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网络谣言的研究现状、热点及未来趋势

龚立群

摘要：目前国内网络谣言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必要对国内现有网络谣言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以进一步提升国内网络谣言的研究质量。选取了来自CNKI数据库中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2004至2019年收录的490篇网络谣言相关研究文献为样本，利用Citespace软件工具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发文时间、发文期刊、发文机构等描述性统计分析以及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目前国内网络谣言已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研究领域，但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且缺乏跨学科和跨机构的合作。今后可围绕经典谣言理论模型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多学科视角挖掘各研究领域的共通性、社会化媒体谣言、分类型谣言研究等领域推进网络谣言研究。

關键词：网络谣言;知识图谱;聚类分析;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91（2020）04

2019年8月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1]。网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为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丰富的信息，另一方面也为各类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目前国内关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已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目前尚未有学者从全局的角度对此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因此，有必要对国内现有网络谣言的研究现状、研究主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梳理。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具有“图”和“谱”的双重性质与特征：既是可视化的知识图形，又是序列化的知识谱系，显示了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之间网络、结构、互动、交叉、演化或衍生等诸多隐含的复杂关系[2]。本文利用科学知识图谱的方法，借助Citespace 5.5.R5软件分析国内网络谣言的发展历程、研究现状、整体知识框架、热点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NKI，为了使数据更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本文选用了CNKI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中的文献作为分析目标集合。使用CNKI高级检索功能，以“网络谣言”作为检索主题词，检索时间设定为“不限年——2019年”。获得检索结果后，将评论、报告和会议综述类文献剔除，最得到2004-2019年共计524条有效目标文献。

二、网络谣言研究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一）研究时间分布

从图1的时间分布来看，国内对于网络谣言的研究始于2004年，至今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1年）是网络谣言的研究起步阶段，文献较少，平均每年5篇左右。2004年南京大学的巢乃鹏、黄娴在《情报理论与实践》上发表了《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一文，是最早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的网络谣言研究文献，也是迄今为止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278次），作者对网络谣言的产生模式、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进行了研究[3]。第二阶段（2012-2014年）是网络谣言研究的快速发展阶段，从2012年（相比2011年的11篇爆发式增长到51篇）开始，网络谣言研究成果快速增长，2014年达到峰值（92篇）。第三阶段（2015-2019年）是稳定发展阶段，文献的增长速度放缓，每年的文献数量较为稳定，表明我国网络谣言的研究已成为一个稳定的研究领域。

（二）发文期刊分布

从表1的排在前十位的发文期刊来看，《青年记者》以发文量52篇高居榜首。排在第二位的是《情报杂志》，发文数量是26篇。排在第三位的是《人民论坛》，发文数量是25篇。从发文期刊及所刊载文献数量来看，网络谣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及图书情报领域的期刊，从总被频次上来看，《情报杂志》和《新闻界》是网络谣言研究较有影响力的期刊。

（三）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发文数量在3篇以上的研究机构有40个。图2显示了排在前10位的国内网络谣言研究机构。研究机构发文数量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发文24篇。紧随其后的是华中科技大学，数量是17篇。排在第三位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和重庆大学（14篇）。这些大学都是目前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的“主力军”。

（四）发文作者统计分析

表2显示了发文数量排在前10位的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兰月新，达到18篇。紧随其后的是张鹏，发文8篇。施爱东位居第三，发文达7篇。图3显示了利用Citespace对发文作者进行的可视化分析，图中节点的大小反映作者发文数量的多少，节点之间的连线反映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48名发文作者之间有33条连线。从图3和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1）高产作者大多来自发文数量多的机构，例如兰月新和张鹏都来自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郭小安、曾润喜都来自于重庆大学;（2）各作者之间的合作大多限于本机构内部，例如来自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兰月新、张鹏、李昊青、夏一雪之间的合作，跨机构的合作较少。（3）网络谣言发文作者所形成的合作网络形成了以兰月新、张鹏等为关键节点的主要核心网络，同时以王国华—方付建、姜胜洪—殷俊—严俊、沈超—朱恒民—朱庆华—周姝怡、潘晓中—刘亚州—付伟、张志安—束开荣、宗乾进—沈洪洲—黄子风等为中心节点的新兴合作团队正不断壮大，形成了一个核心网络、多个团队、众星云集的网络团队格局。

（五）论文关注度统计分析

表3显示了被引频次排在前10位的网络谣言研究论文。排在首位的是巢乃鹏等作者所撰写的《网络传播中的“谣言”现象研究》一文，被引频次达到了278次，远高于其他论文。排在第二位的是孙万怀等作者所撰写的《刑法应当理性应对网络谣言——对网络造谣司法解释的实证评估》一文，该文针对网络谣言法律规制过程中的一些争议性问题（例如信息虚假性的界定标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理解等）进行了详细辨析[4]。华中科技大学的王国华等作者的《网络谣言传导：过程、动因与根源——以地震谣言为例》一文对网络谣言的传导过程、谣言发布者的造谣动因、谣言传播者的传谣动因以及网络谣言传导的社会根源等进行了剖析[5]。论文关注度排在前10位的文章中王国华和姜胜洪分别占了两篇，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两位学者在网络谣言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三、国内网络谣言研究主题和研究热点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文献内容的核心体现。通过关键词频次、关键语中心度、关键词聚类，能够直观地呈现研究领域中研究主题、聚类结构特征、研究方向和研究热点。分析目标集合中的网络谣言研究文献共有关键词116个，出现1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有12个（如表4所示）。

将时间跨度设置为2004-2019，时间切片设定为1，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利用“Pathfinder”算法对图谱进行剪枝，得到网络谣言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图4）。从图谱上看，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的密度较低，整体结构松散;相关研究主题较宽泛，缺少对某一主题方向的纵深研究。网络谣言、谣言传播、网民、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新媒体、谣言治理等是网络谣言研究的高频词。综合来看，网络谣言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网络谣言的定义和特征、谣言的传播规律、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网络舆情和网络谣言的治理、社交网络谣言等方面。

（二）关键词聚类分析

图5是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该图谱以网络谣言为核心大致呈现为以下几大板块内容：第一大部分是有关网络谣言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第二大部分是网络谣言传播研究;第三大部分是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与网络谣言;第四大部分是：新媒体（社交媒体）谣言;第五大部分是网络谣言的治理。本文第四部分主要对这五大研究热点板块进行梳理和分析。

四、国内网络谣言的热点主题述评

（一）网络谣言与网络舆论场的研究

1.  网络谣言内涵与特征

早期的研究者在讨论网络谣言的定义和内涵时，主要从网络谣言与传统谣言对比的角度展开。巢乃鹏和黄娴认为网络谣言作为谣言的一种，并未脱离谣言的基本特点，之所以称之“网络谣言”，只不过因為其发布及主要传播过程是通过网络进行的[3]。网络谣言是指借助互联网（包括有线互联网，和以手机等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无线互联网）传播的谣言[6]。姜胜洪认为从本质上来说， 网络谣言是一种信息交流的过程。网络谣言是谣言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它是通过网络媒介而生成并进行传播的谣言[7]。根据闵庆飞和刘晓丹的观点，媒介的演变深刻地影响着谣言的传播模式，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给谣言带来了新的影响[8]。白中英等认为网络谣言既具有网络的特征，又具有谣言的特征[9]。

陈强等认为网络谣言具有频发性、扩散性、功能性和破坏性等特点[10]。柴艳茹认为，网络谣言的特点主要有：广泛性、快捷性、难控性、互动性和逼真性[11]。曾润喜认为网络谣言的构成要件有：针对特定主题的未经证实的信息;主要在网络媒介中传播扩散;增加了事件的不确定性，其主要特性包含五个方面：交互扩散性、文本可视化、风险性、未经证实性、时效性[12]。胡婷婷认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谣言具有不同于传统媒体的一些“新”的特点：传播主体的匿名性、传播内容的随意性、传播速度的即时性和传播范围的广泛性[13]。

基于对以上文献的分析，本文认为与传统谣言相比，网络谣言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但由于网络这一传播媒介的特点，使得网络谣言在传播模式、传播范围、传播速度等方面具有了一些新的特征，而计算机和网络工具的出现同时又为谣言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更加客观和方便的数据获取。

2.  网络谣言与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是指人们在各种事件的刺激下，通过互联网表达的对特定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4]。网络谣言容易引发网络舆情的形成，网络舆情又容易滋生网络谣言，网络谣言与网络舆情之间呈现出并生、互推以及反作用的耦合关系[15]。刘泾阐述了网络谣言对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不良影响，并探讨了如何时通过谣言治理构建和谐健康的舆论生态[16]。兰月新等认为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易产生网络谣言，而网络谣言的产生可以推动舆情信息的快速传播[17]。姜胜洪和殷俊认为微信公众平台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谣言传播渠道，给舆论管理工作带来诸多新问题、新挑战，表现在：过激言论与不良信息的无序扩散，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信息来源的不确定性，加大信息传播的偏向和极化;发动线下活动容易将公共事件进一步变成社会行动;成为谣言传播的新渠道[18]。

（二）网络谣言传播研究

目前对于网络谣言传播的研究主要从二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采用定性的方法剖析和分析网络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和传播路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定量的方法对网络谣言的传播规律进行建模。

1.  网络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和传播模式研究

网络谣言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和强度。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影响网络谣言传播的心理因素（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社会环境因素（谣言卷入度、信任等）、政治制度、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要素进行了研究。宗益祥和马雅妮认为网络谣言传播的个体心理因素包恐慌心理、趋利心理和宣泄心理;群体心理因素包括理性缺失、从众心理和群体极化[19]。张芳和张谦提炼出了影响谣言传播热度的八项路径因子（包括谣言属性、信源、论说方式、细节信息、诉求变量、认知变量、渠道变量、权威性）和谣言得以高热度传播的三条组合路径[20]。邓胜利，付少雄研究了社交媒体健康类谣言的附加信息对用户信任和分享谣言的影响，研究发现：认证与链接会对用户信任谣言产生显著影响，而认证会对用户的谣言分享意愿产生显著影响[21]。宗乾进等研究了性别对于社交媒体用户造谣、传谣和举报谣言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女性用户中造谣（传谣）的比率显著高于男性用户，男性用户中举报谣言的比率显著高于女性用户[22]。

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式主要探讨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和规律。姜胜洪认为网络谣言的发展并非单一渠道传播，一般分为四种传播模式：链状传播、树状传播、放射状传播和漩涡型复式传播[7]。王国华认为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分为形成与传播两个阶段，其中传播可以分为谣言变异、扩散和转化等[5]。

2.  网络谣言传播模型研究

目前研究者主要从小世界网络思想、微分方程、系统动力学、社会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拓扑结构、无标度网络、演化博弈模型、基于传染病传播模式等角度对网络谣言传播规律进行建模。兰月新通过分析突发事件网络舆情谣言扩散中政府、突发事件、网民和网络媒体4个主体，构建了网络谣言传播的数学模型，对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降低网络谣言接触率及提升免疫者比例可以控制网络谣言的扩散并制定与之相对应的网络谣言控制对策[23]。杨晶，罗守贵结合传播网络的复杂性和社会性，利用元胞自动机的基本原理，构建了网络谣言传播动态模型[24]。洪巍，王虎在传统的SI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真实信息传播者构建了SIRT网络谣言传播模型[25]。刘亚州等结合社交网络中谣言传播的从众效应，基于博弈论构造动态复杂网络演化模型，研究了谣言在该模型上的传播动力学行为[26]。

（三）突发事件与网络谣言

网络谣言与突发事件总是相伴而生，有时甚至成为了突发事件的“次生灾害”。 突发事件产生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等原因，极易滋生谣言，同时由于谣言的传播又容易导致事件升级，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及时解决。因此，自2012来以来，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2012年孙燕以“日本地震”和“温州动车事故”为例，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网络谣言的传播进程和主要传播途径，各个媒介在谣言传播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网络谣言的文本特征和受众态度[27]。兰月新以网民数量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的宏观模型和微观模型，并据此提出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应对的长期策略和近期策略[23]。唐梦斐和王建成以2015年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相关谣言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务微博的辟谣时间、辟谣方式、辟谣主体等内容，揭示政务微博在突发事件中辟谣的具体效果，分析政务微博在辟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28]。张玉亮和贾传玲分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蔓延的原因，并根据突发事件网络谣言在蔓延过程的变异程度和复杂程度将其复制式蔓延、转化式蔓延和复合式蔓延，并针对不同类型的蔓延方式进行建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治理策略[29]。

（四）社交媒体谣言研究

社交媒体的出现，赋予了网民更多的话语权，人人都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创造、分发和共享信息，这也使得网络谣言的扩散与传播出现了新的变迁。目前以微博和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成为我国谣言传播的主要媒介，因此国内研究者主要对微博和微信平台上的谣言特征、传播机制、传播模型和治理策略进行研究。宗乾进等对实名制认证与社交媒体用户谣言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实名认证用户中造谣（传谣）的比率显著高于非实名认证用户中造谣（传谣）的比率;而非实名认证用户中举报谣言的比率显著高于实名认证用户中举报谣言的比率[30]。赵洪涌和朱霖河结合时空滞后、空间扩散和媒体报道等因素对社交媒体市谣言中谣言传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社交网络谣言时空传播模型[31]。张志安和束开荣从媒体与社会视角解析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认为有必要将心理特征与媒介属性、社会语境综合在一起来对微信谣言的传播机制加以分析[32]。

（五）网络谣言治理研究

研究者们大多从宏观角度提出网络谣言治理策略，包括法律法规的完善、及时发布官方权威辟谣信息、提升网民媒介素养、加强网络谣言识别技术等。例如巢乃鹏将网络谣言的控制机制分为两类：硬控制和软控制，其中硬控制包括技术控制和法律控制;软控制包括伦理道德、信仰信念、社会舆论和公关手段[3]。薛恒等在对美国、英国等国网络谣言治理的方法和措施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网络谣言治理的建议，即构建法律体系、依法进行治理;倡导行来自律，共治网络问题;开放大道信息，谣言止于公开;建立网络伦理，维护网络秩序;发展网络技术，依靠科技管理[33]。杨惠和戴海波认为社交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防范与治理措施包括：完善政府信息发布机制、加强网络技术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网络传播法律法规、注重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等[34]。微信謠言治理策略方面，匡文波提出的对策包括：明确微信谣言治理的特殊性、谨防“塔西佗陷阱”、依法治理作为保障、权威信息发布必须及时、技术治理实现事半功倍、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35]。

在微信谣言的治理策略方面，现有研究和实践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的方法角度都还未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所提出的谣言治理对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

五、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1.  网络谣言已成为一个较为稳定的研究领域

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已进入了稳步发展阶段。在早期网络谣言主要通过电子邮件、BBS等传播途径来传播，这一阶段研究者们主要对网络谣言的内涵、特征和传播模式进行了定义和梳理。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逐渐成为谣言的主要传播媒介，研究者们主要对社交媒介平台上的谣言特征、传播模型和治理策略等进行研究。目前国内网络谣言研究数量增长迅速，也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从研究主题上看，研究内容还较为分散，还未形成理论体系。从研究方法上看，定性研究较多，而且大多停留在表层上，定量研究较少。

2.  研究缺乏跨学科和跨机构间的合作

目前国内网络谣言研究涉及新闻与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社会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法学等多个学科，不同的学科侧重于网络谣言某一方面的研究，例如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者大多从定性的角度探讨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传播模式，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研究者则大多从定量的角度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模型，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则大多探讨微信谣言形成的宏观社会影响因素和微观的社会心理因素。各个学科从各自研究视角出发，缺乏学科间的合作。如本文前文数据所显示，目前国内网络谣言研究者间的合作大多限于本机构内部，缺乏机构间的合作。

3.  定性研究较多，缺乏定量研究

从国内现有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上来看，主要以描述性的定性研究为主，而且大多停留在表层上，例如对谣言的内涵和特征的定义、网络谣言的危害性描述、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等。而对比国外网络谣言研究，研究方法则大多以定量研究为主，无论是对网络谣言生成和传播的影响因素的测量，还是对网络谣言动态传播过程的建模。

（二）网络谣言研究的未来展望

基于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展望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的研究议题和发展方向，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经典谣言理论模型在网络环境下的适用性研究

传统研究所提炼出的谣言行为影响因素及心理动机等的经典研究结论，在网络环境（其是社交媒体环境）下的适用性依然值得进一步研究，例如传播媒介的变化是否会催生出新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存在进一步的研究空间，又如谣言在网络环境中传播会发生怎么的改变等。需要将网络谣言放入经典谣言理论模型中开展细致的理论映射，最终在经典谣言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网络谣言的理论体系，从而能够指导实践研究。

2.  多学科视角挖掘各研究领域的共通性

网络谣言研究是一个跨多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如何从多学科视角，挖掘各研究领域的共通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得到新的结论，也是国内网络谣言今后的一个研究重点。例如目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在构建谣言传播模型时，往往对于各个影响因素的考虑不全面或简化了现实环境的复杂性，导致模型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说明力，实际应用性不强，但如果从跨学科角度，在构建模型时同时从心理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整合，则会大大提升模型的可用性和效能。

3.  社交媒体谣言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以微博和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已成为我国謠言传播的主要阵地。加强对社交媒体谣言的形成机理、传播行为、传播动机、传播模型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为政府对于当前网络谣言的传播行为进行适当的监控和引导提供参考意见。由于微博数据的相对易获得性，目前国内对于微博谣言的研究已较为成熟。而微信的私秘性和相对封闭的圈群特征使得其真实数据获取的难度增加，从而使得微信谣言的研究相对较少，而随着微信平台影响力的日益增大，微信谣言的研究将会成为国内网络谣言研究的重要方向。

4.  面向特定类型的网络谣言研究

在不同类型谣言的形成过程中，每类谣言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征，根植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和文化内涵，对应不同的社会心态，很难从单一领域，或者用单一模型进行概括。因此对网络谣言的细分领域进一步开展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把握各类网络谣言的特有形成机理和传播规律，使研究结论更接近实际情况。例如研究各类网络谣言的信息内容特征及表达机制;挖掘各类谣言形成的社会意境和文化因素，分析各类谣言产生背后的特定情境下的社会性格，对各类谣言与社会心态和社会变迁的复杂勾连;探索各类谣言的谣言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及动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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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春 柳