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下的风度

许知远

在战败废墟上的日本人，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不知昼夜地工作，不到三十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游客与产品涌向世界。

它以洼田空穗的短歌开端，它写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时，“他不断对自己嗫语/孩子与妻子已逝/一个男人穿过燃烧的桥”，以谷川俊太郎的诗句结尾：“孩子们总是很高兴/即使在种种恐怖之中”。

《朝日新闻》2011年3月15日的社论，是日本大浩劫以来，我读到的最动人的文字。地震、海啸、核泄漏，在一连串的灾难面前，人类社会的脆弱，显露无疑。由现代技术与组织塑造的确定感，似乎轻易地就消散了。

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传来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的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出租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的马桶座圈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仍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

17世纪末的德国旅行者注意到，日本人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文明”，“像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文明、有礼、好奇”，“日本人的行为，从最卑微的乡民到最伟大的皇子与领主，整个帝国都可以被称作文明的学校”。德国旅行者使用的是基督教的视角，受到基督影响的是“文明国家”，而他惊奇地发现，没有上帝的日本，也同样“文明”。

而此刻，没人敢于怀疑日本的“文明”，整个世界都震惊于灾难之前的日本人，他们几乎都像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有一种压力下的风度。而这惊呼也令一种神秘主义浮现，日本人是否真的与众不同？

“我们是日本武士！”一个日本人半开玩笑地向英国记者说，“我们把笑容挂在脸上，眼泪却流在心里......我无法去考虑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应付好当下的事情”。

在这一刻，玩笑话具有特别的魔力。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不断经历自我发现的过程。再没有在面对自然灾难、羞辱、战争，更能彰显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气质了。恐惧、无力、脆弱，都逼迫你正视自身，这种正视有时都让自己吃惊。二十年来，日本人给世人的印象是停滞的经济、不断更换的首相。一位小说家说，日本人有民主政治、有丰沛的物质，却唯独没有信心。这二十年，也像是对之前四十年历史的某种报复。在战败废墟上的日本人，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不知昼夜地工作，不到三十年，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它的游客与产品涌向世界。

紧接着，日本一副要吞并世界的模样，购买洛克菲勒大厦与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不知疲倦的生产者，神秘的征服者。日本人也喜欢这种神话，20世纪70年代，流行着对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特殊性的论调，日本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与西方，是群体和谐与个人主义的对应，是思维中重视主观直觉对理性推论......历史学家梅棹忠夫的比喻曾激起普遍的共鸣，他说比起其他国家，日本文明就像是鱼类中的海豚，尽管它和其他鱼类一样在大海中游泳，但没人知道它来自于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

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灭也终止了这种“日本人论”，那些曾经被西方人与日本人自己津津乐道的终身雇佣制、集体精神、服从意识，反而被视作过时之物。人们发现，原来日本也会陷入经济危机，也会丧失工作的动力。秩序与美，是日本给予外界最显著的特质。

一场巨大灾难，让这些特质更为震撼人心。因为灾难正是以失控、混乱与丑陋的面目出现的。

但在目睹着镜头上那些过分镇定的面孔，读着充满节制的悲伤的短歌时，我也不禁好奇，這是否也蕴涵着一种可怕——是什么力量，让一个人可以在失去亲人时，仍不失声痛苦、丢掉理智？在很大程度上，日本仍是一个“谜一样”的国家。我们总是被它戏剧性的表像所困惑，而难以探测它内在的脉搏与逻辑。

在中国陷入这场疫情危机时，我想起了九年前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