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出茂苑文氏父子的趣味传播

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仍遍天下。1[清]周亮工撰，《印人传》，清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见朱天曙整理，《周亮工全集》，第五册，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文彭，字寿承，号三桥。文徵明长子，生于弘治十年（1497），卒于万历元年（1573）。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岁贡生授嘉兴府学训导，累至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周亮工（1612—1672）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已然是清康熙年间。作为明清鼎革后的艺坛领袖之一，他一定听自己的前辈描述过文氏的事迹，欣赏过文氏的印章佳作。《印人传》的书写，是周亮工对晚明印人的一次集体纪念；也正是在他的笔下，文彭作为文人篆刻鼻祖的地位正式成为了定论。

过去的研究认为，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南都市中的市民消费发达，附庸风雅的热情刺激着巨大的书画消费和收藏市场。随着吴门画派的形成，以及大批书画家的涌现，书画上印章的大量使用，促使许多书画家尝试自己制作印章。最晚到了嘉靖年间，以青田冻石为代表的石质印章开始在社会中出现并流行，石质印章材料柔软，便于镌刻，让文人亲自奏刀成为可能。这些，固然是文人篆刻在晚明形成的外部条件，其中却忽略了晚明古玺印收藏尤其是以《集古印谱》为载体的大众出版物的广泛出版让印章的趣味欣赏越来越多地普及开来，篆刻才有脱离书画作品附庸地位的可能性。

不过，在这之前，吴门文人圈中崇尚古文辞、收藏图书、品鉴古物的“复古”趣味风尚对古物收藏和《集古印谱》出版影响的内因却讨论甚少。要知道这一趣味，早已通过吴门文人的鉴藏传播中影响着从上海顾氏到嘉兴项氏的江南古印收藏。

图1 [明]文徵明跋，《清明上河图》仇英摹本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人们往往热衷于寻找出谁是第一个动手刻制印章的文人。从“吾斋馆楼阁，无力营构，皆从图书上起造耳”2[明]陈弘绪撰，《寒夜录》，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134册，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01页。的文徵明，到“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3[明]阎秀卿撰，〈唐寅传〉，见《吴郡二科志》，上海国学扶轮社清宣统三年石印本。转引自陈道义、周新月著，《吴门篆刻史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70页。的唐寅，再到陶宗仪笔下“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4《南村辍耕录》卷十“先辈谐谑”条曰：“赵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宫道人’，钱塘周草窗先生密，以‘玛瑙寺行者’属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元]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19页。的赵孟頫，“造”“图”“刻”等字眼都让我们激动不已。实际上妄说以上三家，就连文彭本人也并没有留下关于“刻”印确凿的文字证据，不过都是他者的记录。万木春在讨论明代鉴赏家时指出：“与捍卫个人发明权的现代大学教授不同，明代鉴赏家的许多观点是以圈子和阶层为单位发表的。”5万木春著，《味水轩里的闲居者：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8页。如果我们能以此来看待文人篆刻的话，那么谁是第一个动手刻印的文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不应把文彭背后所代表的吴门文人圈子忽略，要知道周亮工在另一部生动描绘明末艺文人物群像的《读画录》中，竟然把李日华排在文人画的首位，董其昌屈居其后6[清]周亮工撰，《读画录》，卷一，见《周亮工全集》，第五册，第21—28页。。这使文彭在《印人传》中“第一”的位置与真实历史不由得让人心生疑惑。所以我们不妨先跳过文彭，看看他的父辈及身边吴门文人圈子对篆刻的看法。

一 文徵明：趣味的传播

作为十六世纪最重要的文人艺术家，文彭之父——文徵明（1470—1559）首先值得我们关注。作为吴门圈子的领袖，文徵明主盟吴中画坛逾四十年。周应愿《印说》云：

至文待诏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嗣是雕刻技人如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临摹，糜不逼古。文运开于李北地，印学开于文茂苑。7[明]周应愿著、朱天曙编校，《印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7页。

文徵明，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长洲人，嘉靖二年（1523）以岁贡生举荐吏部，授翰林院待诏，故世称“文待诏”。苏州古时别称茂苑8《文选》中左思〈吴都赋〉里有：“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此处“文茂苑”当指文氏父子。根据黄惇先生的考证，周应愿的《印说》大约成书于万历十五年（1587）至万历十六年（1588）之间9黄惇著，《中国古代印论史》，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第59页。，距离文氏父子下世不远，所记应当不虚，此时关于印学的描述，尚没有将文徵明与文彭分开。而“李北地”，即“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作为明代中后期“复古”思潮的领军人物，李氏所提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引领了文坛近一个世纪之久。此处，周应愿毫不吝词地将文氏父子与李梦阳类比，可以说明文氏家族在印学史上的地位，而其中隐含的对“复古”趣味的引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文徵明在书法上诸体兼善，同代人多以赵孟頫喻之。“自赵集贤后，集书之大成者衡山也。”10[明]何良俊撰，〈书〉，见《四友斋丛说》，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97年，第252页。而和赵孟頫一样，文徵明对《千字文》的书写也情有独钟，一生所临写不下百件，并有《四体千字文》传世。其篆、隶书法的水平，在同时代的吴门中赞誉颇多。（图1）

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独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自入能品。此卷《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体苍润，可称《玉版》《圣教》；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尤可宝也。自兴嗣成此文后，独元时赵承旨及待招能备此众体。惜少章草耳。11[明]王世贞撰，〈题文太史四体千文〉，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文氏本人对自己的隶书似更为自信：“吾于篆则不能，隶莫吾如古人也。”12同注7，第38页。而由文徵明集韵、祝允明校韵的《汉隶韵要》的出版，又让我们看到了出版物在文氏隶书风格社会传播上的推波助澜。

……此载在《宣和博古图》《集古录》及吾衍诸家所说，而惟文太史、祝京兆独得其神，此《隶韵》之所由辑也。文太史篆书刻本盛行，惟隶书少有珉镌，外无闻者。今得名笔钩摹，而藻生又为寿梓以传。非特后学之导师，拟亦汉人之功臣也。故不辞而为之序。13[明]陈继儒撰，〈汉隶韵要·序〉，该书由文徵明集韵，祝允明校韵，陆士仁参阅，后由潘振再版，现藏国家图书馆。转引自郭伟其著，《停云模楷：关于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规范的一种假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2年，第105页。

不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文徵明的隶书风格，挑拔平硬、斩钉截铁，主要取法并不算汉碑，反而更接近魏晋之碑，这也是当时文人间对隶书趣味的共识14关于文徵明隶书风格的详细讨论，参见黄惇著，《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68页。。“至元则有吴叡孟思、褚奂士文，皆宗梁鹄，而吾松陈文东为最工。至衡山先生出，遂迥出诸人之上矣。”15同注10，第245页。不过“太史篆书刻本盛行”，却很能说明文徵明篆书风格对当时书坛的影响力。

嘉靖年间，由文徵明主持的《停云馆帖》历时二十余年刊刻完成。这套法帖所包含的书法作品从晋代“二王”的经典书迹一直延续到文氏自己的作品。和《真赏斋帖》类似，《停云馆帖》每卷卷首为隶书刊刻。不同的是，除了卷首外，《停云馆帖》每帖书家姓名也由隶书书成16中国法帖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法帖全集》，第13册，湖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帖成之后，在吴门士人中影响巨大，王世贞就先后留下十跋17[明]王世贞撰，〈文氏停云馆帖十跋〉，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百三十三，第6170页。。刊刻“法帖”的行为，除了文氏本人对书学正脉与法度的继承和强调外，趣味的传播更显得意味深长。

同样，文氏的藏书也体现出来吴中地区崇尚古文辞的传统。《楚辞》《文选》《昌黎先生集》……都反映了这一趣味18参见《停云模楷：关于文徵明与十六世纪吴门风格规范的一种假设》，第102页。。而更让人津津乐道的则是文氏本人对赵孟頫《汲黯传》的补写，范景中先生通过对《汲黯传》的传播研究，已经指出在明代中期复古热潮的流行，其间包括对文学、绘画、青铜器、陶瓷，甚至书籍的鉴赏。19关于文徵明对《汲黯传》的补写和流传过程中的鉴赏传播，参见范景中撰，〈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及《汲黯传》〉，载《附庸风雅和艺术欣赏：纪念贡布里希诞辰一百周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年，第121—167页。我想，印章应该也同在此列。

不过遗憾的是，文徵明本人并没有留下直接奏刀刻印的记录，周应愿的文字也只能说明文氏父子起初都参与了篆印，而由“鲍天成、李文甫辈”依样雕刻。鲍天成，吴县人，善雕犀角象牙；李文甫，金陵人，善雕箑边和香筒，两者都是当时有名的雕刻工匠。牙章不易奏刀，由文人落墨，而工匠动手倒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图2）

文家的众多收藏当中，曾有王羲之《平安帖》一卷，后入清内府。在卷后留下的题跋中文徵明详细谈到了此帖的鉴藏印记，倒是一条关于文氏印学修养的证据，颇为精彩。此处姑且全文录下：

图2 《丁丑劫余印存》卷一载（传）文徵明刻『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一印，尚为孤例，无从考证。

图3 上海博物馆编，《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文徵明部分印章

右晋将军王羲之《平安帖》，是绢上书。余所见右军数帖，惟《袁生》《鹘等》《此事帖》则纸书。而《月半》《眠食》及大令《鸭头丸帖》皆绢本。盖晋人珍惜其书，故多用绢，至唐人犹然。今此帖已刻之《绛帖》中，验之无毫发少异，疑即当时用以入石者。缝印有“绍兴”三小玺。其题签，即思陵之笔。盖思陵早岁，尝效元章书，故此犹带米法也。又有驸马都尉王晋卿“绝妙古今”及“书画印”前后钤之，而柯敬仲亦以墨印印之。二君藻鉴最精，当为真迹无疑。嘉靖癸丑五月望日，装毕因识其后，子孙永宝之。衡山文徵明。20见《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藏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7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08页。按，2010年嘉德秋季拍卖会上，此帖最后以人民币三亿零八百万成交。

从《历代名画记》的时代开始，以书画作品上钤印的前人印章作为鉴别依据已是收藏家的必要功课。以文徵明本人的身份，过眼的鉴藏印一定多如牛毛。抛去印文内容，对鉴藏印本身所表现的审美趣味文氏也一定有自己的见解。

斋馆印也是古代文人印鉴的一大类别，据载最早的斋馆印记录来自唐代宰相李泌的“端居室”印21[元]吾衍撰，《学古编·三十五举》，载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15页。。而到了文徵明的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奢靡之风开始蔓延，私家园林的兴造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随之而来的就是园中楼堂轩榭的置建和命名。而这种日趋奢华的斗富行为，也引起了文人的反思和批评。下面一条关于文徵明的逸闻就可见一斑：

文衡山停云馆，闻者以为清閟。及见，不甚宽敞。衡山笑谓人曰：“吾斋馆阁楼，无力营构，皆从图书上起造耳。”大司空刘南坦公麟，晚岁寓长兴万山中，好楼居，贫不能建。衡山为绘《层楼图》，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楼，公欣然拜而纳之。……尝观吴越巨室，别馆巍楼栉比，精好者何限？卒皆归于销灭。而两公以图书歌咏之，幻常存其迹于天壤，士亦务为其可传者而已。22同注2。

书斋的拟名蕴含着主人的修养目标，理想境界和行为准则。停云馆之所以享有盛誉、令人神往，并不在意物质上的营造规模，而正是在于精神上的象征。文人们借助高雅的文化活动来对奢侈消费后的失落感，而文字比物质更加不朽。23同注18，第99页。从现有文徵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枚“图书上起造”的“停云馆”或“停云”印频频出现（图3），而其他如“玉磬山房”“玉兰堂印”“歌斯楼”“翠竹斋”等斋馆印等也不在少数。《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中收录的文氏印鉴多达133枚，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斋馆印，而且这不是孤例，要知道文氏的老师沈周（1427—1509）也有92枚！而与文徵明几乎同时代的吴门文人的印例都不在少数：祝允明（1461—1527）87枚，唐寅（1470—1524）64枚，陈道复（1483—1544）64枚，王宠（1494—1533）39枚，文彭60枚，文嘉（1501—1583）64枚……当然，以上统计肯定不是上述这些吴门文人的全部用印，而且当中真伪相间。不过，已经说明了吴门书画活动的鼎盛时期，文人对印章使用的大量需求，而这种需求反之也促进文人篆刻的发展。

而且，与吴中地区上一辈画家相比，在文徵明的传世绘画中，表现文人居住环境和文人雅集活动的题材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在为无锡著名收藏家华夏所绘的《真赏斋图》卷中，文氏笔下丛竹翳阴，小溪潺潺，童子偏屋烹茶，友人姗姗来迟，寥寥几笔，足以让我们不经意间一窥吴门文人宁静淡泊的风雅情趣。

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文徵明拥有古印的收藏，但他本人一定对古物收藏并不陌生，一部元版《博古图》就曾是停云馆中的藏物24[清]于敏中、彭元瑞等著、徐得明标点，《天禄琳琅书目 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而在文徵明老师一辈的吴门文人里，对印章的趣味鉴赏和收藏已经开始蔓延。顾从德所辑《印薮》卷首第一方“秦汉小玺”就曾是沈周的藏物25《印薮》卷一“秦汉小玺”首列“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印，印下有文彭释文：“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白玉盘螭钮。国子博士文寿承云：玺以九字成文，制作精妙。其书乃李斯小篆，无毫发失笔意，非昆吾刀不能刻。其文亦非汉以后文字，绝为秦玺无疑。旧藏沈石田先生家，既归陆叔平，后为袁尚之所得，今藏顾光禄处。居京师遭回禄，玉变黑色矣。昔倪云林有诗云：匣藏数钮秦朝印，白玉盘螭小篆文。则此印又尝入清秘阁也。”可知此印曾为沈周所藏。[明]王常编、顾从德校，《印薮》，卷一首页，西泠印社藏明万历三年顾氏芸阁刻本。（图4）。而吴门沈津的《欣赏编》则留下了更明晰的注脚。

沈津，字润卿，长洲人，生卒年不详，当和文徵明相差不多。家世习医，正德间曾入太医院，嗜收藏。正德六年（1511）前后，沈津将其所藏古图谱刊成《欣赏编》丛书出版。吴中文人如沈周、祝允明、唐寅等都曾为之作序。图谱包括了《集古录》一卷、《欣赏印章》一卷、《茶具图赞》一卷、《砚谱》一卷、《古局象棋图》一卷、《谱双》五卷、《打马图》一卷等。所收包括文房、博戏、音乐、印章、砚台等方面，很明显都属于“玩”或者审美的范畴。在《欣赏印章》（图5）文后，有一篇黄云的跋：

印之为制，肇于符契。至秦汉而下，可以考见者得之山水墟墓及好古者所袭藏。宋王顺伯辨文考制，集而成书，名《汉晋印谱》，可谓精博矣。元赵子昂祖之而成《印史》。吾子行弟子吴孟思精篆刻，摹顺伯之不见者为册。长洲沈润卿嗜古甚笃，又摹孟思之不及见者通计若干。印谱无刻本，润卿刻之，以孟思与古之所摹者并刻焉，用继顺伯、子昂之遗轨。由是古人制度文字得以考见于千载之下，其为幸于后来，不亦大哉。昆山黄云题。26转引自萧高洪著，《篆刻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16页。

黄云的跋语道出了此谱的由来和性质。而印谱作为刻本发行更是有利于大范围传播。这部以“欣赏”为名的印谱早于《顾氏集古印谱》六十年前出现，其对后者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沈津与文徵明在内的吴门文人交往甚密。沈氏旧藏《宋徽宗画王济观马图》后就有文徵明的观跋27〈跋沈润卿藏宋徽宗画王济观马图〉曰：“徵明往与徐迪功昌国阅此卷于沈君润卿家，是岁为弘治十三年庚申也。及今嘉靖己丑，恰三十年矣。追忆卷中诸君，若都太仆玄敬，祝京兆希哲，黄郡博应龙，朱处士尧民，张文学梦晋，蔡太学九逵及昌国，时皆布衣，皆喜鉴别法书名画。每有所得，必互相品评为荣。及是诸君皆已仙去。惟余与九逵仅存，亦颓老翁，无复当时讨论之兴矣。润卿去仕中州，将携此卷以往。拭几重阅一过，不能不为之慨然也。是岁仲夏五月既望。”[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文徵明集·补辑》，卷二十二，〈题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26页。。而文家一直以来就同上海顾家——顾氏《集古印谱》的编辑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图4 《印薮》卷一首印，万历三年顾氏芸阁刻本,西泠印社

图5 沈津编,《欣赏编·欣赏印章》明万历刊本本，图片出自日本内阁文库

嘉靖三十二年（1553），顾从义购得米芾《蜀素帖》，并在八年后留下了一段题跋：

……余自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得见于长安友人家，倾囊以购之。……又为沈石田、祝枝山、文衡山三先生所赏鉴，尤为可宝。余每以此卷自随，一日过吴中，谒衡山先生，独不携此。适有覆舟之厄，先生曰：“米书在否？”曰：“否。”先生曰：“岂有神物呵护至此耶！”嘉靖四十年辛酉闰五月，研山居士顾从义，北上舟南阳闸展卷谨识。28[宋]米芾，《蜀素帖》，卷尾署：“元佑戊辰，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芾黻记。”并钤“米姓之印”，时年米芾三十八岁，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帖后可见文徵明观款“嘉靖丁巳（1557）十月三日，长洲文徵明观”，钤“文徵明印”。帖中关于顾家的最后记录是一方“顾九锡印”，这之后，《蜀素帖》已然是项氏天籁阁的长物了。通过顾从义的题跋，我们知道文徵明作为顾氏的前辈，顾氏每次拜谒停云馆时总会带些书画珍藏请前辈欣赏。不难想象，这其中就包括着顾家最值得骄傲的古印收藏。

文彭更是和顾家兄弟保持密切的关系。嘉靖四十年（1561）文彭在京候补其间，曾为顾从义作《顾氏园林册》29[清]韩泰华撰，《玉雨堂书画记》，卷二，转引自张慧剑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4页。，次年又为其临摹所藏张旭书《兰馨帖》并作题跋30参见[明]李日华撰，《六研斋二笔》，卷一，《四库全书》，第8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而在另一位古玺印收藏家范大澈的《碑帖纪证》里，也频频闪现文氏父子的影子，其本人与文徵明更有忘年交之称31参见[明]范大澈撰，〈鄞县志·范大澈传〉《碑帖纪证》，见张寿镛辑，《四明丛书》，第八集，民国四明张氏约园刊本。。

予初至京师先得一部，罗龙文闻而欲夺之……嘉靖癸丑，予携之归，过吴门，质之文太史衡山翁。翁曰：“绝佳，不易得者。此用匮纸拓，可宝之。”抵家，丰南禺知而索观，又欲夺去，予亦不与。要之奇品可遇而不可求耳。32同注31，“泉帖”条下。

“初至京师”让我们知道范大澈对碑帖乃至印章的收藏，在其二十多岁时便已开始。而罗龙文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顾氏集古印谱》的编校者（罗）王常之父，《碑帖纪证》里多次记录下他的碑帖收藏与见解，可见当年依附于严世蕃时，其作为金石藏家的身份已经名声在外。

（《澄清堂帖》）十卷皆羲、献书，不知何人所刻，诸书未载。上海顾中书汝河有之，宋纸宋墨而且精，后归罗龙文，罗被戮，今不知所在。33同注31，“澄清堂帖”条下。

顾从义（汝和）更是范氏津津乐道的人物，其笔下对顾氏收藏之精往往毫不吝惜溢美之词。

（《十七帖》）……余得丰存叔所藏敕字本，真神品也。上海顾汝和有一本，刻同而墨色较余藏者胜，今归吴门王百毂，胡可泉知姑苏时乃命章简甫即此本摹刻，亦佳。34同注31，“十七帖”条下。

王稺登（1535—1613），字伯毂（百毂），武进人，寓居苏州，文徵明弟子，又与文家有姻亲关系，是文徵明孙子文元善的岳父。文徵明去世后，王稺登主盟吴门词翰三十年，万历间吴门出版印谱多邀请其作序跋，著名的顾氏《印薮》正是由他命名。章简甫，吴中著名刻工，文氏《停云馆帖》就出自他手，华夏的《真赏斋帖》也由其摹刻，有学者相信他甚至独立完成了《真赏斋帖》的勾摹35盛诗澜撰，〈《真赏斋帖》勾摹者再考〉，载《中国书法》，2016年第5期，第32—41页。。范大澈和丰坊（存叔）看似远居宁波，实际上与吴门、松江等地的江南文人联系甚密，星罗密布的河道网络让藏家水路出行变得舒适便捷，大运河等漕运系统也让南北两京间的碑帖赏鉴信息如若比邻36明清两代漕运系统的发达造成运河的主要码头和闸口形成了规模可观的城市网，而这些码头因为漕运经济的繁荣又带来文化市场的需求。若以清代金石收藏家为例，可以看到有呈沿漕运或水运码头城市分布的特点，其中关于经济、政治和交通的联系值得进一步探讨。。

昔日我们在谈论金石学成就的时候，总是会搬出两座高峰：北宋和清代，仿佛两座高峰之间一定是鸿谷，殊不知其间的景象也让人目不暇接。就碑帖鉴赏来讲，明代刻帖之盛，足以呼应两宋。著名者有无锡华夏的《真赏斋帖》、苏州文氏父子的《停云馆帖》、临邑邢侗的《来禽馆法帖》、松江董其昌的《戏鸿堂法帖》等，此外还有《馀清斋帖》《郁冈斋墨妙》《寄畅园法帖》等大批江南刻帖。而根据张金梁的统计，有明一代刻帖多达107种！37张金梁著、卢辅圣主编，《中国书法史绎卷六·反思之旅》，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26—133页。这还没有包括对《淳化阁帖》的众多翻刻，上海顾氏就有玉泓馆本阁帖行世。无奈以上这些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派论》以后，统统被加以“帖学”的标签。乾、嘉以来的碑学大潮，欲打破传统“二王”帖学的书法风尚，而在摩崖碑版铭刻中追求书法古朴的趣味。但我们要知道，清代碑学大兴之前，碑与帖在书法欣赏和取法中，从来没有过绝对的分离。即使在清代碑学盛行的时候，也是碑帖并举的多元语境38关于清代碑帖并举的多元语境和碑学思潮的兴起，可参阅方爱龙、毛万宝著，《中国书法史绎卷七·风格与诠释》，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69—196页。。而“金石之学”或者“金石学”的专称，则要晚到清代乾隆中晚期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时才被命名和出现39乾隆四十六年四库内臣上进的《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集部十三·别集类十三“《盘洲集》八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条提要云：“（洪适）所作《隶释》《隶续》，于史传舛异考核特精。今观此集，如《跋唐瑾传》《跋丹州刺史碑》《跋皇甫诞碑》诸篇，皆能援据旧刻，订《北史》《唐书》之谬。盖金石之学，最所留意，即隋唐碑志亦多能辩证异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40页。转引自方爱龙、毛万宝著，《中国书法史绎卷七·风格与诠释》，上海书画出版社，第141页。。这种人为的“碑学”和“帖学”概念对立，造成了晚明文人对金石、碑帖的研究和鉴赏在历史上被视而不见。

书画、金石、碑帖、图书、古印，吴门文人圈的欣赏趣味，正是在以文氏父子为代表的文人艺术家与收藏家频繁的购藏、赏鉴中传递开来。而关于文氏父子和项元汴家族收藏的互动关系，前人有过太多精彩的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只引用封治国对于《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版书递藏链的分析，应足以说明项氏家族对文徵明趣味的继承：

《唐宋名贤历代确论》：文徵明—项元汴、项笃寿；

《容斋三笔》：文徵明—项元汴、项笃寿；

《楚辞》：文徵明—文彭—项元汴、项笃寿—项梦原；

《六臣注文选》：文徵明—项笃寿；

《汉书》：文徵明—项元汴。40封治国著，《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二 文彭：经典的形成

文彭和父亲相比，直接参与篆刻的证据看起来似乎要充分很多：

先是，公所为印皆牙章，自落墨，而命金陵人李文甫镌之。李善雕箑边，其所镌花卉皆玲珑有致。公以印属之，辄能不失公笔意，故公牙章半出李手。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41同注1，第23页。

这是周亮工《印人传》中对文彭制印的记载。不过仔细阅读，我们就会发现周氏关于前代印人的记述有道听途说之嫌，并未加详细考证。比如《书文国博印章前》中关于文彭偶然发现石章的记录，疑点颇多，却被后人津津乐道：

余闻国博在南监时，肩一小輿过西虹桥。见一蹇卫驼两筐石，老髯复肩两筐随其后，与市肆互诟。公询之，曰：“此家允我买石，石从江上来，蹇卫与负者须少力资，乃固不与，遂惊公。”公睨视久之，曰：“勿争，我与尔值且倍力资。”公遂得四筐石。解之，即今所谓灯光也，下者亦近所称老坑。时谼中为南司马，过公，见石累累，心喜之。42同注1，第22页。

首先，发现灯光冻并刻石者最早不是文彭。文中所记为隆庆中，而早在嘉靖年间，郎瑛在《七修类稿》就已有“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的记录43[明]郎瑛撰、安越点校，《七修类稿》，卷二十四，〈时文石刻图书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300页。，处州即今浙江丽水市，今天所流行的青田石产地即在其辖区内。关于石章作为印材的使用，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刘绩《霏雪录》曰：“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44[明]徐上达撰，《印法参同》，载《历代印学论文选》，第131页。山农指元末著名画家王冕。而上海朱氏家族墓地1960年代曾出土两方石印，钮制雕刻十分精美。其中一方朱文“丁丑进士”青田石印，所有者为正德十二年进士朱子文。印石后侧刻有“周经篆”三字，当是作者署款，其创作年代也早于《印人传》记载文彭从事石章创作的年代。

文字往往眷顾名人，因为话语权掌握在叙述者手中。与王冕同里的刘绩所说多少可能出于同乡之谊而为之宣扬。而将石章的使用权列名于王冕或者文彭，既不符合实物揭示的事实，也不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45孙慰祖著，《中国印章：历史与艺术》，外文出版社，2010年，第291—292页。

其次，文彭升任南京国子监博士的时候已在隆庆二年（1568）46[明]黄儒炳撰，《续南雍志》，卷十一，〈隆庆博士〉，转引自刘东芹撰，〈文彭七十以后年表〉，载《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205页。，身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而且还患有白内障47[清]周亮工撰，《印人传》，〈书文国博印章前〉载：“公左目虽具而不能视，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见《周亮工全集》，第五册，第25页。，恐怕再去勉力刻制石章的可能性不大，照理文彭篆刻石章的时间应该前推一些。更何况“谼中为南司马”当是指汪道昆任兵部侍郎事。司马本是汉时官名，晚明有以大司马称兵部尚书、少司马称兵部侍郎的流行现象。汪氏到任南京兵部右侍郎的时间已是隆庆六年（1572），而文彭却在前一年的秋后就调任北京，任北京国子监博士了48[明]许毂撰，〈明两京国子博士致仕赠文林郎文公墓志铭〉，见[清]褚亨奭撰，《姑苏名贤后记》，收入《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28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867页。。所以关于这条记录当是谣传，而周氏本人仅是“余闻”而已。不过，周氏强调的文、汪二人在南京同时出现，说明了南京也是文人印章圈子的一部分，这完全符合南京城市所处的地位。要知道这里和北京一样，也有一整套官僚体制，虽说多是闲职，但品阶却是一样。而三年一次的应天府乡试，以及到南京候补和谋求升迁的官吏，使得南京印学十分活跃。《印人传》的写作正是在明代以来的金陵文化环境中完成的。

而抛开“篆刻鼻祖”的虚衔，在周应愿《印说》文字里，我们倒是得以认识另外一个文彭：

（文徵明）子博士彭，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惟“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49同注7，第38—39页。

好一句“兴到或手镌之”，分明让我们看到了一名艺术家奏刀刻石时的自然率性。而正是这种随意而发的创作状态，让篆刻这样一个原本为工匠体力劳动的过程变成了个性发挥的载体。不管是“花乳石”还是青田石，都属于软石印材——叶腊石的一种，其摩氏硬度为2～2.5度，易于受刀，可控制性强，从而使对于铜、玉、象牙之类难以问鼎的文人，纷纷奏刀于石章，而无需假手于印工。50同注45，第292页。“不衫不履，自尔非常”，倒是接近文人篆刻摸索阶段的稚嫩技法，也更是一种审美趣味的精确表达。

文彭之前，关于治印一事，文人信札里鲜有提及。在文彭传世的信札中，这类内容开始增多。《明代名人尺牍选粹》中有《文彭与秋宇太史书》一则，收信人秋宇太史为胡汝嘉，号秋宇，江宁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善书画，为文彭好友。“瓢印大不惬意，须用重作，前日已略为改，尚未出。月初当为公料理，不误。”51《明代名人尺牍选粹》，第十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虽然奏刀时“兴到或手镌之”，但对印章效果却有着极高的标准，“重作”和“料理”，说明文彭不仅自己动手参与，并且已将篆刻作为艺术创作来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

作为文徵明的关门弟子，王稺登和文彭一定相熟，其对文彭的追忆也不应忽视：

余少有印癖，匣中尚多寿承之作，每一展玩，叹其绝伦，谓解牛斫轮之技，千载不传。52[明]王稺登撰，〈《金一甫印谱》序〉，载《历代印学论文选》，第459 页。

“每一展玩，叹其绝伦”，以至多年后回忆起来，都引以为豪、激动不已，文氏当时在吴门篆刻的地位可见一斑。在文彭本人致王稺登的信札中，另有一则提及为王氏刻印事：“日观葡萄已检，余山别后，能高兴过我一赏何如？名印附纳，馀迟面尽，不一。彭稽颡，玉遮尊兄。”53见《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四一《明人集翰》，转引自刘东芹撰，〈文彭七十以后年表〉，第206页。刻好的印章附上，并邀请客人前来一赏书画收藏，文人间的悠游适闲让我们艳羡不已。而文彭篆刻作品所传递出来的审美趣味，也正是在鱼雁往来间穿梭于江南的文人世界中。

为文彭刻制牙章的工匠，除了前文所列的李文甫、鲍天成之外，近年来黄惇先生通过对文彭《与上池书》的考证和解读，又获知另一位为文彭刻印的印人——王少微。54黄惇撰，〈文彭与《与上池书》解读〉，载《第二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213—217页。

王少微，苏州人，在周应愿《印说》中多次提及，称其篆刻得意处“不让秦汉印章，其朱文更得不传之秘”，可见他不是普通的工匠那么简单。通过周新月的最新考证，这位王少微的身份终于浮出水落石出。原来其名王幼朗，字和仲，号少微55周新月撰，〈明代吴门篆刻研究〉，载中国书法家协会编，《中国书法家协会年度学术课题研究项目成果论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82页。。在方用光《古今印选》中，有“王幼朗印”“和仲”二印，下注“玉印”。文彭已在至项元汴的信札中提到过他：

适卖研许生持旧研十许，并右军《思想帖》，后有松雪跋尾，在弊寓，屈过一赏。幸即命驾，和仲并望同来。拱候拱候。廿六日，彭顿首，墨林尊兄大雅。56[清]卞永誉撰，《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十四，转引自周新月撰，〈明代吴门篆刻研究〉，载《中国书法家协会年度学术课题研究项目成果论文集》，第282页。

看来这位王幼朗不仅经常为文彭篆稿的印章奏刀，还曾有过馆于嘉兴项氏的经历。同样被推荐到项家的还有章仲玉，为项氏完成唐摹《兰亭》：

闰月廿八日，嘉顿首拜复墨林老兄大雅。承手书远寄，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俱已登领，四扇如命写去。章仲玉虽回，又为凤洲请去临松雪《莲经》，想六月尽可毕事，诗石亦在此际完奉耳……57〈文嘉致项墨林札〉，载潘存厚辑，《明清两朝画苑尺牍》，台北中华书局，1971年。转引自《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第102页。

章仲玉是苏州刻石名手，《停云馆帖》刻工章简甫的儿子。名刻手辗转于各个收藏家间，可窥见当时三吴地区刻帖风气的兴盛。“而吴门文氏则如同总包工头，不断为需求者提供人才输出，这些奔波往返的工匠，构成了明代艺术世界的另一番景象。”58同注57。

嘉靖二十七年（1558），文彭出任嘉兴府学训导，从这时开始，项元汴与文彭和文嘉兄弟的交往更加密切。清初朱彝尊《赠许容》诗有：“往时长洲文博士，刻石类有松雪风。墨林天籁阁书画，以别真伪钤始终。”59[清]朱彝尊撰，《曝书亭集》，卷十四，《四库全书》，第13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朱氏与项家后人有姻亲关系，其诗中所说项元汴用印俱由文彭操刀事，值得我们注意。李万康对传世项元汴收藏作品钤印有过专文分析，透过细致的比较，让我们对项元汴印章真伪以及文彭篆刻风格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解决了过去很多的误读60李万康撰，〈项元汴收藏印研究〉，载《中国书法》，2016年第6期，第72—87页。。而其对项氏所用鉴藏印当为牙章的判断，让我们对王幼朗馆于项家的目的有了更多遐想。此行是不是他专程为文彭篆稿的牙章奏刀呢？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了。

图6 文彭刻象牙章“七十二峰深处”现藏上海博物馆

文彭的传世印章实物并不多，也极难鉴别。最著名的两件实物也都存有争议。“七十二峰深处”，朱文，牙章，现藏上海博物馆，传为抗日战争时期出土，文字清丽，镌刻秀润，所谓文彭篆稿、李文甫走刀的记载当为不虚（图6）。而“琴罢倚松玩鹤”，朱文石印，现藏西泠印社，边款刻：“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丁二内。公余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可知为散文名家唐顺之（荆川）所刻（图7）。按照周应愿的说法，文彭多做白文印，朱文印中只有“寿承”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这方连珠印在其书画作品中尚能看到，似可作为文氏朱文风格的标准件，其他频现的署名为文彭的印章则是鱼目混珠无法让人信服。以至于晚清时魏锡曾指出：

余所见国博印章，独其诗笺押尾“文彭之印”“文寿承氏”两印真耳。未谷先生论文氏父子印，亦以书迹为据，今人守其赝作，可哂。61[清]魏锡曾撰，《绩语堂论印汇录》，见邓实、黄宾虹编，《美术丛书》，三集第二辑，台北艺文书馆，1975年。

魏锡曾，字稼孙，晚清著名的印谱收藏家，连他都作此判断，可见文彭印章鉴别之难。而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文彭生前并没有编辑过印谱，故周亮工说“印至国博，尚不敢以谱传”62[清]周亮工撰，《印人传》，〈书文国博印章前〉载：“公左目虽具而不能视，如世人所云‘白果睛’者。”见《周亮工全集》，第五册，第24页。是符合篆刻艺术发展规律的。

我相信文彭的时代，也就是嘉靖隆庆间，很少有人会把刻印称为文人“艺术”。毕竟上层文人中像文彭一样亲手篆刻印章的还是少数。或者说局限在吴门文人间的小圈子，尚未放大。只有等到未来《集古印谱》的出版印刷的推广，让印章欣赏越来越多地普及开来，篆刻才有脱离书画作品附庸地位的可能性。但不可否认的是，明代中后期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书画市场的繁荣，文人书画创作时对印章的需求量是巨大的，这也变相地刺激了文人开始自己操刀制印。在文氏父子的影响下，吴门印人如陈道复、王宠、王毂祥（1501—1568）、周天球（1514—1595）、许初（？—1573）、张凤翼（1527—1613）等都有过印学的记录，而其中所透露的趣味也是一脉相承。

作为大名鼎鼎的文徵明的长子，文彭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成长环境和家学熏陶。由于父亲的高寿与自己科举屡受挫折，使文彭有长达六十多年的时间生活在苏州。除了随侍父亲学习文学和艺术之外，文彭从小得以和像祝允明、王宠等名士倡和的机会，晚年更是往返于南北两京之间，扩大了吴门趣味的影响。文徵明去世后，文彭、文嘉和苏州以及周边的无锡、嘉兴等地的收藏家来往越发频繁。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关注文氏兄弟在书画交流上的射利行为，然而，过去这些我们曾经小心谨慎地避开讨论的问题，现在恐怕被人们过多的关注。相反，文氏兄弟对收藏家趣味引导的问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要知道“恰恰是艺术家的趣味影响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响艺术家”63白谦慎著，《傅山的交往与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第83页。。前文列举的文氏父子与嘉万年间最重要的三个古玺印收藏家族的联系，恐怕也不只停留在互利的层面。《顾氏集古印谱》卷端“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秦玺下文彭的鉴赏文字，无疑是其参与江南古印藏家印谱制作的直接证据。“其书乃李斯小篆，无毫发失笔意”64[明]王常编、顾从德校，《印薮》，卷一首页，西泠印社藏明万历三年顾氏芸阁刻本。，对小篆文字的考证理解和对古印章刀情笔意的把握，正是文彭以及其背后吴门文人圈子中高雅“复古”趣味的体现：

印章兴废，绝类于诗。秦以前无论矣，盖莫盛于汉、晋。汉、晋之印，古拙飞动，奇正相生。六朝而降，乃始屈曲盘回如缪篆之状。至宋则古法荡然矣。我朝至文国博，始取汉、晋古章步趋之。65[明]沈野撰，《印谈》，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62 页。

一旦有了收藏家累累的汉、晋古印收藏，又让文彭辈的文人艺术家们有本所依，能够“始取汉、晋古章步趋之”。观念与艺术、趣味与收藏在这里并不能简单区分。沈野，苏州人，《印谈》约成书于万历二十八年。这段文字俨然是一部印学经典传承的谱系。当中文彭最大的贡献，或所代表的吴门文人圈子的贡献，是开始对“汉、晋古章”趣味的认可和取法，这才是真正的“篆刻鼻祖”。

“我明德、靖之间，吴郡文寿承崛起复古。”66[明]朱简撰，《印品》，见《历代印学论文选》，第451 页。通过文彭，让吴门圈子“欣赏”古印的趣味在收藏家那里也得以传播。等到了“今夫学士大夫，谈印便称慕秦、汉印”的万历间，经典才得以真正形成[canonize]，而文彭，恰恰是介于经典（古）与时代（今）中间的桥梁。

万历元年正月二十日，文彭溘然长逝于北京。他的离世对十六世纪末的吴门后辈意义重大，似乎在宣告一个黄金时代的结束。而他们将要迎接的，将是明代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文化繁荣，而篆刻将在万历年间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文人艺术”67在《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变迁》中，白谦慎引用了徐世溥的一份名单，来说明万历时期的文化成就，并引出“篆刻在万历年间成为一项重要的文人艺术”。徐世溥的名单如下：“当神宗时，天下文治响盛。若赵高邑(南星)、顾无锡(宪成)、邹吉水(元标)、海琼州(瑞)之道德风节，袁嘉兴(黄)之穷理，焦秣林(弘)之博物，董华亭(其昌)之书画,徐上海(光启)、利西士(玛窦)之历法，汤临川(显祖)之词曲，李奉祠(时珍)之本草，赵隐君(宧光)之字学。下而时氏(大彬)之陶，顾氏(名不详)之冶，方氏(于鲁)、程氏(君房)之墨，陆氏(子刚)攻玉，何氏(震)刻印，皆与古作者同敝天壤。”白谦慎著，《傅山的世界：17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