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与关系：都市移民的共居网络

陈华珊,祝 敏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732;2.中国社科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上海 200433)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我国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4亿，大量流动人口从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以往的研究通过总结1982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包括流动人口普遍化、流动原因经济化以及流入地分布的沿海集中化[1]。而大量外来人口流入城市，给流入地造成了一定的住房压力，同时这些外来人口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的居住模式，因此不少学者将研究放在本地人与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方面，其本质是探索城市中的居住模式。

在国外的居住隔离研究中，学者大多关注社区中不同种族之间的居住分布和居住隔离情况，并发展了一系列测量指标，例如分异指数、暴露指数等，用以计算黑人和白人的居住隔离程度，其结果证实了城市中不同族群之间存在居住隔离[2-7]。除了种族，国外学者还对不同职业群体进行了研究，同样证实了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居住隔离现状[3, 8]。

国内有关居住隔离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且由于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长期二元分割，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比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而研究对象所覆盖的区域也多集中于北上广等外来人口大量流入地[9-11]。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研究本质上也是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选择研究，从空间上来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选择呈现出一种聚集趋势，孙秀林等在有关上海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中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呈现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沿着市中心以环状分布[11]。梁海祥的研究则发现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随着产业分布而聚居，在上海形成了以环绕外环线的双层劳动力市场的居住隔离模式[10]。刘涛等人也发现了城市中外来人口的居住聚居区，并且从就业机会、房源供给、宏观区位因素和交通便利性四个维度构建了北京外来人口居住选择和空间分布的解释模型，其中就业机会和房源供给是重要的影响因素[9]。

以上的研究都证实了城市中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存在一定的居住隔离，并且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呈现空间上的聚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研究中大多关注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模式和影响机制，呈现一种强烈的二元对立色彩，缺乏对外来人口内部相互之间隔离模式的关注。这样的研究视角显然忽视了中国人在社会支持网络和社会心理上所呈现的差序格局结构特征以及中国多元地域文化的丰富性。这一研究视角上的缺陷一方面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往对居住隔离的测量多是基于二元对照视角；另一方面也受限于数据来源，因为对于不同来源地的人口统计数据需要更加细微的数据层级，例如区县层级的人口流入流出数据，而在目前各个开放数据集中由于各种原因均不提供人口的来源地信息，从而无法对外来人口之间居住联系进行考察。

综上所述，本文将基于关系网络视角，从整体上对我国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情况进行测量，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从而丰富现有对于外来人口都市居住的研究。

二、理论视角

不论是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研究，还是外来人口与外来人口的混居模式研究，大多数居住研究在空间上以社区为主。滕尼斯最早提出的社区概念即是以血缘、地缘、共同的情感和亲密的关系为基础[12]。但是社区解放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社会网络，这种观点突破了社区的空间限制，以个人形成的社会网络范围作为社区的边界[13]，将社区从地域限制中解放出来。韦尔曼的这种理论视角实际上是把对邻里、亲密关系和地域性社区生活等传统的研究范畴转移到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探讨之中[13]。

社区失落论以齐美尔和沃思的思想为代表，其认为在城市中，人们在社区空间上的接近性并不会产生亲密关系，相反，在城市社区之中传统上因地域而形成的亲密关系正在逐步消亡[14]。沃思从都市的人口多、密度高、异质性高等特点出发，认为城市和农村不同，人与人之间很难产生信任关系，因此很难发展出因地缘而产生的亲密关系[15]，因此他甚至认为滕尼斯所讲的社区在城市中已不复存在[16]。

社区继存论认为大都市中邻里和亲缘团结带来的亲密关系仍然存在。刘易斯和甘斯通过对波士顿西区意大利移民的研究发现，社区衰弱的原因并不是社区失落论所说的因为人口的高密度和异质性，而是与居民本身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背景等有关；并且移民群体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受到大都市城市特质的冲击，仍然会提供社会支持和保持社会联系[16]。

而社区解放论是社区继存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该理论也认为都市特质的差异使社区继存和社区失落同时存在于城市中。社区解放者认为当今的社区是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的成员组织起来的社会网络，社区成员之间可以突破空间距离的限制，并且能够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文化来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

结合移民研究来理解社区解放论的观点，本文认为城市移民之间建立关系的基础来源于其因地域接近带来的语言、价值观等的相似性。例如来自同省市或相同文化区域的移民因语言和习俗等的共通性更容易产生认同感并建立联系。因此本文将这种因地域接近而带来的相似性称之为“地域性”，并且认为地域性所带来的联结能够在都市移民的共居网络中得到体现。

从整体上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人口流动主要呈现为由内地向沿海省份的流动，除了北京、上海两大巨型都市以外，广东、浙江和福建三省吸收了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流动到内地省份，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两类不同的流动的方向其所需的社会支持网络类型不同，流入地所能提供的居住安排、人口管理能力和社会包容性等亦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对于流动人口的居住格局将带来不同的效应。因此，本文将人口流入的数量和流入地的经济社会特征将样本数据区分为以闽粤浙三省为代表的人口流入省份和由其他省区市组成的非人口流入省份两个子总体(1)受限于数据粒度，北京、上海所辖的下级行政区个数太少，故不纳入分析范围。，并构造人口流入型共居网络和非人口流入型共居网络(此后简称“流入型网络”和“非流入型网络”)，通过比较流动人口的地域性社会支持在这两个网络中的差异，对上述三个观点进行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共居网络测量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2005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第七卷的迁移数据以及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0.1%抽样数据。五普0.1%抽样数据包含了流入地的省份和市、区信息，以及流出地的省(以下简称“五普”)，区县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建立以流入地市/区为行，流出地区县为列的迁移矩阵，采用图形罚似然模型[17]计算流出地区县两两之间的偏相关系数矩阵，即为流出地区县的共居网络，所得到的网络单位以区县为节点，其连边表示两个区县之间是否存在共居关系。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迁移数据，流入广东(约35.5%)、浙江(约8.7%)、福建(5%)三省的总人口约占总流动人口的49.2%。基于前述讨论，可将五普0.1%抽样数据进一步区分为两个子样本，即以闽粤浙三省一个子样本，其他省份为另一个子样本，并作联合罚似然图模型测量[18]，从而得到人口流入省份共居网络及非人口流入省份共居网络。联合罚似然图模型的优点在于其假设了一个共同的网络结构，而两个子总体则具有其独特的网络关联，因此两个子网络的测量结果具有可比性。

由于本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为区县，因此辖区内区县数目过少的省份或直辖市被排除，最终数据共涵盖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71个流出地区县。

(二)作用机制和研究假设

城市中地域性是否能够发挥作用？从具体的表现来看，其探究的是传统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的人际关系是否能够在城市中发挥作用，城市的高度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对这些传统的人际关系造成冲击。从社会支持网络的视角来看，当外来人口流入城市时，由于户口制度、福利制度、社会心理等等因素[19]，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存在区隔，大部分外来人口并不能很好地融合到当地社会之中，因而他们会倾向于向传统的人际关系寻求支持，比如亲人、老乡等，并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20-22]。

不同于国外对社会支持网络中弱关系的重视[23]，在中国，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支持网络仍以亲属和朋友为代表的强关系为主[24-28]，朱考金等人以南京市为例的研究中，通过对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探索发现，有50.2%的青年农民工是通过父母、亲戚、老乡、朋友等介绍而获得工作的[27]，这种就业机会的获得加强了他们对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支持网络的需要。对这一观点最强有力的支持还有城市中大量“城中村”的出现。李培林有关城中村的研究发现，城中村和传统的村落一样，是一个以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生活共同体[29]。

因此，城市中同乡关系是外来人口社会网络中的一种标志性关系，外来人口在城市里再建构的初级关系基本上是以老乡为主[25]，这也是地域性的表现之一。同乡和老乡关系是一种具有共同属性的认同感，并且逐渐变成一种弹性表达，它既包括来自同村、同镇、同县的人，还可以包括来自不同村、不同市或仅仅为同省籍的人[30]，从某种程度上说，同乡是一个具有不同社会心理距离的差序格局结构。

有关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对地域和关系这种作用机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张文宏等人通过对城市移民群体的研究发现，认同感在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31]，这种认同主要体现在文化因素上，例如饮食、语言等方面的相似性[11]。有研究认为具有相似特点的人更容易取得理解和支持，因而也更容易建立网络关系[32]。因此本文首先考察地域性的两个首要因素，即行政区划同质性及方言文化同质性，从而提出下述两个假设：

假设1a：同乡关系(2)受数据规模限制，只能界定到同省。在移民共居网络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假设2a：方言文化在移民共居网络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的都市移民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中，其研究对象大多是农民工[19, 25, 28, 30, 33-34]，从研究结果来看，进入城市虽然给农民工的带来了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但是并不能改变他们建立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的强关系模式[33, 35]，即在以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强关系仍然占主导地位。

前述的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的研究，在经验研究层面对内地省份外来人口的研究似乎被完全忽视了。若仔细考察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及内地省份外来人口的流动模式及其社会经济动力机制，我们可以发现有较大的不同。

首先，沿海省份吸纳的外来人口不仅包括农民工，还包括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流动人口。已有的研究表明，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的存在比较严重，在劳动力市场充分流动的情况下，较高学历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向经济报酬更高的东部沿海地区流动[36]。王春光在其有关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发现，对比精英群体，非精英群体的社会融入途径更加倾向于使用乡土性社会资源，通过群体的聚集和互助来找到合理的谋生和发展手段，而精英阶层本身凭借自己的资金、教育、科技方面的优势移民他国，则可以借助自身融入当地[37]。针对都市白领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白领新移民能够与本地居民建立社会支持关系[38]。其次，沿海省份相比于内地省份在城市化建设水平上更高，能够提供更为完善的住宅市场、居住安排。20世纪9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制造业就业的增长非常突出，与此相对的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就业紧缩[39]，沿海和内地省份之间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40]。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向东部沿海地区[36]，而在城市中外来人口是租房的主要人群，作为接收大量外来人口的沿海地区，相对于内地省份来说，其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因而具有相对成熟的租房市场，使得沿海地区的外来人口可以借助住房租赁市场解决居住问题，而不必要寻求老乡，朋友等的帮助。

因此，本文认为由于人口流动性质和特征的不同，地域性效应在不同类型共居网络中存在差异，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在流入型网络中，不同来源地的外来人口居住融合更强，因此同乡效应对于共居格局的形成贡献较低；而在非流入型网络中，同乡效应更强。

假设2b：同理，方言文化效应在流入型网络中低于非流入型网络。

四、共居网络基本特征及分析

在流入型共居网络中，区县间的连接数为1664条，而在非流入型共居网络中区县间的连接数为1691条，总体上看，这两个网络网络密度差异很小。

表1 移民共居网络基本特征描述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闭合三角关系、小团体和最大团体规模这几个指标在这两个类型网络中存在较大的差异。在流入型网络中闭合三角数和小团体数均数倍高于非流入型网络，而最大团体规模却小于非流入型网络(表1)。

(一)从闭合三角数和小团体比较共居网络同质性特征

表2 闭合三角数中省内交往比例

闭合三角指的是三个区县节点在共居网络中形成的闭合三角形，意味着三个区县共居的一种稳定模式，如果在一个闭合三角中三个区县至少有两个区县来自同一个省，则这个三角为同省三角，通过计算同省三角在闭合三角中的比例，可以比较共居网络中地域同质性的偏好。若同省三角的个数多，则表明该网络更偏好相同的地域同质性。从表2来看，在流入型网络2436个闭合三角中，有1371个三角中至少有两个节点来自同一省份，占了56%，而在非流入型网络中，同省三角占比则是68%。

从共居网络中小团体的层次考察省份属性的居住混杂程度亦可衡量地域同质性的偏好。分析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简称HHI)来衡量网络小团体中省份属性的分布混杂度(3)本研究对HHI指数做了反向处理，使得指数表示居住的混杂程度。。值越高越表示网络小团体中区县多是来自不同的省份，意味着来自不同省份的区县混居程度越高。计算结果显示在流入型网络中省份混杂程度(0.176)大于非流入型网络(0.154)。

从此部分的结果来看，两个网络中的闭合三角中同省三角占比均超过了50%，也就是说两个网络中均存在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同时由于两类网络背后的流动机制和当地吸纳机制亦存在差异，因此又表现出不同的强弱程度，在非流入型网络中，地域性偏好强于流入型网络。

(二)从省内交往水平看共居网络的地域性及差异

正如本文之前讨论的，移民共居网络研究关键在于地域的接近性是否促进了关系的形成，若是存在，它的具体表现机制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部分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同省内部区县间的共居关系及其省内的交往密度。根据五普的迁移数据可以发现，人口主要流向广东、浙江和福建三省的省份有江西、湖北和湖南，比例分别是84%、66%和84%，而安徽、河南和四川流向这三省的人口分别占总流动人口的30%、41%和57%，这三个省的主要流向地是其他省市。

表3 分省省内交往比例

从表3可以看出，主要流向广东、浙江和福建三省的江西、湖北及湖南在流入型网络中表现出了较高的同省交往密度，差异分别是0.049、0.049和0.032，同时安徽、河南和四川也在非流入型网络中表现出较强的同省交往密度，差异分别是0.125、0.106和0.139。

社区消亡论认为城市社会高理智、高效率的社会活动、重金钱的都市特质，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金钱关系[16]，地域性因而无法在城市社区中继续发挥作用。从两个网络来看，广东、浙江和福建三个沿海人口接收大省，经济发达，对比其他省市具有更强的都市特质，但是也仅仅有部分人口流出省在其网络中表现出地域性，而另一部分则在非人口流入省份中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

这样的发现似乎更符合社区解放论的代表人物韦尔曼的发现，当把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社区之后，“社区失落”和“社区继存”是可以同时存在的[13]，而在两个共居网络中也表现出了同样的特点。对于人口输出省来说，他们会在主要流入省中表现出“社区继存”，而在其他非主要流入省中表现出“社区失落”，也就是说地域性能否发挥作用与都市中移民人口水平有关。

因此对比两组数据可以发现，当都市中地域相同的人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就越容易因地域而形成网络关系，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地域的空间接近性仍然会对移民的社区关系产生影响，其是否发生作用取决于城市中同来源地的人口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等地在非流入型网络中的同省交往密度普遍大于江西等地在流入型网络中的同省交往密度，也就是说地域性在两个网络中的表现力似乎是不一样的，在非流入型网络中表现出了更强的特点。因此本文推论，相对于非流入型网络来说，流入型共居网络模式应该是低省内聚集、高省外关系，表现出了较弱的地域性，非流入型共居网络呈现出相反的特征。

(三)从省际交往水平看移民共居网络的地域性及差异

表4 分省平均省际交往比例

由于前文已经对省内交往进行了考察并得出结论，本文在这部分对两个网络的省际交往状况进行了梳理，通过计算省际交往平均关系数，发现相对于非流入型网络，流入型网络的确表现出了较强的省际交往性(17.35 > 9.83)。之后将按省份分组计算之后可以发现19个发生省际交往的省之中有13个省在流入型网络中的平均省际交往数高于非流入型网络(部分结果见表4)。

为什么地域性在两个流入地不同的网络呈现出差异呢？前面已经证明地域性作用的强度与人口输出省份在都市的人口水平有关。但是在上一部分的讨论中对比的是人口输出地在本省人口中在两个网络的分布情况。

在这一部分由于对比的是两个网络总体地域性的差异，因此本文根据五普的迁移数据计算了流入地省份的不同流入地流入人口的方差，之后按照两个网络的划分计算平均值，结果显示三省的平均方差为418248.1人，其他省份的平均方差47100.04人。表明相于比其他省份，流入三个人口流入大省的不同省市之间人口分布较为均匀，但是在其他省份，一些省份的人口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因此产生了更强的地域效应。

这一推论补充了上一部分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入地的都市特质并不会对地域性造成影响，但是内部的流出地的人口分布会对共居网络中的整体的地域性造成影响，具体来说，“社区失落”在外来人口分布较为均匀的输入地会表现出较强的效应，反之，“社区继存”会在外来人口分布较不均匀的输入地中具有更强的表现力。

因此可以推论，输入地都市的外来人口均匀度会影响地域性的作用强度，流入地外来人口分布越均匀，地域性在移民社区中发挥的效用就越弱。

(四)共居网络地域效应比较分析

通过梳理文献，本文将地域效应主要分为同乡关系和方言文化，即是否同省与是否同语言，并将语言分为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从模型总体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流入型和非流入型网络之中，地域效应都是显著的正效应，证实了假设1a和假设2a。

纵观三个模型的系数，非流入型网络的系数均大于流入型网络的系数，基本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b和2b，地域性在外来人口分布较为不均的非流入型网络中具有更强的效应。在对系数进行指数化计算之后，非流入型网络中同省的区县进行连接的概率是非同省的4.06倍，而在流入型网络中仅为2.715；第一语言模型中，相同语言的区县比不同语言的建立联系的可能性在流入型和非流型网络中分别是3.43和2.07，而在第二语言模型中分别是1.20和1.13，并且系数均显著。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产业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更能吸引较高学历的年轻劳动力[34]，而已有研究证明，精英群体作为外来人口可以凭借自身的能力融入城市，而非精英群体更需要借助传统的老乡的力量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35]。因而不难理解，在沿海三省的流入型共居网络中，地域性的两个因素均有较弱的表现，而非流入型移民共居网络的系数特征表明，流向非流入省份的流动人口更多地需要借助因同乡的聚集而带来的帮助。

流入型和非流入型网络模型系数差异最大的是同省模型，即在地缘方面，非流入型网络表现出了更强的效应，社区继存和社区消亡论都在城市中得到显现[16]。流入型网络是基于流入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三省的流动人口建立的，这三个省接收了全国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并且地处沿海，经济发达，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其对外来人口的就业机会和租房机会也更多，外来人口可以利用较为成熟的就业和租房市场获得工作机会和解决住房问题，而不必要寻求老乡等支持渠道，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流入其他省份的省份人口分布较不均匀，容易出现一些省份的人口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由此突出了地缘的作用，因此流入型共居网络的同省模型中的系数明显小于非流入型网络。

同时，本文考察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模型系数的差异。在国内已有的移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研究中，认同感是其建立网络的重要因素，而这种认同感背后表现的是对相似文化的认可，也正如滕尼斯对社区的描述，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文化使得社区成员产生亲密关系[12]。因此在已经证明地域效应显著的基础上，对文化因素语言的考察也十分重要。

按照常理，第二语言作为更具有辨识度、更能产生认同感的文化特征，在区分“相似性”上应该会显示出更强的作用，但是从数据上看，在两个网络中第二语言的作用似乎是低于第一语言，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第二语言相关数据缺失值太多造成的。这两个语言因素在两个网络中表现不同，第一语言模型中流入型网络的系数要低于非流入型网络，而第二语言模型呈现出相反的差异，模型系数上流入型和非流入型网络的系数分别是0.183和0.123，这与流入广东、浙江、福建三省的外地省市基本上来自于使用方言较多的南方省市有关，这些省份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但是由于第二语言数据缺失较多，无法进行进一步比较。

总的来说，在这些模型之中，同省的效应普遍高于语言效应，即在地域效应中，地缘上的接近比语言上的接近更能带来同乡聚居的可能，并且模型的结果验证了本文的主要假设，流入型网络中同省效应更弱，即来自不同省份的区县更愿意混居在一起，而在非流入型网络中，区县更容易选择与同省份的区县居住在一起。

表5 地域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外来人口是中国城市人口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居住生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在许多研究中已经得到证实，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户籍属性[9-11,18]，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间聚集已经在研究中得到证实，那么同为非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之间的居住模式如何？这种空间上的聚集是缘何而起？地域性是否在移民共居网络中发挥了作用。本文主要采用社区解放论的观点，首先从网络的角度对城市社区进行再定义，构建了城市的移民共居网络，并且认为由于都市特质的不同，社区失落和社区继存会同时存在，地域性在不同特质的都市移民共居网络中呈现差异，从而提出了本文的假设。

为了验证假设，本文使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建立了广东、浙江和福建沿海三省为子总体的流入型共居网络和以其他省份为子总体的非流入型共居网络。通过对两个共居网络的网络特征分析，发现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在人口流入省份和非流入省份中存在差异，并通过比较不同的网络特征对差异进行了具体阐述。同省三角数在共居网络闭合三角中的比例代表了共居网络中同省聚居的比例，从数据上来看，非流入型网络中同省三角的比例明显高于流入型网络，并且差异显著。这说明在非流入省份中不同来源地的外来人口进行居住选择时更加倾向于选择同省份的外来人口，而流入省份中不同来源区县之间更加愿意混居在一起。该结论在两个共居网络中小团体的平均省份多样性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证实。

同时通过对省内交往水平分析，本文证实了社区解放论的观点，地域性在两个移民共居网络中的差异具体表现为：由于流动人口输出省市的流动偏向不同，偏向流入沿海三省的区县在流入型网络中表现出了更强的地域性，而在另一网络中的地域性表现较弱；与此相反，偏向流入其他省份的区县则在非流入型网络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

其次，两个移民共居网络都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效应，其中同省身份带来的地缘因素要高于使用同种语言的文化因素，即在地域效应中，地缘具有更强的作用。虽然社区失落论和社区继存论在有关都市特质是否会影响地域性的发挥上存在分歧，但是它们共同认为都市特质的确会对地域性产生影响。整体来看，由于人口流入省份和非流入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人口流入省份的就业、住房租赁等市场较为成熟，使得外来人口以沿海三省为主的流入型省份能够通过成熟的市场规则进行就业和租房，而不必要寻求同乡等强关系的支持，同时数据显示，产业发达的沿海地区对高素质的年轻劳动力更有吸引力，这些外来人口凭借自身能力就能够在城市中立足生存，而不必要借助老乡的资源。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第二语言数据的缺失，第二语言的模型系数解释力较弱。且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很难对流入沿海三省和其他省市的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和职业进行考察，否则本文的解释机制能够进一步地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