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从中国到英国

文/一凡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人种茶喝茶的历史源远流长。

英国作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与艾丽斯·麦克法兰（Iris Macfarlane）母子合著的《绿色黄金：茶叶帝国》（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一书中说，“一千年前，已经有数百万中国人经常饮茶”。早在公元4、5世纪，茶已经成为长江流域人们喜爱的饮品。唐朝时，喝茶习惯已传入中国大多数省份。公元780年，陆羽的《茶经》出版后，中国喝茶的人数变得更多、地域分布更广。

茶在1610年传入欧洲，第一站是荷兰阿姆斯特丹，1657年抵达英国。当时英国广告这样介绍：“一种质量上等的被所有医生认可的中国饮品。中国称之为茶，其他国家称之为Tayak或Tee。”茶叶传入早期，价格昂贵，喝茶的习惯在英国传播速度很慢。18世纪30年代，因与中国开展直接贸易，加之大量走私，茶叶价格大幅下降。不久，喝茶成了英国民众的日常习惯、风靡全国，平均每个英国人一年要消费一磅茶叶。19世纪中叶，“以茶待客”已经在英国流行，“下午茶”这一生活方式也开始成为社会习俗。

高额利润

1771—1810年，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税收高达7700万英镑，政府每10英镑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进口与销售，茶叶贸易已经成为英国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随着国家开支增大，英国政府开始想方设法减少购买茶叶的资金，英国商人也觊觎中国独占的茶叶利益。为此，英国想从中国引入全套茶叶种植技术和制茶工艺，先在中国的邻国——英联邦国家印度试验，再引入英国本土。但这谈何容易？当时把茶株和种子带出中国极其危险：官府悬赏任何涉嫌偷运者的头颅！

这时，将中国茶传入英国的关键人物——植物学家、冒险家罗伯特·福钧登场了。

福钧出身寒微，拥有园艺学从业资格证和贸易学资格证。因头脑灵活，他很快加入了英国皇家园林协会。1842年秋，第一次鸦片战争进入尾声，因在兰花栽培和其他温室观赏植物方面的功底，福钧被皇家园林协会派往中国进行考察，任务是研究、搜集稀有植物品种。在中国的三年多时间里，福钧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不适，其间更是遭到海盗的攻击，他靠双筒来复枪和左轮手枪，历经九死一生击退了海盗。1845年，他带着迎春花、荷包牡丹、中国薄葵、白紫藤、胸花栀子、芫花、双黄茶玫瑰、金橘等植物以及考察期间详尽的工作笔记回到英国。考察期间，福钧不仅研究、搜集稀有植物品种，还学习了中国的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1847年，他把自己的中国之行以旅行见闻的形式出版成《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一书，这为他赢得了“中国通”的名声。

搜集茶株，了解制茶工艺

1848年6月，福钧接受500镑的年薪——相当于一个在核心岗位上干了25年的人的报酬——第二次来到中国，为东印度公司搜集茶株样本、茶种和制茶工艺。这次中国之行最终取得成功，除了作为植物学家的科学精神、冒险家的大胆特质外，福钧还利用了中国百姓的朴实与善良。

福钧在上海雇了两位助手：一位是绿茶产地——安徽松萝山附近长大的王姓年轻男子，他熟悉从上海到茶叶产区的路，又会一些夹杂着英语的港口语言，便于与福钧交流；另一位外号叫“苦力”，他为了让福钧不被人一眼认出，逼着他学说中国话，穿中国长袍，甚至梳了一条大辫子！根据第一次到中国的经验，福钧将自己打扮成中国人，开始了第二次中国之行。两位助手把福钧带到了盛产绿茶的浙江、安徽。在王姓助手的家乡安徽黄山，当地百姓在生活上给了福钧周到的安排、在搜集工作上给了他热情的帮助；小孩子们在糖粒诱惑之下，也帮着他找茶株采茶种！这年10月，福钧到长江边上的一家茶厂参观，了解了茶叶生产的复杂烦琐流程：晒青、炒青、揉捻；如果要加工成红茶的话，还得经过发酵程序。作为一名植物学家，他对这些工作都作了详尽记录。

1849年春节前夕，福钧将搜集到的植物和种子从上海用货轮托运，经海路到达香港，再前往加尔各答和喜马拉雅山的种植园。一个行业内有名的茶种商人阿钦诚实地告诉福钧，海运过程空气潮湿，可以用烧焦的虱子灰作为袋装茶种防腐剂阻止蛆虫滋生。两个月后茶种和茶株运到喜马拉雅山的萨哈兰普尔茶叶实验园，13000株树苗仅有1000株还活着，茶种则无一存活！不过，由于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福钧自己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红茶茶种在玻璃箱中运到英属印度

1849年5—6月，福钧由一名叫胡兴的当地人带着，到了福建武夷山——中国极品红茶的原产地。他亲自到了传说中的百年大红袍茶树的生长之地，当年这些茶树已经存世200多年，是山上寺僧们的重点保护对象。据相关新闻报道，2000年起，武夷山大红袍母树被《福建省武夷山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列为重点保护对象。2003年，武夷山市政府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现有6株（有两株为无性繁殖所生）大红袍母株投保1亿元人民币产品责任保险。2005年5月3日，最后一次采摘自福建武夷山350年母树的20克大红袍茶叶正式由武夷山市人民政府赠送给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这些报道无一不显示出百年大红袍茶树的珍贵。福钧不仅从武夷山带回了数百株大红袍树苗和数千根茶树枝，还记下了茶叶的加工、晾晒程序以及红茶与绿茶之间的区域性差异。等他离开时，寺庙里的方丈还格外送了他一份特殊礼物：几株珍贵的茶树和茶花。这是福钧以前从未采到过，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品种。截至此时，福钧来华搜集茶株、茶种和制茶工艺已近两年。

在得知第一批绿茶茶种和树苗的不幸结局后，福钧便在茶种运输上作了改进，采用了沃德箱，再次运送了一批茶种到印度。顺道还夹杂了一批桑树树苗，按约定，附着在这些桑树上的所有权利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批树苗采集自中国最好的纺纱用蚕丝产区。运输途中，成千上万的红茶茶种在玻璃箱里就开始孕育生长，顺利到达了印度。

1851年2月，福钧完成了东印度公司交付的最后一项任务：找到并雇用了8名中国的专业制茶师。这些制茶师到了印度之后，被分派到不同的茶园为东印度公司工作。在《绿色黄金：茶叶帝国》一书中，作者作为茶园主，详细叙述了印度阿萨姆邦中国制茶师的辛苦劳作情况。

茶的商业价值极高。茶业生产需遵循一整套受中国政府严密保护的准则和独特程序，这套准则和程序是中国对竞争对手保持巨大优势的秘密所在。美国作家萨拉·罗斯（Sarah Rose）在其所著的《茶叶大盗》（For All the Tea in China: How England Stole the World’s Favorite Drink and Changed the History）一书中指出：“一直以来，中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这一切，都由中国独享。”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种茶制茶的技术与工艺是中国独家商业机密，就像可口可乐配方一样。事实上，清袭明制，对茶叶贸易进行严格管控，在各地广设茶马司、推行“茶引制”，以确保自身优势地位。《大清律例》中规定，“私茶有兴贩夹带五百斤者，照见行私盐例，押发充军”；如若官员纵容家人兴贩，“守备、把关、巡捕等官知情故纵者，各降一级调用”；若官员自行兴贩私茶通番，则“发近边充军”。然而，福钧以一己之力，把茶株、茶种与制茶工艺都带出了中国，幕后推动者则是鼎鼎有名的英属东印度公司。

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件无价之宝时，已经为时太晚。茶叶引种成功后不到20年，印度出产的喜马拉雅茶在质量、产量与价格的竞争力上都赶上或超过了中国的茶叶。数据显示，1859年，印度没有茶叶出口，中国出口英国茶叶为7000多万磅；到1899年，则下降到了1500多万磅，而同年印度出口英国茶叶则达到了近2.2亿磅。显而易见，茶叶贸易重心已从中国转移到了英属印度，英国成就了自身的茶叶帝国，中国茶叶出口贸易被破坏，在西方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

福钧之后，茶叶很快传到锡兰（今斯里兰卡）、肯尼亚、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种植面积与产量急遽扩大，价格大幅下降，曾经的奢侈品彻底平民化，成了流行全球的大众饮品。（本文图片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