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褚洪敏

摘要：近年来，家训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传统家训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在立德修身的道德教育、内和孝亲的治家之道、亲仁爱众的伦理观和积极入世崇廉尚洁的为政之道等方面提升着基层社会治理的层次和成效。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要注意三个方面问题，一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择取家训文化的积极因素;二是要注重发挥家训文化的非制度化作用，将家训文化融入乡规民约，助力软法之治;三是要以法治思维烛照传统家训文化，实现道德教化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关键词：传统家训;文化;基层;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4

近年来，家训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注重发挥家庭家风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既体现了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动向，也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传统家训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研究传统家训文化的治理功能，将新时代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中，以家训文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层次和成效。

一、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文化思维

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中讲：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国家和社会的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以传统家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家庭家教家风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点，我们要以家训文化小切口把握社会治理大逻辑。

（一）文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近年来，文化作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文化不仅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社会治理不仅要有社会制度层面的保障，更需要有价值理念的认同。文化作用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主要机制就是在全社会树立普遍认同和遵守的共同价值观。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什么样的治理体系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文化，任何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巩固和发展都需要有相应的文化理念提供保障。所以，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越来越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要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将文化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机融合起来。从当前我国的社会治理实践来看，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也日益凸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也面临着深刻调整。如何对待利益的分化与整合，如何协调利益冲突，促进利益资源的再分配，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急需面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冲突，仅仅依靠政治、经济、法律等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加强文化因素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历史和现实证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本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本土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文化是最深厚的软实力。治理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我们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更要善于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中国治理的现代化既不是摒弃本土的现代化，也不是盲目的西方化。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必须走出现代化与本土化的二元思维。“从本质上讲，个人要自由，社会要秩序，所以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关键就在于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1]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则是为了实现个体的幸福安康和社会的和谐有序。而传统文化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以自我的修身立德为基点逐步往外推，由个人而社会，由社会而国家，由国家而天下，从而实现社会和天下的“大同”。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之间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智慧，是人们追求善治的丰富精神土壤。传统家训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统文化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而形象的体现，这些年来随着国家和政府的重视，也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文化资源。

（二）家庭家风家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点

社会是由无数個体和家庭组成。个人和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真正和谐稳定。从这个角度讲，家庭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将家庭、家风建设放在了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战略高度，不止一次指出：“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十九届四中全会以制度化的形式再次强调：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既是重视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信号，也是党的社会治理经验的新探索。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家训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传统。孟子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2]在中国古代社会治理中，除了皇权政治的显在治理之外，家族统治的潜在治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封建专制特点，再加上古代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皇权往往无暇顾及基层乡村，所以一直有着“皇权不下县”的治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靠传统的宗法关系网络，依靠广大的乡村精英和家族进行统治。“任何社会要想实现正常运转必须利用几种或某种整合方式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各部分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某种稳定度”[3]。而在传统社会中，作为家庭成员精神和情感的归属、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的家庭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途径。以家庭为本位，通过宗法制度的一系列规范延伸到家族乃至社会，进而天下，从而达到基层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整合。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家庭及以传统家训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

尽管当今家庭在家庭规模、家庭结构、家庭关系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细胞没有变，家庭仍然是连接个体和社会的重要桥梁，不管社会发生多大变化，每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都离不开家庭这个平台和港湾。而且社会的家庭治理的基本特征也没有改变，家庭的核心任务仍然是培育和塑造家庭成员的正确价值观;家训起作用的根基仍在，家训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其人伦亲情关系和价值理念已经内化到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存在，家庭和家训文化在提高国民素质、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以家庭建设推动社会治理要把握两点：一方面要重视家庭教育这个源头教育，强化家庭主体责任。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党和政府的引领作用。牢牢抓住家庭这个社会治理的基点，发挥家庭的社会整合功能，以家庭这个小切口撬动社会治理这个大宇宙，才能真正形成家风、民风、社会的良性互动。

二、家训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传统家训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应从家训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智慧，从而实现以家庭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的目的。

（一）立德修身的道德教育有利于涵养人性根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素质

传统家训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出发，以人格塑造和道德养成为目标，把家庭作为道德养成的重要场所，重视立德修身的道德品性教育，并以家庭为基点不断往外延伸拓展，最终实现个体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传统家训非常重视子女的道德品性教育。立德做人始终是家训提出者论述的中心话题。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修身是第一位的。要想成才必先成人。家训中有很多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探讨，不仅体现了对修身立德问题的理性认识，也提供了许多立德做人的方法和指导。如诸葛亮家训把自己多年做人做事经验的深刻总结以书信的形式告诉孩子，君子之行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人修身立德应当做到两个字：静和俭。只有清心静气、戒惰节俭，才能成就个人道德。要做到这点，还需读书立志。许多家训都把劝诫子孙读书立志作为重要的家训。如诸葛亮的《诫子书》中讲道：“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要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必须处理好学、才、志三者之间的关系。王祥在临终遗训中对子女提出的“信”、“德”、“孝”、“悌”、“让”的五条家训更是道出了立身做人的根本。颜之推也把子女品德教育放在非常重要位置，主张要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指出“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4]如果从小就不好好对孩子进行教育，孩子的骄横傲慢习气一旦养成，父母就很难对他进行教育。等到子女长大成人，终究会道德败坏。颜之推还从行业技能对个人安身立命的重要性来鼓励通过勤学来立身于世，不能靠祖上的荫蔽，“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5]他既反对靠祖上荫蔽坐享其成，也反对“使汝弃学徇财”，让子女放弃学业以赚取钱财，即使能够让父母丰衣足食，当父母的也会寝食难安。他告诫子女应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6]继承颜家祖辈相传的读书传统。传统家训这种重视孩子道德品性教育、读书立志的耕读传家的传统对于今天的家庭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以个人品德养成和人格塑造为基础的家庭教育仍然是今天努力的方向和把握的重点。由于社会的高度竞争化导致家庭教育越来越功利化，家庭教育的严重缺位问题和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家庭把目光主要放在了子女升学和赚钱上，对子女的道德人格教育问题往往不太重视。传统家训告诉我们：要想孩子成才立业，首先应该学会做人，做人是第一位的。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应该起到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作用。像颜之推、诸葛亮、王祥等的子孙为什么能够遵照家训去做，关键是家训的制定者、家族的家长们都能够身体力行，为孩子树立好榜樣。其家训本身就是他们家训制定者人生经验的总结，更是身体力行的箴言。孩子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教育，学会了如何去做人做事。直到今天，这种“以德为本”、“读书立志”、“耕读传家”的价值理念和优良传统仍然是今天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和营养，对于培养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素质具有重要作用。

（二）内和孝亲的治家之道有利于形成基层社会文明新风尚

当今社会，家庭作为个体生存发展的环境、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庭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传统家训非常注重对家庭内在的控制和治理，传统家训中蕴含的内和孝亲的齐家之道有利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温情脉脉的现代文明新风尚。

传统家训认为，夫妇、父子、兄弟，此“三亲”者，乃“人伦为重者”。在一个大家庭里，首先要重人伦，重视血缘亲情。传统家训历来重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其中，孝悌在这几种人伦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孝是为人子女对长辈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如《庞氏家训》中讲：“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孝亲贵在一个“敬”字，孝亲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父母的需求，更要在精神上满足父母的需求。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倡导孝亲的传统美德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对于解决当年农村的养老问题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特别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地摆在人们面前。孝养的问题可以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予以制度化解决，但孝敬的问题必须依靠依靠人的道德素质的提升来完善。而传统家训中的孝敬思想可以给我们提供道德的滋养。

悌是兄弟之间的行为规范。传统家训认为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兄弟之间应相亲相爱。如颜之推认为，一个人要广施恩惠，首先应该善待自己的亲人，兄弟之间的相亲相爱对于治家来说非常重要。如果兄弟不和睦，会产生一连串的破坏效应，不仅影响整个家族的和睦，还会导致群体敌视，如颜之推所讲：“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僮仆为仇敌矣。”[7]兄弟之间如此，妯娌之间也是如此，应该以宽恕仁爱之心去处理事情。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关系就要如《程氏家训》中所讲的那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要和，朋友要信，这是为人的本分。社会治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人心的治理，人心的治理是最根本的治理。以孝悌为轴心的家庭伦理道德通过对人的精神塑造和价值引领可以起到人心治理的作用，它不仅可以化解家庭矛盾，协调社会关系，还可以唤回失落的人心，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让大家在精神认同中回归伦理、回归家庭。

内和孝亲的的齐家之道说到底其实是传统家训的人伦情理所在，这种家训文化不仅影响家庭成员的精神品格和行为，也必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要实现这样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融入内和孝悌的齐家之道，以家庭建设为基点逐步往外拓展推进。

（三）亲仁爱众、睦邻亲邻的伦理观有利于重塑现代基层社会伦理

如何处理好与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是传统家训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关系是家族的重要社会关系。传统家训不仅要求家族内部要相互扶持、患难与共，邻里之间也要和睦相处。过去乡里人往往聚族而居，大家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处理好邻里关系非常重要。许多家族往往通过族规家法要求家族成员予以遵照执行。如徽州最早的家训绩溪王氏的“十条家范”其内容就涉及“敦孝友、睦宗族、恤孤寡、勤生业、戒争讼……重家学”等内容，这十条家范讲述的就是绩溪王氏宗族之间和睦相处、守望相助的场景。如果邻里有困难要伸出援助之手，扶危济困。如曾国藩就曾经告诫子孙：“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8]《颜氏家训》中讲：“亲友之迫危难也，家财己力，当无所吝;若横生图计，无理请谒，非吾教也。”[9]范仲淹要求族人要“怜恤孤寡贫”，他还创办了救济贫困族人、救济灾民的范氏义庄。邻里之间要宽容礼让，以和为贵，著名的“六尺巷”故事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邻里之间要明德至善，如果出现矛盾纠纷应该及时予以调解化解，避免矛盾升级。所以，在传统家训中一直有着“止讼”、“息讼”的理念。如《袁氏世范》中讲道：“居乡不得已而后与人争，又大不得已而后与人讼。”[10]同样的，如果有恃强凌弱、破坏宗族团结和邻里关系的做法，就会受到家规族训的严惩。这些家训家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准法律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起到了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作用。

传统家训中亲仁睦邻的伦理观对于重塑基层伦理、重建邻里之美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原来的乡土由“熟人社会”慢慢变成“半熟人社会”或者叫“无主体熟人社会”[11]，人们普遍把梦想投注在对城市的憧憬之上，城市取代乡村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原来在熟人社会里邻里之间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由于有舆论压力和面子等存在，人们还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现在大家不在乎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根本不打算在乡村生活。受市场经济和西方价值观影响，原有的温情脉脉的乡村社会逐渐为利益和金钱所代替，各自为政的原子化状态加剧，往日邻里之间的温情被赤裸裸的金钱利益所代替，乡村伦理道德被践踏，道德严重失范，乡村伦理重建面临巨大压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乡村振兴最根本的是文化振兴，深层次的问题还是文化问题。文化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虽然邻里关系对家风的约束减弱，但是其发生作用的根基仍然存在。要解决乡村发展问题，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优化道德环境、改善世俗风尚同样重要。所以，当下为营造积极健康的发展环境，重建乡村伦理仍然是当下重要的任务。而传统家训中的亲仁睦邻的伦理观无疑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四）积极入世、崇廉尚洁的为政之道有利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功效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中，基层干部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基层干部作为国家下潜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执政为民廉洁奉公，如何整合分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诉求等，这些都考验着基层干部的官德和官责。目前来看，基层社会治理中公共权力的任性与私人领域交往的利益化仍然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典型社会问题。有的领导干部贪污受贿，目中无法，有的基层干部横行乡里，小官巨贪，完全丧失了底线和原则。大家知道，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无限扩张和膨胀，最终会让持有权力者葬身于权力的漩涡之中。我们必须从权力制约的角度着重解决好基层干部的道德修养问题，从而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功效。除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之外，我们还应从基层干部家风建设的角度寻求不想腐、不愿腐的思想根基。

家庭不仅是培养道德规范的第一场所，也是养成公共性思维和公共精神的重要阵地。[12]传统家训虽然论述的多是家庭私域的内容，但也不乏涉及公共领域的为政之道。由此形成的良好家风家训无疑为家庭成员的从政者夯筑了从政的第一道防线。这些优良的家训大都倡导积极入世的理念，强调家国天下的情怀与责任担当，主张入世不为稻粱谋，不为一家一姓尽忠，要为国为民建立事功。如汉阴《沈氏家训》中要求族人“致君泽民，吾儒分内事耳”，强调为官的责任意识。《式古编》则专门列出专章告诫子孙要恪守为政之道，有的如颜真卿虽多次被“贬居远方“，仍然“终身不耻”，身处逆境仍然坚守为官从政底线，“政可守，不可不守。”[13]有的以身作则告诫子孙在义与利的取舍上要坚守道义底线，“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14]这些家训在公与私、义与利的取舍上给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让从政者从家庭这个人生的起点处就自觉树立起独立、担当、积极入世、廉洁的优秀品格和自律意识，无形中有助于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的培育与养成，家庭也在无形中扮演了从政者保护者的角色。

可以说，家庭中的良好家训家风对于从政者的塑造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比如历史上的琅琊王氏家族之所以长盛不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清廉持家、廉洁从政的优良传统。西汉时期王吉“世名清廉”，居官时“不蓄余财”，“去味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15]。如魏晋时期王祥，位居高位，却“家无宅宇”，临终前设下遗嘱丧事从简。据统计，琅琊王氏家族中入朝为官者很多，但大都留有清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良好的家风建设无形中可以净化从政环境，让家庭成员中的从政者潜移默化地受到家风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多次指出：习近平讲道：“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党风、政风、民风、家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党风政风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家庭是温馨的港湾，同时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圈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16]要推进反腐败斗争逐步走向深入，必须将预防腐败体系的关口前移，重心下移，牢牢抓住家庭这个纽带。领导干部也要发挥头雁效应，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管好自己的同时，管好自己的家人。

三、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要处理好几个关系问题：要处理好传统家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观的关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择取家训文化的积极因素;要处理好传统家训文化与乡规民约的关系，将家训文化融入乡规民约，助力软法之治，注重发挥非制度化作用，使用非强制的柔性手段达到社会善治的治理方式;要处理好传统家训与现代法治冲突与结合的问题，以法治思维烛照传统家训文化，实现道德教化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择取家训文化的积极因素

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内容繁多庞杂，既有积极性因素，也有一些封建的糟粕，需要我们用现代的眼光予以批判继承。特别是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去择取传统家训中的积极因素，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然而在家训文化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些地方盲目跟风，对传统家训文化不进行辩证分析就直接拿来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中，这就导致封建沉渣在乡村基层泛起，让对传统家训文化没有辨识能力的人们产生思想的混乱，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传承。如对传统孝道文化的利用方面。现在有不少地方提倡“以孝治村”，就把传统孝道思想不假思索地一股脑地运用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如有些地方就把“二十四孝图”堂而皇之地画在村庄墙壁上，让村民和孩子直接仿效。殊不知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虽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弘扬传承的地方，如做人要有孝心，要对父母心存感恩之心。但是有些具体要求和表现形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我们用现代的眼光进行道德的审视与价值评判。大家知道，传统孝道思想是为了维系和服务古代宗法社会的道德规范，受古代专制制度的长期影响，传统孝道不可避免地被融入了大量维护封建专制、压抑人性的腐朽因素。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就体现了孝道的畸形化与夫权的绝对化。特别是随着近现代以来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这些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的伦理准则。如果不加分辨地一味讲究“愚孝”，对有封建余毒的愚孝思想照单全收，那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传统文化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我们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如在孝道传承方面，我们要看到孝道仍然是协调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道德准则，我们要深入挖掘孝道的根本精神，将孝道的根本精神与历史中出现的种种具体要求区分开来。并且结合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将传统家训与现代文化生活更好地融通起来，在此基础上补充拓展和完善传统家训的内涵，从而增强其在新时代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二）将家训文化融入乡规民约，助力软法之治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要正确处理好家训文化与村规民约的关系。要善于使用非强制性的柔性手段，以村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将法治思维与规则意识落实到村民心中，从而达到社会善治的目的。家训文化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虽然重要而独特，但并不是万能的，也不是无限的。要善于发挥家训的柔性特征，将其融入乡规民约，助力软法之治。如探索家训文化融入村规民约的方式，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家训文化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让村民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上，而应该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自乡村实际，将基本的道德规范融入到村规民约中去。所谓村规民约，指的是从村民日常生活所熟悉的逻辑中形成和生长起来的村民自我管理和约束的规范，是乡民自动自发制定的介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自治规范，内容比家训要广泛，往往涉及乡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治安、经济、社会、教育、礼俗等问题。村规民约相当于一个村子的“习惯法”，是镌刻在村民心中的法律。如中国最早的成文乡约是陕西蓝田吴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它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乡里人能够相互帮助，互相劝善戒恶，通过“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从而达到人与人之间“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理想境界。为了让这些办法容易实行且持久，乡规民约还建立了相应的组织作为保障。与法律等硬约束不同，村规相约是乡里人自发制定的习惯法，旨在从身边最近处的善行做起，化解村民各类纠纷，以村民易于接受的方式达到道德育人的目的。这种使用非强制的柔性手段达到社会善治的治理方式实际上是乡村的一种软治理。

乡规民约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我们要善于寻找家训文化与乡规民约的契合点，从而发挥二者的最大合力。家训文化虽然重点是调节家庭内部成员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但是它的适用性却远远不止适用于家庭内部，还可以拓展到家庭与家庭、宗族与宗族之间。家训文化旨在关注人的心灵，关注人的情感归属与精神危机。其倡导的人伦亲情关系可以让我们在物欲横流的世俗中真切感受到家的温暖，情感的交流。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情越来越淡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紧张感越来越浓厚，但是，家训文化发生作用的土壤还在。在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价值缺失的现代社会，人们的内心深处比任何时候更渴望幸福与温暖。而家训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将陌生人社会变成熟人社会，让人性回归，将人生向上的意义提起来。这种“人生向上的意义”就是文化的理性精神，“這种文化理性精神是乡村建设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更为广阔的民族精神支撑，要进行乡村建设，必须弘扬和贯彻理性精神。”[17]这种文化理性精神极易形成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善于把这种文化理性精神融入到乡规民约中，融入到乡民的道德生活和价值追求中，让它成为乡里人普遍遵守的自治规范，从而发挥其独特的潜移默化的直抵人心的影响力。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一点，在探索家训文化融入村规民约的同时，也要在村规民约中注入民主与现代的因子，重塑现代村规民约，既发挥其具体灵活处理民众日常生活的优势，又能遵守法规，实现二者的有机协调，从而发挥最大治理合力。

（三）以法治思维烛照传统家训文化，实现道德教化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大家知道，家训文化的柔性特征可以弥补法治的短板，特别是在一些法治功能触及不到的领域，家训文化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从源头上减弱或降低犯罪的几率和动机。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家训可以替代法律，或者无视法律。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家训文化的道德教化力量，不能走道德理想主义的老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家训属于道德文化范畴，是法治的重要来源，可以起到涵养法治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一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不仅需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也需要发挥法治的规范作用。家训不能逾越法律，无视法律，我们必须以法治思维烛照传统家训文化。大家知道，中国传统大家族的家规中有一套严厉的“家法”和“家规”，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古代大家族的这套独立的裁判和惩戒权在对子孙德化教育、行为规制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是：这套家法家规中的有些方面显然是与现行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如对于违犯家规行为的处罚方面，由于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社会中，族人少有个体权利和自由，再加上缺少国家监管，有些家族无视国家法律直接动用私刑，比如对于偷盗者或者失德女性滥用私刑，棒打致死或者将女性陈潭等，都是不符合现代文明和法治规范的。从这个意義层面上来讲，传统家规家法家训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必须以法治思维烛照传统家训文化。家训文化决不能违背现行国家法律规范，这是最基本的底线。

《论语为政》中讲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现阶段，我们要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诸多问题，必须走礼法融合之路，一方面借助道德教化，将人生向上的意义提起来，与此同时借助法治的力量，将道德教化与法律规范结合起来，引导村民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以自治为基础，德治为支撑，法治作保障，一体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家训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作用是有限的，不能过多地苛求它。应注重发挥其精神性方面的作用。在数千年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文化治理担当着重要角色。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影响和制约基层社会治理的不仅仅是文化因素，它还受到政治经济等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必须将基层社会治理放在国家治理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发挥多方合力，走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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