汉例，与安克把都儿台实一同被授予百户职衔。敖·达日玛巴斯尔将威静宰生（Üijing Jaisang Toγoči）视作一个人，错了。

5.扯布孛罗

扯布孛罗也是土默特万户的所谓“夷使”，多次出现于汉文史料，在蒙古文史书中却没有找到对应的人名。此人属于三娘子及其子不他失礼为代表的土默特东哨。他一直活跃于明蒙交通的前沿。《郑襄敏公尺牍》卷9 对于扯布孛罗有一段很有趣的评述，郑洛在“与张居来制府”的信中说：“不佞窃惟不他失礼即名王爱子乎？然有关阏氏为之母，诸大当户为之辅，必不以妻家之故自启衅孽，以背诸宗种之约，属东行即西镇边吏亦猜疑，非东利也。不肖独以为不然，故视其去向极轻，惟夷使至，即阳为问慰，而阴为牵制之言，无何，忠顺屡使来谢，谓其子婚毕即回，无敢他也。惟谕以长昂屡作逆，蓟门大将将俘之，尔子善自爱，无自累耳。故不他失礼从夷去冬已回，三百余徒今春又陆续回，虽有从者亦无几矣。且闻此酋有酋首扯布辅之。扯布者，忠顺左右心腹，能主大事，十七八年贡市多资其力气者。不他失礼盖素以长事之，倾心听之，此人在，即百长昂能诱以他乎？”[2]郑洛：《郑襄敏公尺牍十九卷》，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刻本。按，张居来就是张佳胤（1526—1588），嘉靖二十九年进士。这是不他失礼到朵颜卫联姻，一度导致宣大沿线明朝将吏的恐慌。“扯布”就是扯布孛罗。根据郑洛的描述，扯布孛罗作为忠顺夫人三娘子的“左右心腹，能主大事，十七八年贡市多资其力气者。不他失礼盖素以长事之，倾心听之”，看来不是一般的人物，1571年以后明朝与漠南蒙古右翼诸部“十七八年贡市”中，扯布对贡市的影响举足轻重。

《续文献通考》卷33《土贡考》有一条记录，说“虏酋顺义王俺答并昆都力哈等贡马五百九匹，遣夷使撦布㟑罗等贡上马三十疋、银鞍一副”，这条材料应该是抄自《明实录》，《明穆宗实录》“隆庆五年六月甲寅”条记：“虏酋顺义王俺答并昆都力哈等贡马五百九匹，遣夷使扯布哱罗等六十四人赍表文，贡上马三十匹，银鞍一副。礼部请遣祭告郊庙、社稷，仍请皇上御殿宣表，受百官贺，以彰圣朝盛事。许之。”就是说，早在隆庆五年时扯布孛罗就开始活跃于明蒙交涉的舞台了。万历二十年（1592），俺达汗之孙，顺义王扯力克在青海，卷入洮河之变而开罪天朝，明朝停格其市赏权利。即使如此，明朝中央仍然认为“扯布等酋市赏未可尽停，而虏王与不他失礼二部市赏似宜暂为停格，以张国威，而抒震邻之急也”。[1]王家屏：《答萧岳峰督府》，《王文端公诗集二卷奏疏四卷尺牍八卷》卷5，《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49 册，第654 页。

6.火力赤

史料记录，在明朝西北和东北边镇将帅麾下效力的家丁中蒙古人和女真人非常多。根据隆庆四年（1570）明朝兵部的统计数字，宣府镇总兵官马芳麾下有696 名家丁，大同总兵官手下则有1241 名家丁。且马芳的家丁中有很多是所谓“真虏”。[1]杨博：《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卷23，《续修四库全书》第477 册，第655 页。隆庆封贡以后这些家丁都被解散，在明朝境内依赖“肉菜银”和“幼丁粮银”生活。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蓟辽总督李化龙说“广宁降夷多不可胜用”。[2]李化龙：《抚辽疏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69 册，第118 页。这些为明朝效力的蒙古或女真家丁的名字和行迹在史料多未留下痕迹。但是有一个例子非常鲜活，那就是火力赤。嘉靖二十一年（1542），经过兵部尚书张瓒推荐，招降千户火力赤和其他几个人因“皆忠勇可使，诏俱赴总督军门立功”[3]《明世宗实录》卷265“嘉靖二十一年八月辛巳”条，《明实录》第44 册，第5253 页。。这是火力赤第一次出现在明朝文献中。嘉靖二十二年（1543）春，宣大总督翟鹏“差千户火力赤率家丁通事卢大祥等三百余人哨至丰州滩，不见虏，复选精锐百人远出至丰州城西北哨之，遇虏牧马者百余人，我兵夺击，斩首虏二十三级，夺获夷器、马匹千余还。未入塞，为虏追骑所及，我兵饥惫不能，尽弃所获马奔还，颇有亡失。督臣上其事。上以诸将深入虏巢，嘉其忠勇，升火力赤二级，赏银三十两；卢大祥十两；死事及被伤官军从厚给恤，至丰州城及丰城滩官军各赏银有差”[4]《明世宗实录》卷274“嘉靖二十二年五月庚午”条，《明实录》第44 册，第5382—5383 页。。这是明军一次典型的“捣巢”行动，所不同的是“捣巢”的地方距离明边较远，深入到了丰州滩附近。他们之所以敢于深入草原，应该跟率领家丁的千户火力赤有关。至于结果，起先得手，后来败绩，“颇有亡失”，仍然受到了朝廷的奖赏。

嘉靖朝担任宣大总督的翁万达在奏疏中向北京报告辖区内有才干的军官时说到了火力赤，他说：“天城城火力赤，本系夷族，未谙华言，难使临军，第堪杀贼。”[1]翁万达：《翁东涯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丛刊》第106 册，第587 页。令人诧异的是，火力赤竟然连汉语都不会说或者说不好。黄虞稷《国史唯疑》卷7 引唐顺之（荆川）咏翁万达诗曰：“得一降胡如爱子，用三败将立奇功”，认为其描写“极力写出”，意谓概括极精准。这里的“降胡”应该就是翁万达在奏疏中举荐的“天城城火力赤”。[2]黄景昉：《国史唯疑》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03 页。看来翁万达与火力赤之间结下非常亲近的关系。

7.黄勇

辽东有一个黄勇，在嘉靖末、隆庆初年是辽东的“名人”。《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八月己亥”条记载：

辽东镇城计擒叛贼黄勇以闻。上嘉之，赏总督刘涛银币，升总兵王治道、游击郭承恩官一级，巡抚魏学曾俸二级，勇枭示如律。勇本降虏，后复亡归虏酋速把亥，尽以中国虚实告虏，导虏入寇者十四，杀备御二、官军五百有奇，克堡、站、城十余，辽人患之。是年四月中开马市，速把亥部落有诈称朵颜人混入者，总兵王治道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问速（把）亥曰：“尔归我黄勇，我归尔俘”，速把亥遂缚勇来献，辽人因相谓曰：“与勇共亡者，尚有大哈剌等七人在虏中，患未已，且吾台卒为虏俘者尚多，宜及此要之”，乃留十七人不遣，虏怒，数遣轻骑入寇我，辄败之。六月，虏以少骑入犯，而伏三千人于边外，中军王世禄易之，乘胜追入，伏起，为虏所败，治道救之，乃得还，亡其卒七十余人，杀把总佟国勲等四人，虏乘胜攻镇静堡，克台而去。给事中郑大经言：“辽东絷市之事，衅起于激虏”，因劾奏总兵治道轻进纳侮，守堡官陈言、守备王政严、备御毕朝用闲住，参将杜镗承调，参将万国、游击马文龙畏怯现（观）望，请治其罪。兵部覆言：“政严前已革任，宜勿问。国前为事未竟，与诸臣有罪者皆宜罚治有差，然率以好谋无成，敢战致败，请用轻典。”上从之，命夺治道俸二月，巡抚魏学曾策励供职，降文龙别用，革言、任国及守堡千户方世臣等十九人下御史按问。[1]《明穆宗实录》卷11，《明实录》第49 册，台北“中央研究院”1963年版，第313—314 页。

此事发生于隆庆元年（1567）四月的辽东镇。《隲言》卷18《重要约》评论说：“夫黄勇虏所匿也，以吾一言即缚致，势敢靳，即使奸未尽得，要之以初约为准，明示虏酋，结以恩信。如扰龙豢虎，体其性而适之，使渐就吾约束，要送吾叛，庶几十一可得，乃计不出此。倏忽转换，以镇臣之重，不愧于夷虏之反唇相稽，卒使愤恨决裂，边檄破伤，即尽杀十七人，亦何补于事哉？”[2]徐日久：《隲言》卷18《重要约》，《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23 册，第196 页上。此黄勇“本降虏”，也就是说，他本来是蒙古人，先投奔明朝，起初，黄勇在投奔明朝以后似有官职和待遇，但是后来“止因裁革米薪赏犒”，官员“踵习夙弊，需索常例如纸笔节仪，狼皮马尾，及扣粮抚赏之类”，[3]杨博：《本兵疏议》卷19《覆左给事中冯成能等究宁武军变辽东叛夷疏》。导致黄勇逃亡到蒙古，投奔蒙古左翼的内喀尔喀万户首领速把亥，“尽以中国虚实告虏，导虏入寇者十四，杀备御二、官军五百有奇，克堡、站、城十余，辽人患之”。明朝方面在马市期间扣留入市蒙古人为人质，企图以此换回黄勇。但是明朝方面的措施错乱，导致惨败，造成重大伤亡。《万历武功录·炒花附花大列传》：“炒花，虎喇哈赤季子也。嘉靖中，炒花最稚弱，黄勇常亡抵于穹庐，易之，竟归速把亥。”也就是说，他起初投奔炒花，后来又转而投奔了速把亥。

大同镇边外土默特万户还有一个黄勇。这个黄勇是汉人，在土默特别部与俺答汗之子黄台吉的女儿有染，后来逃回了明朝。《万历武功录·黄台吉列传》载：“会伯颜打来避辛爱，亦潜移蓟镇石塘岭，制置使刘涛恐辛爱且至蓟门，征兵以待之。已，乃檄告三卫，有能捕斩俺达、黄台吉者，不惜万金赏。是年，黄台吉女额卜寨额卜掯与黄勇通，勇本汉人，亡抵虏营，易其名曰失儿克，事觉，复亡归汉。居亡何，庄皇帝即位矣。是年正月，黄台吉起自插汉脑儿，把都儿起自火郎不喇酥，并治兵黑汉脑儿，图我蓟门迤西，适安滩病，弗可行，独把都儿往影克营祭旗纛，因征安滩、吉囊兵，欲寇钞我水冲，而黄台吉则引摆腰、兀慎、打儿从他不囊驰龙门、金家庄及镇宁外边。”伯颜打来是朵颜卫的一个首领，其妹是黄台吉之妾。隆庆元年（1567）二人反目，伯颜打来试图投奔明朝而未果，其部众被随之而来的黄台吉吞并。[1]特木勒：《噶勒图事迹杂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4 期。那么，黄勇与黄台吉女儿额卜寨额卜掯私通的“是年”当然也就是隆庆元年。这个黄勇是投奔蒙古的汉人，因为得罪右翼土默特万户黄台吉而逃回了明朝，而辽东黄勇起初是投奔明朝的蒙古人，后来又回到了蒙古左翼的内喀尔喀万户。还没有证据证明两人是同一个人。瞿九思面对纷繁复杂的材料，看到两人同名，就误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了，他在《万历武功录·速把亥列传》中做出的结论不可信。

8.马应时

与上述在明蒙或蒙汉之间跨界或越境的人物相比，马应时的背景和经历更为复杂而独特，他的跨文化和多民族的历练异常丰富。万历十五年（1587）九月乙卯，“以参将管宣大总督军门标下抚夷事马应时为肃州右参将”[1]《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五年九月乙卯”条。。疑实录有漏字，“抚夷事”应该是“抚夷通事”。这是马应时出现在文献记录的最早的一次。从宣大总督标下的军官变成了肃州右参将，被调往极西边疆，距离可以说很远了。这是万历十五年的事情。

万历十六年（1588）八月甲辰，兵部题覆甘肃总督郜光先、巡抚曹子登劾参将马应时驱回互市，回夷增赏媚虏，已经处分并议虏酋尔失革之马，委宜明载市册，以杜隐漏。此后市马，各照原额。虏抢贡夷，如在嘉峪关外，听其自行追赔入关，疏虞方查参将领，奉旨是。[2]《明神宗实录》“万历十六年八月甲辰”条。马应时在肃州嘉峪关“驱回互市”，是指强迫入贡明朝的“回夷”与蒙古人互市而遭到甘肃督抚的参劾。明朝参将马应时强迫“回夷”与蒙古人互市，这个蒙古人群体就是火落赤所率领的蒙古部众。《万历武功录》卷9《火落赤列传》记录了马应时与火落赤的关系：

其明年四月,火酋愤黄毛执慌忽儿。慌忽儿逃还，于是大会诸虏报之。乃分置家室，而抄胡儿、青把都儿、把汉喇叭置居山甘，歹牙赤置居加峪关，皆外边。而火酋以参将马应时故，自边内尖海子请置水塘，曰：“愿那颜为我间视之。且吾所征顺义、吉曩及恭谷儿台吉、把都儿台吉、青把都儿、苦赛兵已旦莫发矣。今吾先遣矮卜哥恰，提兵二千人岀肃州卜隆吉河，视水草，行有日。”顷之，抄把六酋亦先以精兵三百骑至，及从风营、大泉中分营，而以一营驰山前，一营驰山后，与火酋合兵，并至关西，使巡边夷俄再赖来告我，乃犒劳酒食而去。先是，应时以夷僧为译者，伪造台臣符篆，鬻胡中，有死罪，而以教酋妇习番字功，微遣人求救于顺义王，顺义王致书台臣，得因火落赤请救，遂挟去。自是之后，应时出入虏帐，渐至今官。以故火酋恃以为恩，后迫使命，稍移临边新城，乃谓时曰：“我有德于若，若奈何忘我乎？”春，退而治赏赉，亲诣新城边下。于是，请增抚赏费凡七十金，而又以赏物不洁，榜掠千户周继祖及执事者，皆数十，然后命苍头军走马相戏，以为虏欢。虏果欢，复请市。而会回夷莫明等三十人至。春，令与火酋市，市马百匹，牛羊千头。[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9《中三边·火落赤列传》，《续修四库全书》第436 册，第535 页。

这段材料看似纷乱如麻，但是我们仍可从中整理出一些线索。火落赤是漠南蒙古移居青海甘肃的游牧集团，“抄把六酋”应该是所谓“迤北罕哈”的首领。他们在嘉峪关外地区驻牧，准备联合起来与哈密北山巴里坤一带的瓦剌开战。火落赤将青海湖周围的草原作为自己的策源地，同时需要将盈余的畜产卖给明朝。恰在此时，肃州参将马应时发挥了能动作用。

马应时自己就不是汉人，是所谓“夷种”，他强迫的“回夷莫明”应该是来自哈密的穆斯林使团。他能够串通“夷僧”伪造明朝的文书，又能教“酋妇习番字”，看来他至少掌握蒙、汉、藏三种语言。他自己可能就是明朝的回回，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胁迫“回夷”与蒙古人互市。他本来伪造明朝文书而犯下罪过，却借助顺义王扯力克与明朝的关系，成功逃脱了惩罚，甚至在调到肃州之后不久晋升为参将，这跟他与火落赤之间的私交有直接关系，“出入虏帐”的马应时竟然“渐至今官”，他本人也因此受到火落赤某种程度的控制或胁迫。此人游走于当时明、蒙、哈密、瓦剌和西番多方角逐制衡的关系格局，游刃有余而极尽所能。

两年以后的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丙子，“巡按陕西御史崔景荣奏，虏妇切尽比吉率部众西来，假以看寺念经，讲要人命，挟索重赏未遂，统众掠回夷、西番，杀虏甚众。或言皆原任参将马应时妻弟虎剌力等所引，因劾参将杨濬虏残内地不能拒堵，失事之后，复不据实以报，罪当重惩，但本官素称战将，一时乏人，相应量降俸级，照旧管事。署甘肃事朱正色委值卧病，似应免究。马应时议论不一，亦乞免勘问。其切尽比吉宜行督抚诸臣，令索还掠去番回，或革市赏以惩逆虏”。[1]《明实录》第56 册，第4225—4226 页。首辅申时行《答崔巡按》的信中说：“虏当款贡之时倐而盗窃，即云防范不及犹□可也。至于隐匿不报，报而不实，损国威而骄虏志，其可赦乎？大疏分别参论，以警踈既，甚得固内攘外之策。马应时本夷种也，激之则恐生狡心，善驭之有一割之用，惟公裁之。”[1]申时行：《纶扉简牍》卷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1 册，第191 页。这个崔巡按就是陕西巡按御史崔景荣。申时行说：“马应时本夷种也”，应该就是说他的“回夷”背景。切尽比吉就是鄂尔多斯蒙古贵族切尽黄台吉之妻（比吉），可能是随鄂尔多斯蒙古人一起去西域征战瓦剌而回到嘉峪关附近，“统众掠回夷、西番，杀虏甚众”可能是袭击了与明朝有茶马贸易关系的“熟番”和“回夷”，造成很大伤亡。而马应时的妻弟虎剌力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14《切尽妣吉传》记录了同一事件：“切尽妣吉者，切尽黄台吉妻也，在凉州迁外住牧。万历庚寅冬，帅虏骑五百往红山寺，参佛诵经，已，乃索大赏，不可，竟钞略回夷马牛羊及糗粻而去。妣吉岁时奉其夫龙虎将军约束唯谨，岂其旋背之而有它肠乎？唯是裨将马应时妻侄剌麻，胡中为主谋，日夜佐老寡妇发难无从也。于是，以应时通虏，请论如法。是时，副观察使失加在朱正色新到官视事，得解免。”庚寅年就是万历十八年（1590），切尽妣吉就是切尽比吉。当时“导引”蒙古人袭掠回夷（可能还有西番）的究竟是马应时的妻弟虎剌力还是妻侄剌麻失加，不得而知。但是马应时家族在汉、蒙、回、番诸族交汇的多元复合区域扮演的复杂而能动的角色无疑非常耐人寻味。

万历十八年，火落赤在洮州边外与明军发生冲突，酿成洮河事变，明朝改变对蒙古的政策，逼迫顺义王扯力克回到归化城一带。火落赤得罪了明朝，而与火落赤私交紧密的马应时竟然没有受到处罚，但是，他的权力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受到抑制。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马应时开始担任陕西延绥镇的波罗堡的参将。郑汝璧《由庚堂集》卷28：“延绥中路设参将一员驻札保宁，管波罗、响水、鱼河、归德、镇川、双山、常乐八堡，万历二十七年，因虏患孔亟，添设波罗参将一员，分管怀远、波罗二堡，以参将马应时居之，继因马应时调赴镇城抚夷，遂裁波罗将官，改设守备。”所谓延绥“镇城”就是榆林。调赴榆林的年份应该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十九年套虏讲款，前抚臣孙维城题将波罗参将马应时调赴镇城讲折”互市事宜，同时“摄领”标兵。但是后来，万历三十年（1602）明朝与鄂尔多斯蒙古人的贸易关系走向正常化，延绥镇巡抚认为“本官以抚夷用，非以标营用也。今款定矣，夷使往来迨无虚日，即专心抚处”与蒙古人的关系就可以了，所以免去了他带兵的权力。

马应时虽然是参将，但是身份特殊，明朝对他在利用的同时又不得不加以防备。万历三十年（1602）闰二月，延绥巡抚孙维城进呈《套虏善后之策》六款，其中一条强调：“抚赏宣谕必稔识夷情，如波罗参将马应时，身经虏地，口习番言，议将应时以原官兼管抚夷，俟进马开市后，各虏别无要求，先行优处，如嗜利通夷，访实重参。”[1]司律思《明蒙关系3：马市贸易》根据这条史料注意到马应时，但是没有进一步考证。他确定万历三十年闰二月己酉是西历1602年4月8日，波罗则是鄂尔多斯以东榆林府所属的小镇，此地名无疑是蒙古语。但是，根据田清波为《哈佛蒙古文文献丛书》本《蒙古源流》所撰写导言，与“波罗”相对应的近代蒙古语名字却是könöγ ～könög qota。参见Henry Serruys, Trade Relations, the Horse Fairs: 1400-1600 (Sino-Mongol relations during the Ming.3), p.245。延绥巡抚孙维城对马应时还不是完全信任的，所谓“俟进马开市后，各虏别无要求，先行优处，如嗜利通夷，访实重参”云，看来这时互市贸易尚未进行，孙巡抚的意见是要根据马应时的表现给予奖惩。

三、结语

长城当然是明人建造的，但是长城不仅仅是明朝的边境线而已，它同时也是蒙古与明朝共有的边境，长城沿线几乎每个关堡都有其蒙古语名。[1]延绥镇城榆林紧邻鄂尔多斯万户，陈寅恪先生据满文和蒙古文《蒙古源流》考订其蒙古语名字是Temegetü Qota（意谓 “有骆驼的城子”）。参见陈寅恪《延绥宁夏三城地名考》（《金明馆丛稿二编》）。为什么鄂尔多斯蒙古人这样称呼榆林？真的是因为榆林有很多骆驼？申时行《纶扉简牍》有解释，说榆林的将帅家丁因“士马健斗，虏中有骆驼城之号”。1368年以后的200 余年中，长城沿线曾经“兵连祸结，华夷交困”，也有过和平互市，“华夷兼利”的时期。对明朝而言，长城在明代很多时候都是“危险的边疆”，明人谈之色变。对于长城以北的游牧蒙古人而言，长城也同样是凶险交加的边疆地带。[2]特木勒：《将帅家丁与明蒙关系：前近代内亚游牧—农耕关系重审》，见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长城外的蒙古人对于那堵“白墙”（čaγan kerem）的理解似乎与明人有所不同，黄景昉《国史唯疑》记两件事，第一是“张佳胤修独石三城，虏酋青把都偕其姊太松，咸具牛酒犒士”。青把都是蒙古喀喇沁万户首领，太松是他的姐姐太松阿不害。他们的游牧地域在元上都旧址附近的白言举儿克（bayan-irüke）和插汉我不根（čaγan-oboγan?）一带，而独石三城距离闪电河源沽源以南不远。青把都和姐姐竟然来犒劳修筑独石城的明朝官兵，无疑是非常有趣的画面。第二件事则反映了土默特万户俺答汗对长城的认知，黄氏说：“先是，俺答亦寄声督抚云：‘治边墙无益也，莫若缮城便。’”黄景昉感叹：“虏反为吾谋，时南北之交方合。”[1]黄景昉：《国史唯疑》，第233 页。前面所考订的只是出现在文献记录中十几个人的事迹而已。

明蒙关系史的大部分文献都是汉文的，是明人视角下产生的文本。17世纪的蒙古文史书成书较晚，但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在时间、空间、事件和人物等方面与汉文史料多有契合。但是这些史书是蒙古人生产的蒙古视角的文本。对于现代学者而言，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要站在那些生产文本的明人或蒙古人的立场上考察长城沿线的南北互动关系呢？如果我们以明朝或北元为中心，通过长城凹凸垛口看到的蒙古人、明人形象或明蒙关系的面貌肯定是扭曲变形的。尝试跳脱出明人或蒙古人的视角，从高处俯视长城沿线的南北互动关系，这种研究实践只是到近些年才开始显现。在明蒙关系史研究方面，学者如何跳脱出明朝中心论或蒙古中心论的视角？至少有一种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综合利用汉文和蒙古文史料。

近三十年来，长城研究方兴未艾，甚至还有学者提出“长城学”的说法。不难发现，仍然有很多学者或长城历史爱好者过于专注于物质的长城本身，实际上这种问题意识的取向背后是族群和王朝认同在起作用。笔者认为，与那些砖石夯土构成的断壁残垣相比较，那些曾经奔忙活跃于长城南北的历史人物才是，或应该是最令人感兴趣的课题。如果我们无视那些曾经活跃于长城地带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长城能留给我们的就只有年代比较久远的，坚硬冰冷的砖石碎片而已。林蔚（Arthur Waldron）说：“长城从来就不仅仅是一道墙那么简单。”16世纪的长城历史恰恰因石天爵、火力赤、鲍崇德等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他们或许都是小人物，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明蒙关系演进的走向。

杜赞奇说：“现代社会对历史的认知已经不可抗拒地被民族国家的概念框住。”是的，在中国特别是中国汉地，民族国家的概念深刻影响了，并且还在持续影响我们对前近代王朝国家的理解，例如辽朝是契丹人的王朝，宋朝是汉人或汉族的王朝，金朝是女真人王朝，元朝是蒙古人的王朝，明朝是汉人的王朝，清朝是满洲人的王朝。1368年元朝被推翻，一夜之间汉人的明朝建立起来，似乎元朝可能遗留的所有因素一夜之间也被荡涤干净了。至于明蒙之间的长城边界地带，一直被前近代汉地儒士们想象为区分内夏外夷的天然边界，“内中夏而外夷狄”，蒙汉因长城而判然两隔。不幸的是，很多现代中国学者都将长城预设或想像为划分黑白的天然界限，似乎长城南北，北蒙南汉，黑白分明，成见迄今依然，根深蒂固。

我们要提问的是，长城沿线的南北互动关系就是汉蒙互动关系吗？当我们考订上述人物的事迹，长城沿线南北人群互动的历史真实远比我们以往理解的复杂得多。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石天爵被扣上“间谍”的罪名，长城外还有更多的“板升叛逆”。明朝家丁群体中的蒙古人应该有很多是在蒙古犯罪以后逃奔明朝的。至于火里赤，当时长城外的蒙古人应该是对他恨之入骨吧！就像明人对“板升叛逆”一样。如果我们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那些人物无论忠诚或背叛，都是附着在前近代的王朝国家的概念，与近代以后民族国家无关。1907年Lord Curzon 曾经划分边境为“分隔的边疆”（frontiers of separation）和“接触的边疆”（frontiers of contact）。就总体而言，明代的长城，其基本要义是封闭、阻隔，尽管在实际上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要了解边疆地带人群互动的复杂性，我们在头脑中要拆解的“长城”还很多。1930年代的北京，几个传教士结伴登八达岭长城，途中遭遇劫匪，很多随身物品都被抢掠，包括一个眼镜。之后他们继续前行并登上了长城。其中一位被抢走眼镜的高度近视的传教士拿起长城的一块碎砖块，近距离注视，然后说：“哦，原来长城就是这个样子的啊！”[1]Kathleen Lodwick, How Christianity Came to China: A Brief Histor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6, p.15.这个可怜的外国人眼镜被劫匪抢走，他关于长城的认知也实在少得可怜。与他相比较，关于长城本身的历史和长城沿线的南北互动的历史，我们了解的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