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是否正在荒废青春？东南亚年轻一代数字公民的新兴政治*

放弃政治？

如果我们相信近年来出现的一波波流行文章的观点，那么政治参与可能只是千禧一代荒废或抛弃的众多事情之一。这一直是公众讨论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新一代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从火种[Tinder]和探探[Tantan]等手机约会软件，到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和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恐怕已将世界变得更糟。由于年轻人花费于网络的时间量被突出，千禧一代也由此被诬蔑为只顾自己、只专注于性和约会之类琐事的一代。他们对投票、加入政党或参加集会等传统民主公民活动没有明确投入，危及到了当代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与可持续性。但这是真的吗？千禧一代对政治漠不关心吗？

我认为，现实情况远比这些讨论所描绘的更为复杂和微妙。关于青年的政治参与话题，还有另一种学术观点：尽管年轻人可能对主流政治并不满意，他们仍然以“政治制度化领域之外新兴的公民参与形式”1Dietlind Stolle & Marc Hooghe,“Shifting Inequalities:Patterns of exclusion and inclusion in emerging form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European Societies,Vol.13,No.1,p.119.参与了政治。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正在转向诸如志愿者活动和数字公民等新型政治参与方式。青年在政治中的参与度似乎扩大了政治参与的范围。这些活动包括酷儿身份的公开表达，以及在选购商品与服务时引入伦理和环境标准等。我们有理由相信，道德恐慌或将再次笼罩主流对当今青年如何重新定义政治参与的理解。千禧一代正在创造政治参与的新方式。因此，研究人员的任务就是去揭示这种政治不断变化发展的本质。

代际视角

我将从数字民族志的角度出发，结合东南亚年轻人作为数字公民的各种实践，提供一条新途径来理解青年表面上政治冷漠的状况。基于不同世代的社会学理论，我认为当今青年的政治与前几代人的相比确实不同，因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时刻塑造出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倾向。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52年的著作就是用代际视角来理解青年与政治的重要写作。他在研究中提出，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年轻时社会条件的影响。年轻人更有可能在其性格形成期受到历史时刻给他们的政治意识与信仰带来的影响。

与前几代人不同，千禧一代是在全球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严峻的环境挑战和日益加剧的社会孤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脆弱性持续恶化的时代。不断增加的就业不稳定性、劳工权利和福利的减少以及巨大的收入不平等致使他们的社会流动意向频频受挫。例如，千禧一代所谓的跳槽文化，总被消极地描述为他们糟糕的工作态度之一，实际上是一种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对工作缺乏安全感的体现。

千禧一代成长的家庭也日益跨国化。近年来，越来越多东南亚年轻人的父母迁居工作于海外，远距离亲密关系和远距离养育成为了这些家庭的特点。虽然快速发展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填补了许多青年与其家庭之间的地理鸿沟，但这群人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渴望大人的陪伴。鉴于许多青年的上一代都远离家乡故国，这也可能影响到了两代人之间集体记忆的分享，和其他本该由父母和家庭发挥作用的政治社会化模式。

更糟糕的是，东南亚这些国家的政治排外性也助长了青年中的一种政治疏离感。自东南亚各民主共和国诞生以来，一代代的精英家庭和政党继续主导着政治。参与主流政治被视作一种相当徒劳的做法，因其总与腐败、自私和有问题的个人联系在一起。缺乏其他有吸引力的政治替代选择也可能滋生出政治疏离感。青年对政客和政府机构的信任缺失也延伸到了维权团体和公民社会团体上。曾经吸引大量年轻人的公民社会现已出现严重分裂，还引发了频繁内讧。当青年察觉到自己的声音被压制，塑造自己未来的能力被忽视，他们自己的政治便应运而生。

数字公民

用前几代人的经验为标准来衡量千禧一代的政治参与是徒劳无益的。相反，我们在东南亚年轻人身上看到了一种对新奇的、创造性的和颠覆性的公民参与形式的热情，而这些公民参与形式还没有得到同等的重视，亦未被赋予同等的政治性。尤其是年轻人对一系列社交媒体平台的革新性使用，为政治参与创造了空间。这就是数字公民的实践，或者说数字内容的生产和消费是创造和参与社会世界的一种手段。我认为，这是东南亚千禧一代中一种新兴的政治形式。

与前几代人相比，千禧一代的政治明显是个人化、无组织的。一方面，千禧一代的个人政治取向的特点是对日常真实性的诉求，而非执着于惊世骇俗的政治表达。它要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而非壮观但短暂即逝的时刻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另一方面，他们的政治也是无组织的：反对等级森严、组织严密的参与形式。千禧一代更喜欢无领导的运动、众包和其他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对以个人为导向的政治偏好在本质上是无组织的，也反映在拥有数字公民身份的东南亚年轻人的热情上。

千禧一代的数字公民身份与生俱来，他们更倾向于在互联网上利用网络提供的广泛可供性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不仅在网上度过相当一部分日常生活，也依赖于网络的其他功能，达到诸如学术需求、社交联系，甚至政治参与的目的。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互联网平台的可供性（从社交媒体到手机应用程序），千禧一代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网络推广负责任的使用，还可以宣传自身主张。因此，数字公民权指的就是多数熟练掌握数字技术的年轻人通过生产和消费数字内容来创造和参与社会世界的行为。以下简要介绍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的几个数字公民实践的例子，以证明我的论点。

印度尼西亚照片墙[Instagram]上具有影响力的女性

菲律宾脸书[Facebook]上的表情包“工厂”

亲民主活动人士在泰国推特[Twitter]上的幽默表达

菲律宾推特上的改变社区2此处作者略去四个案例细节。——译者注

结论

数字公民权还包含其他一些实践方式，我仅在此列举其中最常见的几种方式。问题在于人们很容易就将这些实践方式斥为千禧一代不负责任、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行为。这种问题的出现源于人们错误地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只能发生在超越日常生活的制度化空间。这种基于前几代人政治参与传统的假设，致使数字公民的政治行为不受承认与肯定。

通过不同的政治实践（个性化主张），并超越传统的政治领域（个人空间），千禧一代转向个性化的政治可能被误导性地解释为是一种政治参与度的下降。而像脸书、推特和照片墙这样的数字空间成为了个人表达、倡导和商议政治承诺（简而言之即公民实践）的舞台，就是千禧一代在重新定义政治参与方面的独特贡献之一。

就像我在这次演讲中所论证的，千禧一代的孩子都很好。不断有人指责政治冷漠的千禧一代正在虚度青春，在这样的声音中，他们以适用于自己这一代人经验和愿望的方式，重新诠释了政治和政治参与。在这个经济脆弱、家庭结构不断变化和政治排斥的时代，东南亚的年轻人们在日常生活语境而非公开的政治表达中，找寻到了他们表达政治直接而个人的声音。

年轻人们并未荒废青春。我反对一种对什么才是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的狭隘理解。我有理由要求人们拓宽视野，要从依赖于形式场地的政治参与跨越而看到数字领域下政治诉求的视觉化、创造性、具体和情绪化的表达。如若忽视了数字公民种种平凡、日常和普通的实践，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损失。正如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所指出的，正是那些“在政治上看似无害的做法，到头来却最具政治色彩”3Alexander Galloway,Gaming:Essays on algorithmic cultur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6,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