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欧美蒙元史研究动态∗

蔡伟杰（深圳大学）

本文主要回顾自1998年至今二十年来的欧美蒙元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简介欧美蒙元史研究的先行回顾成果；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当代欧美蒙元史中相关领域的动态来进行简介，分别是蒙元史史料译注、马可·波罗来华相关争论的发展、元朝是否为中国，最后针对当代蒙元史对元朝江南士人的研究与可能方向进行探讨。

一、文献回顾

在中文学界中，较早对欧美蒙古史概况进行系统性述评的专书，最早可见于李治安与王晓欣合著的《元史学概说》一书。在该书附录中，曾为欧美各国的蒙元史著作依照政治、典章制度、经济等十余个主题编纂重要论著索引，是中文学界中较早的相关内容汇编。[1]李治安、王晓欣：《元史学概说》（附录·重要论著索引），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后来陈得芝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第8 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上）》甲编第七章中回顾了17世纪以来的外国蒙元史研究。[2]陈得芝主编：《中古时代·元时期（上）》，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8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后来他将该书甲编挑出，经增补后独立成《蒙元史研究导论》一书[3]陈得芝：《蒙元史研究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 章。，当中对于西方学界的蒙元史研究动态从17世纪发端到21世纪初期的研究成果，依照国别进行概述，为目前中文学界中较为全面的回顾。

在欧美学界，较早进行此类工作的是爱尔森（Thomas T.Allsen）。他曾经编写《蒙古在东亚，12 至14世纪：西文书籍与论文的初步书目汇编》，并作为宋代研究辅助系列手册的第一册出版。 内容分为三部分：1）背景：蒙古帝国的兴起；2）蒙古统治中国；3）蒙古在东亚。虽然并不全面，不过这算是欧美学界早期的蒙元史研究汇编。[4]Thomas T.Allsen, “The Mongols in East Asia, Twelfth-Fourteenth Century: A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Western Languages”, Sung Studies Research Aids, No.1, Philadelphia: Sung Studies Newsletter, 1976.

另外爱尔森同时也有一篇专文探讨蒙古治下之东亚的苏联研究回顾，文中也提到了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以来，苏联与中国学者对其历史遗产与评价也逐渐走向分歧。1962年成吉思汗诞生800 周年纪念则是重要的时间点。韩儒林同年在《历史研究》发表的《论成吉思汗》一文肯定了蒙古统一中国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而迈斯基（Ivan M.Maisky）撰文批评成吉思汗的扩张战争为许多民族带来了破坏与落后。而197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编辑的《在亚洲与欧洲的鞑靼蒙古人》一书则是顶点，该书主编提赫文斯基（S.L.Tikhvinsky）直指该书批评的对象是中国历史学者对于成吉思汗征服事业的“伪科学研究”与“反动评价”。稍早于1963年他也曾经批评中国的历史研究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提倡汉族沙文主义。但这也连带提升了苏联对蒙古时代的中文史料和研究的掌握。例如茲拉特金（Zlatkin）对弗拉基米尔佐夫（Vladimirtsov）之蒙古封建发展分期的修正，以及桑达克（Sh.Sandag）对成吉思汗与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的研究，认为蒙古封建社会的出现并不是成吉思汗个人所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蒙库耶夫（N.Ts.Munkuev）则反对许多学者将统一蒙古国家的形成上推到合不勒汗（Qabul Khan）的说法，认为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从未达到完全的政治整合。而克恰诺夫（E.I.Kychanov）研究蒙古征服西夏的战争。库特鲁可夫（M.Kutlukov）探讨蒙古与西域的关系，提到畏兀儿王国夹在忽必烈与海都中间而衰微，梅里科夫（G.V.Melikhov）谈蒙古征服金朝南部的经过与势力的巩固。色洛夫（V.M.Serov）则讨论蒙古征服高丽。斯维斯屯诺娃（N.P.Svistunova）与博克夏宁（Alexsei A.Bokshchanin）分别探讨蒙古征服南宋。而库切拉（S.Kuchera）讨论蒙古征服西藏。库切拉另外还探讨蒙古对中原文化的态度，认为蒙古因为缺乏文化资源，因此接受了部分中原文化传统以便吸引中原菁英为蒙古服务，而儒学的影响力一度衰微并非蒙古人有意打压中原文化传统，而是对儒学的忽视与科举被废除的后果，而这也造成了元代大众文学的兴起。基本上，苏联学者在这段时期对蒙古统治东亚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1]Thomas T.Allsen, “Mongol Rule in East Asia, Twelfth-Fourteenth Centuries: An Assessment of Recent Soviet Scholarship”, Mongolian Studies 3, 1976, pp.5-27.

苏联学者戈尔曼（M.I.Golman）的《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1]M.I.Golman, Isuchenie istorii Mongolii na zapade (XIII–seredine XX v), Moscow: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Nauka, 1988.中译版参见〔俄〕马·伊·戈尔曼著，陈弘法译：《西方的蒙古史研究：十三世纪—二十世纪中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与《西方的蒙古学研究：二十世纪50年代—90年代中期》[2]M.I.Golman, Mongolovedenie na zapade: tsentry, kadry, obshchestva, 50-e–seredina 90-kh godov XX veka, Moscow: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1997.中译本参见〔俄〕马·伊·戈尔曼著，陈弘法译：《西方的蒙古学研究：二十世纪50年代—90年代中期》，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两部姊妹作则从1220年代西方人对于蒙古征服中亚的充满传奇性的记述开始，到后来西方人的蒙古游记，17世纪传教士重新发现蒙古，到1920年代建立学科建制，以及二次大战后的发展等，做了详尽的叙述。当中有部分内容也与蒙元史研究相关。

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与楼占梅（May Wang）所编著的《金元人文集传记数据索引》[3]Igor de Rachewiltz and May Wang, Index to Biographical Material in Chin and Yuan Literary Works, 3 Vol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0-1979.以及《元朝人名录》[4]Igor de Rachewiltz and May Wang, Repertory of Proper Names in Yuan Literary Sources, 3 Vols.,Taipei: SMC Publishing, [1988] 1998; Vol.4, supplement, 1996.则是关于查找蒙元人名与信息的工具书。法夸尔（David M.Farquhar）所编的《蒙古统治下的中国政府：参考数据指南》则从《元史》、《经世大典》、《通制条格》、《元典章》与《元文类》等材料梳理了元朝政府的组织构造，并附上相关的二手研究。[5]David M.Farquhar,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under Mongolian Rule: A Reference Guide,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No.5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0.而由罗依果所编辑的《执事汗廷：蒙元初期的名人（1200—1300）》则是元朝武将、谋臣与宗教领袖的传记及相关研究成果的集成。[6]Igor de Rachewiltz, Hok-lam Chan 陈学霖, Ch’i-ch’ing Hsiao 萧启庆, and Peter W.Geier,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 Asiatische Forschungen, No.121,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3.而后来出版的由傅海波（Herbert Franke）与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编辑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书末所附的“参考文献介绍”则述及蒙元史的相关材料与研究回顾。[1]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 eds., “Bibliographical Essays”, in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 907-1368, Vol.6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s.by John King Fairbank and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665-726.以上这些都可以视为20世纪欧美学界所做的蒙元史研究回顾汇编。

自2000年以来，中文学界也有一些新近的回顾研究，如党宝海曾对20世纪德国的蒙古学研究进行系统性的评述。该文以研究机构为经，研究者为纬，对德国蒙古学动态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中也包括蒙元史的相关内容。该文并认为德国蒙古学的特点在于能掌握多语文献、重视实证研究与擅长比较分析等。[2]党宝海：《二十世纪德国的蒙古学研究》，见吴新英、陈岗龙主编：《面向新世纪的蒙古学：回顾与展望》，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82 页。

蔡伟杰则曾针对当代美国蒙古学的研究趋势进行概述，其中部分内容亦涉及美国蒙元史研究，包括主要研究者、研究机构与刊物等。作者认为缺乏资源与建制的美国蒙古学研究除了维持传统的蒙古帝国史取向以外，应该与藏传佛教及东亚研究等相关领域进行策略联盟。[3]蔡伟杰：《当代美国蒙古学研究发展趋势》，《蒙藏季刊》第21 卷第3 期，2012年9月，第86—105 页。

任增强则对美国学界的蒙元史研究模式进行分析，并认为可以略分为三种：1）属于汉学领域的中国之元；2）属蒙古学领域的蒙古之元；3）属世界史领域的世界之元。并且认为未来的蒙元史将朝向世界之元的方向发展。[4]任增强：《美国学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献举隅》，《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 期，第17—20 页。他的文章内容与结论基本上与后文中介绍的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文章相差不远。但后来蔡晶晶则撰文批评该文遗漏了不少重要学者，对于研究方法与路径的总结也没有超出已知范围。蔡晶晶认为该文所提出的三种研究模式，在中国则可分别对应到断代史、民族史、帝国史（或中外关系史）。而这三种研究方法各自存在多年，其实并不存在某种取向往另一种取向转变的问题。[1]蔡晶晶：《蒙元史的研究成果与方法—从〈美国学界蒙元史研究模式及文献举隅〉谈起》，《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2 期，第151—161 页。但蔡晶晶的批评也许是弄错了对象，因为任文其实谈的是美国学界的情况，而不是中国学界。

至于在欧美蒙元史学界对自身研究动态的近期回顾，则以邓如萍（Ruth Dunnell）与柏清韵的文章为代表。邓如萍的《俄国学界对宋元时期的研究（1995—2006年）》一文从西夏学、艺术史、中国文化通史、宋代文学与思想，以及蒙古学等领域，回顾了1995年以来的俄国宋元研究。但是与前面爱尔森的评价相反，根据邓如萍的评估，俄国近年来的宋元研究也处在衰微中。除了西夏学与蒙古学以外，其中与元代中国相关的研究并不多。[2]Ruth Dunnell, “Russian Scholarship on the Song-Yuan Era, 1995-2006”,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37, 2007, pp.213-224.而柏清韵的《北美的元代研究：历史概况、主要贡献与当前的趋势》一文回顾了欧美与澳洲蒙古学者对于北美元代研究传统奠基的贡献，包括伯希和（Paul Pelliot）、鲍培（Nicholas Poppe）、田清波（Antonine Mostaert）、李盖提（Louis Ligeti）、海尼士（Erich Haenisch）、莱辛（Ferdinand D.Lessing）、韩百诗（Louis Hambis）与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等人。作者认为北美元代研究奠基人为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与牟复礼（Frederick W.Mote）两人，而目前最年长的北美元代学者则是罗沙比（Morris Rossabi）。而在北美以外的重要资深学者则是德国的傅海波与澳洲的罗依果。不过傅海波与罗依果两位惜已分别于2011年与2016年去世。该文接着从通史与参考工具书、政治与制度史、思想史、史学与印刷、法律史、社会经济史、性别、医疗、对外关系、外来居民与贸易等不同领域，分别简述其新发展，最后并总结到美国元代研究的汉学取向已经说明了元朝在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未来在21世纪则是要将元史研究与蒙古世界帝国史重新加以整合。[1]原文作于2009年，原本是为了中国读者而写。 经删改后最早以中译文面世，〔美〕柏清韵：《北美的元代研究：历史概况、主要贡献与当前的趋势》，见张海惠主编：《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45—170 页。 英文原文经增补后稍后于2013年也由美国亚洲学会出版，参见Bettine Birge, “Yuan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Historical Overview, Contributions, and Current Trends”, in 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 eds.by Haihui Zhang 张海惠, Zhaohui Xue 薛昭惠, Shuyong Jiang 蒋树勇,and Gary Lance Lugar,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13, pp.54-78。

二、研究动态与趋势

由于欧美蒙元史研究及相关学者的评述专著论文甚多，本文无法一一列举，读者可以从前述的作品中按图索骥，找到更多其他材料。以下仅选录部分作品，尽量不与前述的文章中提及的作品相重复，试图将不同主题连贯起来进行综述。

在蒙元史史料译注上，这段时间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罗依果的《蒙古秘史》英文译注，堪称是相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2003年出版了两大册，2013年又出版了第三册补编。[2]Igor de Rachewiltz, trans.and comm.,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2 Vols., Leiden: Brill, 2003; Vol.3, Supplement, Leiden: Brill, 2013.而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重新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现今最古老的法—意文版的《马可·波罗行纪》抄本（一般称为“F 本”）译为英语出版，也是一项重要成果。[1]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trans.by Sharon Kinoshita, Indianapolis and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艾鹜德（Christopher P.Atwood）即将在Brill 出版《圣武亲征录》的英译与原文的精校本（critical edition），预计将是近期的重要成果。不过在柏清韵前述介绍的中文版译文中，对艾鹜德研究的介绍则遭到删除。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元典章》的英译。《元典章》是元代前、中期法令文书的汇编，书中记载了大量民事与刑事诉讼案件，是研究元代基层社会的重要材料。另外，文书也载明了处理流程，因此对于研究元代各机构的职掌与运作也有益处。最后文书中所使用的各种元代俗语也反映了当时的汉语使用情况，因此对于汉语史研究也有所帮助。近年两岸分别出版了《元典章》点校本可以算是一件盛事。大陆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高华、刘晓与北京大学张帆、党宝海四位负责点校[2]陈高华、张帆、刘晓与党宝海点校：《元典章》，天津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2011年版。；而台湾版则是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洪金富，以一人之力、历时十六年完成点校[3]洪金富校定：《元典章》，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6年版。。而欧美学界也不落人后，例如柏清韵2017年出版的新书《忽必烈汗时期的婚姻与法律》就是利用《元典章》中的《典章十八·户部四·婚姻》部分来探讨元代中国的通奸、离婚、强奸、卖妻、逃婚与烝报婚等问题，并且还附上了该章的英译，算是《元典章》的首次英译。[4]Bettine Birge, Marriage and the Law in the Age of Khubilai Khan: Cases from the Yuan dianzha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当代欧美学界对于蒙元史研究的通论性著作与论集成果丰硕，并且多半与新近学科发展诸如环境史与世界史等主题相结合。由狄宇宙（Nicola Di Cosmo）、艾伦·法兰克（Allen J.Frank）与彼得·高登（Peter B.Golden）编著的《剑桥内亚史：成吉思家族的时代》前三部分就成吉思家族的兴起、蒙古征服的遗产以及成吉思家族的衰微等三个主题，分别邀请重要学者撰写专章。[1]Nicola Di Cosmo, Allen J.Frank, and Peter B.Gold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ner Asia: The Chinggisid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另外由彭晓燕（Michal Biran）与金浩东（Hodong Kim）编辑的《剑桥蒙古帝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Mongol Empire）也正在进行中。以彭晓燕为首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团队为此召开了许多以蒙古帝国为主题的工作坊与研讨会，可以说是西方蒙元史研究的重镇。[2]计划介绍网页参见http://mongol.huji.ac.il/projects/related-project-cambridge-history-mongolempire。卜正民（Timothy Brook）为哈佛中国史系列撰写的第五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则从环境史的角度重述元朝历史，探讨当时因小冰河期造成的极端气候如严寒、干旱，及其所引发的旱灾、洪水与疾疫等对于元朝统治的冲击。[3]Timothy Brook, The Troubled Empire: China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ambridge,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该书中译本于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而梅天穆（Timothy May）所写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则为学界重新评估蒙古征服在世界史上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成果。[4]Timothy May, The Mongol Conquests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12.该书中译本于2017年由后浪出版公司、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作者参考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W.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在该书中提出“成吉思大交换”的概念，主张蒙古征服为当时的欧亚世界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在世界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在工具书方面，由艾鹜德所编著的《蒙古与蒙古帝国百科全书》值得注意。[1]Christopher P.Atwood, 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04.书中不仅收入了大量的词条，地图与插图也相当完备。引用的文献数据反映了蒙古国、中国与欧美学界近年来的成果，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是前所未见。算是编得相当有诚意的一本关于蒙古与蒙古帝国百科全书。而梅天穆于2016年所编著的两卷本《蒙古帝国历史百科》则是新近的作品，内容更偏向为本科教育所编写。[2]Timothy May, ed., The Mongol Empire: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Santa Barbara, CA:ABC-CLIO, 2016.罗沙比所编的《蒙古人与全球史》则是蒙古帝国史相关的史料摘录与简介的汇编，适合作为本科生教材。[3]Morris Rossabi, The Mongols and Global History: A Norton Documents Reader, 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 2011.

有关马可·波罗来华与否的争议近年来重新被挑起。一般认为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c.1254—1324）于1271年随着其父亲尼可洛（Niccolò）与叔叔马费奥（Maffeo）自威尼斯出发前往汗八里（Cambaluc、Khanbaliq，即大都，今北京），并且充任忽必烈汗廷的官员，直到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但是，他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早在19世纪初期学界就已经出现质疑声浪。而吴芳思（Frances Wood）于1996年出版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则是过往质疑的当代代表。[4]Frances Wood, 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该书中译本于1997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基本上持怀疑论者主张在其游记中并未述及长城、茶叶与缠足等中国事物，而其他切合历史事实的记载则可能是抄袭其他波斯、阿拉伯与西方人的著作或言论而得。

吴芳思的怀疑论调很快就受到许多欧洲中古史家与蒙古学家异口同声的反驳。其中又以彼得·杰克生（Peter Jackson）的论文《马可·波罗及其〈行纪〉》[1]Peter Jackson, “Marco Polo and His ‘Travels’ ”,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61, No.1, 1998, pp.82-101.，以及罗依果的长篇书评《马可·波罗去过中国》[2]Igor de Rachewiltz, “Marco Polo Went to China”,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27, 1997, pp.34-92.为代表。近年来独立学者郝史第（Stephen G.Haw）在2006年出版的专书《马可·波罗之中国：一位在忽必烈汗国中的威尼斯人》中，基本上也认为《马可·波罗行纪》相当可信。[3]Stephen G.Haw, Marco Polo’s China: A Venetian in the Realm of Khubilai Khan, New York:Routledge, 2006.

在这些先行研究奠立的基础上，德国图宾根大学汉学教授傅汉斯（Hans Ulrich Vogel）更进一步另辟蹊径，从元代中国的货币、食盐与税收等方面，提出支持马可·波罗曾经来过中国的证据。其成果就是2012年新书《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与税收方面的新证据》。[4]Hans Ulrich Vogel, 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3.该书中，他将数种不同版本《马可·波罗行纪》中关于中国纸钞、贝币、盐币、盐业与税收制度的段落同其他记载相对比，发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仅在质量上都优于其他同时期欧洲、波斯与阿拉伯旅行者，例如柏朗嘉宾（John Plano of Carpini）与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相关记载，同时也与中国的汉文史料记载若合符节。但是马可·波罗所来的究竟算不算是中国呢？ 他来的是蒙古帝国的汗八里还是元代中国的大都？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

有关元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史观中的后设理念实体与历史上的中国王朝之间的差距。这个问题更具操作性的问法也许是蒙古帝国如何转变为元朝以及元朝对后来“中国”概念的内涵有何贡献。在此我想以窦德士（John W.Dardess）的研究为例来做说明。 他早期曾经分析过蒙古帝国转变为大元王朝的过程，并从忽必烈登基为大汗前后，帝国在蒙古与中亚的统治形态转变的角度来讨论此议题。[1]John W.Dardess, “From Mongol Empire to Yuan Dynasty: Changing Forms of Imperial Rule in Mongolia and Central Asia”, Monumenta Serica 30, 1972-1973, pp.117-165.他认为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张，运输与补给线的长度增加导致了蒙古帝国的统治模式转变。首先他举出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近代中蒙间以骆驼运输谷物贸易的分析，主张800 英里（约1280 公里，单趟约需一个月）的路程，为在商业上可获利的范围，并认为元代的情况也很类似。而原先建都哈剌和林，要控制叶尼塞河上游、宁夏、畏兀儿王国与华北等周围的定居地区已达极限。迁都大都后距叶尼塞河上游则达1300 英里，距别失八里则有1400 英里，因此鞭长莫及。而在1260—1264年后，蒙古不再是帝国的中心，但是受限于距离，元朝又无力同时维持蒙古与中亚，因此在面对海都的挑战时，忽必烈只能放弃中亚，而选择巩固对蒙古的控制。保持帝国对蒙古的控制不仅有维持长城线防卫的军事意义，还有维持蒙古大汗统治的象征意义。另外在经济与财政上，他认为在对定居地区的征税与重分配上，忽必烈之前的大汗（包括窝阔台与蒙哥等）虽然能在定居地区有效征收税金，但是在重分配上则较为随意。而忽必烈则是有效利用定居地区的税金与人力在中亚（主要是河西走廊与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与蒙古地区进行屯田，并且在蒙古与中亚地区遭遇天灾时能够适时提供纾困补助（包括食物与钞币）。这种以国家进行指导的新式经济模式也不同于前朝。因此在这些意义上，可以说产生了从蒙古帝国到元朝的转变。

近来窦德士则从领土、权力与知识分子三个面向来探讨蒙古人在宋元明转折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相较于南宋士人有炽热的收复北方失土的情绪，金朝士人对于征服南宋其实缺乏兴趣，而忽必烈手下的汉人谋士则对征服南宋相当热衷。也正是蒙古人所创建的元朝建立了所谓“中国”本部的族群结构，并且将汉人的活动领域扩大到满洲南部、甘肃与云南等地。另外也是蒙古人在14世纪初透过国家教育与科举制度，将道学的简化版（即心学）奠立为中国的正统，而且被后世的明清所继承。而虽然元朝在中国短暂且多灾多难的统治被后来的明朝皇帝与士人（如刘基）多所批评，但也正是有了元朝这个制度叠床架屋、道德败坏与权臣专政的反面教材，使得制度简化、道德重建与不受束缚的君主专制被后世视为解决治国问题的良策。[1]John W.Dardess, “Did the Mongols Matter? Territory, Power and the Intelligentsia in China from the Northern Song to the Early Ming”, in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by Paul Jakov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pp.111-134.

有关1996年以来，元代江南士人对于蒙古统治的看法，欧美学界近年来从不同地域与民族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例如史乐民（Paul J.Smith）研究元末江浙行省的孔齐（孔克齐）对于乱世中妇女政治的恐惧，并且将其家族、社会与元朝的混乱归咎于女性夺走了以男性为主的公共权威，这也与他自身作为赘婿的身份有关。他的文章对于孔齐身处的元代社会充满混乱与不安全感有详尽的描写。[2]Paul J.Smith, “Fear of Gynarchy in an Age of Chaos: Kong Qi’s Reflections on Life in South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1, No.1,1998, pp.1-95.白迈克（Michael Brose）则研究元代江南色目士人的生存策略。他以畏兀儿偰氏（以溧阳偰文质与偰哲笃为代表）与廉氏（以廉希宪为代表）家族为例，说明畏兀儿人在蒙古统治下具有双重认同，他们因其非汉族群身份与识字的文化资本而得到重用，并且其家族大部分都具有担任怯薛的背景并因此发迹。但是在入居江南地方后，他们为了获得当地汉人的认同，在文化上逐渐认同儒家文化，改汉姓，习儒学，考科举，因而得到像孔齐与黄溍等江南名士的赞誉，而且以他们为其他色目人的榜样，例如孔齐对偰哲笃的赞扬就强调这点。[1]Michael C.Brose, “Central Asians in Mongol China: Experiencing the ‘Other’ from Two Perspectives”, The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5, No.2, 2002, pp.267-289.更详细的研究参见Michael C.Brose, Subjects and Masters: Uyghurs in the Mongol Empire, Belingham, WA: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另外还可以将元代江南士人与当时的高丽士人做比较。如约翰·邓肯（John Duncan）研究在蒙古宗主治下的高丽王朝（1270—1368），高丽士人发现他们受困于支持元帝国的普世秩序与高丽王国的特定社经与文化集体性之间。像韩国高丽王朝末期的文臣李齐贤（Yi Chehyôn，1287—1367）与诗人李谷（Yi Kok，1298—1351）这样的文人努力调和这两种不同的忠诚。约翰·邓肯并认为他们与20世纪受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文人有类似之处。也许日据时代的台湾文人也有可以给元代江南文人研究借鉴之处。[2]John Duncan, “Divided Loyalties: Korean Literati between Yuan and Koryo”, CEAS Colloquium Series,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CT, USA.April 17, 2008; “Dealing with Empires: A Comparison of Mongol Era Koryŏ and 20th Century Colonial Period Intellectuals”, Wagner Memorial Lecture,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USA.October 22, 2015.有关于元末明初东北亚的情势，参见David M.Robinson, Empire’s Twilight: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Mongol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9。

受到近年来中国史上宋元明转折论的影响，有关宋元明转折时期的江南士人研究也开始增加。 如何安娜（Anne Gerritsen）的《宋—元—明代中国的吉安士人与地方》就研究宋元明三代吉州（吉安）地区的士人、宗教与地方塑造三者之间的关系。[1]Anne Gerritsen, Ji’an Literati and the Local in Song-Yuan-Ming China, Leiden: Brill, 2007.透过对寺庙碑文的分析，讨论宋元时期宗教与当地地景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透过分析当地书院与学校的记述，作者则说明士人对具有全国重要性事物的关注，而这与寺庙碑文所发挥的功能相当不同。但作者认为对于当地士人来说，寺庙的地方性远比学校的全国性来得重要。但是到了明初，随着当地进士数量的增加，当地士人的关注也越来越不限于当地事物，这也反映在寺庙碑文中的中央集权观点。到了晚明，对地景的关注则转到山川美景上，士人反映出一种追求对跨地域社群的认同。作者最后主张对于在宋元明三代吉安士人而言，除了明初有一些偏离以外，对地方认同的持续具有重要性。

有关南宋士人早先对蒙古的看法以及金朝灭亡后南宋对蒙古看法的转变，近来则有查德·贾西亚（Chad D.Garcia）的新研究。他以赵珙的《蒙鞑备录》（1221年）及彭大雅、徐霆的《黑鞑事略》（1237年）为主要材料，认为《蒙鞑备录》中的记述对于蒙古较为友善，认为成吉思汗是英雄，蒙古本性纯良，只是后来被金朝的降臣给带坏了，学会使用年号等象征符号来争夺正统。而这也是为宋蒙联盟伐金塑造良好气氛。但是在1228—1229年间，宋蒙在陕南川北发生军事冲突，虽然只是地方性的冲突且未得到上层授意，但是蒙古在宋朝的正面形象已经开始瓦解。而《黑鞑事略》中称铁木真（原文作“忒没真”）僭皇帝号。另外也不称金朝臣子为金虏而改称亡金。整体来看，过去对于金朝的敌意如今已经转移到蒙古上。[1]Chad D.Garcia, “A New Kind of Northerner: Initial Song Perceptions of the Mongols”,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42, 2012, pp.309-342.

另外也可以开展的是蒙古四大汗国之间的知识分子比较研究。如蔡伟杰研究蒙古帝国的族群骚乱与暴力时，曾经对于元朝与伊利汗国的知识分子的记述进行比较研究。[2]Wei-chieh Tsai 蔡伟杰, “Ethnic Riots and Violence in the Mongol Empir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Mongolia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Mongolia Society 33, 2011, pp.83-108.如伊利汗国的志费尼（Juvaini）与把·赫卜烈思（Bar Hebraeus）与元朝的叶子奇、孔齐对蒙古统治下的天灾人祸与心灵创伤有所描述。这也许是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