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困境

摘要：关于《文心雕龙·辨骚》中“四异”和“博徒”解读的争议，至今仍未平息。少数学者认为其均属褒义，显然是不符合原文实际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读，除了对楚辞作品认识上的古今差异、对刘勰关于经典与辞赋的定位把握有偏之外，主要原因在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制约。这种思维模式不可避免地导致研究者陷于困境。

关键词：《文心雕龙·辨骚》;四异;博徒;二元对立思维模式

本来，世间万物（包括万物灵长的人）及其状态，都有好中差或左中右之别，而三者之中，“中”的部分往往占据绝大多数，由此决定其基本形态。孔子主张“执两用中”①，良有以也。这个“绝大多数”，细分起来又千差万别，由此构成大千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小孩子看图书影视，先要让他去分辨里面哪是好人坏人，这对培养其最初的识别能力当然是必要的。但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好人和彻底的坏人却难得一见，因而孩子长大后必须指导他跳出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否则他就无法认识复杂的社会并正常生活于其中。文学作品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必须揭示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自然会把大量的“中间人物”、中间状态作为描写对象。但在特定的历史年代，文学创作中中间人物、中间状态却写不得。中间人物、中间状态既写不得，于是当时可以面世的作品中就只剩下了高大全似的英雄人物和一门心思搞破坏的阶级敌人，时时处于紧张激烈的斗争之中。这种出自某种既定概念的作品，和现实生活的真相当然是严重背离的。在文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那时我们的学者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先要按照时兴的标准判定他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如此划线站队之后，再以这种先入之见对其进行审判，肯定者被捧到天上，否定者被打入地狱。其中有的是不得已而作的违心之论，有的则受其浸染，积非成是，回到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逐渐打破了这种思想禁锢。在文学创作领域，作家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中间人物，英雄人物不再“高大全”，反派人物也不再脸谱化，文学艺术领域才开始繁荣起来。与之相应，在文史研究领域，打破禁锢之后，许多过去的成说被质疑，许多过去被遮蔽的人物、事件、观点被发掘出来，促进了学术的进步。但是毋庸讳言，仍有一些学者的思维定势没有发生根本转变，长期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仍然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顽强地发挥着作用，以致影响到对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此类偏执之见也得以公开发布，并引起一定反响。《文心雕龙》研究中关于《辨骚》篇“四异”“博徒”的误读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议就是这样的典型一例。

一、《辨骚》篇“四异”“博徒”引起的争议

在《辨骚》篇里，刘勰（约465—520）以儒家五经为标准衡量楚辞，有如下一段论述：

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故其陈尧、舜之耿

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

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

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

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

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至于托云龙，

说迂怪;驾丰隆，求宓妃;凭鸩鸟，媒娀女：

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毙日，木夫九首，

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成之遗则，从子

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

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

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

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

《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②

刘勰辨析的结果是，较之儒家经典，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有“四同”“四异”;其结论性评价则是楚辞为“《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职是之故，《辨骚》才以“辨”名篇。我们看到，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较之儒家经典之外的其他作家作品，也是赞赏程度最高的，说明刘勰对其是高度欣赏和充分重视的。通观全篇和全书，不难发现，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认真的研究，尤其对屈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是，刘勰的肯定并不是毫无保留的，而是极有分寸的。他的衡量标准，是儒家的五经。之所以采取这一标准，固然是由他的宗经观念所决定，而直接原因则是由于汉代不少人拿《离骚》“举以方经”。他认为，那些评价“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属于“鉴而弗精，玩而未核”。为了核实这些评价的得失，他征引了楚辞作品中的许多例证，证明其有的合乎经典，有的则并不符合。这就否定了汉代各家试图把楚辞作品推为经典的观点。对同于经典的四个方面，刘勰当然是充分肯定;对异乎经典的四个方面，则明显带有贬抑。因为，“诡异之辞”显然不符合刘勰在《征圣》《风骨》及《序志》中多次征引的《周书》“辞尚体要，弗唯好异”的经义;“谲怪之谈”更与“子不语怪、力、乱、神”大相径庭;“狷狭之志”有违于“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的信条，而“荒淫之意”则超越了“乐而不淫”的藩篱。这样的辨析意义何在呢？诚如清人纪昀（1724—1805）所说：“词赋之源出于骚，浮艳之根亦滥觞于骚，‘辨字极为分明。”③ 就是说，刘勰之所以要“辨骚”，是因为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虽然在主要方面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为后世开了浮艳的先例，以致“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定势》）。所以，他称《离骚》为“奇文”，固然是很高的评价，但认为它和儒家经典并不在一個层次上;屈原虽然被他誉为“词赋之英杰”④，但其作品与出自圣人删述的《雅》《颂》相比，毕竟还有不足，只不过是“博徒”。“博徒”的本义为“赌徒”，引申义为“低贱者”，有差等义，而在这里的用法，恰如刘凌先生（1945—）所说：“不过是由引申义‘低贱者随文指为‘稍逊者罢了。”⑤ 我们还应该知道，“六朝时赌博成为士族任诞风气的一种标识，而任诞作为魏晋以来个体自觉的最极端形态，社会评价总体上趋于肯定，故‘雅颂之博徒虽然是以雅颂为标尺对楚辞的贬低，但贬低的程度是很轻微的。任诞意味着个体的过度自觉，突破了名教之约束，刘勰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博徒一词，其真正指向的是滥觞于楚辞而大行于六朝的任诞风气在文学领域所造成的无序状态。”⑥ 所以“博徒”虽有贬义，而并非全盘否定。至于同、异各列四条，应该是为了适应骈文对偶形式的需要，不必机械地理解为褒贬各半。刘勰对异乎经典的举例表明，他所不满意于楚辞的，主要是其“夸诞”的一面，也并非完全否定。有论者曾指出：“说刘勰对《楚辞》有贬义，并不意味着对《楚辞》是全部否定，而是在整体肯定基础上的部分否定。对比‘四同、‘四异，可以发现，‘四同是根本性的，‘四异是局部性的。这从刘勰所举的例子中能够看出来，‘四同着眼于《楚辞》的体、旨、义、词等大的方面，‘四异着眼于《楚辞》的词、谈、志、意等局部问题。”⑦ 这是符合原文语意的。而刘勰之所以要“辨骚”，目的之一显然是要表明：他之征圣、宗经，是不包括《离骚》在内的（在这一点上，与《正纬》有相同作用）。尽管他认为《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成就非凡，“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⑧，并且在感物抒情方面将其与《诗经》并举，称“诗骚所标，并据要害”（《物色》），但在其心目中，《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较之作为经典的《诗经》，毕竟还是有差距的，两者不能等量齐观。不管在后人眼中刘勰的定位是否准确，但其本意却不容误解。考之《文心雕龙》的传播接受史，历代学者的理解也大抵如是，至少在四十年之前，对此向无异议。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有部分研究者对上述传统释读提出异议，并作出新解。他们认为，“四异”是刘勰对楚辞的变、浪漫主义、独创性等特点的概括，因而也属褒义;至于“博徒”，则为“博雅通达之徒”，也是赞语。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旁征博引，好像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很乖谬的现象：同于经典的是褒义，属于完全肯定;异于经典的也是褒义，也属于完全肯定——既然如此，刘勰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的力气去“辨骚”？“博徒”作为赞语，除此之外还别有他例么？！如果将其作为赞语回赠，不知持此论者是否乐意接受？！不过颇有意味的是，尽管也有学者对此通过详细的考辨证明其说难以成立⑨，甚至剀切指出：“企图论证其（按指四异）并非贬辞是徒劳的， 也不可能对这四异有的是褒，有的是贬。刘勰绝不会公开地、直接地和自己的‘宗经主张唱反调。”⑩ 但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让持其说者认可，反倒引起了他们颇为激烈的反弹{11}。也就是说，这场争议至今仍未结束。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探讨。

二、对楚辞作品认识上的古今差异

鲁迅先生（1881—1936）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12} 这一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从文学角度评价楚辞，认为其文学性高于《诗经》，也是现当代文学界多数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经典已经丧失了“定于一尊”的特殊地位，而“文学”也已经从包罗万象的“文章”中独立出来。当代研究者们所处的社会、学术环境，与刘勰《文心雕龙》产生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年来，大多数研究者是把《文心雕龙》仅作为一部纯文学理论著作看待的;而且其所谓“文学”，又是按照近代以来西方传入的文学概念定义的。他们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给予更多关注的，往往限于其中能和现在的文学观念可以对应的东西。由于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属于纯文学作品，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实际上具有了比儒家经典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按照当代的文学标准，儒家经典除了《诗经》以外都算不得文学作品，就连《诗经》中的《颂》诗和《大雅》的多数篇章也嫌文学性不足。这样的认识，以现代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衡量，自然不无道理。我们多种版本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对此几乎众口一词。如果不是专门从事《文心雕龙》研究的人，不妨作为成说或定论予以接受。但对专门研究《文心雕龙》，并试图对原著作出符合原意的解读的学者来说，此类先入之见则有着不小的危险。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生硬地套在刘勰和《文心雕龍》头上，便不免有削足适履、杀头便冠之嫌，导致方枘圆凿，屡屡错位。因为刘勰那时所谓的“文”，指的是表现为各类文章的几乎所有文化产品，如钱钟书先生（1910—1998）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学所指甚广，乃今语之‘文教”。{13}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今天之所谓“文学”作品，这也是刘勰“论文叙笔”的文体论部分包含了那么多在今天看来并不属于文学作品的原因。换言之，刘勰心目中之“文”，不仅是怡情娱性、模山范水的艺术性文字，而且还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要能够经世致用，能够“纬军国”、“任栋梁”（《程器》）。即便是不起眼的“书记”之类文字，也属于“有司之实务”，写作中也必须“随事立体，贵乎精要”，因为“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书记》），绝对马虎不得。而这些文字，显然是不在今天文学范畴之内的，因而也是入不了研究者法眼的。用今天比较狭隘的文学观尤其是带着对楚辞的先入之见去解读刘勰对楚辞的评论，就难免会出现扞格。

三、对刘勰关于经典与辞赋的定位存在误读

我们知道，刘勰力倡征圣、宗经，在他的心目中，儒家经典不仅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而且是各类文章的源头所在。在《宗经》篇里，他说得很明确：“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属于“赋颂”一类，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楚辞源自《诗经》，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只是在辞赋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用刘勰的话说，就是“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诠赋》），使附庸蔚成大国。也就是说，在刘勰的观念中，儒家经典是百川之源，《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只不过是其中一条川流而已，二者本不具有对等关系。所以，在刘勰《辨骚》的格局中，是以儒家经典为评判标准，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作为被评判的对象。这是认识和把握《文心雕龙》语境中《诗》《骚》关系的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无视刘勰宗经的事实存在，完全脱离儒学视野，单纯拿楚辞与儒家经典去作文学性的比较，就好像让运动员与裁判员比赛球艺一样滑稽。当然，如果不是进行《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完全可以将其作为资料库或语料库，各取所需，各从所好，就像刘勰所说的后人对楚辞那样：“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而要专门研究《文心雕龙》，在对刘勰心目中经典与辞赋的定位把握有误的情况下，无论认为刘勰是“扬《诗》抑《骚》”（笔者早期亦曾持此观点，今予更正），或认为他评价《骚》高于《诗》，都是有失准确的。现当代的学者们大多是现代教育体制下的科班出身，专攻一业，鲜有通才，他们对儒家经典与楚辞地位的认识，是来自于近人编写的教科书，或若干名家的定论;他们去评判古代文论中前人的论断，往往带有此类先入之见。他们以今律古，无法理解儒家经典为何被刘勰奉为圭臬，勉为其说云：刘勰不过是“打着儒家经典的旗号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抨击违背质文相称、衔华佩实旳浮艳文风”。换言之，所谓圣也经也，刘勰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的，并不代表他的真实思想。这当然是严重的误判。且不说作为“文之枢纽”主体的《原道》《征圣》《宗经》赫然俱在，即便稍微换一下思考角度也会发现疑点：齐梁时期儒、道、玄、佛各家思想已基本处于平等地位，且呈此消彼长之势，刘勰为什么要拿儒家经典而不是拿其他什么来“装点门面”并作为“旗号”打出来？如果他只是为了“建构其文学理论体系”，对儒家经典并不真诚服膺，又何苦作此违心之举？对刘勰征圣、宗经的误判，进而导致了更多的一系列误读。于是，刘勰评价楚辞逊于雅颂等儒家经典，哪怕只是“稍逊于”，他们也感到断难接受，因而非要穿凿附会、另立新说不可。

四、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制约

这种思维模式的制约应该是造成误读或歧见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说，前述两方面因素通过学习讨论还比较容易矫正的话，长期形成的思维模式则很难改变。

如前文所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形成于特殊年代，它本来就是违背人情事理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肯定与否定、褒与贬，极少会出现两个极端的现象，而基本肯定、有保留的肯定、基本否定、不完全否定，或者既褒又贬、褒中有贬、不褒不贬、寓褒于贬、寓贬于褒的情况则比比皆是，并且古往今来，概莫如是。但固守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人却无法理解因而拒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肯定与否定、褒与贬之间，二者必居其一，不应该存在既肯定又有所否定或既否定又有所肯定的现象，就好像好人不能有任何缺点、坏人也不能有任何可取之处一样。具体到对《辨骚》“四异”和“博徒”的理解，他们就走入了这样的误区。他们认为，既然刘勰认为《离骚》是“风雅寝声”之后“郁起”的“奇文”，而且是“辞赋之英杰”，赞美其“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辨骚》）、“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时序》），就不应该再对其有任何贬抑之词。然而刘勰却偏偏对照经典找出了“四异”，而且又称其为“雅颂之博徒”，他们先是对其感到大惑不解，然后竭力要证明“四异”以及“博徒”不应该是贬词。他们的主要理由和根据，是按照现行观点，所谓“四异”“即《楚辞》‘异乎经典的‘夸诞”，它们是“屈原作品中的神话传说、奇特怪异的景物，异域的风俗，优美的象征，奔放丰富的幻想”，而这些“正是屈原作品所代表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也就是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15}，因而不应该是贬义。

在这样的总体认知之下，持其说者在具体分析中认为：“诡异之辞”和“谲怪之谈”指作品中融入了神话传说，而在《正纬》中刘勰曾说古代神话“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可见刘勰对此不会否定。关于“狷狭之志”，则引《论语》中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的话来证明儒者对“狷狭之志”也并非持否定态度。而“荒淫之意”说的是《招魂 》《大招》为招楚怀王之魂而对楚国宫殿的华丽陈设和娱乐生活所作的铺陈和夸张描写，并非屈原提倡荒淫，刘勰也不至于低能到误解屈原提倡荒淫而贬低他，所以也不会是贬义。{16} 至于“博徒”，则引《知音》篇里评论楼护“彼实博徒，轻言负诮”的话为证，说明亦非贬义。{17}

这类论述中表现的思维逻辑极其明显，即：只要不是完全否定的，就一定是肯定的;只要不是完全贬义的，就一定是褒义的。这是典型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按照同样的逻辑，刘勰既然说纬书“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那么对纬书也就是完全肯定的了。既然如此，刘勰又何必去“正纬”？！殊不知，刘勰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的，对纬书总体上否定和排斥，但不妨碍他认可其中“有助文章”的东西。总体否定而局部肯定，有何不可？《论语》中孔子的话表明，他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中行”而非“狂狷”，只是在“中行”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才去选择“狂狷”，因而“狂狷”之逊于“中行”、不尽理想，是显而易见的。他对“狂狷”虽非否定，但其给予的肯定是有保留的。如果他对“狂狷”是完全肯定的，那么对“中行”又该如何？这是基本肯定而非完全肯定的好例。屈原固然不是荒淫之徒，也不会提倡荒淫，刘勰也并非误解屈原提倡荒淫，但作为批评家，他按照儒家经典的标准，对屈原作品中语涉荒淫、异于经典的现象提出批评，亦属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基本肯定而局部有所否定的好例。《知音》以及《论说》篇提到的楼护固然是博学善辩之士，其是否曾为赌徒姑且不论，但刘勰明明批评其“谬欲论文”“轻言负诮”“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怎么会是完全肯定的呢？试请回读原文：“至如君卿（按：楼护字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咨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岂可妄谈哉？……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论说》）就语境说，其中的“博徒”并不必是用其赌徒的本义，而只是用其引申义，指其“学不逮文、信伪迷真”的缺点。其中“况乎文士”一语，可知在刘勰心目中，“博徒”是明显低于“文士”的。整段话中，刘勰对楼护的轻蔑之意跃然纸上，怎么可以证明“博徒”不是贬词？至于认为“四异”“是屈原作品所代表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思潮，也就是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云云，显然只是现代人的认知，凭什么要强加在刘勰头上？综合上述，“四异”以及“博徒”属于贬词，殆无疑义。不过刘勰对其并不是完全否定，而是在對楚辞总体基本肯定前提下的局部的、某种程度上的否定，其分寸感是很明显的。其实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刘勰完全肯定、全无贬词的仅有儒家经典（尽管这在当今学者看来似乎并不妥当），而对其他所有作家作品都是有褒有贬而颇有分寸的。就拿刘勰对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的赞语“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金相玉式，艳溢锱毫”（《辨骚》）、“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时序》）而言，他所赞美的，不过是其“气”“辞”“采”“艳”等方面，并非总体评价。这些方面，仅限于作品文学性的范畴，并不像儒家经典那样具有他认为的经邦济世的巨大功能，所以只能是“奇文”，不过也仅仅是“奇文”而已。他一再告诫，后人在创作中，必须“悬辔以驭楚篇”（《辨骚》）、“执正以驭奇”，不能“逐奇而失正”（《定势》）。说明他在热情洋溢的赞语之中，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准确的分寸感。如果据此认为其评价楚辞总体高于《诗经》等儒家经典，则属典型的望文生训。

学界公认，《文心雕龙》在众多的中国古代文论著作中所以能卓然独立、高出侪辈，其“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朴素辩证思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刘勰要比我们今天的某些固守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的学者们高明多了。

五、结语

在《文心雕龙》以及相关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这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不良影响时有所见，解读《辨骚》篇中“四异”“博徒”引起的争议，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特例而已。有关学者的别出心裁，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承认“四异”和“博徒”含有贬义么？他们从感情上完全无法接受;而要证明其属于褒义，却无论怎样努力（包括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简单否定一切相反的见解），总嫌证据不足，难以服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以为是，自说自话，至多只能误导一些缺乏基本辨析能力的青年。而走出困境的唯一选择，就是抛弃这种害人不浅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作为年轻学人，则需要经常提醒自己，要保持独立思考，学会辩证分析，像刘勰《知音》篇所说“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不要被一偏之见所误导，尤其不要跌入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泥潭。

注释：

①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0页。

② 据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4—26页。以下凡《文心雕龙》引文均出自该书，不再逐一注明。

③ 转见戚良德辑校：《文心雕龙》，第29页。

④ 在《诠赋》篇里，刘勰还把这顶桂冠加给了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称“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说明他并非将其作为单独对屈原的最高评价。

⑤ 刘凌：《古代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⑥ 李飞：《由六朝任诞风气释“雅颂之博徒”——兼论〈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枢纽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

⑦ 高宏洲：《〈文心雕龙·辨骚〉释疑》，《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46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4页。

⑧ 此句说明，刘勰认为，受屈原及《离骚》影响的主要是后代“词人”，即辞赋作者，如“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之类。推而广之，“词人”可以理解为所有文学之士。但在造就栋梁、经世致用方面则作用有限。

⑨ 刘凌：《学术规范与“博徒”、“四异”释义纷争》，《古代文化視野中的文心雕龙》，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4—103页;李定广：《求新必先求真》，《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⑩ 牟世金：《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11} 李金坤：《〈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文之商榷》，《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韩湖初：《望文生训不可取》，《文心学林》2018年第2期。

{12}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10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版，第316页。

{13} 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870页。

{14} 曹丕：《典论·论文》，见《三曹集》，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178页。

{15} 毕万忱、李淼：《文心雕龙论稿》，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68页。

{16} 韩湖初：《〈文心雕龙·辨骚篇〉“四异”辨析》，《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17} 韩湖初：《〈辨骚〉新识——从博徒、四异谈到该篇的篇旨和归属》，《中州学刊》198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魏伯河，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教授，山东济南，250031。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