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成为贝尔纳·斯蒂格勒死亡的类因*

[法]安娜·阿隆贝尔[Anne Alombert]

我写的是“décédé”（人的死亡），为了避免写“mort”（广义的死亡）——也为了减轻“mort”这个词的极端暴力性，即使不是从中找出一种从死亡脱身——也就是从熵中脱身——的方式。因为“décédé”还有别的意思，大于死亡[mort]。[……]那个大于普通死亡的消失[le disparu]如果没有对我留情，又从我身上取走了怎样的生命？

——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卷4——后真相时代的真理考验》[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t.4 L’épreuve de la vérité dans l’ère post-véridique]

我不喜挚友留在身边：

愿他远走高飞，升入云天！

否则，

他怎能成为我的明星？

——尼采[F.Nietzsche]，《快乐的科学》，序曲，第30 节。1译文引自[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黄明嘉译，《快乐的科学》，漓江出版社，2007年，第18页。——译者注

尼采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我等待你们与虚无主义真正相遇的那一时刻。现在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以为明白我的意思了。但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明白。你们以为你们明白，但你们并不明白，因为如果你们明白了，你们就活在你们的末日之中了。”现在，我们正活在我们的末日之中。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是否有能力成为无的类因[quasi-cause]，成为虚无的类因。

——贝尔纳·斯蒂格勒，〈我们必须成为无的类因——虚无的类因〉，《德勒兹人学报》

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最后一次研讨会是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病导致的全球大隔离期间举行的，讨论的是有关休克[chocs]的问题。斯蒂格勒此举是为了响应某个由公民及协会组成的团体发出的号召，这些人坚持认为有必要将病毒所启动的“休克策略”[stratégie du choc]“扭转”为“团结的浪潮”。2详见专栏“让我们把‘休克策略’变成团结的浪潮”[Retournons la stratégie du choc en déferlante de solidarité]，见http://www.regards.fr/idees-culture/article/tribune-facea-la-pandemie-retournons-la-strategie-duchoc-en-deferlante-de。斯蒂格勒支持这一号召，但他也尝试着去质疑这一号召，因为对他来说，它尤其在某一点上构成了难题[problème]：所谓的“休克策略”（stratégie du choc，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休克主义》的法文书名3Naomi Klein, La Stratégie du choc:la montée d’un capitalisme du désastre,Actes Sud,2007.），其实是对“休克主义”[shock doctrine，该书的英文原名4Naomi Klein,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Allen Lane,2007.]这一表述的不恰当翻译。

因此，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有必要谈论的是“休克主义”，而不是“休克策略”：这是为了提醒我们，娜奥米·克莱恩所描述的极端自由主义模式是基于一种学说[doctrine]，即一个概念、逻辑和理论的矩阵，她尤其是通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希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的著作来阐述的，而后两位作者则从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信息论和艾伦·图灵[Alan Turing]的可计算性理论中汲取了许多养分。正是这种理论矩阵必须被批判、解构和“重建”，以超越斯蒂格勒所描述的“全盘可计算的资本主义”5Bernard Stiegler,"Il faut inventer une quatrième époque du capitalisme",Revue internationale et stratégique,vol.110,no.2,2018,pp.119-131.。因此，他认为“替代性的休克策略”[alter-stratégie du choc]只有建立在“替代性的休克主义”[alter-doctrine du choc]的基础上，才能成为有效的策略，这就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希尔伯特·西蒙的观念提出了挑战，推而广之，他挑战的是他所说的理论信息科学的根基，他认为这种根基是问题重重的。

在他看来，实际上，理论信息科学基于一种偏离现实的[biaisé]信息概念：信息被认为是一种独立于其载体的信号6关于这一点，详见“信息科学与世代”[Informatique et générations]阿尔勒研讨会上的争论。斯蒂格勒对图灵的可计算性理论作出如下描述：“原则上，制造一台图灵机所需的材料和载体本质上是十分普通的：机器的功能决定了它是否为一台‘图灵机’，它的功能是数学的，完全不取决于其系统安装的材料特性。”相反，斯蒂格勒认为：“信息总是受制于其载体的效能[performance]，这就意味着载体构成了个体化进程的首要条件。”并且完全是可计算的。由此，信息可以成为一种市场对象，成为“经济合理性的首要机制”，但最关键的是，智能可以被设想为一种类似于图灵机的信息处理程序。7关于这些问题，详见“信息科学与世代”阿尔勒研讨会的争论和Bernard Stiegler,“NOODIVERSITY,TECHNODIVERSITY.elements of a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based on a new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trans.Daniel Ross,Angelaki,vol.25,2020。

其实，贝尔纳·斯蒂格勒要起身反对的是这样一种智能的观念——它是认知主义、计算主义[computationnalisme]以及由此产生的计算资本主义[capitalisme computationnel]的根基：他的文章似乎确实让我们看到，当智能首先作为一种生命机能，根据生命体所具备的技术器官或人工器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化，在这样一种情况中，智能无法被化约为计算。根据这种观念，一台图灵机是无法形成一种思想模式的：它首先构成的是体外化和语法化进程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在这个进程中，生命体将其（生物的和心智的）功能体外化到技术器官中，将时间流（动作或思想、运动图式或精神图式）空间化到物质载体中——从最古老的加工过的燧石，到晚近的数据库，其间出现过各种类型的计算机器。

在这个体外化和语法化的过程中，心智功能（直觉、理解、想象力）随着支持和维持这些功能的技术装置的演变和转化，其自身也在演变和转化。因此，对斯蒂格勒来说，重建理论信息科学意味着要考虑到这些“心智的体外生成”[exorganogenèse de la noèse]问题，他在《技术与时间》新版的后记中对这些问题做了非常精细的阐述。8关于这一点，详见Bernard Stiegler,"Le nouveau conflit des facultés et des fonctions dans l’Anthropocène",La technique et le temps,Fayard,2018。斯蒂格勒在最近给丹尼尔·罗斯[Daniel Ross]的留言中写道：“我所说的‘新理论信息科学’指的无非是关于始终具有药理学特性的心智体外生成的超批判理论……”

因此，斯蒂格勒在最后一场研讨会中试图打造的“替代休克主义”[alter-doctrine du choc]，似乎必须从这些非常基础的工作中出发，如此才能构建一种新的器官学范式，这种范式考虑到了技术功能和心智功能的交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不同的技术，有些技术可以自动计算信息，另一些技术可以让知识—属于正在跨个体化进程中的生命体的知识—产生关联。那么，在他看来，当一场前所未有的数字化破坏性创新[disruption]，借助远程工作和远程教学的加速宣告其到来时，只有打造一种这样的学说、发展这样的技术，才有可能使流行病造成的休克成为一个新时代到来的机遇，将“屏幕新政”[screen new deal]9见娜奥米·克莱恩有关“屏幕新政”的文章，以及Christophe Bonneuil 的法文翻译：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20/may/13/naomi-klein-how-big-tech-plans-toprofit-from-coronavirus-pandemic，https://www.terrestres.org/2020/05/17/la-strategiedu-choc-du-capitalisme-numerique/。的现实性转化为一种“新的理论信息科学”的必然性。10关于重构信息技术理论的问题，详见Stiegler,“NOODIVERSITY,TECHNODIVERSITY.elements of a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based on a new foundation for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休克的问题，以及一种休克成为一种机遇或一种必然性的可能性问题，是贝尔纳·斯蒂格勒思想的核心：不管是他对艺术的思考，还是对历史的思考；不管是个体可以将其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身心性[psychosomatique]休克，11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斯蒂格勒对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的解读，尤其是在Bernard Stiegler,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De la pharmacologie,Flammarion,2010，或Bernard Stiegler,Préface,La blessure et la force:La maladie et la relation de soin à l’épreuve de l’auto-normativité,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2010。还是社会可以将其转化为历史时代的技术性休克，12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悬置[épokhal]的双重折叠理论，尤见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t.2 La désorientation,Galilée,1996。其核心问题总是在于接纳[adopter]一种（偶然的、造作的、事实的和人为的）休克，将其转化为一种“全时间性的”[omnitemporelle]必然性。13Edmund Husserl,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1936),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2.斯蒂格勒借助“类因”[quasi-causalité]的概念14关于“类因”和“使缺失成为必然”的问题（受德勒兹的著作启发），可阅读这两篇访谈：https://inferno-magazine.com/2014/03/27/le-defaut-quil-faut-une-rencontre-avecbernard-stiegler/和https://www.revue-ballast.fr/bernard-stiegler-le-capitalisme-conduit-aune-automatisation-generalisee/。在第二篇采访中，斯蒂格勒写道：“德勒兹取自斯多葛派的、他称之为‘类因’的论点也是这种类型。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对疾病的看法也是如此：他的哮喘病如何使他成为《追寻逝去的时光》[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作者。我有一个孩子，我要如何转变他的缺点，让缺点成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爱的对象？这就是在药理学情境中构成类因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斯蒂格勒受到了德勒兹对诗人乔艾·布斯凯[Joë Bousquet]的思考的启发，主要见于Gilles Deleuze,Logique du sens,Minuit,1969，但也体现在1980年6月3日的一次课程中，课程已转录于此链接：https://www.webdeleuze.com/textes/249。德勒兹讨论并评论了（显然是“魔鬼般的”）乔艾·布斯凯的句子，这句话经常被斯蒂格勒引用：“我的伤痕先于我存在，我生来就是为了体现它的。”德里达也提及了德勒兹对于事件[événement]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他在德勒兹去世后写的题为〈我只要错误〉[Il me faudra errer tout seul]这篇文章中：https://next.liberation.fr/culture/1995/11/07/il-mefaudra-errer-tout-seul_149753。（来自德勒兹[Gilles Deleuze]）来描述的，正是这一接纳的进程。而且按照他的说法，这个进程包含“使缺失成为必然”—将总是暴力的和随机的事实15“[……]所做的一切，‘事实’[factum]，是一种‘做’[facere]的事实，它本身总是造作的、人为的、偶然的，源于一种暴力，一种陷入体外化进程的‘恐怖’[deinon]，而进程的操作者却不知道。”B.Stiegler,La technique et le temps,t.4(introduction)。转变为新的和必然的权利。

那么，我们怎能不把他的死所造成的休克看成是这种对休克的思考已经在他的思想中生效的一次验证呢？我们怎能不把他死亡的事件理解为一场永不结束的研讨会的结论呢？如果这个事实是如此的粗暴，对我们施加了那么多的暴力，我们该如何接纳它呢？如何接纳一种我们已经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接受的休克？当留下来的只有“意志的破产”16“在我看来，死亡是意志的破产，我将用一种死亡的意愿来代替它，这将是意志的顶点。”德勒兹引自乔艾·布斯凯，Deleuze,Logique du sens。时，我们又怎能让“使缺失成为必然”呢？在这样一种如此沉重又如此充满可能的生成[devenir]中，如何开辟出一个意料之外也是计算之外的未来？如何“配得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17关于“配得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可能性，详见德勒兹1980年6月3日课程（对布斯凯和布朗肖的评论）：https://www.webdeleuze.com/textes/249。如何不至“失去存在感”18关于“失去存在感”，详见Bernard Stiegler,Aimer,s’aimer,nous aimer:Du 11 septembre au 21 avril,Galilée,2003。？

或许，必须劳作，为了有朝一日，有些东西能够从他遗留下来的心智的亡灵群[nécromasse]中重新出现。

去写作和评论他的文字？但要怎么做，才不会把活生生的主体变成众多研究者的客体呢？去继续他发起的项目？但要怎么做，才不至重复不再有任何独特性的话语呢？无论这些观点是多么的重要和紧迫，它们都属于在此之前已经打开的一个可能性的场域：它们能否赋予事件的休克以超越的意义？

因为如果使一个事件成为必要，就意味着制造出在它到来之前仍然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仅仅是它的到来还不足以激发出不可能的事情，那就得问问自己。在贝尔纳·斯蒂格勒去世之前还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今天却有了可能，但如果是仅凭他的死亡还不足以开启的事情呢？一个如此残酷的事件可以保留哪个“不可实现的”[ineffectuable]19关于这一点，详见德勒兹所说的事件的“不可实现”或“无实体”，这是他对超出事件之切实实现[effectuation]的部分的描述，详见德勒兹1980年6月3日课程：https://www.webdeleuze.com/textes/249。部分？似乎终结了一切未来的事件，还能开启哪种不可预知的未来？当一个人的工作和他的作品已经被赋予了如此多的必然性时，人们能（集体地）让一个人的消失成为必要吗？

使在斯蒂格勒有生之年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使一种必然性从那么多的不可能性中诞生，这些需要我们将这一事件变成负熵[néguanthropique]事件，不管它将引发多少增熵：我们必须用斯蒂格勒未曾停止实践的这种“知道如何把[……]必然性变成美德的知识”，来“施为地”[performativement]和“积极地”验证[prouver]这一事件。20“一种积极的技术性[technicité]是一种并非科学的知识，但它会关照从未出现的东西，把它当成一种机遇和一种美德（一种潜能、一种力量、一种卓越），作为它的对立面（一种权宜之计、一种附属、一种毒药）伴随着出现，却不试图缩减它的双重性[duplicité]。但反过来它却知道，这种不可能性的条件是一种偶发的积极性发生的条件，因此它是偶然的、机缘巧合的，于是‘纯粹的偶然’[tuchè]变成了‘时机’[kairos]，也就是说，可能性从一种不可能性中突现，就像必然性从一种缺失中突现（也就是布朗肖所说的不大可能[improbable]）。这是一种知道如何把这种必然性变成美德的知识。”Bernard Stiegler,"D’une pharmacologie positive",http://arsindustrialis.org/d-une-pharmacologiepositive。

如果有我们[nous]，也有心智[noûs]，那么“我们”就必须成为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死亡的类因，我们必须在他的死亡已成事实之后，赋予他的死亡一种必然性。为什么他的死亡是必须的？为什么这种死亡必须有必然性？21“[……]不以纯粹思辨和逻辑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要使这种逻格斯成形，就要超越在场的形而上学，就要把它当作实际问题来对待，就像我们可以尝试着借助于古法语来说的那样，把原初的缺失当成必须的缺失，当成这个缺失的必须。必须有这个缺失，而且如果必须是这样一种缺失，那么这种必须便总是一种缺陷：它总是有缺陷的。”Stiegler,"D’une pharmacologie positive",http://arsindustrialis.org/d-une-pharmacologiepositive。如何让这一事实成为一种权利，如何转化它？如何将一个如此可怕的休克变成一个值得期待的、被向往的未来？

我们必须化伤痛为战斗，化暴力为劳作，化痛苦为能量。他不停地教导，而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明白了。但事实上，我们什么都没明白。我们无法理解。“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的世界末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22“尼采以某种方式告诉我们：‘我等待你们真正地与虚无主义相遇的那一时刻。现在我跟你们说这些，你们以为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但其实你们根本就没明白。你们以为你们明白，但你们并不明白，因为如果你们明白了，你们就会活在你们的世界末日之中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我们的世界末日。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是否有能力成为无的类因，成为虚无的类因。”Stiegler,Nous avons à devenir la quasi-cause du rien – du nihil.“我们必须成为无的类因，虚无的类因”：在一切可能性似乎都在关闭的时刻，这就是休克留给我们去面对的任务。

或许应该去思考一种对哀悼的克服，一种生生死死[lavie-la-mort]之外或之中的死后犹生[survie]，这是向生而生[être-pour-la-vie]，它并不来自于一种复活[résurrection]，也不来自于一种同等意义上的重生[renaissance]，而是来自于一种延异[différante]的重复，它是否能减轻—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们自生命之初就无法避免的哀悼的影响和事实？

—贝尔纳·斯蒂格勒23引自一封电子邮件。关于哀悼、死后犹生、生、死和“生生死死”的问题。参见Bernard Stiegler,"Nous avons à devenir la quasicause du rien – du nihil",Rue Descartes,2005/2,n°48,pp.64-66(https://www.cairn.info/revue-rue-descartes-2005-2-page-6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