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颠覆时开启，从古学到玄幻 观读黄永砅

张文江

用最简单的方式观读黄永砅（1954-2019），以他1989年出国为界，可以分为前后期。1作者自述：“可以说在我出国之前，我觉得这个艺术差不多了，起码我自己认为，快做不下去了。还好换了一个地方，我可以重新开始，忘了以前做过一些什么事情，说过一些什么话。”又：“在1989年之前，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末路、末日，这条路已经走得很窄了，因为看这个不行，看那个不行［……］那接下去，还好，有条路。”（《艺术这个事情永远没有完——黄永砅与中国美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师生座谈》，2011年）又：“我已经在寻找我的撤退之路，包括对达达主义的反思。”“我带着这份手稿到巴黎，已对’85 新潮隔岸观火了。”见史建撰〈黄永砅访谈〉，载费大为编《’85新潮档案II》，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页。前期在中国接受世界，经历现代（以及后现代）艺术的洗礼，以反叛的姿态打破传统，其典型为“厦门达达”（1983-1988）。后期在世界理解中国，试手搭建新天地，奇思妙想，光怪陆离，不可方物。2作者自述：“我在中国时，曾对西方有更大的兴趣，那是把它作为异己的想象力来源；相反，我在这里对中国的思想却又谈论得更多。这也许是在西方背景中的缘故。一方面，‘用东打西’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另一方面，‘用西打东’则是反对退入纯粹的民族主义之中。”见〈黄永砅与侯瀚如〉，载《’85 新潮档案II》，第454页。展出的系列作品似断似联，另辟玄幻的蹊径（关于玄幻的讨论，另详），我所目见的有“蛇杖III——左开道岔”（2016年3月，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3试列举几个展出：“占卜者之屋”（1989-1992），“约瑟夫·博伊斯死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1991），“108 签”（1993），“世界剧场——桥”（1993），“通道”（1993/2005），“圣人师蜘蛛而结网”（1994），“药房”（1995-1997），“大限”（1997），“蟒蛇”（2000），“蝙蝠计划”（2001-2005），“东方之柱”（2004）。见［美］菲利普·维赫涅著、毛卫东译，《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89页。

于前期尚为学徒，在模仿中有所突破；于后期继续攀登，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4是否可称为“大师”待考，因为需要时间的检验。另外，“大师”一词，基本上已被用坏。前后期之间有自然联系，而转换的标志预示于1986年末的〈焚烧声明〉：“达达死了。火小心。”（《’85 新潮档案II》，第103页）展览时这些字以石灰写在地上，惊心动魄，告别过去并引导未来——火象征着探索未知的智慧之光，以及辐射于社会的感染力。

初步的带路人是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或有意无意地转译为杜象。杜，关闭或禁止，决绝性地颠覆整个艺术史。《金刚经》：“法尚应舎，何况非法？”不破艺术，何以谈艺术？5参见〈焚烧声明〉：“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载《’85 新潮档案II》，第218页；又：“我用五年就学会从事艺术，我要用十年才能学会放弃艺术”，第219页；“从事艺术和谈论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尚未觉悟的表现。”，第455页；“原来是个美术家的，如果想要有前途的话，那首先得变得不像个美术家”，第566页。象，通往《周易》的象学，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深邃而多变。《〈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简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1987）（《’85 新潮档案II》，第510-514页），被视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在那个年代，洗衣机在内地刚出现不久，还是不怎么普及的新生事物。

深一步的引导在古学，在关注西方哲学的同时，经常引用《周易》、老庄和禅宗（同时也警惕并保持距离）。6他买过1984年中华书局初版的《五灯会元》，与接触并关注“达达”大体同时。《’85新潮档案II》，第24页。动态地维护陌生化，在整体中犹如兵法，以提升尖锐和犀利。他宣称：“（在某种精神意义上）禅宗就是达达，达达就是禅宗。”（《’85 新潮档案II》，第215页）引《老子》三十章：“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紧接着问：“而凶年之后呢？”（《’85 新潮档案II》，第218页）又从《老子》三十一章“兵者不祥之器”引申，称“艺术不祥之物”（1987）（《’85 新潮档案》II，第570页）。

目前获得的材料不全，正在进一步努力搜集。从已有文献中，看到他的两段自述，自成首尾，非常吸引人。其一，在大学二年级时的觉悟，可看成他早年自觉成长的起点：

重新塑造自我是有可能的，登高俯视是有可能的。7转引自中国美术学院校友会：〈黄永砅，结局或开始〉。

以传统语言评述，前句可称为修持，持续地调整自己，其终当为知命（《论语》）乃至改命（《周易》）。后者寻找制高点，力图站得高一点，更高一点，当《周易》之上出。

其二，对艺术家多重身份下的定义，是他晚年所达到的认知高度：

艺术家处在手工艺人、战略家、多重间谍、异端和外国人和萨满之间。8转引自主办方的约稿信，亦见手稿（未编码）。

这里共涉及七项，试作若干梳理：

1.艺术家，在柏拉图《斐德罗篇》中，位居第一等的是爱智慧之人，同时也是爱美之人，掌握缪斯与爱欲的技艺（248d）。爱智慧或爱美，艺术家的不懈追求归于此。这里的定义，可看成他在长期实践中摸索的对自我身份的体认。

2.手工艺人，也就是工匠，相关于制作。艺术家对应知，手工艺人对应行，前者对应心，后者对应身乃至手。制作之人，于《斐德罗篇》中位居第六等，也就是当时的诗人（248e）。在古希腊“诗”的原意是制作，妙在此处和艺术家身份并不相隔。

3.战略家，把握全局，关注整体，构建世界，寻找未来的导向，涉及隐秘的权力。有文章〈艺术－权势－话语〉，讨论艺术如何能逃出权势而本身又不成为另一种权势（《’85 新潮档案II》，第584页）。此即艺术的特质，达成者上出于时间，亦即权力之源。9参见郑道炼编《专门词汇表》之“前卫”［Avant-Garde］：“艺术家成为战略家，通过不同的占卜器具来计划下一步的行动。与其说是制作现场，不如说是启示的空间。”《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第98页。

4.多重间谍，时时刻刻准备变换立场，定位难以捕捉。《易》所谓“出入无疾”，或阴或阳，不可测以脱出窠臼。10参见黄永砅手稿（未编码）：“关于日期、时间”，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5“贼不会告诉你他来的时间，或以什么方式”，“要警醒”——“那时，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马可》13：32，《马太》24：36－44。

5.异端，对正统的意识形态，保持不妥协的质疑。改变观察角度，以更新自我，或带有某种危险性，引发时代的潮流。

6.外国人，对现状始终有不可消除的疏离感。在学校中、在会议时，于集体的场合经常出戏，神游天外。尽管有时不得不妥协、迁就，内心明白人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系统也将不定期地收编异己，形成无可逃避的宿命。有一个展品是填表，除了姓名和出生年月，其余项目填的是“未详”、“待查”、“不明”之类，呈现不确定状态。（《’85 新潮档案II》，第231页）

深受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的影响，以格言形式写成《图－词－物》339 条（1984），（《’85 新潮档案II》，第538-562页）是对前辈的模仿和致敬。值得注意的是，维特根斯坦虽然猛烈批判学校，除了一段时间，并没有离开学校。11说起大学时代的经历，黄永砅称其为“既是受教育的阶段，又是反教育的阶段”，“反教育是由于受教育所致［……］教师很难被信服，除非教师能站在很高的高度”。《’85 新潮档案II》，第17页。另外，维特根斯坦有一段时间在小学任教，而黄永砅有一段时间在中学任教。

7.萨满（或“撒旦”），原始宗教的通灵者，可沟通于各大宗教的内修。于“绝地天通”（《尚书·吕刑》、《国语·楚语下》）后，或化为史巫，史为理性文化的源头，巫为非理性文化的源头；亦即艺术的存身之处。然而，核对手稿（未编码）原文，“萨满”应该为“撒旦”。艺术家绝不可作恶，但不能封闭对恶的理解，以此刺激艺术之善。在《旧约》中，撒旦原为（堕落的）天使之一，参见《约伯记》注释。此处的笔误，由一而二，深具启发性。12作者自称：“我总是从各种‘误解’和‘歪曲’中受益。”《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第40页。

2016年，笔者参观“蛇杖III——左开道岔”，对其宏大新奇的构想，震撼不已。I、II、III 分别举行于罗马、北京和上海，在世界各处流动。到每个城市，因地制宜地调整部分展品，以对应当地的氛围。

蛇杖的意象，最初来自上帝和摩西的对话，见《旧约·出埃及记》（7：10-15），又《民数记》（21：6-9），指向世界恒久的变化。13皮力撰，〈黄永砅的蛇杖及其知识谱系〉，见《蛇杖III——左开道岔》，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22页。如果上推《创世记》中引诱夏娃的蛇，则为“兽类中最狡猾者”，有上帝般的智慧和能力（手稿，未编码）。以古希腊而言，蛇杖代表权威，象征毒与药[Pharmakon]，14参见郑道炼编《专门词汇表》，引用德里达《柏拉图之药》（解读《斐德罗篇》）。见《占卜者之屋：黄永砅回顾展》，第105页；作品中有“药房”，称“药象征了苦和毒，可杀人亦能活人”，第48页。按，后句语出《五灯会元》卷二文殊菩萨章次：“一日令善财采药，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观大地，无不是药。却来白曰：‘无有不是药者。’殊曰：‘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遂于地上拈一茎草，度与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众曰：‘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参见卷六岩头全奯章次：“石霜虽有杀人刀，且无活人剑。岩头亦有杀人刀，亦有活人剑。”居高临下地治愈创伤，包括社会意识和心灵。神话中有二种：（1）赫尔墨斯[Hermes]的双蛇杖；（2）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单蛇杖。前者来自哲学（或为解释学之根），后者来自医学。

双蛇杖是非科学或前科学的医药，单蛇杖是科学的医药。于中国思想而言，前者可以推原《易经》，后者可以推原《黄帝内经》。中国古代有医、易不分家的提法，张介宾说：“不知《易》，无以为太医。”（《类经附翼》）非科学或前科学，不能等同于伪科学，不应该加以混淆。科学的发现，常常以直觉想象为引导，然后跟进严格的验证。古代的医生，类似扁鹊（上古）或华佗（或外来，参见陈寅恪考证）这样的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性，尽管难以企及，但不应该限制视野。

双蛇杖和单蛇杖，源头来自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是医疗、真理、预言之神。在相传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前460-前377]誓言中，对众神宣誓，首先对阿波罗，其次对阿斯克勒庇俄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是阿波罗的儿子，他的单蛇杖应该来自阿波罗。赫尔墨斯的双蛇杖，据说也来自阿波罗。赫尔墨斯是边界之神，也是小偷的祖师。有一回他偷走阿波罗的牛，阿波罗大怒，最后不得已用交换来解决：赫尔墨斯送阿波罗七弦琴[lyre]，阿波罗送赫尔墨斯牧牛的金杖（参见《荷马颂诗4，献给赫尔墨斯》，第416-575 行），应该就是双蛇杖的原形。杖头上的双蛇可代表阴阳（古希腊有“不确定的二”），与后世归属于赫尔墨斯的炼金术（炼丹术）和占卜术相应。

当年的展览，以蛇杖为引导，通往利维坦[Leviathan]，涉及宗教冲突、领土争执以及其他无法平衡的矛盾。世界剧场，四通八达而布满陷阱，汹涌着无头能量的盲动。副标题“左开道岔”取自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15［法］亚历山大·科耶夫著、姜志辉译，《黑格尔导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20页。见《蛇杖III——左开道岔》，第4、7页。2014年在红砖美术馆的发言《如果》中，黄永砯说为了消化科耶夫，他重新阅读《精神现象学》。可见作者有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关注的始终是身处历史中的人类状况。展品中有作者的手稿，看见读《桃花源记》的笔记，于我心有戚戚焉。在很多年以前，我也写过一篇〈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桃花源记》解释〉，于2008年出版，与此手稿大致同时。面对的古代文献相同，而解释的方向不同。然而，将手稿作为展品，不仅仅是精勤用功的痕迹，同时也成为他心灵大千世界的一部分，有复杂的多重折射。

试引《太上虚皇天尊四十九章经》，对应前文的“登高俯视”：

既登绝顶，其苦亦息。俯视一切，皆微眇也。

脱去宗教层面的意义，于艺术而言，息苦者，升华也，治愈也。然而，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艺术这个事情永远没有完”……

2020年9月3-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