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视角下社会资源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策略研究

陈 军，胡善平

（淮南师范学院 法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38）

一、规训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矫正检视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三种惩罚模式， 分别为中世纪末期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18世纪反对酷刑的改革者的刑罚与现代纪律约束、监视技术和监狱设施，其认为刑罚形式的变革背后暗含着知识、权力关系的变迁。 刑罚是理智行为的表现，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方式。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现代意义的刑罚方式，其目标不仅在于惩罚罪犯的肉体，更要惩罚罪犯的灵魂，实现对自我的内部监控。社区矫正工作一方面可以实现对罪犯他律与自律规制的有机整合，另一方面使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空间中不断感知惩罚机制的具体运行。

社区矫正不仅是一种犯罪行刑与矫正的方式，同时还具有社会福利的属性，对矫正对象提供帮助支持，从而促使其顺利回归［1］。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仍是处于国家强制监管之下的刑罚执行方式，不过在执行空间上与传统刑罚的执行空间有区别。 社区矫正基于监控与服务的有机结合，运用层级监视、规范裁决和检查机制以及由这三种形式支持的“纪律权力”构建着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全景立体式监控”。社区矫正工作如何避免技术牢笼、书写反身规制实现人性关怀，是具体业务开展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守则。 传统意义上，学界普遍认为社区矫正工作作为全新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在充分开发存量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增量资源的投入和组织创新尤其是专业人员的介入可以缓解矫正领域专业人才短缺的困境，提升矫正领域中对罪犯提供个别化服务的能力；可以有效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有利于刑罚资源的科学配置，推动行刑权由国家向社会的回归；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同感，增强他们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接受度。这其中包含着十分凸显的理性思维和国家治理的痕迹［2］。

社区矫正工作实际指涉的对象及其覆盖人群的结构关系直接决定着具体业务的开展和对介入技巧的选择。筛选机制的确定背后包含着一系列有关罪行、惩罚的认知博弈。 对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的罪刑类别及比例结构的数据分析，对其主观恶意和行为习惯特点的客观评判，有助于社区矫正工作专业方法的选择及匹配性组合。 当前，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对于矫正对象有绝对权利。 近年来，社区矫正的实践不断丰富， 但实践中也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社会期望能在专业价值观引导下，对符合社区矫正的对象完成专业的、 系统性的的矫正，以助于社区矫正对象能够更好的完成社会化过程，实现刑罚轻缓化的真正目标，防止陷入福柯的“现代惩罚制度所不可避免的悲剧轮回”［3］（P346）。

二、社区矫正的内涵与地方性实践——基于H市X 区Y 镇的数据分析

（一）数据呈现和研究方法

通常而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司法行政机关（司法局）及其派出机构（司法所）在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所体现的刑罚理念及其制度、刑罚执行方式的变革与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社区利益、被害人利益和罪犯利益的过程［4］。 社区矫正工作及体系构建是罪犯行为生成社会归因与个体归因系统整合理念主导下的规制模式创新。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和重点访谈方式， 对H 市X区Y 镇2019 年全部社区矫治对象展开分析与质性研究，重点围绕犯罪类型、犯罪原因、接受帮扶情况等内容并结合过程事件的分析手段进行研究，总结地方性社区矫正实务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研判规训技术的具体运用和体现，探索存在的问题和阻隔，以期推动社区矫正工作的科学化、体系化（见表1）。

（二）实务理论和具体介入的基本范式

H 市X 区Y 镇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业务主要围绕表2 所示的内容开展， 取得了不小的业务成绩，但监管色彩和防范色彩较为突出，行政化管理以及活动开展的封闭性问题较为显著。 从H 市X区Y 镇社区矫正管理的流程和业务内容来看，多维度、多领域的工作指涉决定着社会多元主体整合性介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见表2、表3）。

表2 社区矫正工作环节及主要工作内容

（三）具体措施介绍——基于地方性实践

理想范式认为，从内在构成方面来看，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包含行动主体、目标设定、外部环境和条件媒介四方面内容。 这和系统理论所强调的社会工作专业系统是由社会工作者、服务对象、 改变的目标和为达到改变目标而采取的行动所组成的结构分析具有理论上的切合性。 具体而言，行动主体主要指社区矫正工作的实施者，包含司法部门主体、 政府行政主体以及社会公益组织主体等； 服务对象主要涉及矫正对象及其社会关系链接主体， 目标设定包含行为治疗、 心理疏导和认知教育、社会融入等；外部环境包含社区矫正工作得以展开的社会生态系统和符号系统； 条件媒介主要包含具体矫正工作开展所采取的策略和组织系统。 从构成来看，包含社会系统的各个方面，要求必须通过资源整合和规则制定赋予社区矫正运行空间。

表1 社区服刑人员类型统计表

表3 罪刑分类及社会工作介入模式

实际工作中，H 市X 区Y 镇的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主体有检察院、法院、监狱、看守所、街道社区等直接主体，工作开展中亦需要调动学校、家庭、志愿者、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各自发挥着不同的支持功能。 在社区矫正个案介入方法运用时既要关注对矫正对象的心理抚慰，同时还要关注矫正对象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 需要积极回应矫正对象在工作安排、教育学习、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优化处理和增权赋能其整个生态环境以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 需要矫正主体在信息、介入方法等方面强化沟通与协调。 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领域的专家介入能够有效提升矫正工作的实际绩效和专业水平。 如H 市T 区人民检察院未矫科共有工作人员3 名，每年办理的未成年案件人均多达260件，无论专业水平还是时间精力，均难以有效开展富有成效的矫正工作。 就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社会调查报告撰写这一矫正内容来看，规范性的文本涉及心理学、社会调查、量表测量等方面信息，没有社会力量介入，检察院现有文本只能采取表格式固定答案的勾选，文本信度、效度难以确保。 为此H 市T 区人民检察院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专业服务的方式外包社区矫正工作，积极利用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力量进行整合性介入，不断提升矫正工作的专业性和实效性，取得了十分积极的社会效应。

规训理论认为，日常监控的泛化通常通过观察权力、书写权力以及个案技术得以贯彻和实现。 其中观察权力强调被规训者一定要被置于可观察状态或可监视环境中，无论是通过技术手段还是管理手段来实现。书写权力则在于强调通过不断的书写记录、过程文本管理，建立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有效分类、复审和核对，并通过不断的资料积累、翻阅、评审构建完整的个体档案，以实现对人的精细化个案管理。 甚至通过各种量表实现对人内在自由、精神状态的掌控，使得最为隐私、最为个体的部分也被不断的透视和审视。H 市社区矫正工作从管理流程上来看要完成的矫正工作卷宗包涉及填写的文案就高达50 多种， 文案的写作极大地限制了管理人员投入工作的创造性和积极性，难免会造成一些形式主义的仪式性工作，但从责任分担的角度来看又不可避免。科层制的牢笼不断泛化碾压着行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和行为选择。

从管理规范性上来看，社会矫正工作的过程管理往往通过具体的表格和系列审核予以呈现，如社区矫正审核表、登记表等。 使得规训和监控悄然无声的在社会层面得以具体呈现［5］。 广义社区矫正工作涉及的主体、领域比较宽泛，这就要求必须整合多方面资源， 构建矫正服务对象立体的规训体系。多元主体的介入和多种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构建矫正对象良性的社会生活生态系统，提升其正向社会链接。 社会化理论认为，人的行为和认知形塑除受生物遗传因素影响外，还受家庭、学校、社区、大众传媒以及伙伴群体等多元中介的影响。既然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空间主要集中在社区之中，那么这些影响元素的优化整合和机制衔接就显得尤为重要。多元主体的介入和资源整合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存在其必然性和可行性，是未来推动社区矫正工作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四）经验总结与反思

第一，坚持技术支持和资源链接的多元性。 多元主体的共同介入以完善危险评估机制并采取层次管理制度。所谓危险评估机制是指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专业机构或专门社会机构运用特定的工具和技术对依法服刑改造的罪犯，分别做社区矫正人员审前调查评估、人身危险性测评、再犯罪危险性预测和鉴定的一项综合性、专门性的工作总称。 它是一种从过程角度防范和控制再犯罪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的管理制度，是行刑个别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或者更准确的说，它是用以控制社会安全风险、保障社区安全、社会安全和社会秩序的一项组织化社会管理措施。 围绕社区矫正对象的身体、心智和生活史等展开。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罚执行活动，必须有一支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为保障。同时，考虑到社区矫正的社会性，应当充分利用社会的力量开展工作。 社区矫正队伍要遵循“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的原则，以社区矫正专业工作者为主体，以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为补充，以其他社会力量为后盾。 聘请专家、学者在各个阶段对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门培训，逐步实现培训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同时探索与社会团体建立合作关系，不断壮大志愿者队伍并加强培训，实现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不断适应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

第二，坚持服务领域和内容拓展的综合性。 基于社区，通过引入社会组织，特别是高校资源参与司法实践和社区矫正工作，能够有效解决工作人员不足、专业技能不强等问题。 重点围绕以下几方面内容开展工作。

1.心理矫正服务。 委派具有丰富经验和具备执业资格的心理咨询师或者社会工作者，定期为社区服刑人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包括入矫时的心理状态测评、矫正过程中的心理状况回访、心理问题严重人员的个别矫治、心理辅导团辅活动等。 通过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心理状况分析和干预，引导社区服刑人员自觉接受教育改告，进一步提高矫正质量。

2.再犯罪风险排查与矫治。 由高校指派经验丰富的专家，通过专业测评的方式每半年对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风险进行排查、稳控服务，包括入矫时的排查和高风险人员的疏导稳控活动等。通过再犯罪风险的排查与稳控，达到降低社区服刑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的目的，从而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集中教育学习服务。 各高校委派各方面专家学者，每个月对基层司法机关的社区服刑人员进行法制、道德、时政等转化教育服务。 通过提供多方面、有针对性的教育，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提高转化成功率。基层司法机关也可根据工作需要组织社区矫正人员到高校开展集中教育。

4.组织社区服务。 每个月由高校提供社区服务方案，委派人员指导，基层司法机关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参加各类公益性质的社区服务。 通过帮贫帮困、敬老爱幼、交通协勤、志愿者服务、市容保洁等各类社区服务的开展，引导社区服刑人员主动为社会做贡献、积极接受社区矫正改造。

第三、坚持矫正工作业务开展的立体性。 社会调查报告制度是指由特定的主体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在校情况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并制作书面调查报告，为司法机关公正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以H 市检察院提供的涉罪人员社会调查报告格式文本为例，其具体适用无论是不诉后帮教或是附条件不起诉考察帮教亦或是不捕后帮教等， 从内容上看均突出考查涉罪人员的家庭背景、个性特征、与案件有关情况、对涉案行为的认识、帮教条件等方面材料（见表4）。内容涉及面广， 需要多种专业人员的介入才能获取比较全面、 具有信度的调查材料， 社会调查分析报告的内在构成和作用发挥定位客观上要求多元主体的有效介入和合作关系的建立， 只有这样才能全方位、 立体性地了解涉罪人员整体的栖息地环境状态。

表4 社区矫正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第四、坚持强制性监管与人性化服务的交织相伴，突显全方位性。日常监管规范化。联合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严格落实每月入矫宣告集中制，切实增强社区服刑严肃性。完善区级社矫中心监管平台建设，实现视频探头乡镇、街道司法所全覆盖，结合手机定位系统实践，开展电子腕带监控应用试点工作。 创新工作，积极承办全市社区矫正教育宣传动漫作品前期脚本，通过卡通人物、动漫语言表现手法，对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进行全面阐释。 成立社区服刑人员志愿服务队， 通过组织服务队走进敬老院、走进社区、走进贫困家庭、走上街头，积极开展“学雷锋、树新生”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激发其承担社会责任。借助民主党派丰富教育资源，举办“道德课堂”，开展法治宣讲、法律咨询、义诊、就业推介、心理健康团体辅导等黄丝带帮教系列活动。 印发《职业技能培训需求调查问卷》，对社区服刑人员就业意向进行摸排调查，针对问卷结果适时与就业局开办职业技能培训班。 坚持全人主义视角，通过必要措施的有效介入提升矫正对象身心灵社的全面发展，以构建良性、赋权的外部支持系统。

在实务工作中， 实践性的经验也呈现了一些亟待进一步研究并加以有效回应的难题，主要表现为社区矫正工作资源投入不足、社会接受度不高、绩效测评依据缺失、实务工作规范缺乏技术标准等问题。 为此，后续必须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性、体系性、规范性构建，通过资源配置、规则制定以不断提升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场域的组织化、专业化，基于反思性实践不断夯实社区矫正工作实务的科学化水平。

三、规训视角下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介入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策略

由于规训权利的运作需要运用时间、 空间、身体等技术条件，辅之以监视、规范化裁决、监督、训诫等系统性活动，仅仅依靠司法机关实现社区矫正的全部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进一步推动社会资源介入社区矫正，借助系统化、专业化和标准化的系统来实现社区矫正的目标就势在必行。

第一，需求与服务内容的确定，突显基线调查的全面性。基本生存条件的保障需要，教育、就业权益的保障需要；正常家庭生活的需要，再社会化的服务需要等均是矫正对象面临的问题，因而在调查时必需坚持调查的全面性，同时也需要注意不同服务对象需求结构所具有的个体化特征，从而为针对性的资源投入奠定基础数据。社区矫正人员的犯罪种类有多种，年龄层次差异较大，在矫正的各个阶段矫正的心理状态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不能采用“一锅端”的工作方法，应依据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类型、年龄、服刑阶段等不同情况进行风险评估， 把他们分成不同的监督等级，区分对待、 分类管理。 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困境与阻隔分析， 充分评估加害社会与加害他人行为使其较难取得社会公众同情、 社会功能缺失的严重程度增加其功能恢复与重建难度等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政府治理方式与理念转变、符号世界的塑造和形塑，构建其运行空间和合法性体系。 政府主导体制下服务目录的设计，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强化资源投入和链接，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构建多元参与、功能互补的帮扶队伍体系。大力推进市、区、县、乡镇队伍建设，落实“队建制”工作；指导协调各县区招聘社区矫正协管员、公益性岗位和志愿者；督促市县区加大社区矫正经费投入力度。 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教育培训纳入“外部承包”，培养一批正规化、技能化、专业化的心理咨询师；推进岗位练兵规范化、常态化，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水平。政府、市场、第三部门之中，政府以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为己任，市场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第三部门通过志愿提供公益。三者在公共服务配给和社会资源配置上都各有优点和缺陷，三者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关系，三大主体虽有其相对固定的领域，但彼此之间又存在交叉。 政府要在政策上给予社会组织、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合法性，提供必要的资金、税收等方面的便利。

第三，主体培育与关系梳理，构建多元介入的合理分工机制。 以民间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志愿者为中坚，社会力量以行为规训、心理矫治、就业接纳和网络构建四大路径介入罪犯的社区矫正。提高信息化平台的运用程度，及时完成社区服刑人员日常数据录入以便各主体及时提供必要的帮助并通过大数据的信息整合以提升帮扶的整合性。政府主导体制下， 服务目录的设计必须充分考量涉及到的伦理困境， 处理好管理者与员工、 管理者与资源提供者、 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 管理者与其他相关团体之间的关系。 在实证主义、 人本主义为两端的价值框架之内， 在无政府主义和强政府主义的权力规制体系中合理设定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和价值关联。 可以通过社区工作和行政工作，加强案主与社会资源的联系，发挥正式团体、非正式团体的社会辅助性作用。 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安置解教人员时， 可以从增加安置解教人员的社会网络资源视角出发， 以增强其社会资本。 从家庭、社区、政府三维角度提升外源性的支持资源。

图1 社区矫正工作权力等级、技术手段坐标系统

第四，专业工作的介入和流程管理。 结合实地数据开展需求评估，采取个案管理、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方法予以有效应对， 便于进行效果检测、便于开展方案设计与项目策划。 开展社区矫正档案达标升级活动， 逐步推行社区矫正档案电子化， 提升档案管理科技水平。 通过微信、 微博、qq等，把创新点、亮点、重点工作，准确及时上报，把好信息质量关。 创办《H 市社区矫正工作通讯》，并以此为抓手全面了解和反映基层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推动过程管理和专业介入的精密化。以专业司法社工事务所为依托，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嵌入式”管理模式；以推动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为载体，深化社区矫正工作帮扶救助机制；以建立社区矫正人力资源库为突破，构筑服务社区矫正工作的“智汇”平台。 从流程管理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通用工作模式包含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等环节，这和矫正工作的工作环节具有同构化性质，通过整合能够有效匹配矫正工作程序管理与社会工作内容管理之间的衔接， 从而提升矫正工作的实际效果，并便于进行绩效考评。

无论是价值追求还是实务工作具体领域，社会资源介入社区矫正工作，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还具有其可行性。多元主体的共同介入能够推动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同时也有利于构建社区矫正工作的外部栖息地系统。从目标系统、改变系统、对象系统、任务系统多角度追求社会资源的整合有利于构建多元供给的有效架构，从而有利于高效率、针对性地满足服务对象的多元需求，不断建构起全面照护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系统，推动刑罚执行制度不断的现代性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